十六日惊悉林牧先生病逝,十七日又痛闻何家栋先生西归。生老病死原是自然规律,两位老先生亦享高龄,但噩讯之骤至仍不免有“天不佑我中华”的悲哀!

读陈子明先生《怀念老何》感慨尤深。何家栋先生在二十周岁之前就先后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将他秘密逮捕审讯。1941年,他在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扫荡中被俘,在战俘营里做了几个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冯镛等一共十三人秘密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因无人介绍,皖南事变前曾任新四军宣传部干事的冯镛被当作“日本特务”枪毙,曾担任八路军小队长的老何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境。

何先生是“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国民党抓他是天经地义,然而没有杀他,坐牢也不及一年。何先生作为战俘,日本人也没有杀他,只让他做了几个月苦力。倒他亲爱的党妈妈,不但让他坐了几次牢,还要审查、批斗他。

何先生把“一切献给党”,而刚刚掌权两年多的党却把何先生当作“大老虎”关进了小黑屋。1957年又让他当了右派分子,随后又加封反革命分子,多次关押、审查、批斗,全家被赶出北京,使他屈辱终生。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

革命不但吃掉了它的儿子,还要吃掉它的孙子。何家栋先生的朋友冯镛被枪毙。林牧先生的二位亲密朋友也死于非命。一个是王天敏,中共地下党员,一度是狂热的革命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劳动教养中死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饥寒交加之中;1947年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梅振干,被定为“极右分子”自杀了。(林牧:《两次反右,三年饥荒》)毛泽东和他的法西斯党欠下中国人多少血债呀!

算起来,陈子明先生也是个革命的孙子。子明先生是江泽民的世侄,因为他的尊翁曾是江的同窗学友;当时子明先生系狱时,陈老先生去找过江泽民,把他令郎写的东西给江看,说我儿子可是忧国忧民啦,为什么抓他?后来从轻发落,保释出来了。去年子明先生和何先生合作的《建设与改造》网站被封,“江泽民病重了”的笑话就在京城传开了。因为江泽民连他的世侄也保护不了嘛,不是“病重了”吗?

千千万万像何先生这样的热血青年,轻信共产党的宣传而投奔革命,结果在革命这座恐怖的熔炉中,个个都被炼成了杀人机器上的“革命螺丝钉”——没有灵魂的斗争工具、没有人性的虎伥。他们亲手为毛泽东建筑了一座血腥、黑暗、占地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伟大牢房,把包括他们自己、他们子孙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李慎之先生对此作过反思,他承认过自己是“帮凶”。他在给何先生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陈子明:《怀念老何》)

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了吗?恐怕还不对。从在井冈山落草为寇开始,毛泽东什么时候是站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之下?毛泽东嗜权如命、嗜血成性,他的一生除了恐怖,就剩下欺骗。例如什么叫“统战工作”?何家栋先生和一名中共党员间就有过如下精彩的对话:“某某是延安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什么统战?”“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你懂什么!拿破仑就说过,政治是只讲智慧,不讲道德的。”“破轮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这是什么立场?只要对抗日有利,使用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没到过延安,没你那么多见识。”(陈子明:《怀念老何》)(武宜三按:“抗日”是假,用民族主义谋杀国民政府、煽动阶级斗争、滥用暴力夺权是真!)

既然知其“良心之未必良”,为什么仍然栽进了这个不讲道德、不择手段的政党怀抱呢?问题就出在他们“两头真”之前一头了:这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为“革命”血流成河,为“革命”误尽苍生。“革命”两个字,叫我中华民族这条古老大船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中,转了一百多年,如今仍然陷于险滩旋涡中而冲不出历史的三峡。那么怎样才能免于彻底沉船的危险呢?这题目太大了,非我所能置喙。只好把中国近代史专家、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开的一个药方抄在这里:抛弃民族主义思潮、抛弃激进主义思潮、抛弃民粹主义思潮。

19oct2006于流浮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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