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日惊悉林牧先生病逝，十七日又痛闻何家栋先生西归。生老病死原是自然规律，两位老先生亦享高龄，但噩讯之骤至仍不免有“天不佑我中华”的悲哀！
读陈子明先生《怀念老何》感慨尤深。何家栋先生在二十周岁之前就先后坐过国民党、日本人和共产党的牢房。1940年，天水行营交通工作队的国民党“特别党部”将他秘密逮捕审讯。1941年，他在日军对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大扫荡中被俘，在战俘营里做了几个月的苦力。1943年，他和冯镛等一共十三人秘密离开天津，投奔八路军冀东十三军分区，因无人介绍，皖南事变前曾任新四军宣传部干事的冯镛被当作“日本特务”枪毙，曾担任八路军小队长的老何被当作“国民党特务”，在关押一段时间后驱逐出境。
何先生是“中共地下党联络员”，国民党抓他是天经地义，然而没有杀他，坐牢也不及一年。何先生作为战俘，日本人也没有杀他，只让他做了几个月苦力。倒他亲爱的党妈妈，不但让他坐了几次牢，还要审查、批斗他。
何先生把“一切献给党”，而刚刚掌权两年多的党却把何先生当作“大老虎”关进了小黑屋。1957年又让他当了右派分子，随后又加封反革命分子，多次关押、审查、批斗，全家被赶出北京，使他屈辱终生。两个儿子在文革中悲惨地死去。
革命不但吃掉了它的儿子，还要吃掉它的孙子。何家栋先生的朋友冯镛被枪毙。林牧先生的二位亲密朋友也死于非命。一个是王天敏，中共地下党员，一度是狂热的革命分子，1957年被打成右派后在劳动教养中死于超负荷的劳动和饥寒交加之中；1947年中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全国学联主席梅振干，被定为“极右分子”自杀了。（林牧：《两次反右，三年饥荒》）毛泽东和他的法西斯党欠下中国人多少血债呀！
算起来，陈子明先生也是个革命的孙子。子明先生是江泽民的世侄，因为他的尊翁曾是江的同窗学友；当时子明先生系狱时，陈老先生去找过江泽民，把他令郎写的东西给江看，说我儿子可是忧国忧民啦，为什么抓他？后来从轻发落，保释出来了。去年子明先生和何先生合作的《建设与改造》网站被封，“江泽民病重了”的笑话就在京城传开了。因为江泽民连他的世侄也保护不了嘛，不是“病重了”吗？
千千万万像何先生这样的热血青年，轻信共产党的宣传而投奔革命，结果在革命这座恐怖的熔炉中，个个都被炼成了杀人机器上的“革命螺丝钉”——没有灵魂的斗争工具、没有人性的虎伥。他们亲手为毛泽东建筑了一座血腥、黑暗、占地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伟大牢房，把包括他们自己、他们子孙在内的全中国人民都关了进去。
李慎之先生对此作过反思，他承认过自己是“帮凶”。他在给何先生的一封信中感叹：“五十年前，我是一个青年共产主义者，满腔热血，一片赤诚。五十年后居然走到了原初的对立面”。老何在回信中说：“当初走进这个队伍，完全是看中那面民主自由的旗帜，现在也不能说是走到它的对立面，倒应该说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陈子明：《怀念老何》）
是他们走到了咱们的对立面了吗？恐怕还不对。从在井冈山落草为寇开始，毛泽东什么时候是站在民主自由的旗帜之下？毛泽东嗜权如命、嗜血成性，他的一生除了恐怖，就剩下欺骗。例如什么叫“统战工作”？何家栋先生和一名中共党员间就有过如下精彩的对话：“某某是延安派来做统战工作的。”“什么统战？”“这你不明白，就是借政府名义，发展抗日力量。”“我明白，统战统战，借窝下蛋。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明统暗战，这不道德。”“你懂什么！拿破仑就说过，政治是只讲智慧，不讲道德的。”“破轮之可拿，正如良心之未必良。”“你这是什么立场？只要对抗日有利，使用什么手段都是道德的。”“我没到过延安，没你那么多见识。”（陈子明：《怀念老何》）（武宜三按：“抗日”是假，用民族主义谋杀国民政府、煽动阶级斗争、滥用暴力夺权是真！）
既然知其“良心之未必良”，为什么仍然栽进了这个不讲道德、不择手段的政党怀抱呢？问题就出在他们“两头真”之前一头了：这一头是“青年时代为追求真理，真诚地参加革命”。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是百年身。为“革命”血流成河，为“革命”误尽苍生。“革命”两个字，叫我中华民族这条古老大船在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型中，转了一百多年，如今仍然陷于险滩旋涡中而冲不出历史的三峡。那么怎样才能免于彻底沉船的危险呢？这题目太大了，非我所能置喙。只好把中国近代史专家、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袁伟时教授开的一个药方抄在这里：抛弃民族主义思潮、抛弃激进主义思潮、抛弃民粹主义思潮。
19oct2006于流浮山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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