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余英时先生荣获第三届克鲁奇奖

尊敬的余先生、余太太:

各位朋友:

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是为了祝贺余先生荣获第三届克鲁奇奖。国会图书馆已经举行了盛大庄严的授奖仪式,今天的聚会,不过是为了表达一下我们这些直接得到过余先生指教和扶持的人对余先生的一番特殊的敬意。我想,凡八九之后接受过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接济的流亡学生学者,都不会忘记余先生的功德。我和北明93年才来到美国,算是最晚逃离中国的,赶上了中国学社的一个尾巴。我还记得见余先生第一面的印象:就是在余先生那个藏书已经顶到天花板的书房,余先生促膝谈心式地对我说,他的一位子侄辈亲戚便死于六四屠杀,“天安门广场上也有我的血。”我忘不了余先生说这话时的神态。这句话,使余先生从一位陌生的学者一下子就变成了“自己人”。那几年,我们常去余先生家,无拘无束地聊天、抽烟,真是一段值得怀念的日子。

余太太对我们的关怀也是无微不至,令人难忘的。我们的小女儿出生之后,余太太特地为她订购了上等的尿布,真正的尿布,不是现在通行的那种一次性的纸尿布。换下来后,用水简单冲一下,扔进一个专门的防腐桶里面,尿布公司每周一次拿干净尿布来换。打听了一下,月费200美元,吓得我们夫妇直央求余太太千万别再订了。后来好歹停了,但尿布公司忘了取走最后一桶脏尿布,这一桶尿布洗了又洗,就把我们的女儿拉扯大了。直到今天也没舍得都扔掉,那是普林斯顿生活的遗迹。

余先生被史学界同仁尊称为研究中国历史和思想史的当代最伟大的学者。作为外行,我们恐怕不好在这赞词之上再添加什么了。说来惭愧,我的兴趣在文学,对余先生的著述缺乏应有的关注。大约一年多两年前,北明买了三套大陆刚刚出版的余先生著作,两套三联一套广西师院的。我凭兴趣抽出了《方以智晚节考》,不料拿起便不能放下。阅读中的那种震撼感,竟然使我辗转反侧,夜不能寐。下面是我的一些读后随感,完全谈不上全面评介,不过一鳞半爪。

方以智,字密山,安徽桐城人,明末清初的大学问家,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仅文章好,尤重气节,一生大节凛然。早年身怀血疏,为父鸣冤。青年时代接武东林,主盟复社,应该算是持不同政见者。李自成进京,到自缢而亡的崇祯帝灵前痛哭,被农民军俘获。后又规避党祸,流亡岭南,以卖药为生。清军南下,组织抵抗,兵败被俘,宁死不向“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的刽子手们俯首称臣。清军统帅为其忠贞所动,任其披缁出家。《方以智晚节考》考的是什么呢?考的是方以智之死。余先生发现,明末清初那些不与满清合作的知识分子,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其亡国之后的著述,虽触犯禁忌,但大体都能刊行并传诸后世。其不向暴清俯首称臣的志节,也为天下后世所共仰。唯独方以智,不仅著述散失,就连晚年生涯也隐晦难辨。偶有谈及方以智晚年生涯尤其是方以智之死的诗文,亦多闪烁其词,似有难言之隐。方以智死后不久的官修正史,对他的死轻轻一笔带过。一百年后,官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同样讳莫如深。这种反常的情形引起了余先生极大的兴趣,便发愤搜读一切与之相关的文字,包括诗文、地方志等各种公私纪录,积十数年之功,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方以智并不是像当年一些文字记载所称患急症病死,而是反清复明活动败露之后,效法先贤,投水尽节。

首先令我极感钦佩的是余先生的考证功夫。

如破案一般,怀疑首先来自蛛丝马迹。往往是一个词、一句话、一种语气,正如余先生自己所言:“余之初主自沉说实由文字之可疑而起。”

方以智三子方中履某次谈到父亲之死,用了“及于难”三字,余先生便有所警觉,感到这三个字“甚为惹眼”。一般记载方以智死于急病,但方中履在自己的一部文集中有两句话,一句是“先公慷慨尽节,不少曲挠。”一句是“惶恐滩头,先公完名全节以终。”也令人感觉言犹未尽。余先生认为,以方中履之文字修养,断不能以“慷慨尽节”、“全节”等词汇描述其父病死舟中。在另一篇文章中,方中履提及父亲之死,又露了这样一句话:“余兄弟亦惟止水相踵自勉”。对古文字的高度敏感的余先生立即抓住了“止水”一词,考证出“止水”在古汉语中即是“自沉”。——就这样,笼罩在方以智死事上的迷雾被渐次拨开。

虽然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证明方以智是蹈水自尽,但相反的证据也是不能绕过的。方以智的侄子方中发在自己的一部诗集中写了一条小注,说伯父晚岁遭人构陷,被迫赴粤,“舟次惶恐滩,疾卒。”方以智被拘捕后走水路赴粤,方中发是同舟随伺伯父的,他说“疾卒”,看来作病逝以外的解释就很难了。但余先生考证,跟据方以智的病情和案情,万不能登舟两三日即病死。余先生便怀疑“疾卒”的这个“疾”字,不应解释为“疾病”,而似乎应该是“遽速”。果不其然,这个怀疑得到了证实。次子方中通在自己的一首诗中写了这么两句:“波涛忽变作莲花,五夜天归水一涯。”然后注释道:“辛亥十月初七日舟次万安,夜分波涛忽作,老父即逝,而风浪息云。”读到“老父即逝”一句,余先生立即意识到,他关于“疾卒”的推测得到了证实。“疾卒”就是“即逝”,突然性死亡。这样看来,方以智投水自沉的推测应该是得到了证实。但是,又发现了相反而明确地说法:“疽发于背……终焉致命。”到此为止,病逝与自沉两说各执一词,难以定案。按照余先生自己的说法,这个案子是波澜迭起,接下来又看到三子方中履的一首诗,其中有两句是“惶恐滩头风雨罢,相看俱在失吾亲。”他也是同舟随伺方以智押解岭南的,这两句诗应该是当时情境的准确描述。即是说,风平浪静之后,同舟者相互检视,唯独失踪了一位方以智。读到此处,余先生“不禁拍案而起曰:”此案完全可以定谳矣!‘“虽如此,余先生仍然对病逝说的基本史料进行了细致的有说服力的考证。如”疽发于背……终焉致命“,其前半句”疽发于背“是”造反“之双关隐语,影射其案情。至于后半句”终焉致命“,其”致命“一词,在古汉语中已有固定语义,即”成仁取义“。这一句话前后联起来,就成了”因反清复明案发而舍身成仁矣“。

一个掩埋了三百年的疑案,终于在余先生慎密的考证下复原重建——

方以智61岁那年,因反清复明事发被捕,经由赣水递解岭南。船至万安县城南门外的惶恐滩,蹈水尽节。

惶恐滩得名于苏东坡,但成为一种精神象征则来源于文天祥的不朽诗篇《过零丁洋》。这首诗脍炙人口,我这里只引后四句: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到方以智尽节时,文天祥已死难389年。惶恐滩早已成为孤臣孽子之圣地,而再不是赣江之一险滩。方以智当时被世人以文天祥相期许,他内心深处又完全认同儒家那种“死得其所”,为道义献身的生死观。他一定记得同时代的著名东林党人高攀龙的名言“当死便死”。如此,当船到惶恐滩之际,方以智便来到了属于自己的死得其所之所,当死便死之处。慷慨尽节就成了他此生中最后一件要认真做好的事情。当然,方以智并不是要殉明,正如陈寅恪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此种文化的托命人所殉者,原是文化理想和道德价值。

334年前一个初冬日的夜晚,押解方以智到岭南接受审判的大木船抵达万安城外。方以智问:“到什么地方了?”众答:“惶恐滩。”方吩咐说:“住下吧”,然后命人取水沐浴。浴毕,端坐对众人说:“去罢。”众人敏感有异,遂问方有什么话要嘱咐。方答:“没有。”那一夜风浪大作,舟中颠簸不已。黎明之前,方以智趁人不备,摸出船舱,纵身投入怒涛。惶恐滩,这个孤臣孽子的神圣死所,接纳了忠魂,升起一朵如莲的浪花,其后风平浪静。

最后一个疑点是:为何官方史志和民间诗文皆不直言方以智自沉殉节,或谎称病死,或闪烁其词。余先生的考证是,方以智反清复明事发,不仅民间有人舍身相救,就连对此案负有责任的江西、安徽、广东三省地方官员,也尽力斡旋、陈情担保。如据实以报,三省官员皆有牵连之责。尤其江西官员,更不能推卸其疏于监守之罪。因此,官方文书只能以“病死”来推诿责任。从方家遗属和亲友来说,无论是要保护家族安全,还是不愿连累官场上的众多恩人,都不能直书方以智殉节之真相。正如方中履所言,“讳忌而不敢语,语焉而不敢详。”而只能微婉其词,隐约其说,以留待后世。方以智自沉赣水是1672年的事情,整整300年后,余英时先生于1972年完成了历史学杰作《方以智晚节考》,其副题为:“桐城方密之先生殉难三百年纪念”。一件当时天下共知的事件,在史料散失,正逐步湮灭为千古疑案之际,一位安徽桐城之邻县潜山子弟余英时先生远隔大洋,发掘出历史真相。经由这部杰出的历史学著作,余先生为我们中华民族先贤祠增添了一尊雕像,一缕文天祥式的民族之魂。这是值得我们深深感激的。

在《方以智晚节考》里,余英时先生还努力复原了明末清初那个令人恐怖的时代,以及方以智周围各色人等真实复杂的情感、思想和人性。今天读来,十几代人之前那种“集体良知”,尤其令人感慨。方以智罪涉谋反,“家人齑粉在俄顷”,“闻者咋舌摇手,如疫疠猛火不敢近”。在这种情形下,仍有乡人为之举幡辩诬,对簿公堂,并匿藏于家。郡县皆有官吏“伏床饮泣”,不忍参与执法。仅方家后来设报恩堂立牌位纪念的,就有中央并赣皖粤三省各级官员一十九位。至于方氏家族,更不惧株连,满门节烈。尤其是两位儿媳陈舜英、张莹,大难临头而泰然自若,勉其夫以大节。陈舜英诗云:

世外犹遭难,人间敢惜生?
便捐男子血,成就老亲名。
君指天为誓,余怀刃是盟。
一家知莫保,不用哭啼声。

真是大义凛然,叫今日我们这些须眉羞愧难言。

读《方以智晚节考》,先如探险、破案小说悬念迭起,继而震撼、崇敬,最后是汗流浃背,中夜徘徊。感谢余先生,在我们不幸遭遇的这个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集体道德沦丧的时代,在这个卑躬屈膝,不知公义节操为何物的时代,在这个寡廉鲜耻,男盗女娼的时代,以《晚节考》为我们这个民族找回了一些人的尊严。谢谢余先生,谢谢您隔十数代人之岁月,舀三百年前惶恐滩头之赣江水,荡涤我们的灵魂!

在阅读《晚节考》那个难眠之夜,我不禁想起了陈寅恪。陈先生用自己最宝贵的晚年时光,不写通史,却写了一位江南名妓柳如是。余先生早分析过了,这是骂人呢!“骂当世读书人都已成了戏台上的‘男旦’”。在《晚节考》中,同样隐含着这种对当代知识人的轻蔑与严责。历史是什么?历史不仅仅是朝代更迭,器物典章,历史更是精神史、宗教与魂魄,历史还是热情、血性和生命力之传递。陈寅恪、余英时等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托命人,以他们一生的治学,告诉了我们这个道理,并完成了他们的传递。我以为,在所有的人类精神中,悲剧精神是顶点。陈寅恪和余英时完成了这种民族生命最神圣的传递,由是而成为中华民族伟大的祭师。

在永远的美丽的普林斯顿,我和北明的生命轨迹有幸和刘宾雁、余英时、林培瑞与在座各位相交,这是我们的缘分。想起来,心中便充满感恩之情。

最后,我要谢谢慷慨好客的主人林培瑞、童屹夫妇。他们的提议,使我们大家蕴藏已久的心愿得以实现。

2007年1月6日于普林斯顿

直笔隐语斥“男旦”
——陈寅恪余英时共识探微

黄河清

蒙郑义道兄赐示“在祝贺余英时先生荣获克鲁奇奖友人聚会上的发言”。其文抒写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读后感慨,观微知著,见神识髓,一语中的,旁及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悟深得真,一矢双鹄;兼行文情挚意重,文采斐然,铿锵符节,令人三叹。余不敢再写读后,爰作探微短章,以附骥尾,同申敬意。

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与余英时先生《方以智晚节考》乃当代文史考证上的双璧。

余先生考明末志士方以智密谋反清、赴难死节;陈先生论明末风尘女子柳如是绝世才情、忠肝义胆。钱宾四先生序余书曰:“而密之乃得以干净为一明代人”!柳如是叱明亡之际拒践约以身同殉国难的男人钱谦益曰:“公不死于乙酉,而死于今日,不已晚乎?”一雌一雄,亦乾亦坤,雄视天下,雌傲古今,是乃双璧!

余英时作《陈寅恪晚年诗文笺证》。因缘际会,陈寅恪得阅是书,下四字评语“作者知我”。“知我”者何?陈有《男旦》一诗:“改男造女态全新,鞠部精华旧绝伦。太息风流衰歇后,传薪翻是读书人。”余作《陈寅恪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有句“骂当世读书人都已成了戏台上的‘男旦’”。一故一健,耆宿时贤,直笔隐语,考古椎今,是乃双璧!

晚学小子,识字读书。瞻之陈公在前,忽焉余英继后,高山景行,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警我以气,策我以节。谨领教诲,敬撰联语,以悟以告:“传薪翻是读书人”已镌于心,直笔隐语斥“男旦”,敢学三分!联曰:

陈寅恪论柳如是,残花败荷胜谷兰篱菊,感堕风月傲松柏,叹旧时勾栏犹存风骨;余英时考方以智,赴水沉江效屈平文正,羞见精英沦伎男,哭新世文坛已无精神。

晚学:黄河清上

丙戌年小寒后三日 于地中海畔

首发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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