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南央
2014年6月18日，刚要提笔起草第二篇跟进报道文章，收到夏楠律师的邮件，发来了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的“受理案件通知书”。通知书是那种统一格式，说收到了我的“诉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机场海关行政处罚一案的起诉材料，经审查，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受理条件，我院予以受理。特此通知”（楷体为手写，其余为打字）落款日期二O一四年六月十八日。也就是说，我的“状告海关案”于6月18日在三中院正式立案。这一天，距三中院接受我起诉材料的日子——2014年1月7日整整162天，超过法定的7天答复期限155天。尽管如此，我和我的律师还是为跨出了这第一步而感到高兴。
我的估计，三中院的领导终于作出“予以受理”的决定，一定是等到了“上面”对这个案子如何审理、如何判决的指令。接下来的事，承办法官只要按领导的既定方针演好庭审戏就可以了。因此，对于审判结果，我和我的律师不抱乐观态度。但这毕竟给了我和我的律师与被告——北京机场海关同台出场的机会。你演你的戏，我做我的庭辩，且看“法官”先生和海关法律代表的戏如何演: 允不允许媒体和普通大众旁听庭辩和审判，让不让我的律师在法庭上说完要说的话。
书刚刚被扣时，和后来在无望地等待三中院的立案与否的决定中，先后有一些朋友劝我找一找父亲的旧部或者在朝的关系，疏通海关，将书取回就算了。我曾经有过游移不定。但是在我的律师对海关的处罚通知提出行政复议后，不到两周，海关发出了连所扣书刊名都不出具的行政处罚决定，摆出一付“老子说的就是法”的蛮横嘴脸。此后，随着诉讼的原地踏步和时间的推移，我渐渐理清了思路：这次的扣书案，我必须坚定地穷尽法律程序而不追求结果——在这个案子的起诉过程中绝不去动用“上层资源”。那么多被扣过书的人，有多少人有“上层资源”可以利用？用“上层资源”，即使拿回书，又有什么意义？想到父亲李锐在他的《口述》中谈到我的爷爷李积芳，他和黄兴、宋教仁是好朋友，是第一批同盟会员，醉心于在中国推行民主政治、实施宪政。我的父亲李锐追寻其父理想，青年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因为矢志不移而受尽磨难，晚年唯一忧心：“何时宪政大开张”？如今，我这李家第三代也已年过花甲，爷爷的宪政之梦在中国仍看不到实现的晨曦。如果我不甘心于这个现实，如果我愿意继续追寻爷爷和父亲的宪政之梦，我就不应该只是抱怨而无行动。有位朋友来信对我说：“公益诉讼很难打赢，据说在西方国家也是，因为对手往往是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可以左右法庭，在中国，这个利益集团常常又和政府有关联。特别是您这个具有政治内容的诉讼，直接碰触了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打赢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但是我很同意您所说，有时诉讼行动需要的是这个过程。公益诉讼的结果不以胜败论英雄，即便败诉，也会推动社会发展进步。”更多的朋友鼓励我：“坚持也是胜利！”
有件事很有趣，我的一位德国朋友对我说：你的爷爷根本不像中国人，倒是很像我们西方人。我的女儿怀孕后出现较严重贫血，一查，贫血的属性竟然是“地中海型”，一种欧洲人才会有的类型，而不是一般亚洲人的那类贫血。我姑姑曾经告诉我，我们老家湖南平江长寿街李姓家族的人，都是高鼻梁，深眼窝，躯干长，下肢短，脑袋大。典型的犹太人体型。据说犹太人无论分布在世界的哪一角落，都绝不改变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性，有自己的独立群体和互助。只有流入中国的一支被汉民族彻底同化了。我们的中华民族曾经有过多么博大精深的文化，有过多么海纳百川的襟怀！何至于走到今日，居然连一位97岁的老人回忆自己一生经历的著作都不能相容呢？一个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消灭敌人的最高智慧是：化敌为友。坚决、彻底、毫不留情地消灭一切“敌人”，没有一个个人、没有一个政党、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做到。美国就是一个最好的明证：她投入的以千亿计的资源和数千年轻的生命，历时两任总统的“反恐”战争，至今结果如何呢？美国人民自“911”后，对恐怖分子袭击的担忧减低了半分吗？
我写过纪念李普伯伯的文章，追忆他生前对我说的那句振聋发聩之言：“共产党不亡，天理不容！”那是因为共产党一错再错，不思悔过，越错越大，比他们当年反对的国民党的独裁、专制还要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李普伯伯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要“打倒共产党”。我也曾经问过我的父亲：你不退党，还当共产党员，是不是因为你要靠党发给你的工资生活，要靠党给你的医疗待遇看病？父亲回答我： “不是，是因为留在党内还能够起点作用。”显然地，李锐不是共产党的敌人，他所希望的是共产党能够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错误，改正错误，领导国家走上宪政的道路。我自己在公开的文章和私下与朋友的交谈中，明确表达的是：我所追求和努力的不是“打倒共产党”，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一党专制的作法，我拥护共产党执政。如果连李锐这样的、自己党内的民主派的一本回忆录都不能见容；如果连我这样温和、理性，从不参加和致力于什么运动的守法公民都不能兼容；共产党的第五代领导人还有朋友吗？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如今的情势已是如此复杂，靠了习主席一个人统领一连串的党、政机构之外的小组，连温和、理性如徐友渔，尊法、敬法如浦志强这样的人都要拘捕，化友为敌，这不是习主席的策略能不能成事儿的问题，而是如此下去，还能支撑多久呢？共产党亡了不要紧，若国家陷入混乱，如何得了!
毛泽东时代尚有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李锐这样的人站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意见，党外还有章乃器、章伯钧和罗隆基这样的大右派，有所谓“反党”或“让共产党下台的野心”。邓小平时代还有赵紫阳不惜被囚禁至死，坚决反对动用军队对付学生和市民。自江泽民上台始，江、胡、习之权威远不如毛、邓，而在位当政的中共党内、党外众人之中，却再听不到黄钟大吕之声。共产党真是气数已尽！
尽管如此，我还是期待着那个作出受理决定的“上面”有足够的智慧，不要把李南央状告海关案办成又一场法庭戏，而是让承办法官不受干扰地、独立地公正断案；允许庭辩和审判向媒体开放、向关注此案的民众开放，让这个案子成为真正由法官审理、由审理人负责的中共第五代领导下的、向尊重法制方向迈进的示范案例。以一人、一党的独断、专行是根本无法走出中国目前的困境的，只有倚仗法制的力量，倚仗媒体的力量，倚仗公民的理性，审理贪腐和一切违法的官员，走宪政之路治理国家，我们的民族才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