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先生是北大著名学者和教授，维基百科称他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最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学者之一，老北大精神的传承者。在国内外学界享有崇高的声誉。他对中共当局有犀利大胆的批评，对大陆思想文化特别是教育的批评尤其振聋发聩。 他提出“北大失精神”等言论，并撰文称中国最好大学培养比贪官更可怕的人。语惊四座，引起社会强烈反响。
钱理群教授在他撰写的《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中指出，“在中国的大学里，包括最好的北大、清华，都正在培养一群20几岁就已经’老奸巨猾’的学生，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懂得配合，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一旦这些人掌握了权力，拥有了地位，带来的危害比贪官污吏更大！”
钱理群教授退休之后，曾经义务到一些场合去讲学，钱教授是研究鲁迅的专家，讲的也是介绍鲁迅的课程。但讲了不到一个月，原来座无虚席的教室只剩下三三两两的学生，并不是钱教授的课不好，而是大家觉得，现在听鲁迅对于自己的升学、就业没有半点帮助，大家都很忙，哪有时间来听这些“没用”的课呢？
为此，钱教授感慨万千，他在《大学里绝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文章中，把这种现象背后的本质揭露了出来。
钱理群教授的文章这样写道：
“2007年有条新闻看得我毛骨悚然，说新生未入学，家长和学生就忙成一团，通过一切途径，找各种关系以求打点、照应。据说很多大学生，还没上大学，就开始打听，大学英语课，是某某老师教的？哪个给分数高？团委和学生会哪一个比较有前途？评奖学金是不是只看成绩还要在学生会混得很好？还没进学校就开始打听这些消息。据说有一个没有正式报到的新生，把学校里主要领导、团委书记、班主任都摸得清清楚楚。这真让我目瞪口呆。公关思维、搞关系思维，已经渗透到大学一年级学生中，这是不能不引起警戒的。
人们经常说北大是全国的尖子的集中地，北大要培养尖子，要培养精英。我自己并不一般地反对精英，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更重视非精英，更重视普通的学生。像北大这样的学校，培养精英是无可厚非的。我们现在需要讨论的是，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精英，或者我们每个同学要把自己培养成为什么样的尖子？
我现在恰好对这些尖子学生非常担心,在我看来，真正的精英应该有独立自由创造精神，要有自我的承担，要有对自己职业的承担，要有对国家、民族、社会、人类的承担。这是我所理解和期待的精英。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教育，特别是我刚才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出一批我所概括的‘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所谓‘绝对’，是指一己利益成为他们言行的唯一的绝对的直接驱动力，为他人做事，全部是一种投资。所谓‘精致’指什么呢？他们有很高的智商，很高的教养，所做的一切都合理合法无可挑剔，他们惊人地世故、老到、老成，故意做出忠诚姿态，很懂得配合、表演，很懂得利用体制的力量来达成自己的目的。
坦白地说，我接触了很多这样的学生，甚至觉得这都成了一种新的社会典型。问题是，这样的学生，这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体制所欢迎的，因为他很能迎合体制的需要，而且他是高效率、高智商，可怕就在这里。那些笨拙的、只会吹牛拍马的人其实体制并不需要，对不对？就这种精致的、高水平的利己主义者，体制才需要。这样的人，正在被我们培养成接班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我最担心的问题。我讲这番话的意思，也不是要责备他们，这也不是这些学生本身的问题，是我们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这是我们弊端重重的中小学教育、大学教育结出的恶果，这是‘罂粟花’，美丽而有毒，不能不引起警觉。
问题是，我们的教育者对此毫无警戒，而我们的评价、选才机制，又恰恰最容易将这样的‘有毒的罂粟花’选作接班人……”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北大老校友王军涛先生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评论说,钱先生的观点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来说，描述得很到位。实际上从80年代到九十年代后期开始，一直到21世纪，北大学生确实是和以前的80年代的学生不一样。他说：“我自己作为北大校友，在微信群中讨论问题时，明显感到80年代学生是明显站到了正义和道义一边，而非世俗功利一边，站在弱势群体而非强权一面。80年代的学生更关注社会公益，原则，而后来的学生更关注具体性的功利指标。这个分界非常明显，包括对雷洋案的讨论，签名的大多数都是80年代的学生。这说明在89年后中国的大学教育包括北大，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80年代的学生比较关注社会和专业之外的事情，作为公民他们思考大的问题。但90年代后期的学生对此关注就较少。”
但这样看这个问题是否完全公道呢？王军涛先生指出，其实他自己也有看法，他说，从政治立场来说，他比钱先生还要激进，比如他就认为共产党就应该被推翻。但他也理解下一代人年轻人，和他们对话的时候，觉得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理由。首先这些年轻人更希望从专业上去讨论一些问题，而他们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就是他们设置了一些禁区，一旦你进入这个禁区，他就说你进行了非专业的讨论。
第二，他们想社会进步或政治进步时，他们更多地希望抱着一种渐进的态度，通过一个具体事物的改进，来实现社会的进步,不愿采取革命式的狂飙突进的方式，他们愿在其中扮演角色。
第三，王军涛先生说，要看到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还是体制问题。他接着说，这些年轻人既想推动中国进步并在其中起作用，同时也能谋取自己的个人利益。89年以前的人是不惜倾家荡产家破人亡来推动社会进步，现在的年轻人包括一些维权律师，更顾及家庭，个人，这也没错。这一代和上一代人最主要的区别还在于专业化。专业化有个很大局限，就在于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处理得很合理，但社会中的强权无法用合理方式去解决，面临这样的问题时，他们就止步了。这也是一种职业训练结果，所以用学术方式无法对付强权压制，从而得出你应该得出的结论。
从这个角度讲，王军涛先生表示：“年轻人有其道理，同时，当社会真正需要变革的时候，这一代年轻人也会有觉醒的一天。每一代年轻人都有过脑残的时候，在一定时候会走向成熟。现在还是缺乏大的政治事件去让他们觉醒。回过头看，钱先生说他们是经济的利己主义者，利己主义每代人都有，每代人也不一样，只是现在表现方式不同。我们现在看下一代有时不明白，这就像上一代人看我们不明白一样，也正常。所以我觉得对下一代人宽容一些，他们会以自己的方式去觉醒，去改变这个国家。”
那么，对中国尖子大学的教育理念我们应当有什么样的期望和展望呢？王军涛先生对此表示，专业人员并不承担推动政治进步的责任。钱先生是对北大和清华寄予了过高期望。以往传统中国教育是培养退而独善其身，进而皆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大夫的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做地主或乡村士绅。现今其实大学主要培养专业人才改变国家。看美国就是这样。改变社会推动进步不是靠学究，比如美国民权运动领袖没有学究，比如马丁路德金。至于大学教授和学生想承担使命，北大也确实起过作用，推动中国的思想和政治变革。但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大学没有这种期待，学术能站在最前沿就是承担了自己的使命。政治使命更多应该由政治活动家和政治异见领袖来承担。
在美国的独立评论人士陈奎德先生也就此谈了他的看法，他说，钱理群教授说的现象其实以前就已经存在，中国大学特别是尖子大学培养出一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实话。他说：“中国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环境培养出了一批没有基本伦理观念的人，就是完全彻底为自己捞好处，而且基本上没有其它的胸怀，或一般社会应有的操守人品良知，都很少。我过去在复旦大学教书，这个情况多见。当然这和学生本人有关系，但这还不是年轻人道德水准和人品的问题，而是中国整个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的产物。比如台湾出来的学生就与中国大陆出来的不同，与欧美学生也不同。而且中国大陆学生留学把中国的一些坏德性也带过去。”
陈奎德先生说，中国从1949年以后，特别是文革以后，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在教育系统里面，没有树立一个做人的标杆，也没有宗教的力量，而这在培养人的基本的道德良知方面应该是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他说，中国没有宗教系统，但是过去中国儒家有一套，甚至在共产党统治以后，也还有虚伪的所谓共产主义道德。而文革后，所有意识形态全部崩溃，形成价值真空，没有是非和基本的做人准则操守。人们只看到，谁能投机钻营，靠近权势，就会捞到好处，否则你就是落入九天之下。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就成了道德沦丧礼崩乐坏的社会。陈奎德先生说，在这样的社会里，聪明人就比别人更精巧的捞取自己的利益。所以钱先生观察到的像北大清华里面有很多学生就是他们的智商比别人更高一点，更会捞取自己的利益，更会钻营和吹牛拍马，情理和良知方面的负担都没有，更没有要遵守上帝的戒律。陈奎德先生认为，人要有所畏惧，有因果报应，虽然很朴素，它都是说人们在精神上要有一个畏惧的东西，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犯了天条，哪些是违背人类基本准则的。
但是在中国，陈奎德先生说，就什么都没有了，尤其是文化革命以后，而到了所谓改革开放以后，学校政治课是大家完全不相信的教条，而且是虚伪的说教。简单地说，年轻人心中没有一个自觉的可以立身处世和遵循的标准。看到的只是这个社会谁最有本事，是能钻空子的人，利用别人达到自己目标就是成功的人。中国改革开放后，取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系统没有建立，虽然宗教有所加入，但在打压下进展缓慢。
所以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下，整个社会就成了一个丛林世界，人们就相信强者就是要吞掉弱者的游戏规则，而伦理道德都是空口说白话，都是过去统治者和传教者用来骗人的。陈奎德先生接着指出，现在一般中国人包括年轻人，都受了这个说法的影响，认为社会就是丛林，谁的权力势力大，谁就是王者。这样的观念使中国聪明的年轻人迅速地就体悟到这样一个生存法则，他们就是按照这个法则来争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对此，年轻人有责任，但整个教育系统就是如此教学生。所以教育系统的责任更大。
当被问到美国大学特别是尖子大学的育人机制与中国的不同之处，中国可以学习什么？陈奎德先生表示，美国是法制社会，法律至高无上，无人超越。上帝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时，从家庭到教会，它有一套基本的伦理和规范，是人类智慧和良知的凝结。一个人即使偷奸耍滑取得好处，最终还会失去信用，即使你智商很高很会钻空子，也没有用，人在做天在看。在哈佛，普林斯顿读书的年轻人，他们大部分人规规矩矩，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最聪明也是最老实的守法公民。这在中国的教育领域是缺乏的。而在中国，非常聪明的人最后可能会犯下大罪。
陈奎德先生最后表示，在中国，如果人们只凭力量和权势来吃饭的话，这个社会就与动物世界差不多了。如果这一点看不清楚的话，这是中国人对人类社会最大的误解。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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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R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