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维平:达赖喇嘛向习近平释放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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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5

我读过海内外许多有关达赖喇嘛的报道,但我极少对西藏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这是因为国家统一和民族的大事,太敏感而壮重,我从未去过西藏,对这个严峻的问题没有研究,也自然没有发言权,所以,以前,曾有人多次邀请我去聆听达赖喇嘛的演讲,都被我婉拒,我承认达赖喇嘛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但他的一些着述表明他已不甚了解中共官员的变化,这严重影响了他的决策,现在,情况似乎发生了微妙的渐变,形势在向积极的健康的方向发展,最令我感动的是近日他在访问汉堡期间,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一篇访谈,虽然,他谈锋甚健,设及伊拉克、叙利亚局势,中国佛教徒人数增加,以及他对西藏未来的乐观态度,思路很广,但主要的精华是如下一段精彩的话语:

在依次概括评价了毛泽东时代,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和胡锦涛时代之后,他强调指出,习近平的政策和行动似乎更具现实性。就像邓小平所说的:从事实中寻找真理。我认为新领导层在遵循这一主张。而已经去世的胡耀邦当年正是遵循这一主张。习近平主席似乎倾向于胡耀邦的作法。在胡耀邦上世纪80年代初访问拉萨时,他的公开讲话和评论都非常具现实性。那个时候,人人怀着巨大希望。我至今认为,如果胡耀邦掌权时间更长的话,西藏问题已经解决了。习近平似乎也在遵循这种现实性的主张,因此还有希望。无论如何∶还是怀着希望做最坏的打算比较好。

也许读者还记得我发表的一篇题为《只有胡耀邦才能救中国》的文章,在那里也谈及西藏等问题,我的观点与达赖喇嘛基本上是一致的,真的,我发之内心地坚信,假如按照胡耀邦的想法,以怀柔包容的态度对待西藏,处理各种棘手的问题,就能避免一些挫折,西藏和新疆都绝对不会是今天这种局面,如同华国锋粉碎“四人帮”一样,习近平抓捕了薄熙来,周永康和徐才厚,这都是改变和较正历史航程的壮举,它不仅是下一步“依法治国”的铺垫,对汉民族是积德的大好事,而且,也给解决包括西藏在内的少数民族问题,带来了历史性的新机遇,因为周永康等人独掌政法委大权,高压维稳,制造冤假错案,不仅害惨了汉族百姓,也极大伤害了少数民族的心,习近平有志在惩处周永康等“大老虎”之余,恢复司法的尊严和公平,也给民族合谐,国家统一带来一片阳光,达赖喇嘛是不同寻常的人物,他当然是“春江水暖鸭先知”。

我认为,达赖喇嘛的这段话,有几层含义,一是他对习近平的总体评价,比较准确:他的政策和行动似乎更具现实性,而且十分到位地找到他认识的根源:从事实中寻找真理。达赖喇嘛说,在不久前的欧洲之行访问巴黎时,习公开表示,佛教在中国文化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佛教徒应承担起更多责任。对我而言,这非常不寻常∶一位共产党领导人公开赞扬、积极评价佛教,事情正在发生变化。显然,习想超越毛邓江胡,在反腐倡廉方面已经走在了前面;在台湾,西藏,新疆等许多问题上,他都争强好胜,都想与众不同,有所作为;二是习以胡耀邦为榜样,虽然目前党内阻力很大,搅局的人不少,但他从心里是仿效胡的,对待西藏的敏感问题,他是有意把胡的思想做为参照系的,所以,才有了印度媒体25日所透露的新闻:中国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吴英杰说,北京正与流亡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的“私人特使”,针对达赖喇嘛重返西藏展开谈判。他并表示,只要放弃分离主义活动,所有人都可返回西藏;三是达赖喇嘛的态度:虽有最坏的打算,但燃起新的希望,对此,我非常高兴。

这使我想起2006年初,我从监狱获释后经历的一件事:我被判刑前,由于工作的关系,曾与大连中山区南山轻体房厂的法人代表孙惠民有点交情,但我与其久别重逢后得知,他曾受上级指派到西藏那曲地区任索县常务副县长,工作了三年,他干得非常好,与当地许多藏民成了好朋友,他讲了许多生动有趣的小故事,每一个细节都是感人至深的。我太了解他了,他绝对不会编故事骗我的,因为那时我在薄熙来的死党,大连市国安局党委书记车克民及马仔彭东辉,王富选等特务的严密监控下,根本不能发表文章,他没有必要用西藏的故事对我洗脑。

实际上,人的本性是不能变的,他从西藏回来后,当上大连市中山区青泥街道的党支书,一点也没变,还是对待朋友热情,真诚而慷慨,他告诉我,他离开那曲地区索县的时候,有很多的藏民送了他几十里,久久不愿分手,正如他与我的交情一样,我相信他描述的故事是真实的,所以,2009年背井离乡,移居多伦多之后,每当我读到有关西藏的一些负面消息时,就油然想到了孙惠民,他今年接近50岁,现任大连市中山区组织部副部长,如果中共能把他这样的干部,不是蜻蜓点水地,而是长期地培养,重用,留在那里,真诚地为藏民服务,该有多好啊。总之,西藏出了问题,外部分裂势力的鼓动和挑唆确实存在,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地方官员没有学习胡耀邦,也没有孙惠民那样公而忘私的人品。或者说,缺乏选拔好人的机制。因此,达赖喇嘛从习近平身上看到重新燃烧的希望,或许它能继续点亮和温暖藏民的心。

由于达赖喇嘛离开西藏太久,类似上述孙惠民这样的援藏干部的故事,知道很少,我可以向他转述一些:2001年6月,孙惠民进藏刚到索县的时候,就听说赤多乡政府的房子部分已经倒塌,乡干部们不得不挤在大帐篷里工作长达两年多。他感到震惊和难过,那些情景与大连形成天壤之别,这位当过企业老板的官员,不畏坚险,毅然踏上去赤多的路。途中和乡亲一起探路、搬运石头,花费7个多小时才走完81公里的路程。到达目的地,他立刻投入工作,至此开局,赢得了民心,使乡政府重建项目当年竣工,结束了乡干部帐篷办公的历史。

此后在索县,他克服高山反应、路途艰险、语言障碍等不适问题,不到2个月的时间,足迹遍及全县10个乡(镇),为索县加快脱贫致富步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援藏3年,他先后为敬老院和孤儿学生捐款8000元,扶持4名孤儿和单亲家庭孩子上学,扶助8位孤寡老人生活。我想,达赖喇嘛以前听到的负面消息太多,正面的太少,也许孙也有不足之处,但在我受到监控,薄熙来权势依然如日中天之时,他还敢与我交往,并慷慨地帮助我,这足证他的人品,他对包括藏民在内的所有的人都好,是不用怀疑的事实。因此,他的经历对达赖喇嘛和援藏干部都是很好的启迪。

既然西藏,新疆是中国的一部分,既然少数民族是汉族的亲兄弟,那么,就应当和他们心贴心地思索问题。在政治改革,经济建设和行政版图上,对西藏和新疆没有大的动作,很难改变目前的困局,为什么新疆出了那么大的问题,就是周永康,王乐泉之类的贪官污吏多年胡作非为造成的,抓捕了他们之后,还应当平反冤假错案,更应当真心实意地抓经济,叫少数民族的兄弟们富起来,比如,把新疆西藏连在一起,搞一个“新藏经济特区”,中央给优惠政策,银行给贷款,各省给项目,鼓励他们发家致富,而不是汉族官员去掠夺老百姓的财富和资源,轰轰烈烈地像当年的深圳那样,试一试看,准保大有改观。同时,把广东,港澳连成一体,搞一个“粤港政治特区”,与“新藏经济特区”遥相呼应,既保留30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又给国人民主转型的希望,值此佳机,老态龙钟,归乡心切的达赖喇嘛,岂有不想回家之意?把他请回来了,牵一发而动全身,藏民的事就稳定了一大半,真的事半功倍啊。据说,2002年9月至2010年1月,达赖喇嘛的特使与北京展开过九轮谈判。但愿第十轮能有突破式进展。

2014年9月3日改于多伦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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