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2008年推出两卷本《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后,去年年底,杨继绳先生又推出新著《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也是两卷本,共32章,九十万字,也是由香港的天地图书有限公司出版。我以为,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文革通史。
第一部用中文写的文革通史是高皋与严家其合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出版于1986年。杨继绳这部文革通史出版于2016年。其间相隔整整30年。杨继绳谦称自己是文革研究的“后学”。正如杨继绳所说:“后学有后学的好处,不需要从零开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点。”30年来,有关文革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杨继绳为了写这部文革通史,单单是阅读量之大,就不能不让你佩服;再加上梳理辨析的工夫和贯通理解的眼力,历时十年,独立完成了这部巨著,在文革史的研究与写作上立起了一座里程碑。
读《天地翻覆》,感触很多。这里我只谈一两个问题。
现在,一谈起文革,很多人就说,文革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但实际上,群众批斗当权派仅仅是文革的一部分,远非文革的全部。在文革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群众批斗当权派,而是当权派整治群众。杨继绳这本书把这一方面的事情讲得很清楚。他总结道:在文革中,“民整官”的运动(即冲击“走资派”)只有一年多时间,“官整民”的运动持续时间之长、被整人数之多、手段之残酷,远远超过“民整官”的运动。
不错,在文革中,曾经一度,毛泽东竟然号召群众造反,批斗当权派。但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毛的这一异乎寻常的举动只是权谋,毛只是把群众当工具而已,一旦用完就抛弃。在各级革委会纷纷成立,全国山河一片红之后不久,毛泽东随即就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和“一打三反”等运动。这些运动实际上就是对造反派反攻倒算,秋后算账。尤其是“清查五一六”运动,被打成五一六份子的人数远远超过运动初期“五十天”打的反革命的数目;更讽刺的是,那些在运动初期被打成反革命,然后被平反成了造反派头头乃至进入革委会的人,除了中学生造反派之外,几乎都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被打成五一六份子。
杨继绳进一步指出:“文革以后,主流舆论把文革中的一切罪恶都加在造反派头上,这完全违背历史事实。就文革中大量死人这个突出问题上,绝大多数受害者,不是死在造反派得势的时候,而是死在镇压造反派的过程中和军政官僚控制的’新秩序’下,死于专政机器对普通群众有组织的大规模虐杀。’造反派’得势时确实也很野蛮,但镇压他们的人更野蛮,在文革十年中,造反派得势只有两年,而造反派被整却长达八年,文革以后还遭到更加残酷的整肃。造反派的受难人数和程度百倍于’当权派’和’保皇派’。造反派是文革最大的受害群体,他们是文革的牺牲品。”
国人讨论问题时,常常不注意区分“事实”与“观点”。杨继绳并不赞同造反派。他对造反派有很严厉的批评。对造反派应当作何评价,这是一个“观点”的问题。造反派受打压的程度更深,时间更长,这是一个“事实”的问题。现在有一些“毛左”,至今仍对毛的文革赞扬不已,在他们那里,文革就是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走资派)。且不说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走资派)对不对,我们首先要问的是,把文革归结为毛泽东发动群众批斗当权派的说法是不是符合事实?杨继绳的书用大量的事实告诉我们,答案是否定的。群众造反诚然是毛泽东发动起来的,但也是毛泽东镇压下去的。毛左谈文革,只讲前一段不讲后一段,因此是站不住脚的。
在《导论》里,杨继绳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说:“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毛泽东、造反派、官僚集团之间的三角游戏,这场游戏的最终结局是:胜利者是官僚集团,失败者是毛泽东,承受失败后果的是造反派。被毛当作“砸乱烂旧的国家机器”的工具、用来敲打官僚集团的石头——造反派,最终被这架不可能停止转动的官僚机器压得粉碎。”
对于这个观点,我有些异议。我以为,杨继绳未免夸大了毛泽东和官僚集团的矛盾。在更大程度上,毛和官僚集团是一体的。毛并未打算“砸烂旧的国家机器”。毛时代的中国,既是高度的党国一体,党政合一,因此我们可以用党来当作国家机器或官僚集团的同义词或曰党天下。我们知道,在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时,张春桥曾提议把造反夺权而成立的领导机构叫做公社,毛泽东没同意。毛泽东说:“如果都叫公社,那么党怎么办呢?党放在哪里呢?总得要有一个党嘛,要有个核心嘛。”可见,即便在造反夺权的高潮期,在“踢开党委闹革命”的口号满天飞,在各级党委都在被炮轰火烧之际,毛泽东尚且都没打算放弃党,没打算放弃党的核心地位,没打算改变党天下,何况其他时候。
来源:中国人权双周刊第201期(2017年1月20日—2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