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高音喇叭,工厂小区用于信息交流的最大阵地,非食堂旁边的公告板莫属了。这是一块高约1米,宽约2米的大黑板,由于历史太过于悠久,上面早已斑驳不堪,覆盖着一层又一层被撕毁的,颜色各异的告示纸。因为地理位置特殊,属于整个工厂小区的咽喉部位,所以,公告板的“收视率”非常可观。往往一张新公告贴出来,不过几分钟,就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小区的职工家属。紧接下来,就是热烈的大讨论,人声鼎沸,热闹至极。公告的内容可谓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细细算来,大约如下几个主题。

首先是工厂党委会的最高决策。譬如学习中央文件精神的心得体会,譬如重大的组织人事变动,譬如召开某某工作会议的研究成果……不一而足。印象里,最隆重的一次是宣传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告示。红纸黑字,把整个公告板全部贴满。其中,推翻两个“凡是”,停止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等字眼,煞是醒目,让人看了心情既激动,又振奋。那天,大概是公告板树立以来人流最多的一天。很多干部职工早上看了,中午又过来看,中午看完,下午再过来,要不是晚上路灯太昏暗,说不定半夜三更还会凑过来。这其实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十年“文革”给人们带来的心理伤害,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现在终于有机会否定,犹如给身心和思想带来一次大解放,整个人都轻松了,当然喜不自禁,忍不住要多看几眼。

偶尔也有职工工资加级公告。80年代,不仅工资普遍不高,还特别的平均,但也不可能永远不上涨。于是,工资加级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虽然加一次级,只有几块乃至十几块钱,但在经济不发达的年代,却也能明显改善生活。所以,工资加级公告是关系到职工切身利益的大事情,一旦张榜公布,必然人山人海,引来全厂职工的围观。

“看,某某又加级!肯定是找领导走了后门!”

“瞧,某某这次终于有你了,你可是熬了三年啊!”

“操,怎么又没有我,领导是不是吃屎的呀!”

真可谓几家欢喜几家愁。别的公告,往往待不了多长时间,就会被撕毁或被新的公告覆盖掉。唯独工资加级公告,却能保持长久,大家都舍不得撕毁,即便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也要死死盯着,暗暗较着劲,期盼来年能够光荣上榜。

计划生育还有一种是上级文件精神的宣传公告,典型的如计划生育宣传。大约从七十年代末开始,计划生育成为了基本国策。中国历来是人口大国,讲究人丁兴旺。现在突然只允许生一个孩子,不但普通群众不理解,一些领导干部也想不通,因此必须要反反复复宣传,扎扎实实做思想工作。于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公告板天天张贴计划生育宣传资料。期间,尤为让人震惊的是,某职工不听厂领导劝阻,强行生第二胎,立马被公告全厂,给了一个开除厂籍公职的处分。这在当年可是最高级别的处分了,基本上就相当于断了后半辈子的生路,其轰动效果可想而知。所以,处分公告张贴出来那天,扼腕叹息的人有之,愤愤不平的人也有之,更多人意识到违反计划生育的严重后果,自此再也无人敢“顶风作案”。

其次是各类文娱活动的通知。生产固然重要,文娱活动也不能少。篮球比赛的通知,拔河比赛的通知,乒乓球比赛的通知,羽毛球比赛的通知,庆祝工厂成立二十周年联欢晚会的通知,迎新年、庆元旦联欢晚会的通知,元宵节灯谜活动的通知,国庆节交谊舞舞讯,五一劳动节扑克牌大赛。总而言之,为了丰富职工家属的业余精神生活,厂工会几乎每个月都会变着法子搞各种各样的文体娱乐活动——正是有了如此良好的文娱氛围,小区的孩子们一个个都是体育项目的高手。高个子的,就练习篮球。矮个子的,就专攻乒乓球(受邓亚萍的影响,邓亚萍个子不高)。不高不矮的,自然就是打羽毛球了。当然,娱乐为主,没有谁真的当做一个专业运动去训练。和现在的00后孩子们相比,他们的世界只有手机或者网络游戏,体育锻炼成为遥远的传说。

事实上,当年的文娱活动之所以能办得轰轰烈烈,红红火火,完全是因为大家都穷,没钱,只能搞这种低成本的娱乐活动。不像现在,打打麻将,泡泡酒吧,看看电影,唱唱卡拉OK,洗一洗脚,按一按摩,听听明星演唱会,无论哪个项目,都花费不菲。并且,有些项目,因为科技的进步,完全失去了当年的乐趣。譬如元宵节猜灯谜。前不久,我们小区居委会就办了一次元宵节灯谜活动,结果,不到一个小时,所有的灯谜全部被猜完。遥想当年,灯谜活动初七就正式开幕,一直办到元宵节过完,还有好些谜语无法猜出来。那时的职工们为了答题成功后的那盒马头肥皂,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查遍了工具书,问遍了自己的亲朋好友。而现在,掏出手机,百度一搜索,再难的题目,都会迎刃而解。一项原本极其乐趣的传统文化节目,在高科技的蚕食下,变得索然无味。

然后是影讯。影讯又分两种,一种是电影预告,另一种是工厂录像台的节目预告。说到电影,对于工厂人来说,那可是非常正式的娱乐。起初,是露天电影,播放的影片大多耳熟能详,如《地雷战》《地道战》《战上海》《南征北战》《小兵张嘎》《闪闪的红星》。总之,主题就是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些影片,基本上每一部都反反复复放了十几二十遍,即便如此,仍座无虚席。及至七十年代末,工厂终于修建了宽银幕电影院,无论座椅还是音响效果,都可以称得上是当时最高档次。这个时候,公告板的电影预告就成了更多人关注的焦点。每到周末,公告板就会挤满了人,大家都等着看今天会上映什么样的电影。如果是大片、名片,还会贴出电影海报。记得《红高粱》上映的那次,就贴出了主演巩俐的海报。尤为搞笑的是,公告板的下端特别注明,此片儿童不宜。我却没有管那么多,趁着人流喘急,尾随在大人们的身后,偷偷溜进了电影院。结果,并没有看到想象中让人面红耳赤的镜头。大概,所谓的儿童不宜,不过是影片发行方为刺激票房而发明的一句广告语吧。

电影票价虽然不贵,但对孩子们来说,却也是不小的经济负担,除非如《少林寺》《神鞭》一类特别好看的影片,否则大家一般都不会去凑这个热闹。因此,工厂录像台的节目预告,就成了孩子们另一个期盼。

“快看,今天公告板说晚上放《射雕英雄传》第二部。”

“听说了吗?今天公告板写了放《天龙八部》。”——公告板的录像信息,往往能在第一时间被看到,并迅速在整个子弟学校传达。这个时候,孩子们会瞬间变得心不在焉,一个个都盼望着早点放学,然后赶紧回家看录像。他们生怕漏掉其中任何一个情节,那可能会比考试不及格的心情更沮丧。

官方的通知通告之外,更常见的是讣告和结婚喜讯。讣告不用说,充满了悲伤,充满了悲情,充满了悲愤。白纸黑字,短短几行,述说死者的死因以及平凡的一生。讣告是有规格的,普通职工去世,治丧委员会主任顶多就是车间领导,领导干部去世,治丧委员会主任就非得工厂党委书记或厂长莫属了。当然,也有一些曾获得省市级荣誉的老劳模,曾经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红军以及打过日本鬼子的老八路,他们的去世,是工厂巨大的损失,治丧委员会主任往往就是党委书记了。可以说讣告是工厂数十年来发展历史上,最忠实的记录者。所有的工厂人,无一例外,最终都有机会登上公告板。这一份无言的诉说,恰恰也是工厂前生和今世的一个缩影。

跟现在挨家挨户送小请柬不同的是,公告板是一张大请柬,上书某某和某某于某年某月某日喜结良缘,特此通告。当时还不兴办喜宴,通告发出后,亲朋好友看见,当晚登门祝贺一番,吃几粒喜糖,抽几根喜烟,皆大欢喜。可谓简单而又淳朴。

对孩子们来说,讣告或结婚喜讯的焦点是地点设在哪里,一旦看清楚地点,便一窝蜂地拥了过去,为的是能在第一时间捡没有炸完的鞭炮。那时,鞭炮对孩子们来说是奢侈品。除非过年,家长才会花钱买一点。平时,想要玩鞭炮,只能去丧事现场或婚礼现场捡拾。想想现在的孩子们,不要说鞭炮,想要烟花都能随时玩到,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具体表现吧。

也有让人惊恐的布告。没错,那就是由县人民法院张贴过来的审判布告以及县公安局张贴过来的通缉令。印象最深的审判布告是1983年的一次严打公告。布告声称,凡属于中央规定的七类严重刑事犯罪分子,只要能在6月1日之前到当地的公安机关自首或坦白揭发,一律可获得宽大处理。而对于那些过期没有自首的犯罪分子,则坚决从严、从重、从快打击。公告过后没几天,呵,还真有人站出来自首。尤其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自首者居然是我们学校最受女孩子们欢迎的教体育的杨老师。杨老师身材健硕,风趣幽默,因此受女生欢迎也属正常,但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他居然强行与校花珍珍同学发生了关系。难怪珍珍同学最近肚子越来越大,原来是杨老师做的好事。幸好杨老师站出来自首,否则以他的罪名,在当时完全可以够得上枪毙。

实际上,县人民法院张贴最多的,主要还是死刑犯的布告。大多是凶杀案犯或强奸案犯,也有少量的抢劫犯和盗窃犯。当年,中国的法制建设不健全,法治文明也没有现在这么进步,整治犯罪的指导思想过于严苛,导致死刑犯特别多,稍微重一点的罪行,就被划上鲜红的一勾,赠送一粒“花生米”。由此,中国政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被认为对待罪犯的生命太过于轻率,太不慎重。事实上,世界上超过三分之二的国家和地区已经在法律上或事实上废止了死刑。虽然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死刑的存与废就是一个国家刑法文明和人道与否的标志,但在现阶段还需要保留死刑的国家,严格控制、合理减少并慎重适用死刑,无疑已是刑罚向人道化方向发展的共识与大势。

人民法院公告这里着重要说的是强奸犯。自古以来,杀人就必须偿命,欠债就得还钱。所以,审判公告里的杀人凶手几乎全部被判死刑,倒也不足为奇。倒是一些所谓的流氓罪的罪犯和强奸罪的罪犯,也往往被判了死刑,可见当年治安形势有多么的严峻了——所谓乱世用重典,但说实话,真的太“重”了。典型的一个例子是,某外地工厂青工,仅仅只是偷看女人洗澡,就被定为“流氓罪”,竟也绑缚法场正了法。从这个角度来说,80年代的“严打”,其实是不尽如人意的。期间,有多少冤魂就此消失,至今还是个未知数。然而,每次路过公告板,当我看到又有某某人因为一些并非十分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而被判死刑,那种心惊胆战,至今让人无法忘怀。可笑的是,仅仅过了二十年,中国却又走入另一个极端。现在,凡是在反腐败运动中拿下的贪官污吏,无论是“大老虎”,还是“小苍蝇”,在贪污受贿的同时,往往伴随着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二奶、三奶纯属小儿科,周旋于一百多个情人之间那才叫叹为观止。如果按照当年的审判标准,光是这一项罪行,就够枪毙一百二十回了。

除了法院布告,还有县公安局发布的通缉令,这才真正令人恐惧。80年代初,中国治安形势极度恶化,很多地方发生了特大乃至特特大凶杀案或抢劫案。歹徒一个比一个凶狠,一个比一个玩命。从发布的通缉令来看,杀一个两个人而出逃的案犯还真只是“轻量级”的,多的有杀了上了两位数,至于抢劫银行、奸杀妇女之类更是接二连三的发生。所以,每当有诸如此类通缉令发布的时候,小区上空都会乌云密布,如临大敌,仿佛凶手很快就要出现。有孩子的家长,也会格外小心,反复叮嘱自己的子女,上学和放学途中,千万不要跟陌生人说话。然而,所有的这些逃犯,统统都没有在小区出现过。现在想来,一点都不奇怪,工厂小区是一个熟人社会,人来人往,数量虽多,但彼此都认识,了解。假如这些逃犯真逃了过来,肯定会第一时间被认出来,根本无法隐匿。所以,通缉令里的歹徒,在工厂小区,永远都只能是一个传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的进步,公告板到底还是退出了历史舞台。在当今这个网络化时代,如果要发个通知,说个什么事情,随手拿起手机,三下五除二就能轻易搞定。但我始终还是怀念和小伙伴们一起相互拥挤着,躲在大人身后看公告板的时代,其中所暗藏着的期盼与渴望,恐怕再也无法体会。

2017年3月1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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