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才发现Twitter是我获知西省消息的惟一通道了,每当看到电视画面出现新疆的镜头,我会独自走开。

今天有人在Twitter上提供了一部NHK专题片的链接,题目很有挑战性,《维吾尔暴动 中国的失算》。心情忐忑地点击开这段视频,硬撑着看下去,直至看到片中一间维族学校的学生在上汉语课,那浓郁的民族气息,扑面而来;那一张张稚嫩的维吾尔面孔啊,让我几乎掉下泪来。孩子们极其认真、投入,一遍遍地大声重复着汉语的发音,我也努力地在听,没有用,我听不懂……那种更无助的悲伤浇化了内心的块垒,我又有勇气替他们说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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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不准我说出维吾尔的苦难与悲情,不断给我发送充满下流语言的威胁信,说我选择性失明,无视汉人所受的打杀。我想汉人的苦已由官方的新闻稿诉尽了,我不必再站在权力一边继续帮腔。也因此,我瞧不起新近出现在Twitter上的国家主义者的抱怨,他们说接受了西方价值观的网络“意见领袖”们放弃了民族的立场。中文Twitter是一座在功夫网(GFW)包围下的自由孤岛,在这里所言的“自由是那些以不同方式思考者的自由(罗莎·卢森堡)”,依靠垄断媒体推行的民族主义洗脑自然有水土不服之感。

有人指控我煽动仇恨,只因我表述了历来压抑在私下里的真情实感,只因我没有像那些佩戴着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面具的政治傀儡那样斥责我的已经忍无可忍的穆斯林同胞。

请用你们罪恶的法审判我的清白吧,我不会像我的回族那样行将就木、死于无声,我一定会为自己进行暴风骤雨般的最后辩护!

在饮下那杯苦涩的中国茶不久,接到多家西媒记者打来的电话。我很感谢,因为我清楚自己的人微言轻,没有多少可资利用的新闻价值,他们对我的采访更多是意在引发人们对一个落海不幸者的关注。某晚,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记者孔安先生打来电话,问我“Twitter与新疆75事件的关系”。当时我困意正浓,遭逢打击后连日情绪低落,就在这种状态中我说出一些不经大脑的话:认定Twitter并未发挥如在伊朗绿色革命中的那般魔力,在新疆当局实施了对民众的最彻底的信息封锁之后,它变哑了。确实,在Twitter上听不到来自本土的维吾尔的声音,但中文推友们仍以极大的热情辗转通过海外第三方媒体的报道跟踪新疆的最新事态发展,并已通过讨论加深了对新疆问题的认识。这点是我早就意识到的,不知那一晚为何我会如此消极。很快我就后悔了,急欲更正,因为我的表态是对正直和富有同情心的那部分推友的无视与不公。但为时已晚,那篇《Twitter Seen As Tool For Social Change In China》的报道已变成电波回荡在美国清晨的公路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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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问题的解决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内地知识阶层的清醒认识,值得庆幸的是,“新疆”已然成为Twitter上的一个热门话题。但中国毕竟不是伊朗。以往我们常常讥讽波斯政教合一的落后,可绿色革命的闪亮登场让世人突然发现伊朗拥有一个较为成熟的具备自觉意识的公民社会,神权面纱下的伊朗并非一元。而我们相当一部分无力从外部获知信息的同胞还沉浸在民族主义的催眠下,从胡适先生的“融入世界”到如今建设“公民社会”的努力,都是一经萌芽即遭传统专制智慧的残酷扼杀。

那种将Twitter视作洪水猛兽,认为仅凭一种通讯手段就导致了“国破家亡”的论调,纯粹是权力者极度不自信下的谵妄或吹鼓手的危言耸听。这样诡异、荒唐的逻辑还表现在顽固地认为仇恨和压迫无关,却因同情而起,假若所有人都对别人的苦难保持沉默,不闻不问,任一个古老的丝路民族自生自灭,那么就会天下太平。他们的最高理想就是要维持一个鲁迅先生笔下的“无声的中国”。

我想起台湾后摇滚乐团阿飞西雅的一张专辑《失语的鳄鱼社会》(The Crocodile Society Of Aphasia),“一个失去感动能力、虚情假意,看似美好却肤浅的社会”——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盛世”的真实写照。当很多人在集体无意识中跟从的时候,必有一部分还拥有自我意识的另类像寒夜的火种和守夜者一样在闪烁,台湾的摇滚乐手就说:没有语言,不代表没有意见。他们用充满张力的纯乐器演奏打破死一般的沉寂,而中文Twitter上的众声喧哗也是一群通过高超的网络技术呼吸到了新鲜空气的苏醒者的自救努力。

发出你的不计代价的高贵声音就是对堕落、异化为一个失语的鳄鱼社会的抵御,即使你有可能因此成为“受难的先知”。

2009年8月16日星期日

文章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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