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北京落选后的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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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论中国大陆时局

北京落选后的沉思

围绕着二零零零年奥运会主办权的争夺战结束了。上期《北京之春》注销了于大海先生的一篇文章。其中的观点我都是赞同的。照说,此事既已尘埃落定,再讲似无甚必要。不过,考虑到在这场争论中,不少观点涉及到诸如人权、民主、爱国主义和民族情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申办奥运的狭隘范围,故而仍有认真检讨之必要。

人权不是政治

先说人权。众所周知,在这次争论中,反对北京主办的一方都把人权问题当作一条重要的反对理由。在支持北京主办的一方,也有许多人赞成把人权问题列为考虑因素。例如,王军涛的妻子侯晓天女士在九月十五日香港机场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她个人赞成北京申办奥运会,也不反对将人权与申办奥运会挂钩。这就是说,上述两派意见,尽管结论相反,但其秉持的原则却无差异。之所以结论不同,是因为各自对事态的利弊权衡不大一样。反对者认为,在中共对人权问题未作出实质性改进的情况下,让北京获得主办权,会助长中共当局一党专政的骄横心态。支持者则认为,一旦北京取得主办权,可以促使中共和中国社会进一步改革开放。反对者列举三六年柏林奥运会作为前车之鉴;支持者则将八八年汉城奥运会视为榜样。由于这两派意见都共同尊重人权的原则,所以我不必对之再作评论。

但是,中共的立场却截然不同。不错,在国际奥委会表决前夕,中共提前释放了魏京生等人。然而谁都知道,那并不意味着中共对人权问题有了实质的改进。不仅如此,中共还把别人将奥运与人权挂钩的做法斥为“用政治干涉体育”。此论调在海外自由世界也得到了某种附和。这就值得我们认真讨论了。

关键在于:人权究竟是否属于政治?对于任何一个略具现代人权思想、承认联合国人权宣言的人来说,这本来不成其为问题。人权不属于政治。人权是超越政治的。当然,共产党不承认这一点。那并不奇怪。不要忘记,曾经一度,共产党是把吃什么饭穿什么衣都归入政治的。极权统治的特征之一便是泛政治化:天下之事,无一不是政治。如今,中共总算是有所收敛。社会上出现了某种非政治化倾向。不过在基本人权问题上,中共依然坚称那是政治、是内政。由于几十年来中共意识形态宣传的无孔不入,许多中国人至今仍分不清政治的本义与被歪曲泛化的“政治”概念两者之间的区别。打个比方,父子吵架,通常属于家务事;但若是父母虐待子女、甚至打死打伤子女,那就不再是家务事了。在这种情况下,别人有权提出抗议,有权考虑是否还去你家店铺买东西,有权考虑是否拒不出席在你家举行的中秋晚会或是反对在你家举行全社区文艺表演。如此等等。当年苏共迫害萨哈罗夫,美国科学院(这是一个民间的学术团体)立即宣布中止当年的互访计划。这并不叫用政治干涉科学。“六四”之后,许多国家对中共采取或打算采取某种经济制裁,取消或打算取消某些文化艺术的交流。记得在当时,一般人都并不认为那是用政治干涉经济干涉文艺。为什么同样的事情发生四年之后的今天,我们的一些朋友就忘记了他们原来也赞同的那种立场了呢?换言之,把人权问题与申办奥运挂钩是完全正当的。至于说在选择奥运会址时,人权因素应当占多大比重究竟是让北京主办还是不让北京主办更能促进中国的人权改进,那倒是见仁见智,无伤大雅。

是“西方强权欺负中国”吗?

北京落选之后,中共报刊纷纷撰文谴责英美“帝国主义”;海外也有人将此事怒斥为“西方强权欺负中国”。我看不出这种指责有什么根据。

撇开人权因素不提,平心而论,北京主办奥运的条件也未必最优越。今年三月,国际奥委会派团赴京考察,中共接待甚殷,但考察团七月份发表报告,仍然指出北京主办奥运会的种种弱点。报告指出,就举办奥运会的环境和设施而言,北京远不如悉尼,也不如曼彻斯特与柏林。这里还没有考虑到人权因素。由于这个报告很客观,中共当局也不好否认。所以后来中共才改变宣传策略,提出二零零零年奥运会应在第三世界国家举行,不应只放眼于环境和设施一流的发达国家。此说倒也有它的道理。不过话又说回来,起码是从运动员的角度,多数人恐怕还是宁肯去一个环境与设施更好的地方比赛。尤其是悉尼,天生一个多元文化的国际城市,对五花八门的各国观光客别具魅力。这不叫嫌贫爱富,更谈不上“西方强权欺负中国”。君不见,一向以“为劳苦大众谋利益”自居的中共,每次开高层会议,不也总是选在环境设施最好的地方么?

在此次申办过程中,悉尼本来一路领先。但到了八月,巴西利亚宣布退出角逐,中共不失时机地打出第三世界这张牌,而在发达国家方面,悉尼、曼城、柏林还是互不相让,这就为北京获胜创造了极好的机会。从蒙卡地罗的四轮表决来看,属于第三世界的伊斯坦布尔在首轮出局,其票源大部分归到北京名下;柏林与曼城在二轮三轮被淘汰,则加强了悉尼的地位。由此可见,在表决之中,三个世界的集团意识果真是起了作用的。着眼于现实人性,一个人爱把票投给自己的同族同宗,虽然不是美德,但亦不算罪过。若着眼于理想标准,集团意识恰如家族观念、种族观念。在投票行为都应该让位于公正理性,因此不是什么好事。不过在这里,双方都是半斤八两,所以谁也怪不得谁。更何况,是中共首先强调和利用集团意识,英美方面在这一点上倒是处于守势,所以前者尤其没理由去指责后者。“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固然不对;反过来,“只准百姓放火,不准州官点灯”也同样不对。本世纪以来,不少原先位居弱势的群体,不是要求公正平等,而是要求一种倒转过来的不公正不平等(例如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多次酿成悲剧。此种教训,也不应当忘记。

据了解,有些国际奥委会委员之所以投票支持悉尼,原因之一是欣赏那里的稳定。二十世纪是多事之秋。象澳大利亚那样的长期稳定,的确是令人羡慕的。无人怀疑,七年之后的悉尼将一如既往的宁静和平。相比之下,七年之后的北京会是什么样子,人们的把握就小多了。你可以争辩说:中国的老百姓都希望稳定不希望动乱。可惜的是,中国还没有进步到老百姓说话就能算数的程度。如果你说,不仅老百姓希望稳定,当局也希望稳定,所以未来中国必定稳定。但问题在于,民众心目中的稳定包含着自由民主的稳定发展;当局心目中的稳定却是以维持一党专政为前提。两者互相冲突。因此,虽然双方都希望稳定,但实际上仍然很有可能出现不稳定。在这种情况下,多数委员出于求稳心理而选择了悉尼,应该说也是人之常情。

在蒙卡地罗的投票揭晓之后,一些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的北京市民说,我们是有差距,我们争取下一次。这种理性的、平实的态度十分可贵。

异议与民主

听说有的民运人士反对北京申办奥运会,一些赞同北京申办奥运的朋友颇不以为然。他们说:全中国绝大多数人都希望北京申办成功,你们却罔顾民意表示反对,这算什么民运人士?

此言不妥。民主,仅仅意味着我们应该接受多数人的决定,它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附合多数人的观点。轻易地放弃自己的观点,只因为这种观点看起来不被众人赞同,这不是富有民主风范的表现。这是无原则。这是媚俗。

年轻的肯尼迪在出任参议员的时侯写过一本书,专门讨论在民主社会中政治家应当具有的道德勇气。他提到了三条:一是敢于承受公众的反对,二是不要一味地考虑下届当选,三是不要怕来自选民或利益团体的压力——为了坚持你的独立、你的原则、你心目中的真理。在这一点上,丘吉尔无疑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说到民意。不少人以为民意是一个静止不变的东西,现成地摆在那里,只等着我们去发现、去表达。其实,真正的民意只存在于充分的自由辩论之中,并且总是会随着辩论的发展而变化。因此,一个独立的知识分子、一个民主的政治家,其职责就绝不仅仅是把流行的意见现成地接过来,变成自己的主张和政策。他不能仅仅是流行意见的收集者,不能仅仅是流行意见的追随者。他首先要有自己的主见,他必须让自己投身于自由辩论,参与民意的塑造过程。他应该大声地把自己的见解讲出去,努力争取获得众人的认同。身为领袖者——不论是意见领袖还是政治领袖,不是要盲目地追随流行意见。当然,把人们引向他们本来就要去的地方,那是容易的。然而,对领导能力的最高考验正在于:你是否能使一种本来不受欢迎的观点变得广受欢迎。

基辛格尝言:我们总是既想表现大胆又想博得众人的喝彩。殊不知这两者很难兼得。如果说在过去,我们常常因大胆地讲出一种不同观点便立时赢得广泛的赞同,那是因为众人早有同感而只是迫于政治压力不敢公开说出。中国的异议分子,很多都是以上述方式获得“异议分子”的称号的。在这里,“异议”只是异于当权者而不是异于民众的流行意见。在党意与民意越来越脱节并且已成为公开的秘密的情况下,做一个广受欢迎的异议分子,也就是说做一个深受多数人拥护的少数派(多么自相矛盾的概念)并不困难。但是,我们无法担保自己永远广受欢迎。有些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不仅可能异于当权者,也有可能异于一般流行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敢不敢讲出自己的观点,乃是对我们道德勇气的更大考验。不错,争自由、争民主就是争人心。不过所谓争人心,既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在一切问题上附合大多数人的流行意见,也不意味着要大多数人在一切问题上都赞同我们的主张。争人心,首先是争得大多数人对各种不同意见的宽容和保护。这才是建成自由民主的关键。为了让人民学会对异议的宽容和保护,我们就不应害怕发表不同意见,哪怕我们明知有些意见一时间不可能被多数人赞同。历史告诉我们,在争取宗教信仰自由的过程中,那些真正属于少数派的异端和异教徒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基于同理,在争取言论自由政治自由的过程中,那些大胆讲出并奋力坚持自己的不同意见的人,那些其观点既异于当权者又异于流行观念的人,他们的作用是相当重大的、不可或缺的。

回到申办奥运的问题上来。首先,由于国内缺乏言论自由、缺乏不同意见的充分争辩,因此我们无权断言反申办的观点真的不受欢迎。其次,退一步讲,即便反申办的观点真的被大多数国人所反对,那也不能证明其观点就一定是错误的,尤其不能据此宣称反申办即反对多数人意见就是反对民主。少数派决不等于反民主派。恰恰相反,正因为少数派的存在,自由民主才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在这场争论中,对于支持申办的人来说,正用得上伏尔泰的那句名言:“我坚持反对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这话的权利。”如果一个支持申办的人,因为其观点与中共当局一致,因而对当局迫害反申办者的行为表示拥护或予以默认,那才是对自由民主原则的背弃。

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感

我们知道,许多人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是出于爱国主义立场。这种立场不难理解,也值得尊重。但那并不等于说反对申办就是反对爱国主义。道理很简单,爱国并非只有唯一的一种表现形式。

现在,一般人都已经认识到爱国和爱党、爱政府不是一回事。这又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反党、反政府不等于不爱国,有时,那倒是更爱国的表现。第二,我们可以不爱党、不爱政府,但不应该不爱国。这第二层意思当然也很正确,不过它并不象乍一看去的那么清楚明白。因为在某些情况下,党或政府与国家真是很难截然分清的。尤其是在对外关系上,党或政府往往充当着国家唯一代表的角色。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党、反对政府,就很容易使人混同于反对国家。以三六年柏林奥运会为例。想想看,如果你是个德国人,你该怎么办?支持吧,那难免显得是在助长希特勒政府的威信,反对吧,那似乎又会使整个德国的声誉受到贬损。倘若这次申办奥运是发生在四年前,发生在“六四”之后的一两个月间。北京入选的机会一定更微小,而国人的选择也一定更艰难。许多在这次申办中积极支持的人,如果处在四年前的情势,估计有不少会改为反对,或者至少是默不作声。由此可见,所谓“不管政府多恶劣,事关国家荣誉,我就要坚决支持”的观点,实际上还是不周延的。因为它低估了现实的复杂性和各种因素的相互纠缠程度。许多反申办者坚称,他们反对北京申办二零零零年奥运会,是为了促进中国人权改善,因而同样地是出于热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不同意这种观点,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别人的动机。少时读史,每遇到中外冲突,我总是无条件地站在主战派一边,认定主和派都是卖国贼。后来阅历多了,我才纠正了这种把复杂事件简单化的倾向,逐渐学会了以一种同情的态度去理解别人的立场。自由民主的精髓是宽容。所谓宽容,就是承认别人的观点也可能是对的。

爱国并非只有唯一的一种表现形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除此以外,我还要补充一句的是,爱国也并非唯一的价值,并非最高的和最后的价值。假如每个国家的人都坚持“不管是对是错,我都要站在自己国家一边”,那么,一旦国与国之间发生了冲突,除了刀兵相见你死我活之外,还有什么解决办法呢?极端的爱国主义必然导致国际战争。因此,在爱国主义之上必须还要有公正的原则、正义的原则、理性的原则。换句话,真正的爱国主义必须包含尊重别人的爱国主义,这就在逻辑上要求我们每个人都不可把自己的爱国主义推向极端,在坚持爱国主义的同时多多少少总要还有点超越爱国主义的东西。否则,这个世界便会因为各种爱国主义的无限膨胀而陷入无休止的自相残杀。

在我看来,爱自由是比爱祖国更高的价值。我们不应该为了爱祖国而舍弃爱自由;反过来,我们却可以为了爱自由而舍弃爱祖国——如果在祖国没有自由的话。两百年前,一批欧洲人离开了他们各自的祖国,来到了北美新大陆,建立起了一个自由的国家。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爱国主义者,既然他们都舍弃了各自的祖国。你甚至可以说他们是最不爱国的人,因为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自由与独立,不惜与祖国开战。当杰弗逊们在独立宣言上签字时,他们清楚地知道,倘按照传统的观点,他们正是犯了“叛国罪”。然而,正如潘恩所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一种崭新的爱国主义概念由此诞生。这的确不象是我们以往所熟悉的那种爱国主义,但它确实也是一种爱国主义。就算我们自己很难信仰这种爱国主义,起码我们应该理解,应该尊重这种爱国主义。

美国是个独特的国家。在这里,爱祖国与爱自由从一开始就是同义词。其它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不是如此。譬如我心目中的爱国,虽然也凝集了对自由的强烈追求,但它总是离不开对那一片特定的国土与那一群特定的人民的深刻眷恋。所以,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就可能面临更多的价值冲突和感情矛盾。围绕着不同的具体问题,一批同样是既爱国又爱自由的中国人便可能出现明显的意见对立。我们不可能为这种种争端提供出一条唯一正确的标准答案。但是,我们应该也能够提倡一种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基本态度。

余论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已然衰落。与此同时,民族主义(或曰国家主义)思潮勃然复兴。依照许多学者的概括,二十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和衰落的世纪。但也有学者认为,二十世纪其实是民族主义的世纪。毕竟,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都是极端民族主义的产物而非共产主义的罪过。不少人乐观地预言,在共产主义之后将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然而问题在于,自由主义、民主主义不可能填充共产主义消退后留下的全部真空。因为共产主义是一种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极富进攻性的意识形态。相比之下,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则未免太温和、太节制、太理性。共产主义利用了、刺激了人性中的那种内在的权威主义人格倾向,那不是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可以简单取代的。于是,有些昨日之共产主义狂热信徒,今天又变成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者。只稍进行一番机械的“替换词练习”,他们便在老的思维模式中获得新的感情满足(例如,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变成“全球某某族人大团结”)。这样,他们一方面体会到自己天然地归属于某一强大的群体而祛除掉作为个体存在的孤独之感,另一方面又借助于树立共同的敌人而使心中的进攻性有了任意宣泄的对象且不必有任何嫌疚之情。民族意识和阶级意识一样,由于其集体性,可以使人们感到身为其中一分子便不必独立思考的轻松愉快;由于其独断性,又可以使人们免于由理性知识的不确定而带来的犹豫不安。生活重新变得简单、两极化、黑白分明,再度充满浪漫与激情。正常的民族主义是从爱本民族扩展到爱全人类。极端的民族主义却把爱只给于本民族而把其它民族视为敌人或潜在的敌人。除非别人归顺自己,承认自己的优越。极端的民族主义都是极端的自我中心。他们从极端的自我中心出发,对人和对己奉行两套截然不同的标准。我用我的文化去同化别人是“传播文明”,别人把别人的文化带给我们则是“文化侵略”,我们想当世界第一是天经地义,别人想当世界第一——因为它意味着不情愿我们当世界第一——则是居心不良。在极端的民族主义者看来,所谓公正、所谓平等,就象极端的共产主义者词典中的“客观主义”一样,同属欺骗和伪善。他们不肯用普遍的理性原则去平衡我们天生的感情偏向,他们倒是竭力将我们这种固有的感情偏向极端化,并合理化乃至神圣化。这就釜底抽薪地去掉了人类互相沟通的共同基础,从而使人类再次生活在紧张的、难以调和的冲突之中。

我决不是一般地否认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的正常形态,既有着天然的存在基础,也有着正面的建设功能。我只是提醒人们要警惕和防止极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警惕和防止它们的狂热、盲目、排外仇外以及对自由和独立精神、对博爱与开放精神的压制。不少人都注意到,在这次申办奥运的过程中,中共当局曾经试图鼓动起这种极端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人甚至担心义和团现象是否会再度发生。事态的发展表明,一切还算风平浪静。这反映了国人的成熟,在当局方面,起码是出于引火烧身的顾虑,也没有做得太过分。当然,还必须考虑到改革开放的大趋势。商业大潮固然有着使社会平庸化的危险,不过它在消解各种狂热心态上终究是发挥了更大的积极作用。如此等等。今天的中国,需要自由民主,也需要健全的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瓦解可以引出两种后果:其一是另一种形式的意识形态狂热,例如极端的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其二是一种理性务实的精神。我们必须为加强后一种可能性而努力。这便是我们由正题引申开去的一点余论。

(1993年11月)

《从自由出发》(台北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4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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