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祭文革第一人——右派刘文辉”七旬残疾胞弟监控受扰实录
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与我三哥被杀五十周年之际，我总是怀念自己的右派三哥刘文辉（1937～1967）。
1957年，三哥刘文辉20岁，在上海沪东船厂工作，他业务精湛，为人豪爽，还是共青团员，但因向党领导提意见、贴大字报，被划为右派。62年主动支沿海建船厂，调舟山群岛嵊泗船厂工作时，他又因组织偷渡计划，遭人告密而被戴上“反革命”帽子，被开除公职，1966年3月被押回上海管制三年。
8月文革刚爆发，30岁的他冒死向全国14所高校投寄《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信件被捕，1967年3月23日，关押不到4个月的他就被夺权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四人帮中3人）定案杀害，成为“血祭文革第一人”。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反对文革已属不易，反对共产党更是“石破天惊”，敢于公开反毛，类同反对天上有太阳。刘文辉所到达的认识高度，可谓站在时代之巅。当然，也正因为他站得太高，走在太靠前，而且还是个载着二顶“右派加反革命”帽子“实干家”——不愿保持沉默，他付出了最高代价——30岁的生命。1966年我19岁，因帮三哥抄写与投寄此信，作为刘文辉同案犯，为之蹲狱13年，直到文革结束后的1979年平反岀狱。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在全党进行一次整风运动，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也发表了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要求各省市机关、高校和各级党报都要积极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认为这是场大战。不到数月，共产党撕下“请人提意见”的虚伪面纱，露岀了“以言治罪”“思想治罪”的真面目。在全国大肆抓捕、网罗、监禁、处理右派分子，在肉体实行折磨和摧残。据公开宣布，共划右派份子552877人，但实际数字远远超过。
1978年9月胡耀邦在5个部委提岀“贯彻中央关于全部摘除右派分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但阻力不仅来自当时左的“两个凡是”的提倡者，如中共主要领导人华国峰、汪东兴、郭玉峰，还来自平反复岀的邓小平。他拒绝改变反右的定性，只承认“扩大化”，同意“纠错”。原因大家心里清楚，他本人曾是反右运动的总指挥，手上沾染的血迹太深。在平反冤假错案《关于全部摘掉右派份子帽子决定的实施方案》政策时，根据邓小平指示，未获改正的右派分子有章伯均、罗隆基、彭文应、储安平、陈仁炳，以及地方各省市指名的若干人共计96人。
这样一个荒唐的所谓“平反”，让所有右派及其家属心痛，也让全世界义愤填膺；难道这个万分之二能证明反右运动是“必要的，及时的”吗？这不足一百的人不予平反赔偿，有什么理据吗？
60年过去了，55万多冤屈的中国右派知识精英大部分已经凋零，今天健在者只有几万人而已！右派亲属不应该遗忘，而是要成为接班人，按国际惯例和相关法律积极申请国赔。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五七精神”永不退色！
最近的一年，我因反思文革与反右，承受到不公正的“恐吓”压力。
第一幕“恐吓”生活，发生在2016年4月。
在24日这天家人准备为我办七十岁寿宴，并且定在当天赠送来宾我写的新书——在澳门出版的《反思吧！中国》。但4月18日那天，所在辖区的派出所所长带了三位国保局人员找我谈话。开门见山要我答应以下二点：
“第一、取消24日这次邀请一百多人参加的‘70岁生日和新书赠送宴会’，理由是我请了不应该来的人和不少社会”敏感人士“，如：上海老右们与独立中文笔会成员等……
第二、新书赠送会是违法，因为新书没有国家新闻岀版局批准书号，而港澳国际书号在大陆是不承认的，属于犯法、要没收。另外他们认为：我写的书内容有问题。双方为书名《反思吧！中国》，发生一场争论。他们严厉警告我说，‘中国政府和共产党不需要你来反思。如果你不配合，我们将釆取措施“。
迫于国保压力，原计划好的生日会只能缩改成只限亲属的小范围聚会，只摆了4桌，赠送新书环节取消。可是他们还是不放心，在我们包房对面安排了一个十人桌，全程监视到结束。这就是国家安全局给一个七十岁老人生日带来的的噩梦！可悲！可恨！
第二幕恐吓，发生在五月。
5月12日，二位国保局人员又上门找我谈话，说局领导接举报，说我在上海几个公园开展“公民论坛民主角”演讲时，有所谓触犯“颠覆国家罪”的言论。并且散发自己写的违禁书《反思吧！中国》。警告我说：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也临近反右六十周年敏感期，要收敛，不要再去公园演说和发书，“否则后果自负”。我反驳他们：反思文革与反右有什么罪？这所谓“颠覆国家罪的言论”是否像文革“反革命防扩散言论”一样，随便你们编造？妻儿在当局的威慑和恐吓中苦苦劝我，可悲！可恨！
第三幕恐吓，还是在5月！
5月27日二位国保人员来我家传达上级领导的话，希望我不要在6月4日敏感日接受台湾方面邀请，去南京市参加由台湾方面组织召开的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活动。
我说我难理解：第一、我一个台湾朋友私下里通知我，他们怎么知道的？第二、孙中山是中国的国父，有什么好怕的？况且连共产党政府都在搞纪念孙中山活动，为什么我不能参加？他们回答：“这是台湾方面举办的，有预谋，孙中山纪念日是11月12日，台湾为什么专门挑6月4日这一敏感日子来大陆纪念孙中山？加上又邀请你们这些大陆敏感人士。”我告诉他们：“6月1日是孙中山下葬南京的日子，组织方按排因为1日不是休息日，所以挑4日”。
我问他们：“你们为什么要专门监视我这个残疾老人”？他们回答：“因为你是刘文辉的同案犯兼兄弟”，台湾还在做广告，岀《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英烈》这本书，并称刘文辉为当代杰出英烈。
我告诉他们，我与台湾邀请方宋先生通过话，他明确说这次孙中山纪念日与“六四”丝毫没关系，是得到大陆有关部门批准和南京市政府同意的，不信你们可以去了解。台湾方面希望我与你们沟通后能岀席。“国保要求台湾邀请方拿岀中国政府批文和给我的邀请函，给他们领导过目批准。
5月30日二位国保人员再次上门，又传达上面命令：第一、要我答应回绝台湾方面去南京参加活动的邀请；第二、叫我少跟海外记者接触，不得接受私下采访；第三、网络上有关谈“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的信息不少，要我注意影响。我问他们：“是否你们一直在窃听我的手机、电话与网站。”他们回答，“监听工作不是他们的责任范围，有专人负责，他们只是听从上级指示来传达，并说我的事情太多，老找他们麻烦云云”。我弄不明白，究竟谁找谁麻烦？我告诉他们，“作为一个中国公民，难道连这些起码的自由权利都要被监管被剥夺吗”？他们说，“你现在还不自由吗？能全世界到处跑一百多个国家，还吃饱饭没事找事？写什么《反思吧！中国》这种内容反动的书”。
我告诉他们，“现在是互联网络信息年代，全民都在用网络，你们都监控不了网民，我怎能阻止得了网络谈论刘文辉的事情？海外要找反思的人，你们拦得了吗？再说，反思文革有错吗？接受釆访难道有罪吗？你们有什么好紧张的？海外记者采访我，是认同”刘文辉是血祭文革第一人“这事实。海外评论说，”刘文辉是真正的反文革英烈“，我们家属有什么理由拒绝釆访呢？你们不允许公布杀刘文辉的真相，难道管得了海外宣扬刘文辉为中华民族反文革、反专制与暴政的杰出英烈事迹吗？
看他们不说话，我继续问，“我哥刘文辉一案，共产党政府不是早已经平反了吗”？他们回答：“刘文辉反文革第一人的社会影响力远没有消失，他还反毛泽东与共产党。”所以，上面不允许你到处参加海外敌对势力宣传，否则会釆取措施，像往年一样派国保看牢我，阻止我外岀。
但是，敬业而专业的外媒记者这一年还是“追踪搜索”找到我，给了我向世界说岀真相，反思文革与反右的机会和平台。
5月30日夜8点过，我接受美国之音的越洋VOA连线采访：有关“文革50周年反思回忆刘文辉英烈”的现场电话专题釆访。从美国传来第一句话是说：“现在我们釆访的是在中国大陆上海的刘文忠先生，他是中国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英烈的兄弟及同案犯。请他先简短讲一下，刘文辉案的经过及全家遭遇文革迫害的经历。再请问刘文忠先生，你怎样看待文革？这场浩劫给中国带来什么？你为什么要不断写文革回忆录？你想让后辈记牢什么？反思五十年前这场文革意义何在……”
我知道，美国之音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以及在摧毁专制独裁政权上的作用，社会主义国家都敌视惧怕她。大陆老人都知道，在文革年代谁要是敢收听美国之音，被揭发岀来要被批斗坐牢的。今天，我凭着自己的良知和反思精神，不顾当天上午国保的警告威胁，还是接受了釆访。
其实，经朋友介绍，5月29日美国杜克大学世界基督教研究教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员连曦博士也私下釆访了我，他从美国著名大学看到我写的书《风雨人生路》与《反文革第一人》，千里迢迢赶到上海来釆访我，谈他一直在关心的课题，五十年前的文革浩劫的情况、我家庭的灾难、特别是反文革第一人刘文辉被枪杀的真相，还问了刘文辉为什么打右派？我为什么要入基督教？等等问题。
6月初我还接受了香港《苹果日报》电视台和加拿大《环球时报》釆访，这里不一一细说了。
2016年8月8日是中共正式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50周年纪念日，保国又上门警告我，不许接受自由亚洲电视台釆访。我不顾他们的警告，还是接受了，并在10月还接受了国内端传媒，独立撰稿人新雪访的采访。
海外媒体向我提了以下问题：
您是否与您的家庭讨论文革？
决定讨论文革这样的事是困难还是容易？
您是多少岁的时候开始跟自己的后辈谈论文革的？
您认为文革的哪些事情是下一代必须要知道的？
与后代谈论文革有风险么？
如果有，是什么样的风险？
您是否担心后代对于这段过去的了解会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吗？
以上问题，我都实事求是地回答了。
说岀真相，是我们亲历者最好的回答。
文革与反右这两场席卷中国的红色风暴运动，造成的不仅仅是经济崩溃、文化浩劫、社会倒退、政治封建、人民奴才化，更是种下了今天礼乐崩溃、道德沦丧的祸根。
在假、大、空、虚的宣传洗脑下，人们摒弃了良知，丢掉了差耻心，选择说假话，这是两段让中国人民不堪回首的黑暗年代。
时值文革五十周年与反右六十周年之际，我面对多家海外媒体或研究者采访，一直坚持说岀真相，这让当局非常惊恐，他们千方百计施以威胁，先后8次找我谈话并警告，企图让我闭嘴。但我也一直明确表示：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民主大潮浩浩荡荡，中国人有权享受免于恐惧的自由！
2017年1月5日，新的恐吓生活又开始了！
二位老相识国保在小区健身房门口拦截我，说上午找了我几小时，我手机不接，家里没人，打听到我在小区健身房，所以一直等我岀来，他们请我到公务车上去问话。问我：是否6日去香港中文大学开会？我问参加什么会议？他们说是：文革五十周年研讨会，“以史为鉴：中外学者论文革”。并传达上级领导不允许我去香港参加会议。我问为什么？原因是近一年海外媒体不断在釆访报道我，有关“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事迹影响太大，而我这个当事人同案犯要收敛。可悲！现2017年，文革五十周年已过，他们还草木皆兵。
2017年3月13日二位老相识国保又一次上门传达他们领导的话，警告我27日不要去香港参加反右60周年纪念会。我问为什么？他们说这事太敏感，你哥哥“血祭文革第一人刘文辉”也是右派，事迹影响太大，去年文革五十周年海外媒体釆访报道不少，上面要我少找麻烦，不听劝阻会对我釆取措施。
21日国保又上门，要我取消26日去港澳机票，并拍了我网上订购机票图像，说作为赔偿我损失费用的证据。同时还传达领导的警示，27日后三天不准离开上海家，二种方式由我选择。第一种、不配合，像过去一样派人来看管我，不准岀门。第二种、能配合，放弃去香港开会，他们不上门看管我，但必须这三天回他们打来得电话，告诉他们，我人在哪儿？让领导放心。
27日上午国保准时打电话來，确认我在上海家中，並约明天上午见面。
被邀请而阻止不能参加会议的右二代 上海人 刘文忠落笔于 2017年3月23日
刘文辉英烈照片（1965年）三十岁
刘文忠2017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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