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近两天,网络上流传了几个颇让人注目并被大多数人点赞的帖子。一个是用隐晦的笔法讲述在高速路上“开倒车”的危险,对今天的中国进行了善意批评。还有一个是张维迎教授在2017年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毕业典礼上的演讲,对公元1500年以来的中国体制进行了严厉批判,表达了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帖子,借古喻今,把今日的中国混同于明清,告诉读者“如何判断一个王朝将要挂了”,又或者对黄仁宇名著《万历十五年》进行深入剖析,进而得出中国必须对体制进行深入改革的结论。

万历十五年所有这些声音,显然戳中了当前中国社会的现实,与中国官方主流媒体的宣传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反差。这实际上是中国一部分有良心的知识分子,出自于内心深处的爱国热情,而发出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一方面坚决为这种声音对中国所做的描述和价值判断点赞,另一方面也认为,它们的声音还是不够响亮,仍然无法对中国的主流社会和主流阶层产生重大影响,因此,这样的呐喊,需不停的继续下去。

必须承认的是,中国最近几十年以来,国民经济的发展的确堪称“人类历史的奇迹”。然而,这种经济发展是建立在“高污染、高排放、高能耗、低效率”的“黑色经济”模式基础之上,唐朝杜甫欣慰“国破山河在”,而现在,我们只能感叹“国在山河破”。那种认为“今天的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铺垫,很可能处在各种创新爆发的前夜”的判断,显然只是一种盲目的自信。体制不变,哪来的创新动力呢?

也有一些主流媒体认为,“中国发展带给美国那样西方领头国家的危机感是前所未有的,西方的自信甚至在前苏联巅峰时期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折损过。”事实果真如此吗?从李嘉诚改变投资方向为欧洲,到曹德旺投资10亿美元去美国,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答到底哪里才有真正的危机。正如张维迎教授所说,公元1500年之后的中国是一个衰落的大时代,新中国是中国衰落进程的延续——这种判断不但不违背历史真实,也与整个国际社会的经验和感受完全一样。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良心知识分子,最终的价值指向只有两个字,即自由。这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然而,人往往就是这样,缺什么才会想要什么。正因为当前中国最缺乏的就是自由,所以才会翻来覆去被人念叨,被人惦记。事实上,近代以来,中国一直在争取的就是民族解放和民族自由。而在历史上,越是给人民以自由的朝代,则越活得长久,如宋朝,越是对人民采取禁锢政策的朝代,则异常的短命,如元朝。所以,从“自由”这一个角度来说,把当今中国混同于明清绝非良心知识分子在扯淡,在胡说八道,而是一种本能的警惕,更是历史的殷鉴。

不过话说回来,主流媒体对良心知识分子热衷扮演“舆论斗士”有一种天然的排斥心理。在他们看来,一个学者,一个有点名气的学者,应该安心坐在书斋里读读书,搞搞研究,不应该参和到社会思潮的争论当中来,不应该发表影响和谐与稳定的声音。否则,就可能被戴上崇洋媚外的汉奸高帽,又或者被怀疑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

一个在中文网络世界广为流传的故事是,毛泽东有一次在上海举行座谈会,罗稷南老先生抽个空隙,向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疑问:要是今天鲁迅还活着,他可能会怎样?这是一个悬浮在半空中的大胆的假设题,具有潜在的威胁性。其他文化界朋友若有所感,绝不敢如此冒昧,罗先生却直率地讲了出来。不料毛主席对此却十分认真,沉思了片刻,回答说:以我的估计, (鲁迅)要么是关在牢里还是要写,要么他识大体不做声。一个近乎悬念的询问,得到的竟是如此严峻的回答。罗稷南先生顿时惊出一身冷汗,不敢再做声。他把这事埋在心里,对谁也不透露。

这个故事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传播影响,显然是广大中国老百姓对当前现实的一种不满。无论如何,中国社会不应当对这种情况的存在视之为正常。对非主流的声音,这个国家显然需要有更多的承受力。中国这么大的社会,这么多的人口,这么多的事情,与外部世界的接触面也比历史上任何时代要深广,努力倾听主流之外的杂音,绝非是自找麻烦。相反,其中一些具有建设性影响的意见,很可能是社会治理更可靠也更高性价比的方式。

虽然,不管在什么时候,抱怨永远都存在,国家治理无论怎么搞,都会有一部分人不满意,但只要给了足够的自由,这些抱怨,这些不满意最终也只是说说罢了。相反,如果自由不够,不允许人抱怨,不允许人说不满意,这就好像用一块巨石堵住高压锅的漏气阀,时间长了,高压锅能不爆炸吗?

当然,对于非理性的声音,我们还是要抵制的。譬如号召国人怒砸日本小汽车,鼓动解放军跟某某打一战等等。从长远来看,通过弘扬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是中国走向自由,走向文明的第一步。只有价值观和国际接轨,才谈得上与国际社会正常交流和沟通,否则只能是鸡同鸭讲。

一个让人感到遗憾的事实是,相较于2011年至2012年而言,当前中国社会的包容度不但没有提升,反而有所下降。无论是微博还是微信,广播电视还是自媒体,消除杂音,成为舆情监督部门的首要任务。这恰恰说明,历史并不是以一种直线形式上升,在某些时候,往往会发生倒退。因此,不断扩大中国社会的包容度,始终是国家不断前进,人民福祉不断提高的出发点和最终指向。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所要争取的,依然还是那两个字,自由。

2017年7月9日于株洲家中

作者简介:

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消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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