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跪

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下跪(网络图片)

我和野夫见面是在他的新书发布会上,那是他写的一部小说《八十年代的爱情》,这部小说后来搬上了银幕。他是鄂西土家族人,又名土家野夫。说话带有四川口音,个子长得很壮实。朋友推荐了他几篇文章,我看了他的《江上的母亲》,的确写得很感人。后来又看了他写的几首古体诗,颇有功底的。

野夫的散文有他的特点,文笔冼练、收放有余、干净利落、不拖泥带水。最近又看了他写的《地主之殇》,一下子将我多年想写一篇有关中国地主问题的灵感引发出来,这是一桩历史的公案,如果不写出,我的心灵将会永远不安。

野夫这篇《地主之殇》,想必不少人读过,他记述了他祖父、父亲两代人的不同命运,爷爷因为是地主,在中共的土改暴政下,因忍受不了毒打而悬梁自尽,死后被投入天坑。而他父亲此时正是中共土改工作队的积极分子,担任区委书记,干着为虎作伥之事。后来,父亲可能良心有所发现,一直到死都不向儿子提爷爷之事。其实,这种事情在中共队伍中并非稀奇,相比来说野夫的父亲还算好的,并没有亲自动手,还没有像山西牛荫冠牵着父亲牛友兰的鼻子游街,我们家乡就有一个县保卫部长在土改时亲手枪毙自己的父亲的。

关于中共土改时期中国士绅们的悲惨命运,现在已经有人开始触及这块领域了,据初步统计,中共土改有近300万地主死于非命。中共为何对地主下手这么狠,笔者最近看了应克复先生的一篇文章《被消失的三千万地主阶层》说,“地主是为共产主义理想付诸于中国社会第一批殉难者。”我觉得这也太抬高他们了。如果说中共真的是有理想的人,不管这个理想是“空”的还是“实”,他们所干的一些事尚可归入“好心做了坏事”。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不是现在大谈“不忘初心”吗,他们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果真是“好心办坏事吗?”,今天笔者文章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谈——。

在谈这个问题时,我们还是要将历史定格一下。在“五四”之后,中共建党初期,如果说这一批中共创建者没有理想的话是不公允的。他们的确是在探索中国的命运,如陈独秀、李达等人。他们还没夹杂个人的野心,还有书呆子气,陈独秀就是很典型的。他只是把共产主义理论当作一种思想流派,在当时中国能行就行,行不通就不勉强,因此权谋思想并不太重。想借共产主义思想理论达到个人野心是从毛泽东开始的。毛泽东这个人从少年时代就表现出了他的个人野心,他就是封建时期的刘邦、项羽、洪秀全似的人物。这种人一旦具备有想当皇帝的欲望时,他可以不择手段的,那些理想、主义只是作为自己爬上最高皇位的手段而已。这样的野心家,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可以使用任何卑鄙方法,无所不用其极。有人说毛的革命是一场封建农民起义,其实还不太准确,我们看封建时期农民起义是在什么情况下出现的:

在中国封建历史时期,有一种说法叫“官逼民反”,也就是说,统治阶级把老百姓逼得没有活路了,百姓才起来造反。反过来说,官不逼,老百姓只要有一线生路是不会起来造反的。翻开史书,陈涉吴广起义是在赴徭役的路上,去也是死;不去也是死,毫无退路的情况下揭竿而起的。还有东汉的绿林赤眉、明末的李自成皆为如此。历来的封建君王,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利用了农民起义,如汉刘邦;唐朝李渊;还有的就是宫廷政变,如宋赵匡胤。这里面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农民被逼造反,如果农民不想造反,他们也没有办法。在上世纪初,也就是民国时期中国农村,当时虽然生产力还比较落后,但农民仍然沿着固定的生产模式(生产关系)来生存的。而且,随着辛亥革命民主的新风,农村的一些开明绅士也逐渐多了起来,中国农村并没有形成尖锐的阶级矛盾。因此,想要农民起义也是不可能的。然而,像毛泽东这种野心家,他想当皇帝,必须让社会产生动乱才行,不动乱他就休想混水摸鱼。怎么办?首先得制造矛盾,人为地制造成仇恨。毛搞的这一套,封建农民起义领袖都没干过,与其不同的是,封建农民起义领袖是顺势而为,毛是“造势而为”;他的所谓“造势”就是把社会搞乱,将人心搞乱。毛所就的“大乱才能大治”,其实就是“大乱才能篡位”。毛在文革时也是搞的这一套手法,为了把权从刘少奇手中夺回,利用“红卫兵”造反,把社会搞乱,最后达到其卑劣目的。

我们追溯一下历史,1926年,中共派毛到湖南去,是要他发动农民,支援北伐战争,而毛却在湖南农村搞起了:“痞子运动”,搞起了阶级斗争(参看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把一些农村的游民无产者和二流子赖汉发动起来斗地主富农。游街、带高帽子,抄家,抢夺财产,一下子闹得乌烟瘴气。而当时北伐战争正打得激烈,国民党的前方将士们很多都是中小地主家庭出身,而北伐军官们多数系湖南籍,因为家属受到农会的打击,对农运乃产生反感。毛这样一闹,许多被斗的家属跑到前方诉苦,这不仅影响了前方将士们的斗志,并且大大动摇了军心。这一下激怒了国民党人,连共产党领导人也反对这样搞。如陈独秀就不同意毛这样闹。中共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的父亲在这场农运中被农会杀了,还有以旧学著称的湖南清末遗老叶德辉也被处决。搞得人心惶惶,国共两党都指责,然毛却不顾大局,一意孤行,为国共两党埋下了仇恨。当时毛泽东提出了两句名言:“有土皆豪,无绅不劣;矫枉必须过正”。张国涛曾问毛泽东:“所谓”有土皆豪“,难道有一小块土地的自耕农也算是”豪“吗?你自已也算得是湖南一位绅士,难道也”劣“吗?”毛听了哈哈大笑。(在这里还要说明一点的是:毛之所以在湖南肆意搞农运,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他的父母已经去世了。)张国涛在《回忆录》中这样说道:

“武汉时期,中共在农村中的活动,是自下而上的,其中以湖南火势最猛烈。在发动之初,领导的步骤颇不一致,运动开展以后,也无力预以控制,竟成了摧毁国共合作,瓦解武汉政权的一个重要因素。”

毛为何要这样做呢?其目的是想把整个局面搅乱,以履行他的《阶级斗争》哲学。不乱就不能夺取政权,这就叫做“乱中取胜”,他经常玩这一手。这是其它一些中共领导人望尘莫及的。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如:瞿秋白、张国涛、李立三、王明都不在他的话下,陈独秀这个书呆子就更不消说了。

毛就是一个流氓,流氓做事从不讲底线的。这一下,中国的农村士绅们就遭殃了。这些世世代代靠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一点财产,和今天改革开放后富起来的个体户一样,而在那时被冠名“地主”成了阶级斗争的对像。而这些人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一直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正如野夫在书中说的:

“今天一个县的公务员大抵上万,军警宪特齐备,尚且往往滋事告急;在100年前,一个县官加几个胥吏,又是如何来实施政务而确保平安的呢?——朝廷对于民间社会的控制,实际依赖的是士绅阶层和家族长老的自觉维持。传统的礼法家训和乡规民约在代代乡绅的传承下,形成中国人的底线伦理和生活秩序。无论政统和血统在遥远的帝都如何改变,深山老林中的人民依旧坚守着自己的道统。他们默默耕耘,派丁纳粮,安贫乐道,息讼少争。不到民不聊生之时,一般是不会揭竿而起的。

士绅阶层是如何诞生的呢?它既非朝廷分封指派,又非家族世袭嫡传,也算不上基层民主直选,它是完全自然生成而又为当地社会所默认的一个人群。一般而言,它由正直诚信、发家致富、知书识礼的人所组成。这一群体没有国家俸禄和职称,只是凭借个人素质而形成的潜在势力,掌握着乡村的“话份”[话语权].他们不妨一领青衫躬耕草野,但往往却一言九鼎,安抚平息着乡村的裂纹和创伤。不管政治是如何周期性动荡,皇朝是如何兴衰更替,是他们在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在很多意义上说,都是他们在代行政府职责,在充当太平盛世的守护神。“

毛其实也深知以上这一点,也知道他们不是“坏人”,因为他的家庭在当时也属于地富之列,并且他曾夸奖他母亲是一个“善人”(可参看〈毛泽东口述自传〉),然而,他不昧着良心他的“革命”就搞不起来。在中共内部,谁最会玩手段谁就可以当“山大王”,这一点对毛来说是“无人出之其右”。毛曾说蒋不如他,他说,“搞斗争要两句话——狠要狠到无情,忍要忍到无耻。蒋介石这个人啊,线装书读了很多,他既做不到无情,又做不到无耻,那怎么跟我斗啊?”毛在国共之争中,以“乱世之奸雄”的伎俩窃取江山,夺取江山后,对中国的地主不仅不放过而且采取了更加残忍的手段。在农村土改中,在2000万地主中,300万死于非命。

或许有人问,既然中共已经夺得政权,为何还要对手无寸铁的地主大开杀戒呢?何况这些地主已经把土地无偿地交给了中共。这就好比劫匪绑票,别人已经交了赎金,仍然撕票一样,这在黑社会帮规里都做不出来,这是否太卑鄙了点。这正应证了毛的“狠要狠到无情”,当然,毛之所以要这样做,还有另外原因。

1,凡是极权专制的国家,都是靠对民众的恐吓和高压手段来维持其统治的,他们知道,这种极权专制是不得民心的,如果用民主的方式他们必然下台,因此,他们一定要民众产生恐怖心理。这种恐怖心理就像“杀鸡给猴看”一样,这些被杀的“鸡”就是所谓的“地富反坏右”:“猴子”就是广大民众。中共对这些“地富反坏右”长期采取非人的折磨,在农村,时时挨打批斗,让农民产生惧怕心理,不敢有丝毫反抗(现在的金家王朝就是实例)。农民在长期的恐惧下,已失去反抗的勇气,在三年大饥荒中,农民情愿饿死,粮库近在咫尺,也不敢去抢。

2,转移视线,人为制造仇恨。凡极权国家的统治者,是最害怕民众团结一致的,因为民众一团结,他们就害怕。读者应当知道,中共是靠阶级斗争起家的;又是靠阶级斗争取得政权的。因此,他们要维持政权,也必须将阶级斗争继续搞下去。既然要搞阶级斗争,必然要有斗争的对像,于是乎,地主就成了冤大头。不仅如此,中共还开动宣传机器,编造谎言,将地主说成是自私、歹毒、无情、残忍的人,向无知的青少年宣传,什么“半夜鸡叫的周扒皮”、“收租院大地主刘文采”、“少年英雄刘文学”“白毛女”,当民众相互产生仇恨后,就不会将矛头对准他们了,他们就可以坐观其斗,毛还美其名曰:“斗则进,不斗则退”:“八亿人,不斗行吗?”

3,制造一批“贱民”,让民众产生一种“满足感”。在毛统治时期,中国广大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就是毛整天标榜的、所依靠的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也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为了让这些人不造反,让他们安分守己,必须让他们对现实产生一种满足。这种“满足”,并非是从物质生活改善方面来考虑,而是制造一群比他们处境更悲惨的“贱民”,这些贱民就是“地富反坏右”,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以“贱民”来比照,从而产生一种心理“满足感”,社会多数民众只要满足于现状,统治阶级就高枕无忧,以达到统治之目的。这也是中共要讲阶级成份的原因。

中国农村的地主命运实在是太悲惨了,自1949年被戴上地主分子(也包括富农)后,一直到1979年全部摘帽,在这30年里,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提心吊胆地过日子,像奴隶一样,任凭羞辱、责骂,随时被罚工。政治运动一来,他们就要作好被批斗的准备。不仅如此,他们的子女也背上沉重的家庭包袱,前途暗无天日,文革中,河北大兴、湖南道县以及广西对他们进行了灭门似的杀戮,甚至残忍到挖心肝、割乳房、割生殖器。(可参看谭合成《血的神话-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指导下造成的。中共在毛执政期间,将中国倒退到中世纪的黑暗,甚至到奴隶社会。这个账终究有一天要偿还的。不将毛泽东这个人间的恶魔推向历史的审天理不容。

1979年,中共中央颁发了《关于地主富农分子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成份问题的决定》,文件说:

“党中央认为,在我国农村完成土地改革和实现农业集体化以后,地主、富农分子已经经过了二十以至三十多年的劳动改造,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已经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因此,中央对地、富分子的摘帽问题和地、富子女的成分问题特作此决定。决定指出,凡是多年来遵守政府法令、老实劳动、不做坏事的地主、富农分子以及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经过群众评审,县革命委员会批准,一律摘掉帽子,给予农村人民公社社员的待遇;,同时,对至今确实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分子,要继续加强监督改造,并实行给出路政策,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摘帽。”

明明做了伤天害理的事,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以一种道德制高点的面孔来说话。中国的地主也真是太冤了,“右派分子”改正,中共还提到了是由于“扩大化”、“伤害了一些人”的话;并且右派平反后,还恢复了工作,有的还给予了一定的经济补偿,右派戴帽的时间也比地富要短。而中国的地富分子所遭受到的屈辱最深重,时间也最长。30年来奴隶般的生活,使他们已经麻木,他们已经失去了为自己说话的权利。当宣布给他们摘帽的时候,那一个个呆滞的眼光,没有激动,也没有眼泪。我们村子的一个“女地主分子”甚至说,摘什么帽子,俺戴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今天,这些“地富分子”大多数已作古,他们的冤魂还在上空漂泊,至今还没有给予一个公道。中共欠人民的债太多了,然而至今没有给人民一个道歉。特别是首恶分子毛泽东,不但不对他清算反而将其僵尸停放灵堂40年。前德国总理勃兰特在波兰奥斯威辛集中营,双膝跪在死难烈士纪念碑下,这一超出礼仪之举感动了成千上万的波兰人,使在场的世界各地外交官无不动容。虽然他跪下了,但是德国人民却站起来了。什么时候咱中国人也学一学别人,敢于正视历史,这才真正是“好男儿”。

一个人、一个党不敢正视自己的历史,不敢承认自己的罪过是懦夫的表现;一个民族对历史的整体失忆是危险的。

2017年7月6日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7/25/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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