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对胡万林事件是不关心的，因为我对庸医治死人非常愤慨，但后来我却同情胡万林。
对中医我是外行，但也多少知道一些，因为文革时，中国医学界里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是医学革命，比如动手术时用针灸麻醉，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当然，那时侯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尽管如此，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中医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也不怪颁奖组织，现在看来，如果华佗和李时珍年代有颁奖这回事，那华佗和李时珍、张仲景一定当之无愧；如果再说到更早的扁鹊和《黄帝内经》的作者（托名“黄帝”），那中国医学水平在当时可能是世界的顶峰，什么诺贝尔医学大奖都应该颁发给中国人。不过话说回来，那是历史，当时的伟大中医学也没有传到西方，有记载的只是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临近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也没有颁发什么医学奖的，连中国人自己也从没有发过奖。中医过去没有医学院，没有研究机构，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一些祖传秘方，它能治好病，但往往是家传，不会收学生、徒弟，许多家传也是传男不传女，如果家里没有男孩，珍贵的秘方还会失传。
文革时中国对中医十分重视，赤脚医生盛行，确也解决了不少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但赤脚医生主要还是靠西医来治疗疾病，中医最红火的要属针灸术。当年母亲很好奇，她自己闲置无聊学习针灸，同时还叫我也学习针灸术，那时侯，我们没有师傅，没有老师，更不是在医学院学习，完全凭着革命热情，找几本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浅薄的小册子，照着上面的绘图，自己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扎了很多穴位，酸痛麻胀的感受也真解决了一些问题。有一位中学同学的母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正规医院就是看不好，老太太听说我学针灸，就非要让我给她看，我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真的每天跑到她家，给她针灸并施以拔罐，完全是二把刀。她后来渐渐病情有好转，记得她还曾经送我一蓝鸡蛋。那时侯生活困难，买鸡蛋要鸡蛋票，也说明我也有了一点“医术”，自己也沾沾自喜。现在从胡万林案件看来，我也是无照行医，是违法行为，如果要翻旧帐的话，可能也会受到起诉。还是侥幸，我没有治死一个病人，大概是因为我一共才有治疗十几个病人的历史。
我自己很少得病，偶然得病也看过中医，就是不看中医，有时也吃点中成药，最常用的是牛黄解毒片等，但主要还是看西医。
我从来不信神鬼，从来不相信神秘的“气功”，更不相信宗教那一套，从这一点上说我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在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是没有自由的，你在学校里只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毛泽东思想，你每天要讲的是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要其乐无穷；你所能接触到的书籍，也是经过严格政治检查筛选过的，各种媒体全是一个声音。在这种环境下熏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思想的奴隶。现在比那时开放多了，有长辈老人劝我信教，我尝试但不行，我的无神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的确，唯物主义把世界看的太透彻，太冷酷无情，不象唯心主义那么虚无缥缈，那么浪漫多彩，使人沉湎于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幻想之中。对现在炒的红红火火的法轮功我是嗤之以鼻，过去从未听说过，党中央一抓法轮功，现在它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它的批判和把法轮功组织定为邪教组织，使得法轮功在国内外声名大噪，法轮功已不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功法，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党和国家兴亡的问题了。小小的法轮功让江泽民大伤脑筋，我看不值得。开始总以为批判法轮功是小题大做，不以为然，把法轮功上升为邪教，也抬得太高了。法轮功或其他什么功法，如果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何必大惊小怪。人们已经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又没有什么新的主义、思想让人民接受，他要去信教练功，总比去参加民运要好，对共产党政权我看不出有什么威胁。是不是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偶然，在网上看了对胡万林事件的报道，胡万林事件还牵涉到柯云路，那有什么关系？柯云路是做学问的，他的学问观点如何，跟所谓胡万林案件有什么关系？中国还没有思想犯，人们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何况中国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共产党总不能不留一点遮羞布。胡万林事件应该给学术界、理论界去辩论，不是总说“理不辩不明”吗？胡万林事件总是和一些社会气候联系在一起，比如伪气功学、法轮功等，其实胡万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而那个叫司马南的人满嘴胡说八道，你真的懂科学吗？随意给柯云路发了一个邮件，意思是只要是坚持科学，实事求是，我支持你。其实，柯云路的书我买了不少，还有朋友送的，有一套书上还有柯云路的亲笔签名，但我从来没有完整读过，讲老实话，我不感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他会用现代科学发现来解释他的观点，尽管可能他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能否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样说可能对他不敬，希望原谅。他写过一本《柯云录新疾病学》，我没有认真读，只是随便翻了翻，但我却读了一本和他书名相同的书，就是中国发行的《第一推动丛书》中的《我们为什么生病》，作者是美国的R.M.尼斯和C.C.威廉斯。这本书是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人为什么生病，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科学著作，写的活泼生动，通俗易懂，很有折服人的魅力。当然作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柯云路先生无法与其相比。如果柯云路先生未读过的话，建议找来读一读。后来接到“思想者”发来一些有关胡万林事件的文章，尤其是律师的辩护词，感觉很有道理，但还不够深刻，引发了我这个本来对此不感兴趣的人的好奇，也胡乱写一些东西。
中医或叫中国传统医学是伟大的“科学”，但这门伟大的科学只有实践检验，从未有过科学论证。科学是现代玩艺，科学这个词历史上的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科学带有“洋味”。
但不管怎么说，科学总是要经过实践论证的，当然有些科学理论不能实践论证，只能用逻辑的、数理的或其他什么的论证，但基础的来源依然是实践。中医学理论是模糊理论，通过号脉，一百个中医可能有一百个诊断，如果开药方，对同一个病人一百个中医可能开出一百个不同的药方。西医需要化验、透视、心（脑）电图、CT等许多方法诊断疾病，西药的制作也有化学分子式作为根据。中医纯属是实践的产物，是几千年中国人在和疾病斗争中的总结，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正在中断中。因为中国门户逐渐被打开，西医的引进，到现在可以说几乎垄断了中国医药和治疗机构。试问中国有多少中医院（中医院很多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所谓中西医结合）？有多少人看医生是看中医？中国医药的销售额中中药能占多大比例？中国人自己信不信中医？答案太清楚了。西医刚引进的时候，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能看西医，老百姓只能看中医，或者用土办法来治病（其实也是中医）。直到现在有了大病，老百姓只能看一般的西医和用一般的西药，那些当官的或者老板们可以用最贵的西药，也可以到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医疗设备检查和治疗，甚至可以出国看洋医生。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革命的“怪胎”，是不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回事，理论上、方法上、实践上都是两回事，是格格不入的，在此没必要深入研究。
还是回到正题。说胡万林没有行医执照，是庸医，所以会将病人医死。请问当年的李时珍、华佗、张仲景和历史上千千万万个中医有行医执照吗？他们就读哪个医学院？他们有没有治死过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中医就不用办学校了，也不是说中医行医就不要行医执照了。社会发展到现在，当然需要立法，需要规范。只是如何解决中医的传统和中医的民间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否定传统中医或中医的传统。民间秘方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民间秘方还能不能治疗疾病的一个有效手段，如果说否定，那干脆制定一条法律，凡是民间药房一律销毁；如果民间秘方还可以治病，那一般掌握这个药房的人往往是家传的，不是从正规医学院学来的，他肯定没有行医执照。
我有个亲戚，如果他在世的话，已经差不多80岁了，他是一家医学院的教授，但我知道他文化水平不高（不是中医术不高），只是小学文化程度。我问他是怎么学会中医的，他说他从小在药房负责抓药，同时也看了一些医书，跟着师傅学徒，慢慢就作了医生。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中医要么是学徒出来的，要么家传的，反正那时的医生不是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
那时的医生没有毕业证，更没有行医证书，中国几千年就这样过来了。胡万林这个“医生”是自学的，是在监狱里学的，病人就是犯人，犯人也是人，胡万林也算经过实践锻炼的，如果在监狱里治死了犯人肯定没人追究你，因为你胡万林和那些犯人都是阶级敌人，死有余辜！
拿这些犯人做试验，这也是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那象西方的医学研究要先在老鼠或青蛙身上做试验，证明没问题了再给人治病。说到这里又想起李时珍，他常年在山上采药，自己亲口尝了少说也有几百种植物吧，自己拿自己做试验，再经过对病人施治，才写出了不朽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当然伟大，尤其他的精神更值得学习，但我还要问，李时珍虽然伟大，但他并非什么病都能治好，如果被他医治的病人死了，是不是可以说是李时珍这个“庸医”治死了病人，何况他既不是正规学院的毕业生，又没有行医执照？
我看了胡万林的一些资料，我不相信胡万林是庸医，本文没有时间再去为他详细辩护，但说他给病人用毒，大概是芒硝，我不以为然。在中医看来，一些毒药也是治病的良药，只是看你会不会用或用量多少，所谓“以毒攻毒”正是治疗疾病尤其是毒疾的好方法，你敢否定吗？那你一定要先否定中医，否则你就不能从中医理论上驳倒胡万林这个“庸医”。中国现在的中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中医院里的中医常常都要通过西医的检验之后再开出药方，这就是说用西医的检验方法诊断疾病，用中草药去治疗，这倒象“中西医结合”了。说西医治表中医治根，我就不相信。现代世界上医学科学发展绝不是中国传统医学，而一定是西医学，所以我相信，诺贝尔医学奖永远不会颁发给中医。
中医是国粹，和中国传统戏剧一样，越来越少的人欣赏和使用。中医和中国戏剧比较，中医的生命力要更长。本文没有说一定要否定中医在治疗疾病中的意义，尤其中国的广大农村，医疗条件和微薄的收入，有了大病，西医你也看不起，有道是“医院大门向南开，有病无钱别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象胡万林这样的“庸医”大可用上派场，民间的土药方、土秘方一定可解决大部分的医疗问题。谁能统计一下，在中国农村，广大农民治疗疾病一般用什么方法？
2000年5月5日于深圳
《赵达功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