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我对胡万林事件是不关心的,因为我对庸医治死人非常愤慨,但后来我却同情胡万林。

对中医我是外行,但也多少知道一些,因为文革时,中国医学界里中西医结合治疗疾病是医学革命,比如动手术时用针灸麻醉,就是中西医结合的典范。当然,那时侯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尽管如此,没有哪一个伟大的中医学家获得诺贝尔医学奖,这也不怪颁奖组织,现在看来,如果华佗和李时珍年代有颁奖这回事,那华佗和李时珍、张仲景一定当之无愧;如果再说到更早的扁鹊和《黄帝内经》的作者(托名“黄帝”),那中国医学水平在当时可能是世界的顶峰,什么诺贝尔医学大奖都应该颁发给中国人。不过话说回来,那是历史,当时的伟大中医学也没有传到西方,有记载的只是在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等临近的国家和地区广泛应用,也没有颁发什么医学奖的,连中国人自己也从没有发过奖。中医过去没有医学院,没有研究机构,没有统一的标准,尤其一些祖传秘方,它能治好病,但往往是家传,不会收学生、徒弟,许多家传也是传男不传女,如果家里没有男孩,珍贵的秘方还会失传。

文革时中国对中医十分重视,赤脚医生盛行,确也解决了不少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但赤脚医生主要还是靠西医来治疗疾病,中医最红火的要属针灸术。当年母亲很好奇,她自己闲置无聊学习针灸,同时还叫我也学习针灸术,那时侯,我们没有师傅,没有老师,更不是在医学院学习,完全凭着革命热情,找几本赤脚医生手册之类的浅薄的小册子,照着上面的绘图,自己在自己身上练习针灸,扎了很多穴位,酸痛麻胀的感受也真解决了一些问题。有一位中学同学的母亲得了风湿性关节炎,正规医院就是看不好,老太太听说我学针灸,就非要让我给她看,我是出生牛犊不怕虎,真的每天跑到她家,给她针灸并施以拔罐,完全是二把刀。她后来渐渐病情有好转,记得她还曾经送我一蓝鸡蛋。那时侯生活困难,买鸡蛋要鸡蛋票,也说明我也有了一点“医术”,自己也沾沾自喜。现在从胡万林案件看来,我也是无照行医,是违法行为,如果要翻旧帐的话,可能也会受到起诉。还是侥幸,我没有治死一个病人,大概是因为我一共才有治疗十几个病人的历史。

我自己很少得病,偶然得病也看过中医,就是不看中医,有时也吃点中成药,最常用的是牛黄解毒片等,但主要还是看西医。

我从来不信神鬼,从来不相信神秘的“气功”,更不相信宗教那一套,从这一点上说我是彻头彻尾的唯物主义者。因为在那个年代,人的思想是没有自由的,你在学校里只能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毛泽东思想,你每天要讲的是阶级斗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还要其乐无穷;你所能接触到的书籍,也是经过严格政治检查筛选过的,各种媒体全是一个声音。在这种环境下熏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思想的奴隶。现在比那时开放多了,有长辈老人劝我信教,我尝试但不行,我的无神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

的确,唯物主义把世界看的太透彻,太冷酷无情,不象唯心主义那么虚无缥缈,那么浪漫多彩,使人沉湎于对另外一个世界的幻想之中。对现在炒的红红火火的法轮功我是嗤之以鼻,过去从未听说过,党中央一抓法轮功,现在它就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它的批判和把法轮功组织定为邪教组织,使得法轮功在国内外声名大噪,法轮功已不是一个强身健体的功法,也不是什么宗教问题,而成了一个政治问题,一个党和国家兴亡的问题了。小小的法轮功让江泽民大伤脑筋,我看不值得。开始总以为批判法轮功是小题大做,不以为然,把法轮功上升为邪教,也抬得太高了。法轮功或其他什么功法,如果没有什么政治目的,何必大惊小怪。人们已经不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了,又没有什么新的主义、思想让人民接受,他要去信教练功,总比去参加民运要好,对共产党政权我看不出有什么威胁。是不是有点“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一个偶然,在网上看了对胡万林事件的报道,胡万林事件还牵涉到柯云路,那有什么关系?柯云路是做学问的,他的学问观点如何,跟所谓胡万林案件有什么关系?中国还没有思想犯,人们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何况中国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国际公约,共产党总不能不留一点遮羞布。胡万林事件应该给学术界、理论界去辩论,不是总说“理不辩不明”吗?胡万林事件总是和一些社会气候联系在一起,比如伪气功学、法轮功等,其实胡万林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而那个叫司马南的人满嘴胡说八道,你真的懂科学吗?随意给柯云路发了一个邮件,意思是只要是坚持科学,实事求是,我支持你。其实,柯云路的书我买了不少,还有朋友送的,有一套书上还有柯云路的亲笔签名,但我从来没有完整读过,讲老实话,我不感兴趣,因为我不相信他会用现代科学发现来解释他的观点,尽管可能他的观点很可能是正确的,但能否科学论证和严密的逻辑论证?这样说可能对他不敬,希望原谅。他写过一本《柯云录新疾病学》,我没有认真读,只是随便翻了翻,但我却读了一本和他书名相同的书,就是中国发行的《第一推动丛书》中的《我们为什么生病》,作者是美国的R.M.尼斯和C.C.威廉斯。这本书是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研究人为什么生病,是让人心服口服的科学著作,写的活泼生动,通俗易懂,很有折服人的魅力。当然作者本身就是科学家,柯云路先生无法与其相比。如果柯云路先生未读过的话,建议找来读一读。后来接到“思想者”发来一些有关胡万林事件的文章,尤其是律师的辩护词,感觉很有道理,但还不够深刻,引发了我这个本来对此不感兴趣的人的好奇,也胡乱写一些东西。

中医或叫中国传统医学是伟大的“科学”,但这门伟大的科学只有实践检验,从未有过科学论证。科学是现代玩艺,科学这个词历史上的中国是没有的,所以科学带有“洋味”。

但不管怎么说,科学总是要经过实践论证的,当然有些科学理论不能实践论证,只能用逻辑的、数理的或其他什么的论证,但基础的来源依然是实践。中医学理论是模糊理论,通过号脉,一百个中医可能有一百个诊断,如果开药方,对同一个病人一百个中医可能开出一百个不同的药方。西医需要化验、透视、心(脑)电图、CT等许多方法诊断疾病,西药的制作也有化学分子式作为根据。中医纯属是实践的产物,是几千年中国人在和疾病斗争中的总结,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正在中断中。因为中国门户逐渐被打开,西医的引进,到现在可以说几乎垄断了中国医药和治疗机构。试问中国有多少中医院(中医院很多也是挂羊头卖狗肉,或所谓中西医结合)?有多少人看医生是看中医?中国医药的销售额中中药能占多大比例?中国人自己信不信中医?答案太清楚了。西医刚引进的时候,只有那些达官贵人才能看西医,老百姓只能看中医,或者用土办法来治病(其实也是中医)。直到现在有了大病,老百姓只能看一般的西医和用一般的西药,那些当官的或者老板们可以用最贵的西药,也可以到最好的医院用最好的医疗设备检查和治疗,甚至可以出国看洋医生。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革命的“怪胎”,是不能成功的,原因很简单,中医和西医完全是两回事,理论上、方法上、实践上都是两回事,是格格不入的,在此没必要深入研究。

还是回到正题。说胡万林没有行医执照,是庸医,所以会将病人医死。请问当年的李时珍、华佗、张仲景和历史上千千万万个中医有行医执照吗?他们就读哪个医学院?他们有没有治死过人。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现在中医就不用办学校了,也不是说中医行医就不要行医执照了。社会发展到现在,当然需要立法,需要规范。只是如何解决中医的传统和中医的民间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可能否定传统中医或中医的传统。民间秘方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民间秘方还能不能治疗疾病的一个有效手段,如果说否定,那干脆制定一条法律,凡是民间药房一律销毁;如果民间秘方还可以治病,那一般掌握这个药房的人往往是家传的,不是从正规医学院学来的,他肯定没有行医执照。

我有个亲戚,如果他在世的话,已经差不多80岁了,他是一家医学院的教授,但我知道他文化水平不高(不是中医术不高),只是小学文化程度。我问他是怎么学会中医的,他说他从小在药房负责抓药,同时也看了一些医书,跟着师傅学徒,慢慢就作了医生。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中医要么是学徒出来的,要么家传的,反正那时的医生不是从学校里毕业出来的。

那时的医生没有毕业证,更没有行医证书,中国几千年就这样过来了。胡万林这个“医生”是自学的,是在监狱里学的,病人就是犯人,犯人也是人,胡万林也算经过实践锻炼的,如果在监狱里治死了犯人肯定没人追究你,因为你胡万林和那些犯人都是阶级敌人,死有余辜!

拿这些犯人做试验,这也是党交给你的光荣任务。那象西方的医学研究要先在老鼠或青蛙身上做试验,证明没问题了再给人治病。说到这里又想起李时珍,他常年在山上采药,自己亲口尝了少说也有几百种植物吧,自己拿自己做试验,再经过对病人施治,才写出了不朽的《本草纲目》。李时珍当然伟大,尤其他的精神更值得学习,但我还要问,李时珍虽然伟大,但他并非什么病都能治好,如果被他医治的病人死了,是不是可以说是李时珍这个“庸医”治死了病人,何况他既不是正规学院的毕业生,又没有行医执照?

我看了胡万林的一些资料,我不相信胡万林是庸医,本文没有时间再去为他详细辩护,但说他给病人用毒,大概是芒硝,我不以为然。在中医看来,一些毒药也是治病的良药,只是看你会不会用或用量多少,所谓“以毒攻毒”正是治疗疾病尤其是毒疾的好方法,你敢否定吗?那你一定要先否定中医,否则你就不能从中医理论上驳倒胡万林这个“庸医”。中国现在的中医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医了。中医院里的中医常常都要通过西医的检验之后再开出药方,这就是说用西医的检验方法诊断疾病,用中草药去治疗,这倒象“中西医结合”了。说西医治表中医治根,我就不相信。现代世界上医学科学发展绝不是中国传统医学,而一定是西医学,所以我相信,诺贝尔医学奖永远不会颁发给中医。

中医是国粹,和中国传统戏剧一样,越来越少的人欣赏和使用。中医和中国戏剧比较,中医的生命力要更长。本文没有说一定要否定中医在治疗疾病中的意义,尤其中国的广大农村,医疗条件和微薄的收入,有了大病,西医你也看不起,有道是“医院大门向南开,有病无钱别进来”。在这种情况下,象胡万林这样的“庸医”大可用上派场,民间的土药方、土秘方一定可解决大部分的医疗问题。谁能统计一下,在中国农村,广大农民治疗疾病一般用什么方法?

2000年5月5日于深圳

《赵达功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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