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1庞培,本名王方,江苏江阴人,初中毕业,国家一级作家,现居江阴。少年时开始写小说,后以诗歌创作为主,兼写散文随笔。1993年发表诗作《一个人的命运》。1996年发表长篇散文《乡村肖像》、《五种回忆》,因其独特的文本,深刻细致的视野反映了江南乡镇的日常生活,在文学界和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被誉为是九十年代“新散文”写作代表人物之一。此后相继出版了《低语》、《五种回忆》、《忧郁之书》等散文集。2004年出版长篇小说《爱的罗曼史》。除散文、诗歌外,还有大量诗作被选入各类年度选本及文集。部分作品被译成英、法、印度文字在国外发表。

长篇散文《乡村肖像》获得第二届“大家”文学奖提名。

散文《凤凰游记》、《故乡与我隔水相望》被分别刊入1999年、2001年度散文排行榜。

作品曾获1995年度首届“刘丽安诗歌奖”,1997年度“柔刚诗歌奖”。

参加北京《诗刊》社“第十四届青春诗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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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淼,70后,长沙人,出生于邵东,后迁居至株洲,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株洲市作家协会理事,湖南省“三百工程”文艺人才库入选作家,曾供职于某国企,后供职于某杂志,现居家自由写作。主要作品有小说《沈情的背叛》《香水有毒》《盆村事件》,散文《一个人的馒头山》《消失》《斯人寂寞》等。

刘淼:在写散文之前,我知道您是一名诗人,众所周知,当代诗歌已经被极度边缘化,去年,赵丽华的“梨花体事件”也不过稍微延长了当代诗歌最后一口气,所以,首先我很想知道您对当代诗歌有什么样的看法?你现在还写诗吗?

庞培:成为一名诗人是一切文学的基础。我想,契诃夫写过很有趣的儿童诗,他如果不写他那阴郁风格的《第6病室》,他一定会去书写表达沙皇朝末朝的俄国人民失望而又倒潦倒的诗作。他一定是用小说的形式抒写了他内心深处特定的诗歌,进而言之,是用短篇小说这种体裁抒写了他内心深处的“史诗”。著名的如他二十八岁时的成名作《草原》(谁又能够否认?)难道不是一首壮烈的诗篇?我以为,诗解答了有关文学的一切,那怕是幽默体裁的小品文,甚至伟大的电影演员,如卓别林。当年巴黎的“超现实主义小组”成员,不是曾对他顶礼膜拜——把《摩登时代》的作者姓名放在殊如洛特雷亚蒙的名字前面?“你现在还写诗吗?”这样的问题并不成立。在“当代诗歌已经被极度边缘化”之前冠以“众所周知”这类说辞,也无法令我认同。

兰波十九岁之后就不再写诗,而他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诗人。奥登战后入美国籍后诗作渐少,并且质量明显下降,而他仍不失为二十世纪英国诗歌的领袖。

“写诗”,“现在还写诗”,只是有关诗和诗人一个短暂认知的片断,就这个片断而言,我大概还在“写诗”。然而,诗对于“诗人”的书写要远远大于诗人对“诗”的掌握。

刘淼:您能谈谈您对新风格散文以及新风格散文作家这一群体的认识吗?新风格散文运动从1996年发轫至今有十二年了,回顾这一重大的文体变革运动,您觉得它是否有意义?因为这一流派似乎有点销声匿迹的味道了。

庞培:在写诗之余,我喜欢长时间安静的生活和阅读,并思考一些殊如“散文该怎么写?蒙田和查尔斯•兰姆何以吸引后世读者的感情?”这类时而抽象、时而又十分具体的问题。这促使我在1990年左右无意间写下过一些纯想像,一半虚构一半兼有自传式生活影像的文字。当时纯粹没意识到这类作品有可能成型,但写作当时的心境至今还记忆犹新。第一是面对散文这种体裁的技艺方面的高度专注;第二是新,新颖。当时的状态是如果可能,不光每一篇乃至每一段文字都要求是前人所未竟的,从没有人写过(这样写)的。与其说我对“新风格散文作家这一群体”有所认知,不如说我对于偶尔显现在1990年代初的三十岁之前的我自己有所认知。孤寂,快乐,自信,这就是那时候的我:初读了蒙田、兰姆、卡夫卡、马克•吐温和卡莱尔的我;以及熟读了沈从文、废名、梁遇春的我。一天到晚只知道乱写、目中无人、光明而又年轻、弹着吉他、沉迷于读歌、心胸狭窄、凡事斤斤计较、易怒、大笑着不言不语的我。把旅行演化成一种悄无声息地开溜的我。1992年我看到一本很重要的书:钟鸣的《城堡的寓言》!记得这本书是花城版的薄薄小册子形式,作者钟鸣一定没拿到多少像样的稿费(1996年在成都和钟鸣见面时忘了问他。当时正忙于被诗人唐丹鸿怂恿之后跳下泳池跟他比赛100米自由泳……)。这本风格诡异的小书,至今在我眼里仍是我们这一代不可多得的一部文学经典,顺便说说……

如你提问所说,如果确实是“这一重大的文体变革运动”那么“新散文”确实是有意义;另一方面,一种写作或文体创新的意义之“有无”,肯定不该由具体相关的作家来做出评判。就我自己而言,我喜欢的具有创新意味的作家(散文作者)包括钟鸣、柏桦、陈东东、朱朱、周涛、流沙河、黄永玉、冯秋子、胡晓梦等人,这都是在那个时期的写作中我内心怀有敬意的一些作者。细心的读者一定能够察觉,这其中有诗人,惟独没有小说家。关于当代中国的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要到2000年之后的我,才有适当的发言权。这是后话。散文不仅需要诗歌的激情,同样现代小说的一部分理念,也不可或缺。优秀的小说一定同等具备优秀散文的水平线。讲到这里我已经很不耐烦了。我要补充的是“新散文”之“新”,早在1997年《大家》那个著名的栏目之前,就已经存在,据我所知,此“新”曾经局部或部分地游弋于各地写作者的孤独且不为人知的内心。

你说“这一流派似乎有点销声匿迹的味道了。”我不反对这种说法,这是多么美好的味道啊!

刘淼:新风格散文发轫于1997年的《大家》杂志,那个时候,你们这些人是否相互认识,你们是不是事前商量过要对散文进行一次如此彻底的革命?

庞培:《大家》推出“新散文”栏目时,我只认识陈东东和朱朱。钟鸣是1996年才第一次见面的。那一年我已发表《五种回忆》和《乡村肖像》。《低语》大概也已在印刷厂了。跟钟鸣见面的同一天认识了柏桦。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那一天的第二天,又在成都认识了诗人欧阳江河、孙文波。张锐锋是1998年10月在昆明的“大家•跨文体写作笔会”上认识的,距今已有10年。记得刚一见面他就问我“李锐的小说怎么样?”然后讲他少年时做泥瓦工(我也做过)帮人家工厂砌烟囱的故事。他是个格外爽朗,永远兴致勃勃的诗人,本质上仍是个诗人。诗人、孩童,又有少年老成的一面。我们在一起始终蛮热闹,即使沉默寡言,也像身处一种说不完的话语的特别外向的环境里。张锐锋身上有些部分很像钟鸣,简直可以说像极了。不过他没有像钟鸣那种天性的矜持。但两人都一样烂漫,一样的异想天开和口无遮拦。我阅读到的令我震撼的“新散文”作品之一是冯秋子的《白音布朗山》,而我迄今未曾见过她。2001年在北京,认识了周晓枫和祝勇。对我而言那也是一个难忘而愉快的假期。

因此,我们从未有“事前商量过”的事情,连《大家》杂志的海男本人,也是直到1998年才第一次见面。

这两天在读张锐锋的近作《年轻的蜂王》,感觉愉悦。这真是一个很不错的作家。

但我想,张锐锋大概和我想法略同,如果您要问他散文的问题,他会说:他都不知道散文在哪里!

另外,爱默生、卡莱尔……在他们那个时代,大概也是具备开拓精神的所谓“新散文”之一员罢。(不知为什么,某种程度的张锐锋使我联想起19世纪美国新英格兰的爱默生……)

刘淼:您最满意自己的哪篇作品?为什么?

庞培:有两类作家,一类是生前写出过满意的作品,如福楼拜、但丁、纳博科夫、梅里美、帕斯捷尔纳克……相对他们各自的四十岁、五十岁,他们分别完成了《包法利夫人》、《神曲》、《玛丽》、《高龙巴》、《日瓦戈医生》。他们可以在书房黯淡的灯光下对着远处黑暗的人世微微颌首,略表满足之情了。另一类作家则是:卡夫卡、奥登、鲁迅、曹雪芹、特拉克尔、兰波……。这类作家至死都不可能完全放心地听任自己的作品流布于尘世,他们似乎一时放不下手,死亡成为最后最壮严的一次对其作品手稿的修改。对于这类作家而言,文学艺术永远是一次未竟的未完稿。我属于后者,最满意的作品仍旧需要经反复增删递减过程之后的假以时日。

迄今为止,我自己最满意的(散文)作品也许是一篇仅有七百来字的小文章:《雾》;也许是不足三千字的《在水绘园》或《到金沙江去》。也许是18万字的《低语》单行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这样说吧,像《乡村肖像》、《五种回忆》这样的书,还不至于让像我这样的作者本人太过失望吧,但也远没达到心目中满意的程度。

我写过一篇很短的《两把吉他的奏鸣》,我很喜欢。

《西藏的睡眠》。

整本的《低语》。我喜欢那时候(1995年)我写作这本书时的生活。

刘淼:印象里,您似乎一直在刻意回避写作以外的活动,换句话说,您是一个非常低调的作家。您是不是觉得,身为一个写作者,本身需要与世俗划清界限?或者说,您不希望太多人打搅您的平静生活?

庞培:平静的生活,跟人多人少无关。我只是觉得,文学创作,或写作这桩事情,越来越说不清楚。至少在中国当代,你已很难跟同时代的人,包括作家跟一般人,去言说清楚。这已经是一笔追不回来的死帐。作家们就像濒临倒闭的讨债公司所雇用的无能(不过肌肉发达而已!)的打手,他们一次次徒劳奔走在中国南北各地的追索欠债的路途上,回来的路上还要忧心忡忡地担忧主人的可能铁青的脸色。何必呢?作家们真的像加入或无形中形成了的一个(或多个?)黑社会。蛮横粗暴、一言堂、百无禁忌,暗箱操作……。这样的时代里,人不如自言自语的好,太多的作家可能会写小说,但浑然不觉文学为何物!太多的写作者可能在写诗(每年在《诗刊》等地发表,且屡屡被评为“年度、优秀诗人”)而根本不懂诗为何物!如今是不会写散文的人在操办《散文》杂志;根本与美、与文学无关的人在所谓的文坛长篇大论地谈论什么文学。好吧,算我承认我是“在刻意回避写作以外的活动”吧,也算我“低调”吧,这一切都已无关宏旨了,可是我要说:似乎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怪事!一个人写了一篇小说——确实是小说,但却与文学无关;无论从何种角度去看,去加以理解剖析:他完成了一个作家所可能完成的所有功能,惟独丢弃了最重要的文学性!

咄咄怪事!咄咄怪事!

虽然早在1970年代,欧洲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一成员就已经说了:“对这样荒谬的体制,最好的反击,就是竭尽所能地忽视它。”但我仍旧禁不住啧啧称奇!

因为噪音太大,我只得把临街的窗户关上。

刘淼:从您的作品里,我读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对午后这一时间段有着特殊的迷恋,许多文章的标题与午后密切相关,如《午睡》、《午后》、《下午》、《下午的宁静》等,您不喜欢早晨吗?是不是从童年时代对午后就存在一种特殊的记忆?

刘淼庞培:作家中昼夜颠倒,平常的睡眠和作息时间完全有悖于常人的情形可说大有人在。作家这份职业的一大好处就是可以放心大胆地自由睡觉。睡觉,吴地方言一概称之为“困觉”。我更喜欢用我们的方言来说,因为“困觉”中间的一“困”一“觉”,宛如对于人而言泾渭分明的“阴阳”两界。作家们通过意识之清醒和程度不一的睡意来完成他们个人生活的世界。所有“困觉”都是真正的超现实。人必须向自己的睡眠世界躬身学习。我已忘了庄子或孟子是怎么说的了。人最有尊严的一桩事情是他“已”睡着了。或者,他已“美美地困了一觉”,我想这也是人们反复谈论过后而仍旧不得不承认“小说不死”,“诗歌永恒”的最理想的一张牌。一个国家文学作品之好坏,跟这个国家里国民们平常睡眠的深浅度有关,而且是密切相关。将近八十年前,在法国巴黎街头的布鲁东们,阿拉贡们所反复大胆实验过的,无非就是想把梦境引入文学,或者把人类一直以来运用于意识的白昼部分的内容引入黑夜的梦幻部分。他们的尝试饶有趣味,早已被艺术的其它门类殊如电影、音乐、诗歌证明为卓有成效。人人都要睡觉,这就是人人都要读书或阅读的最好的理由。一个国家的文学之优劣关系到什么,这大概已经很清楚了吧?我的写作,有时,还停留在童年的睡眠状态,我之所以写是为了尽可能地忠实于我孩提时代那一间位于县街老街上的小屋子,它周围的光线、空气、天井、围墙……,那些脸上的表情仍旧古老的左邻右舍。存在着一个传说中古老的中国,你知道吗?那儿的人们由于贫困饥饿不得不整天睡在床上,把身子懒在被窝里以便节省活下去人体所必需的体力和热量。一方面,人们体力透支疲惫不堪超负荷地在工厂或农田里干活,回家时仍旧饥肠辘辘。另一方面,人们最大程度地停止了一切上床困觉之外的“无谓的”活动,你听说过1960年代的中国人需要“散步”的吗?需要什么“休闲健身节食”的吗?那个年代活下来的国人,每一天连他们在街上走的路所需的步伐都差不多是计算好的,事先作过精确的丈量。他每日的口粮,身上积贮的力气恰好够他走路走到自己家门口,剩下的迈向自己困觉那张床的那一步已经很勉强了,有点体力透支了。他几乎头和脚刚挨上枕头就睡着了,自然,这还要是在饥饿不是太厉害的情况下。总之,那是一个人想吃饭都没有力气跨上一步走到饭桌跟前的年代。土地特别安静,按照“文学的修辞”,土地全在屏息敛气,在耐心地聆听活人们艰难倍至的生命。但这些我童年时的邻里百姓,却一个个表情和蔼。我写,是为了像他们一样平常和蔼,是为了那一份古老中国的镇定自若。为了向这种和蔼表示敬仰……

那些集中抒写“午后光阴”的文字,很有可能我以后再也写不出来了。这只能说明有一段时间我精力特别充沛。大约是在1990—1998年这几年罢。我是一个特别心急的有劲没处使的闲散之人。整个江阴城里像我这样的闲人并不多。闲散到什么程度?(因为我把一切工作都辞退了)有两类人堪与我比,其一是学龄前儿童。其二是公园闲逛的退休老人。也许,我身体的一半是前者,另一半酷肖着终日无所事事的后者吧。另一方面,在县城和典型的江南小镇,“午后”其实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个话题,一个美学话题。中国的大城市里没有午后,乡村也没有。前者是因为全无立足之地;后者是因为被过份的偏僻沉寂熨平了。然而,在一个年轻人逐渐稀少的南方的小镇,在1970年代的江南县城,中午到下午的那段光阴,特别富有引人遐想的诗意,光阴或时辰本身就像一处古代的遗址。马路空荡荡,城区分外幽静。大街小巷被笼罩在一种“计划经济时代”特有的诡异的气氛里……印象中,能够帮助人们领略这份诗意的当代文学作品并不多。以后会有人特别去留意,去抒写的,那就像勒克莱齐奥的小说。一份有关童年和失忆的小说。同时又具备了《暗店街》(作者叫什么来着?)的某些元素。(说到这里,又一次觉得中国当代文学实在太不济!)若要举例,我想余华的某些短篇有相关内容的涉及吧。另外,我说的这些,像池莉、残雪这样的作家也不会陌生。不过说给阿城之类的北方作者听,大概就会一头雾水了。“午后”这个词,最大程度吸纳着南方地理的精髓。这跟我自己是否更喜欢早晨或者中午完全没关系。这只是一种作者面对文字时身体本能的转向、转动。如果我还有幸呆在我那间童年的小屋里,那么,我八成会把自己的听觉转向大街上,或县城中心渐渐沉寂下去的太阳的尘埃……

在一个殊如法国这样有着完整现代文明传统的国家里,你甚至能够找到、查找出来一系列在昼夜时间刻度上跟一天24小时相吻合的文学作品——几乎每一个小时都有一部相般匹的小说和诗集。在中国(恕我直言)几乎完全还是个空白……

想想《地粮》。想想《茫茫黑夜漫游》。想想《植物园》、《我的俄国母亲》、《夜之卡斯帕尔》、《巴马修道院》、《女人们》……啊,我还想起了在巴黎的老诗人程抱一先生……他曾翻译的米肖,《法国七人诗钞》。

刘淼:时下坊间流传着一个不成文的说法:新散文与传统散文的最大区别是是否虚构。真实的是传统散文,虚构的是新散文。而且我们也确实不难发现,现在的新散文,大多都有虚构的成分。除了是向小说及其他文体借鉴之外,是否也意味着那个以“真实为叙事底线”的文体——散文,已经渐渐消解了呢?

庞培:不能同意这种说法。把“真实”与“虚构”区分开来,分别说事。这是特别恶劣的一种无聊!因为有多少真正的虚构不是真实?又有多少受人追捧的“真实”,不是出自所谓“虚构”?这里只有好坏之别,只有一段文字,一首诗一部书是否值得一读之别。

我想:虚构一词,改动一个字,“构”字改成“伪”。这样还比较好看。

记得英国作家,那个一百年前写作一部《琐事集》的洛根•史密斯曾说:“一场新的艺术或文学运动的活力,可以凭借它所激起的愤怒情绪准确地测量出来。”他同时又说:“写作这门伟大的艺术,是用语言使人们对自己真诚。”

平心而论,散文的“新旧”——散文在哪里?——这类问题,我从不考虑。

我曾写过一首《三月》的诗:

火车闻着油菜花香

一路从山脚下经过

只有奔突的田沟水知道

黄昏有多么热烈

一片静谧的坟场

过路人的自行车链条

猪舍里的猪不知受了什么惊吓

忽地一阵尖声嗥叫

原野寂静肃穆

大地敞胸露怀

眼前是一个肩扛锄头、从未

被夜色磨损的人类的影子

刘淼:您平常会花多长时间阅读?您觉得您的写作是否受到某位经典作家的影响?

庞培:废名对我有影响,沈从文也有。我想,凡我读过的作家作品,即使如大仲马、杰克•伦敦,茅盾、莫言一类,也多少对我形成过必要的影响和滋养吧。在这个问题上人们不应太过功利。影响是必然的,也是一视同仁的。我不是那种文学优劣论的势利眼,或“事后诸葛”。中国当代文学其实已经产生很多优秀的作品,我指的是诗、散文、小说,各种体裁都有自己的“小经典”。这几个方面我都乐观的一面。长篇小说方面,我要向以下这几个不同时代作家致敬:

李佩甫:《羊的门》

余华:《许三观卖血记》

阿来:《尘埃落定》

王跃文:《国画》

高建群:《最后一个匈奴》

严歌岑:《人寰》

陈忠实:《白鹿原》

杨显惠:《告别夹边沟》

列举了这样8部喜欢的小说,你大概能够猜出我平常一天会化多少时间用于“阅读”了吧。

上述8部著作的作者,全都“影响”着我并且还会继续其影响。我很庆幸我们的写作生逢其时并已逐渐进入一个伟大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时代,另一个沈从文再也不必枉遭审查而终止其中午正值巅峰状态的写作。而我们的“张爱玲”们也不必远涉重洋被迫远离自己的乡土母体。

惟一干扰来自互联网,对于真正必要的(同时也可能是隐秘匿名的)文学性,我对于网络的影响,总是习惯性地皱缩一下眉头。

刘淼:有没有转型写小说的想法?您会一直把散文写下去吗?因为我知道,同样也是新风格散文代表作家的宁肯,已经很少写散文, 他早已转型为一个小说家。

庞培:我当然有写小说的想法。但从不觉得是什么“转型”。我讨厌无中生有的“转型”一类说词。我也一直在断断续续地写小说。十年前,确切点说是十一年前,写《五种回忆》事实上就是当做小说写就的。我同时把它寄给了当年的《大家》和《莽原》。其实,《莽原》的编辑反应要更快一些,我始终对那名姓陈的女编辑心存感激,她很快来信称这是篇带有实验性质、难得的好小说,并且表示要在1998年第一期《莽原》作为头条小说刊出,可是同一天,《大家》的海男打电话给我说,说是她们的杂志下一期马上发!作为“新散文”打头的作品。于是剩下我在自己也弄不明白的散文与小说之间生生徘徊……她们全不知道我是“一稿两投”。我也只得吞下这枚又像错误,又似是“幸运”的苦果了。直至今天,我有时还在懊悔自己当初的决定——我给十分忠厚好心的《莽原》杂志打电话,拒绝了他们给予的“头条小说”的待遇——虽然《五种回忆》刊出后读者反响热烈,对我而言,我总觉得亏缺了什么。如果不是因为盛情难却,不顾忌《大家》一直以来的厚爱。换句话说,如果《五种回忆》或许更加名正言顺地归类为小说而不是什么“新散文”,我自己的文学创作又会是什么样一种面貌?当然一篇中篇规模五万字的“散文”也决定不了一个作家的概貌,但是我自己写作中已有的“跨文体”特征,确实也存在。诗亦?小说亦?散文亦?我的思绪确实在这三者之间时常不停地游走。游走——可以说十分考究并且挑剔之极的游走是我文学的常态。我私人开过书店。我的目光时常在书店里那一长溜一长溜现当代名著的书脊上下像个“贼”似地来回扫描和游走。有一次我看到纳博科夫的一张照片,他眼神里也有相类似的表情:高傲,主要由拒绝构成。

我想借此机会,向1998年的《莽原》杂志致歉!我回想起来那名女编辑的姓名:陈枫,那件事情过后的第二年,1999年,我还去了郑州和她见面。很可惜,那是我一中遇见的最好的文学编辑。她的身材高大,平常在家收养流浪狗、流浪猫;那一年家里竟养了二十几只猫!她像英国作家勒卡雷笔下的人物,仿佛不是生活在中国的中原省城,而是顽强生活在战时的英国伦敦!我一直很喜爱和她相识、见面的那个日子。我在内心珍藏着它。

我和她见面,其实并没有怎么谈文学,但有种东西,总是比文学更精准,更具说服力。

刘淼:对未来的写作您有什么打算?是不是在准备出版新的散文集?您是否会在现有的基础上,对新风格散文再加以突破?或者依旧保持目前的风格?

庞培:我仍旧打算写几本书,脑子里全是稀奇古怪的念头,跟一名死囚犯差不离吧。

保持还是突破?

我经常会走神,突发奇想,想写一本温暖的书,温暖到人的手放在书页上可以明显感觉到微暖,摄氏36度的书。台湾诗人痖弦不是有一首《给暖暖》的小诗吗?他夫人其实叫“张桥桥”。但他却替心目中全世界女人中间那一个使他心仪的恋人取名叫“暖暖”。这真是个好名字啊!写作难道不就是替自己爱的人取个名字吗?一个只用于私底下在心里呢喃着的名字,梦幻般的发出回声……

一个好的名字,抵得上几十年人生啊!

作品难道不是作者自身(人生)的回音壁?

写一本夏天的书。我有一扇打开着的面朝夏天的窗子。光亮之书。

我会写得越来越抽像。我越来越被抽象所吸引。

一名作家,如何深入人类的内心?

谢谢。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