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厚仁义的戴学武
漫游中华见闻记之五
自合肥的沈良庆处回到南京以后，我有幸和南京百多个居民一道，体验了中暑的滋味。好在是轻度的，稍做休整后，两天后就去上海了。
大上海，世界知名。在中共还没有控制大陆之前，她是远东第一都市，但是中共统治了大陆之后，她就开始衰败了。目前，仅就远东而言，好多都市无论从哪个方面，都超过了上海。专制制度造就落后，大上海就是明显的一个例证。
到处都是大而难看的楼房，由于数十年的盲目建造，大上海是大陆专制制度下的典型城市：杂乱、拥挤、无序，污染严重、建筑劣质、规模畸形、缺少美感。
到了上海站，和民运斗士戴学武通了电话。我们约定了一个地方，不久他就来了。那地方有几个行人往来，但是我们双方凭一种直觉，二十米外，相视一笑，就确认对方是共同奋斗的朋友了。
学武身材高大，一付北方憨厚汉子的摸样，戴付眼镜，谈笑豪放爽朗。他开着一个旧的小面包车，只值几千元人民币，这个车子是他的谋生工具，专门为几个富人家庭接送孩子上学放学。
中途接送了一个孩子之后，他带我到了他的家。他是和一个哥哥合住的，那套住房也很老旧，只是他的房间，还算整洁。这是他和他太太的新房，房间的使用面积不超过七平方米。一张双人床，一张书桌，一台电脑，几个挂物品的架子，是这里所有的家私。
就是刚才在车子上和在这里，我才了解到他的经历。他长我一岁，一九六零年生于上海，不久就由于家庭的经济艰难，被送到故乡——江苏北部盐城市江湖县的农村生活。他的整个童年是在苏北的乡村度过的。似乎高中也是在那里毕业。回到上海后，一直当工人。
难怪见面的时候，我就感到他象北方人，憨厚质朴，爽快外向，对人热情，与典型的上海人毫无类似之处。原来他就是北方人。他的故乡同样具有英雄主义的传统。三国时代，有个名将臧洪，就是他的同乡。臧洪原来是张邈（也可能是张扬）的部将，品德才干出众而知名，曹操一直想网罗他，但是臧洪出于道义，誓死不降，直到战死。
学武虽然学历不高，但是他的心灵中流动着英雄主义的血液。以前我通过网络了解到，他原来是上海的一个无线电厂的工人，很多年前，就参与了民运，2000年，他联合几十人，向中共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他的哥哥戴学忠，他的这位哥哥也是民运斗士，因为这次请愿，上海警方就非常嫉恨学武，就设下计谋，陷害了他，劳教他三年。这个时候，上海的民运斗士李国涛又联合上海几十个民运斗士，向中共上海的市政府请愿，要求释放学武，结果官方同样的卑污，污蔑国涛等是扰乱社会秩序，劳教国涛三年。
根据学武自己的讲述，官方陷害他的过程是这样的——
2000年五月，上海警放就警告和威胁他说：“你不要乱动，不要继续你的行为，如果不听我们的，就办你。”但是学武继续和民运的朋友们往来，继续为他的哥哥等遭到监禁的民运斗士呼吁。2000年5月31日早晨，他如同往常，出门走在大街之上。不一会，一个矮个子男子，走到他的身边，用肩膀撞他，他不予理会，那个人又双手抓住他的裤带，他仍然不予理会，这个时候，已经接近一个小小的路边公园，那里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那个人有点恼怒了，就从口袋了掏出一个手机，往地上一摔，接着后面上来一个人，多半是那个人的搭档（警察执行公务，一般都是两个人以上），从地上抢走了手机跑了，于是那个矮个子就叫唤起来“抢劫了”“打人了”，早已守侯在路边的那些形迹可疑的人，也跟着起哄，其中的一些人过来就将学武强行带到了警察机构。
后来警方企图判处他“抢劫罪”，但是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白的可以变成黑的，黑的永远变不成白的”。学武为自己辩护说，既然你们要定我合伙抢劫，那么你们就应该将那个明明是你们的人找出来，确认他的身份。警方因此而犯难，无奈之下，诬陷学武“寻衅滋事”，劳教他三年。
大陆各地警方风格不同。上海和重庆，非常无赖。对待戴学武、李国涛、许万平的诬陷式的迫害，就是例证；广东无赖而流氓，这个从广东警方诬陷刘水和各种监禁场所打死打伤很多被监禁者，可见一斑；北京警方掌权的都是些专制制度忠实的奴仆，残忍而卑鄙；相比江苏的要好些，尽管江苏警方经常无辜传讯我们，也不开传票，核实我们的文章，象审讯一样，要求我们签名画押，以便未来随时以此为根据，将我们再次投入监狱，这个只是阴险，但是最起码还没有象上海和重庆那样的无赖作风。
到了晚上，学武将我送到国涛处后，就返回上海市的城里。自此以后，我们只是通话数次。听说中共的四中全会期间，他和李国涛、杨恒勤，都受到上海警方的非法拘禁。
学武自己也是困难户，但是今年年初以来，他和李国涛已经节省出万元人民币，帮助浙江、江苏、重庆的困难同道以及他们的家属。
学武是个厚重者，真正的厚重少文。当年刘邦说周勃“厚重少文”，可堪大任，他的意思并不是说周勃没有文化，而是指忠厚诚实、信实可靠，没有花言巧语、文过饰非、敲舌如簧、口是心非、表里不一、阴险狡诈的那一套败坏的恶习。总之，刘邦的“少文”，指不虚伪、不浮夸。如果将学武这样的“厚重者”，和民运中的那些“多文者”，做个比较，我们的实际经验告诉我们，那些“多文者”，实在难缠，他们能够给予我们的几乎全是虚假的东西，而学武这样的人，给以我们的全是诚实的信息和交往。
民运需要更多的“厚重者”，也必须提防那些“多文者”。“多文者”给予我们个人的只能是苦果，而给予民运的只能是恶果。
杨天水于云南昭通
2004年九月下旬
《杨天水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