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保科亲历记

一转眼10年了,随着季节的临近,那些日子的记忆是如此明晰地不断出现在我的面前。因为当年我曾誓言要记住它,记住我所经历的一切。

那年,浙江省代省长葛洪升因为与李鹏的特殊关系(同学水利电力),希冀在权力斗争的风口浪尖再上层楼,他力排省委书记李泽民“浙江动而不乱”的说法,一口咬定浙江“有动乱”。于是中央向浙江省派下了“清查工作组”。举凡共产党搞的运动,历来都是需要完成硬性“指标”的。这次对“89”民主运动的秋后算帐也不例外。在我的印象中,除了美院学生崔建昌因为抗议“六四”屠杀挂白旗被重判外,有关方面斩获不多。几乎是清查快要结束的时候,8月22日(那天我还与公安打趣说,今天抓我,正是你们送给邓小平的生日礼物)杭州公安局江干分局政保科科长张宝裕和另一个姓陆的便衣老头来到我单位(江干区房管局)把我“传唤”去了。从张宝裕的亢奋状况看,他一定以为逮着了一条大鱼。他那塌陷的眼眶发着幽幽的光;抿得薄薄的嘴唇,牙床咬得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特别是那晚他指挥多批人马搜查了我和我亲戚的五处住宅,拿到了刘青1979年2月写给我们《四五》月刊的信。上面有王军涛的名字(其时王军涛被通缉逃亡),张宝裕的神情可就丰富多了。他一面上报请功,等待上面的意思,一面责令我每天去政保科报到枯坐(害怕我溜了),时不时政保科的几个人轮着要我“说清楚”。

被抓前,我在单位负责工会工作。区总工会几次开会传达中央的内部通知,要我们基层工会搞好“取证”工作,留心周围那些支持学潮的人。我是1987年3月从杭州植物园调到江干房管局的,考虑到自己来房管局上班才1年多,所以,在4月15日胡耀邦去世后,面对日益高涨的学潮,我一直非常地克制。朋友陈维健、毛庆祥、陈立群看到学生多日绝食要求与政府对话,政府冷漠得近乎残忍,就起来声援。他们发动募捐、组织市民游行。我只是拿摄影机在远处拍摄,拍完就将录影带交还给他们。

5月18日我太太生日。我陪她去西湖边拍录影留念。一上大街,游行队伍熙熙攘攘,道路堵得水泄不通。迎面来了新闻界的声援队伍。各个报社和电视台有不少我大学的同学(我自己在1984年也应聘参加浙江省电视台的记者考试,是唯一通过了初试、复试和口试的人,最后因为“怀疑四项原则”而没有通过“政审”)。他们路过我面前,都与我热情地打招呼。我禁不住拿出摄影机来拍摄。第2天(5月19日)我看到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电视台都在播放各处游行的场面,也把自己拍摄的录影带在办公室放给同事看了。没想到事隔3个多月,政保科还是循着腥味赶来了。他们软硬兼施,逼着我交出录影带。

在北京的“六四”屠杀以后,我的心情非常悲愤。我深悔当时没有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的道义责任来。对于那些不义政权豢养的鹰犬,我有一种蔑视,很希望自己也到监狱里去陪那些爱国学生。所以对张宝裕等人的审讯我持不合作态度,尽可能地对他们表示我的轻蔑。记得有一次我问张宝裕,文革期间他制造了多少冤、错、假案。他回答说,那时候他去了“五七干校”没有参与。可是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在吴山脚下有个年轻的精神病患者,文革时,张宝裕为了把他打成“现行反革命”使尽了浑身解数。那人后来的命运十分凄惨。我想,张宝裕良心上背的包袱一定还有很多吧。公安部门也有朋友告诉我,他们也很看不起他,蔑称他“张宝儿”(杭州旧俗,称无能的男人为“阿宝儿子”)。这个人唯利是图,斤斤计较,往往为几分钱与食堂里的工作人员争得不可开交。看来做污秽不堪的“政保”是他的专长了(中共建政以来,所有的政治案件都与他们分不开,那些当年被他们整得家破人亡、死去活来的群众最终平反了,他们也毫不愧疚)。前几年,他退休了,在望江村的一个自行车配件市场看门。我特意去看他。他全然没有了当年“东厂西厂”的那股阴鸷之气。见了我似乎有点羞答答的。我想,人老了,人性有些恢复了吧。这是后话。

那天,是个周末。我应命去政保科报到,不防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瘦小身影在与张宝裕讲话。那人屈意阿谀,极为恭谨,背对着我在详尽地汇报什么情况。哦,这不是凤凰山栖云寺的广忍住持吗?他来这卑污之处干什么?于是,我留意听他汇报。他在详细报告最近有些什么人在他那小庙出入。张宝裕特别要了解的是有没有外地的年轻人来过;如有,要他及时悄悄地立即报告。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了,控制宗教也是政保科的工作内容。唉,可怜的方外之地,可怜的佛门净土。不是吗,前几年,我想要研究佛学;当我在几位居士(在家修持的信仰佛教人士)朋友的介绍下,怀着崇敬的心情去浣纱路灵隐寺的监寺根源和尚家。殊不料,这位享誉全球的高僧,妻子女儿一大群,朝八暮五,是个地地道道的红色和尚。他一开口,首长长、首长短的,着实使我大跌眼镜。我的向佛之心从此隐退。

二、黑牢亲历记

8月31日下午过了5点,该放我回家了。可是政保科的人为我打来了盒饭。我明白,有花样了。晚饭后,时间一刻一刻过去。到了9点半后,看管我的人不断地看表,显得有些焦虑。大约10点半,张宝裕和另外两个汉子进来了。只听他一声吆喝:“朱虞夫,你站起来!”我站了起来。他接着宣布对我实行“收容审查”(这臭名昭著的收容审查制度在国内、外的压力下,目前业已取消),并要我在他拿出来的纸片上签上名字。姓陆的老公安要我把口袋里的东西统统拿出来,并抽去了我的皮带。说实话,我从事民运多年,早就对这一天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是,初初遇到这一天降临了,从未经验过这种场面的我心里还是有些发慌。为了记下这段经历,我镇静地体会着自己的情绪变化:只觉得有一股寒流从天灵盖向下浸,前额发紧,面颊发冷,嘴唇微微发麻。寒气到了颈部,颈部有些僵硬。突然,我意识到不能在他们的面前示弱。想到在这个时候,有多少优秀的中华儿女肝脑涂地,有多少闻人达士身系大狱,今天正是我为祖国作一点奉献的好机会。想到这里,有一股暖流直冲囟门。我完全镇定了下来。也正是这种信念使我对以后的牢狱生活甘之如饴。

到了三堡杭州市公安局收容审查处已经近午夜了。重重狱门之内,有一间小小的似乎是移交办公室。押送我的人收缴了我的皮鞋和眼镜返身走了。我光着脚站在一边听候发落。嘈嘈杂杂,几个公安带进来10几个大泽乡的后裔们。只见公安喝令他们脱掉衣服,只穿一条短裤就地蹲下。围在旁边的几个公安趁这个时候走进人群中拳打脚踢。场面壮观。我不知所措仍旧站着,万幸雨点没有落到我的身上。正在我晕忽忽之中,一个公安从桌子上拿起一份材料,高声叫着:“《四五》月刊负责人,哪个?”我一愣,这《四五》月刊是10年前杭州民主墙时期的事呀,怎么,算老帐啦!打算为“六四”国殇奉献点什么的我,如意算盘落空了。心里想着,嘴上应着:“是我。”可能是应答慢了,那人打量了我几秒钟,厉声:“衣裳脱掉,蹲下!”我已经注意到,公安们都是从后面下手的。我就背靠着墙蹲下,心想,亏也要吃得明白。然而,不知何故,最坏的可能没有出现。我带着疑团进了监房。

带我的公安面慈目善,认得我。他交给我一双拖鞋、一块毛巾、一只塑料杯和牙刷,悄声说:“你跟我来。”我就随他走了。到了警戒线,他要我喊一声“报告”,并关照我,以后每次经过这里都要这样喊一声。过了警戒线,一字儿长长地排开十几间监房。到了第五间门口,他用钥匙开了大锁,说:“你进去吧。”“匡当”一声,铁门重新锁上。警察刚一转身,好家伙,刚才明明都睡得齐齐整整的20几个小伙子呼啦啦地全蹦了起来,七嘴八舌地问道:“什么事?什么事?”“外面情况怎么样?”“这几天有没有刮风(刮风,大规模抓人。共产党整肃治安和搞各种政治运动,就像一阵一阵的刮风)?”“你是哪里人?”我原先为应付下马威,每根神经都蹦得紧紧的,这时候松弛下来很想休息;但是,看到他们那一个个兴奋的样子,心想,可能是我从外面带入沈沈黑牢的生气,搅起了他们感情的涟漪。

于是我一一回答了他们的提问。听说我是为学潮牵连进来的,一个小伙子赶快说:“这里还有一个,市民声援团的副总指挥,胡荣贵。”随着他的指点看去,那个叫胡荣贵的小伙子脸色苍白,体质非常虚弱,一声不吭,只是轻轻朝我点了点头。他被抓以前是保叔路上开饮食店的个体户,收入不错。但是眼看着爱国学生的不幸遭遇,他慷慨捐助,奋起声援,被大家推举为杭州市民声援团的副总指挥。“六四”后被捕。他被抓进这个黑牢收容审查已经两个多月了,情绪也非常低落;之所以一直没有“送检”(送检,逮捕、送检察院的简称,牢里都这么说。),可能是他的哥哥,一个共产党的小干部,在外面打点张罗着。(我出狱后,听说他被判了2年劳教。我曾去保叔路一带找过他的店,没找到。)这个黑牢约有6米长、3米宽,屋顶高约5米,钢筋混凝土的四壁,终年不见阳光;上方约4米半处吊着一只15瓦的灯泡,24小时亮着昏昏的光。牢房两头接近天花板处是两扇气窗。一个窗上装着一只换气扇,积满了灰,从来都没有转过。另一个窗上装着一只喇叭,也从来没有响过。进出的大门是用2英寸直径的钢筋做的,高约1.8米,宽约60厘米。钢筋密密排列,中间留一个送饭的方孔。

进门是宽约1米的通道。通道尽头约1米见方处砌一道矮墙,挡住后面一个水泥砌的大便台。说是台,因为那是一个高约50厘米,中间凹陷的水槽。每次吃完饭大家就把铝饭碗往这个大便槽里一扔,由新来的嫌犯洗碗(至今想来还觉恶心)。水槽上方30厘米处,从墙上伸出一个水龙头,水是从钱塘江滩上打的深井里抽出来的。因为我平时的饭量很大,牢里配给的饭根本就不够吃,整天饥肠辘辘;饿得难受了,就接上一杯水,一边喝一边自嘲:“喝高粱,喝高粱!”通道边用砖块砌高30厘米,上面铺了一层松木板。木板上横着焊了5道扁铁。幸亏我胖,瘦的人睡在那上面的滋味可想而知。就是这宽2米、长6米的铺板,要睡多达24个大男人。根本睡不下,像套裁布料一样,大家侧身配合着弯曲度。半夜谁要起夜,回来就再也插不进去了,只能在门边坐到天亮。有6、7个小伙子宁可睡到冰凉的水泥通道上。那天刮台风,钱塘江的大水溜进来,地上的小伙子在水里还呼呼地睡得很香。

一般按规矩,新来的人要在最里面睡,因为旁边是大便池,臭的很。每天大家都在那里冲澡。溅出的水已经使那里的铺位烂掉了。一股浓浓的霉味直冲鼻腔。有人走了,就往前靠。新人来了,再接着睡。所以,睡在靠门处的往往是关久了的人。“笼头”(共产党在监狱实行以犯人管犯人的方式。虽然,被收容审查的人,以后不一定能证实是罪犯,可是在监狱里还得由罪犯来管。这种管别人的犯人,称为笼头。)就睡在进门的第一只铺位。

三、狱友印象记

我进去的时候,“笼头”是一个辽宁白城人,彪形大汉,人称“东北虎”,是因为抢劫出租车被抓进来的。他做“笼头”的统治方法是靠武力镇压。监房内的众多偷儿们对他还算服从。他打人也不太出格。看他心事重重的样子,我进去以后基本没有看到他滥用权力。有一次我还很同情他。收容所里有一个叫金传通的老公安,好酗酒,每饭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发威,每发威必打人。以前有一次他把一个嫌犯反铐起来毒打,打过了瘾就去倒头大睡,一觉醒来,那个被反铐的嫌犯差点就残废了。这次事件后,他喝酒依旧,打人依旧。那天,时近中秋,我们监房的一个贵州布依族年轻嫌犯站在铁门前痴痴地望着天上的月亮发呆。正巧这位金公安醉醺醺地来查监房,走到门口,胀着舌头说:“哼,你唱歌!跪下!”一面说一面就把手伸进来,抓着这个布依人的头发把他的头往铁门上撞。布依人竭力声辩没有唱歌。我在旁边也没有听到他唱歌,就出来证明。这位金公安斜着眼对我说:“你跑开,没你的事。谁是笼头?”“东北虎”走上前来。“你是笼头?他唱歌,你怎么管的?跪下!”可怜七尺男儿,就这么跪下了,面对着一个因幻听而神志不清的公安。可是就这么跪下还算是幸运了。只见那醉老头又伸进手来扯着“东北虎”的头发,向铁门猛撞:一下、二下、……我实在不忍卒睹。(多年以后,在我单位隔壁的杭州市上城区公安分局南星派出所的值班室,我又看到了这位金公安。他的风采已非复当年。我上前调侃:“老英雄,我们是老朋友了。”他惨然一笑,手在空中一挥:“别提了。”)

进牢房的第一个晚上,正昏昏欲睡,从外面一阵阵传来男儿的惨号声,又夹杂着仗人势的狼狗叫声和低低、狠狠的威胁声:“你再叫!你再叫!”然后是极度压抑的惨叫。我不禁毛骨悚然。同室告诉我,那是用电警棍在电击新来的犯人。我想睡却无法睡着,口占一首小诗:

颠倒世界黑窟窿。人叫也凶,狗叫也凶,男儿惨号毛骨耸。

进黑牢的第3天,由于我坚持与那些年轻的嫌犯们一起洗冷水澡,他们都是20岁左右的小伙子,抵抗力好,我却病倒了,发冷发热,没有力气坐了(收容所规定白天一定要在铺板上坐着)。看到我昏沈沈的样子,“东北虎”发话了:“老朱,等会有个姓张的公安路过门口,你走过去喊一声报告,向他要一点药。”不多久,狱医张公安果然进到里面去了,“东北虎”招呼我,我就站在门口喊报告。张公安闻声,斜弋着眼睛问:“啥事体?”我告诉他我感冒了,希望他给点药。他又问:“你啥时光进来的?”我回答他3天了。这一回答不知怎么激起了他勃然大怒。他破口大骂:“娘买个XX,你当老子是疗养院啊?!你外头的毛病叫老子里头来医啊?”骂完转身走了。(出狱后,我带着女儿去看新交的监狱公安朋友。这位姓张的公安竟抱着我的女儿要她叫叔叔,完全一腔柔情。是不是这个制度扭曲了他们的人性呢?就像雷锋说的:“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冷酷无情。”可是,犯人也是人。收容的嫌犯并不是罪犯。当局从来不让执法者进行人权扫盲。)

那天,监房里抓进来3个新疆人,一个23岁,一个16岁,最小的14岁,不识汉字,只会简单的汉语。大家混熟了。有一天,年长的拿出一张小纸条比划着用半生不熟的汉语问我,纸条上写的什么字。我看了,是一张扣押单,写着人民币贰元陆角。就念给他听了。他一听急了,对我说,被那个公安拿去的钱是600多元,是不是看错了。千真万确,我错不了。我想他也错不了。要不,为什么那张扣押单上不写人人都看得懂的阿拉伯数字呢。每次那个小新疆提审回监房,面孔都被打得又红又肿。我就对他唱那首著名的新疆民歌:“你的脸儿红又红呀,好像那苹果到秋天。”

在我们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黑牢里,关押的大多数是小偷。我粗粗统计了一下,外地的小偷贵州人最多,省内的小偷常山人最多,基本上与地方的经济水平有关。各民族兄弟有维吾尔族、布依族、苗族、僮族和汉族。有江洋大盗,也有偶而失足的,与我抵足而眠的那个湖州叫沈林法的农民,就是偷窃电缆线卖铜丝的。据他自己说,案子统计总额达20几万。我告诉他必死无疑。这个27岁的漂亮小伙子很豁达地用湖州话说:“吾晓得吾要枪毙的。所以吾老婆也不讨呀。假如共产党再给吾一次机会,吾再也弗偷了。”可怜的被机会主义、实用主义、享乐主义毒害的人们!我不知能对他说些什么。他并不需要怜悯。(我出狱不久,就从报纸上看到他被判处死刑的消息。)

9月19日,“东北虎”被通知要押往原籍。当天晚上,监房里又需要找一个人做“笼头”。没想到大家一致选我做“笼头”。我还接受了一任任“笼头”传下来的重要物件──一枚水泥钉。别小看了这枚水泥钉。它包含了全部的监狱文化:刚进黑牢,你什么也看不见。可是当你坐下来,仔细看那木板铺,上面密密麻麻刻满了线条。最多的是“正”字。关进去的人,每逃诩是无聊地打发时间。没有人来提审,就像这个世界把你给忘了。你自己要是不做一个记录,连关了多久也忘了。于是,每天早上开始坐好后,这枚水泥钉就成了太史笔了。大家轮着在自己找到的空间划上一笔。5天一个“正”字。每天数数,就能知道自己关了多久了。有文化的还能刻上一些豪言壮语。我仔细地趴在铺位上看过,诸如:“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坦白从宽,只关10年;抗拒从严,回家过年”等等。有记录自己的姓名、地址的。更多来自贫苦地区,没有文化的,只会刻“正”了。睡在第2位的贵州小伙子,肤色苍白,毫无血色,沉默寡言,据说已经关了两年了。在收容所要大家讲清余罪的大会上,所长说,“你不把真实的姓名告诉我们,就让你关上一辈子。”我想,他一定是隐名埋姓的。但是,没有犯罪证据,公安部门没有破案本领,就应该把人给放了。共产党是宁可错抓千人,不肯放过一个的。反正,这个贵州人铁了心,他连“正”字都不画了。

第一天,这支特殊的“笔”传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恭恭敬敬地划上一横,并在旁边刻下小诗一首:“民主触天条(指‘四项原则’),无罪下黑牢,‘六四’重评日,回首亦堪豪。”因为这支“笔”的重要,我们平时藏得很好。公安多次突击搜查,都没被搜走。

我在牢里,一直保持着非常乐观的情绪,轻声教胡荣贵唱岳飞的《满江红》,把苏轼的《水调歌头(中秋怀弟)》用墙壁灰块写在墙上,让那个安吉中学因盗窃而入监的老师学。我还经常给大家猜猜谜语,讲讲笑话。大家说,我们五号监是模范监房。我出狱后,还有几个难友来看过我。

我问胡荣贵,以前是否有被捕的学生关在这里。他说,“有,天热的时候关得很多”。我问他,那些学生和政治犯是否遭到虐待。他说,“这里有一个姓周的指导员,最恨政治犯。周是苏北人,早年是一个技术高超的扒手,50年代被公安招安反扒,后来提了干。前些日子,他变着法儿折磨政治犯。有2个学生被他铐在空地间的水泥柱子上暴晒,直到昏迷。他遇到政治犯就骂:”共产党有什么不好,你要反对它?“几乎所有的政治犯都被他打过。不过你老朱不会被他打。这里的杭州人都不会被打。他们打的都是外地人。”至此我才明白了没有遭到杀威棍的原因。后来我遇到了这个姓周的。那天,收容所里拍照的公安小李听说我摄影是个行家,利用值班的机会,把我叫去传授些经验。正好在办公室:到这位满嘴暴牙的周指导员。他那对三角眼打量了我一番,问我什么事进来的。我如实相告。他一听,摆起架子说:“应该判你15年!”我心想,幸亏你不是法官。小李悄悄地向我递来眼色,暗示我不要把他当回事。

四、与专政工具较量记

关进去的第4天,张宝裕来提审我了。说实话,与其每天关在那笼子里,还不如叫出去提审。走出长廊的时候还可以晒上太阳。那简直是一种享受。提审的地方是一间一间约6平方米的小屋子。进门处是一张写字台。写字台对面靠里屋的墙角是一方约30厘米高用水泥砌的墩子。局坐(与其说是坐,还不如说是蹲)在那里,本身心理上就有一种屈辱的感觉。中国博大精深的监狱成就,凝结着多少代人的智慧啊。简短的开场白后,张宝裕居高临下地发问了:

“你《美国之音》听过几次?”

我心里暗暗好笑,忍不住从嘴角表示了出来:

“听过不计其数次了。”

公安有句套话叫做“挤牙膏”。与其让这人挤着,不如直截了当。果然不出所料,该张的套路被我打乱了。原本他以为我会抖抖嗦嗦地报上几次,他可以接着追问每次的内容。然后,在他的穷追之下,我乖乖被他俘虏。张愣一愣,又一个圈套做好了: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听的?”

我明白这种人咬到什么算什么。

“从中美建交开始听的。”

我心想,他会不会愚蠢到扣我一顶“收听敌台”的帽子呢。在中国有多少人被这顶帽子毁了一生。今天,共产党的狮子年代结束了,不敢再把“阶级斗争”挂在嘴上。可是狐狸时代的共产党将更为狡诈。也好,你扣吧。你敢说我“收听敌台,你们就是人民公敌:为什么与敌人建立外交关系?不愧是老公安,他也没往我的圈里钻:

“你为什么要听《美国之音》?”

“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有了解这个世界上任何信息的权利。”

他慢慢重复了一遍我的话,嚼不烂,悻悻然结束了这个话题。

于是,他转了一个话题:“陈立群到哪里去了?”陈立群是我“79”民主墙时期的好朋友。前些日子她声援学生,被公安追捕,避难去外地了。“你问我?你在外面都不知道,我关在里面怎么知道?你现在就把我放出去,我帮你去找。”

又问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我胸中激荡着的那股气急剧升腾,终于脱口说了出来:

“你干脆判了我十年、二十年吧!”

“哦,为啥?”

“今天,我被你们关在这里迫害,以后平反的依据都没有,干脆判了刑,以后我一定会平反。将来,子孙问我‘那时候你在干什么?’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为苦难的国家在坐牢!’”

“你还想平反?这次反革命暴乱是不可能平反的!”

“你们比毛泽东伟大?他对‘四五’运动定的天安门反革命暴乱都平了反。你们定的能不平反吗?你是不可能为这种事业奋斗终身的。不要以为你年纪老了。你还有子女。不要弄得他们今后抬不起头来!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你应该见得多了,你的心里其实也明白!”

我非常自信和坦然,因为我知道我并没有犯罪。我在为中国的光明未来奋斗。真正逆历史发展潮流的是坐在我对面的人。他们剥夺了人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来维护一个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对我的审讯违反现代人类的基本法则。历史将最终作出判决。在那年“六四”前夕,几百万、几千万人民上街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向往民主的意愿。暴力可以暂时把他们压下去。但是,当局的心里其实也怵得很。我在心里默默地背颂着那首古老的民谣:“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这笔帐迟早要算。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回监房的时候,张宝裕去拿了几个大苹果,让我吃。我对他表示感谢,并对他说,我要拿到监房里与大家分吃。他也答应了。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十分渴望与那些“专政工具”们较量。我寻找各种机会与他们争论。盯着他们的眼睛。看着他们说那些言不由衷的谎言。我努力找寻他们身上还残存的少得可怜的人性。几十年共产党的愚民宣传,首先受害的是他们。他们自己受害后,又为虎作伥,去残害更无辜的、天性未泯的老百姓。我直到现在,盯着公安听他们讲话的习惯还是改不过来。说心里话,我真的很怜悯他们;有时候看到一些年纪轻的,真不希望他们成为那个垂死的制度的牺牲品。他们根本没有理想。他们所信奉的主义已经没有理论。他们也会在静夜想到自己已经是黑暗政权的帮凶。只不过是今日有酒今日醉罢了。所以在争论中,他们全都不是我的对手。他们心劳日瘁,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念。我更想到了在这种制度下还有许许多多受害者,想到了这种制度不改变将会继续危害我们的子孙后代。

五、劫后余波记

出狱后,我被单位撤消了职务。部队转业来的共产党党委书记勒令我在1个月内离开房管局,自寻出路。单位劳资科的同事,一位早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非常同情我被迫害的经历,私下告诉我,党委书记不是个体户老板,没有权力这样做,因为我的职业毕竟是15元工资1月从学徒开始做起来的。他劝我不要主动离职。单位的医生也建议我,根据自己健康状况不佳的情况,请病假回去休养一段时间。

在那段最黑暗的日子里,我忘不了悄悄潜流的真情。在浙江医科大学第2附属医院心血管科,一位年高的王姓女医师,偶然知道了我的遭遇,在给我诊疗的时候,轻轻地对我说:“邓小平把人当猪看,只要有生存权就够了。人活着是需要追求精神自由的。”更有许多群众,不断地鼓励我,希望我不要灰心,告诉我这样的日子不会太久。

在病休后,朋友毛庆祥把他租下的小店让我开照相馆。有一天,张宝裕装出路过的样子,来照相馆了解我的“动向”。他问我:“你现在怎么样?”我说:“我在等待。”他大惑不解地问:“等什么?”

“等民主运动再来!”

“你这个人啊!”他匆匆离去。

“六四”惨案,震惊了整个文明世界。与共产党在近百年的存在过程中的各式各样的“大清洗”相比,区区杀了那么些人,根本算不了什么。但是这次事件发生在全世界民主化进程迅猛发展的20世纪末,发生在人类更加重视生命价值、更加重视政治权利的时候。高科技信息的发达,使血淋淋的场面在全世界面前暴露无遗。它终于使苦苦支撑的、努力改变着形像的许多共产党国家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剥夺了他们的最后一次生存机会。它促进了东欧极权统治的快速崩溃,促进了苏联共产制度的最终垮台。许多稍有良知的共产党人,也在全世界的憎恶中改变了自己的共产党名字以图生存。“六四”所发生的巨大历史作用将成为未来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当初采用虐杀和平人民的方法来维持自己权力的人,对于这次事件给全世界共产主义事业带来的不可弥补的损害也是始料不及的。在斯大林、波尔布特、文化大革命日渐远去的时候,“六四”又把那共产主义戕害人类的血腥场景带到了人们的眼前。它提醒一切善良的人们,共产主义的本性不会改变。“六四”使共产党人背上了不堪承受的重负。会不会有明智的政治家以适当的方式来解脱呢?是不是会有远见卓识的人物来化解这最后的仇恨情结呢?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与其作茧自缚,面对千夫所指,不如壮士断腕,一了百了。

“六四”的死难者,倘若死而有知,是否还在等待呢?今天,我听到朱熔基总理在美国说:“这样的事再也不会发生了。”你们是否感应到那句话里有愧疚之意呢?虽然,当初他不在北京,那次事件与他无关;虽然,他没有能力来为那次事件作出最后的裁决,就像人不能抓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在当初的专制独裁下起来追求民主的他,见过从北洋军阀到国民政府制造过像“六四”这样血腥的惨案吗?!

我们只能等待,只能耐心地等待。也请你们耐心等待。要耐心,明天一定来临。

人类的这个伤口仍在流血。10年了,还在流。同时流着的还有父母、妻子、慢慢长大的孩子们的眼泪。

10年过去了,还会再有10年吗?!

(1999.4.15)

《民主论坛》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