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以尹明善、徐冠巨分别当选重庆市和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为标志,大批民营资本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媒体注目的一个焦点。以富豪而高官,和以高官而富豪一样,即便在1949年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就有旧资本家荣毅仁贵为国家副主席,但在中共十六大之后,新兴资本家以这样大的规模进入现行政治体制,这是前所未有的。秦晖先生在《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发表《”商人当官”、多元利益与代议机制》的评论,代表了理想未泯的知识精英的一种期待,用意显然是良好的,但如果着眼于当今中国的现实,由”商人当官”开始,我看不出有导向”多元利益”,更不必说”代议机制”的可能性,教授的期待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何况这一次富豪们进入的大都是政协,只不过是一种恩赐的装饰性的”参政”,连”议政”也谈不上,离真正的”从政”恐怕还有遥远的距离。

其实,资本家重新粉墨登场,充其量也只是回到20世纪50年代前的政治格局,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就是代表大资本家、豪门大户利益的,位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四大家族”乃是最大的豪门。毛泽东以流血漂橹的代价一统山河,没收官僚资本,到50年代中期几乎将大大小小的民营资本家都消灭殆尽。半个世纪过去了,时移势异,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权,总是要不断地寻求自己的支持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知识精英–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被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权势力量选中,共同构成”三个代表”的主旋律也就顺理成章的了。随着”打天下、坐天下”这一代的纷纷凋零,除了”太子党” 子继父亲业、孙继祖业的不成文的世袭制,除了”学而优则仕”(自然还要加上吹拍有方,做驯顺奴才,同时遇上”高人”,缺一条恐怕都不行),又增加了”商而富则仕”一条出路。

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万病丛生,然而归根结底无非一个病根,根在制度也。只要千载之下依然行”秦制”,焚书坑儒只是以更隐蔽、更技巧的方式继续着,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商而富则仕”都甩不了”人治”体制的尾巴,也就是说权力与民意无关。在无限权力主宰下的时空,深圳的”行政三分制”被主流媒体吹得天花乱坠,仿佛民主明天就要到深圳。大凡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行政三分”至多只能与唐代的”三省制”相媲美。在一个皇帝、一个集团的无限权力之下,任何行政分立都与真正的相互制约无关,根本无助于社会进步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吕日周雷厉风行在山西长治推行富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政务改革”,才会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青天”,才会让举国媒体趋之若狂。说穿了,就是因为中国本质上还没有走出秦始皇时代、慈禧时代。一切都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罢了,曾几何时,资本家、富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三十年河东”,而今富豪大贾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仿佛历史只是绕了一个圆圈。

(原载《大纪元〉)(2/7/2003 1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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