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末年初，以尹明善、徐冠巨分别当选重庆市和浙江省的政协副主席为标志，大批民营资本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成为媒体注目的一个焦点。以富豪而高官，和以高官而富豪一样，即便在1949年后也不是什么新鲜事，过去就有旧资本家荣毅仁贵为国家副主席，但在中共十六大之后，新兴资本家以这样大的规模进入现行政治体制，这是前所未有的。秦晖先生在《南方周末》（2003年1月29日）发表《”商人当官”、多元利益与代议机制》的评论，代表了理想未泯的知识精英的一种期待，用意显然是良好的，但如果着眼于当今中国的现实，由”商人当官”开始，我看不出有导向”多元利益”，更不必说”代议机制”的可能性，教授的期待恐怕只能是一厢情愿。何况这一次富豪们进入的大都是政协，只不过是一种恩赐的装饰性的”参政”，连”议政”也谈不上，离真正的”从政”恐怕还有遥远的距离。
其实，资本家重新粉墨登场，充其量也只是回到20世纪50年代前的政治格局，国民党政权基本上就是代表大资本家、豪门大户利益的，位居权力金字塔顶端的”四大家族”乃是最大的豪门。毛泽东以流血漂橹的代价一统山河，没收官僚资本，到50年代中期几乎将大大小小的民营资本家都消灭殆尽。半个世纪过去了，时移势异，一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政权，总是要不断地寻求自己的支持力量、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资本家–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知识精英–作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他们被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权势力量选中，共同构成”三个代表”的主旋律也就顺理成章的了。随着”打天下、坐天下”这一代的纷纷凋零，除了”太子党” 子继父亲业、孙继祖业的不成文的世袭制，除了”学而优则仕”（自然还要加上吹拍有方，做驯顺奴才，同时遇上”高人”，缺一条恐怕都不行），又增加了”商而富则仕”一条出路。
中国的矛盾错综复杂，万病丛生，然而归根结底无非一个病根，根在制度也。只要千载之下依然行”秦制”，焚书坑儒只是以更隐蔽、更技巧的方式继续着，社会就不会有什么变化，无论是”学而优则仕”，还是”商而富则仕”都甩不了”人治”体制的尾巴，也就是说权力与民意无关。在无限权力主宰下的时空，深圳的”行政三分制”被主流媒体吹得天花乱坠，仿佛民主明天就要到深圳。大凡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样”行政三分”至多只能与唐代的”三省制”相媲美。在一个皇帝、一个集团的无限权力之下，任何行政分立都与真正的相互制约无关，根本无助于社会进步和民生幸福。也正是在这样的时代，吕日周雷厉风行在山西长治推行富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政务改革”，才会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青天”，才会让举国媒体趋之若狂。说穿了，就是因为中国本质上还没有走出秦始皇时代、慈禧时代。一切都不过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罢了，曾几何时，资本家、富人被打入十八层地狱，”三十年河东”，而今富豪大贾又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政治舞台，仿佛历史只是绕了一个圆圈。
（原载《大纪元〉）(2/7/2003 16: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