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子心”诗人出世

刘晓波于1955年12月28日出生在吉林省长春市,五兄弟中排行第三。他父亲刘伶时任东北师范大学教师,次年被派往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的乔巴山大学讲学,他夫妻带了次子和刘晓波同去,直到1959年回国。

1969年,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刘晓波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中,后随父母“下乡”到内蒙古兴安盟科尔沁右翼前旗大石寨公社。1973年,刘晓波全家一起返回长春,他也回到原校继续上高中。1974年7月,刘晓波高中毕业,作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送到吉林省农安县三岗公社插队当农民。1976年11月,他被长春市建筑公司招为抹灰工人。

1977年,刘晓波考取吉林大学中文系,成为“文革”后恢复高考录取的首届大学生;次年3月,他随所在的“七七级”新生正式入学;1979年,刘晓波加入徐敬亚、王小妮等六位同学组成的“赤子心”诗社;1982年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同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作为硕士研究生。随后,他与同年从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分配到北京语文学院任教的高中女友陶力结婚,儿子刘陶次年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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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晓波(右四)和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1980年)

“文坛黑马”惊世骇俗

1983年12月,刘晓波在《百科知识》发表处女作〈中国古典美学的表述方法〉,1984年4月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上发表〈艺术直觉初探〉,后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论庄子〉,同年获文学硕士毕业,留在该系任教。他继续在一些学术刊物上发表美学和文学评论,其中1985年6月和8月先后发表的〈一种新的审美思潮〉和〈无法回避的反思──从几部有关知识分子的小说谈起〉,支持具有叛逆精神的“新潮文学”,批判当时提倡忍辱负重精神的主流文学作品而初露锋芒,被作为后来引起文坛震撼的“刘晓波现象”之开端。

1986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召开“新时期十年文学讨论会”,刘晓波到场以〈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为题即兴发言,以中国“五四文学”和西方现代派文学为参照,使用当时被认为惊世骇俗的语言批评受到普遍肯定的“新时期文学”主流,并概括为整个中国文化和知识界的问题:

“中国知识分子身上的民族惰性比一般大众更深更厚!……中国作家仍然缺乏个性意识。这种无个性的深层就是生命力的枯萎、生命力的理性化、教条化,中国文化的发展一直是以理性束缚感性生命,以道德规范框架个性意识的自由发展。……不打破传统,不像”五四“时期那样彻底否定传统的古典文化,不摆脱理性化教条化的束缚,便摆脱不了危机。”

1986年10月初,刘晓波的该次发言由《深圳青年报》整理发表,国内外报刊纷纷转载,引起了更大轰动,被称为“文坛黑马”。同月,他又发表〈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其作品由此从文学评论发展到思想文化批判层面。同年,刘晓波成为北师大中文系文艺理论博士研究生,并连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文学、美学和思想评论文章。

1987年,刘晓波发表首部著作及成名作《选择的批判──与李泽厚对话》。1988年,创刊不久的文学评论双月刊《百家》第二期开辟了“第一百零一家”专栏,发表刘晓波的〈论孤独〉和其他几位青年学者讨论“刘晓波现象”的论文。

同年6月,刘晓波发表博士论文〈审美与人的自由〉,其论文答辩会在数百位大学生自发旁听下,由九位著名文学评论家、美学家组成的答辩委员会一致通过,获文学博士学位,并应聘为该系讲师。

1988年8月,刘晓波应邀作为访问学者出国,先后在挪威奥斯陆大学、美国夏威夷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讲学及研究。

此后,刘晓波开始在香港刊物上发表的政论文章,其中《解放月报》(现名《开放》)10、11、12月号连续三期发表〈在“气功热”的底层〉、〈混世魔王毛泽东〉和〈文坛“黑马”刘晓波〉等,直刺中国官方当时的言论禁区,如:

“马列主义在中国,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专制权力的组成部分。马列主义不是信仰,而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独裁的工具。

只反昏君、贪官而不反专制、皇权是中国人的文化遗传。……

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天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

此外,刘晓波还在采访中激烈抨击并贬斥了几位当时颇受异议人士尤其年轻人尊崇的几位“思想领袖”和“青年导师”如刘宾雁、李泽厚、金观涛、刘再复等名家,当时也在民间引发诸多非议,如对他在倍受海内外尊重和同情的刘宾雁先生因敢言获罪被开除党籍两年后还加以讥讽颇不以为然,认为他缺乏恻隐之心,不过是以苛求名人为己扬名。

“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1989年4月15日,因“八六学潮”被迫辞职的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北京及全国高校学生相继以悼念活动发展成大规模的街头抗议运动,当时正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的刘晓波也随即参与海外中国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的声援活动。

4月20日,香港《明报》报导〈胡平、刘晓波、陈军等十人共同发表〈改革建言〉促中共反省纠正错误〉:“对大陆目前的学运表示关注”,要求“重新审查……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和“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有关问题”,“修改宪法”,取消“四项基本原则”,加入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款,开放民间报刊,禁止因言定罪,真正实行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新闻自由。

4月22日,刘晓波在《世界日报》发表〈胡耀邦逝世现象的省思〉,提出:

“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援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

同日,刘晓波起草《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提出七条如何开展学生运动的建议,与海外民运团体“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主席胡平共十位中国留学生、学者连署发表并转发到国内。

刘晓波中断原到1990年才回国的计划,于4月26日离开美国,27日回到北京,并立即参与学运活动,向“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转交了他与民联首任主席、“中国民主党”主席王炳章等留学生、学者的捐款数千元美金和万余元人民币。

5月13日,北京数百名大学生到天安门广场开始绝食静坐,刘晓波次日到广场支持和协助学生,参与广场绝食团的宣传、撰稿、讲演、募捐等活动,应邀负责《北师大绝食团通讯》筹款、组稿、编辑和发行,并参与“首都各界联合会”的筹建工作。他起草并散发了〈致北师大党委的公开信〉、〈告海外华人以及一切关心中国问题的外国人士书〉、北京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的〈我们的建议〉等传单。

LXB-TAM19896月2日,刘晓波与周舵、高新和台湾歌手侯德健联名发表〈六二绝食宣言〉,开始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时绝食,为此获得广场上学生的信任,得以于6月4日清晨与包围天安门广场的戒严部队谈判后,说服数以千计的学生安全撤离,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惨案,世称“天安门广场四君子”。

当天,刘晓波听说戒严部队开始抓人,遂与侯德健一起躲入澳大利亚驻华使馆文化参赞、汉学家周思在建国门外的“外交公寓”的住房中。

6月6日,刘晓波鉴于“四君子”无法都逃亡的义气,谢绝了奉调回国的周思请他躲进澳大利亚驻华使馆以求出国政治避难的建议,在使馆门口告别离开后不久即被警方拘捕,此后关进著名的北京秦城监狱。

随后,刘晓波被官方媒体公开指控为操纵学运的“黑手”之一,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王昭的文章〈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此后当局又出版批判文集《刘晓波其人其事》。

同年,刘晓波的两本著作《形而上学的迷雾》和《赤身裸体,走向上帝》与其他作品一起遭禁,9月,他被开除公职。

“末日幸存者”悔罪遭批

1989年9月,北京中央电视台播放对刘晓波的一段采访,主要描述他亲历的天安门广场被戒严部队清场的过程,包括他作见证说“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

1990年8月,刘晓波和陶力离婚。

同年11月,刘晓波在亲属劝说和监狱当局要求下写了一份《悔罪书》,被当局印发到各大学,作为对学生进行政治思想教育的宣传材料。

1991年1月,刘晓波在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受审,被判定“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被判定“能认罪悔罪”,以及因说服学生撤离广场被作为“重大立功表现”,从而获判决免予刑事处分释放。

此后,刘晓波作为自由撰稿人在北京从事写作,并继续参与人权活动,但他在狱中的上述表现令许多海内外人士失望和非议,因此一度颇遭冷落。

1993年1月,刘晓波应邀前往澳大利亚和美国访问,接受制作纪录片《天安门》的摄制组采访。5月,他谢绝了不少朋友要他在国外申请政治避难的建议,毅然回国。此举又令人佩服。

同年6月5日,刘晓波在台湾《联合报》发表文章〈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随后在台湾出版六四回忆录《末日幸存者的独白》,在自我反省和忏悔的同时,也抨击了学运的诸多错失,甚至对“八九民运”作了否定性的批判评价,在海内外异议人士中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汲取血的教训”东山再起

1995年2月20日,刘晓波起草并与包遵信、王若水、陈子明、徐文立等共十二人连署发表《反腐败建议书──致八届人大三次全会》,提出了近期改革的七项目标与远期改革的五项目标。5月,他又和陈小平共同起草〈汲取血的教训推进民主与法治进程──“六四”六周年呼吁书〉,并与王之虹、王丹、包遵信、刘念春、江棋生等共十四人发起连署,但他在正式发表前就被北京市公安局以“监视居住”的形式单独关押在北京郊区,到1996年2月才被释放。

LXB-Wang Xizhe1996年8月,刘晓波到广州与王希哲相见,讨论了一些共同关注的问题,商定向国共两党提出〈对当前我国若干重大国是的意见〉,在两党签署和平协定〈双十协定〉[ 〈双十协定〉,全称为〈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是一个旨在结束国共分裂局面,建立民主政权而发表的会谈纪要,签订于1945年10月10日。]五十一周年的10月10日发表,也称〈双十宣言〉,包括两岸统一的政治基础问题、西藏问题、关于健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四项。但在该宣言正式发表的前两天,刘晓波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随后以“扰乱社会秩序”被处劳动教养三年,次年1月被移送大连劳动教养所。

1999年10月7日,刘晓波劳教期满获释,此后一直在北京从事自由写作。2000年,他在两岸三地出版三本书──《向良心说谎的民族》(台湾)、《刘晓波刘霞诗选》(香港)、与王朔合著的《美人赠我蒙汗药》(大陆)。

这个时期,刘晓波的形像有所恢复。1999年,刘宾雁到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亚太中心担任访问学者一年,他对上述的国内知识界连续发出联名信的评价很高,谈到一些有影响的人物时,提及刘晓波自1995年起有明显转变,并表示期待他经过劳教考验后有更大进步。

独立中文笔会“黄金四年”

2001年7月,刘晓波参与创立“中国独立作家笔会”(现名“独立中文笔会”,简称“独立笔会”)。根据国际笔会档案中的申请资料,总部在7月23日所收到的创会会员名单包括于浩成、沈睿(女)、巫宁坤、京不特(冯骏)、万之(陈迈平)、马建、友友(刘友红,女)、杨炼、一平(李建华)、韩秀(女)、杜家祈(女)、贝岭、陈建华、白梦、张慈(女)、孟浪、张伯笠、辛虹(女)、张耳(女)、北明(女)、郑义、刘晓波、刘霞(女)、梅菁(女)、雪迪、张郎郎、蔡楚、郭罗基、茉莉(莫莉花)、傅正明、胡冬,共31人。刘晓波与其妻诗人刘霞为居住中国大陆的唯二独立作家,因此才体现了独立笔会与国际笔会属下当时早已存在其它六个中文笔会的不同特色所在——历史悠久的中华民国笔会早已是由居住台湾的作家组成,1950年代成立的香港中国笔会是香港作家团体,1980年代先后成立的中国笔会中心、上海笔会中心和广州笔会中心都是中国大陆官方作家协会的下属团体,而海外中国作家笔会(原名“中国流亡作家笔会”)顾名思义当然是包括流亡作家在内的中国海外作家组成。独立笔会如果没有身在中国大陆的刘晓波夫妇参与创会,显然就失去了其特色,其他全部为海外会员甚至可以加入海外中国作家笔会,本来并无自立门户的合理性和必要性。

由于在创会初期的会员组成分布,当时独立笔会的重心甚至仅局限于美国。2012年12月,流亡美国的著名作家刘宾雁和郑义当选为主席和副主席,随之任命的执行主任贝岭和其他工作人员也全部在美国。

2003年11月,独立笔会通过互联网召开会员大会,会员人数已增加到67人,大约三分之一居住中国大陆,其中包括著名异议作家廖亦武、余杰等近半是刘晓波推荐入会的。大会通过的章程改会名为“独立中文作家笔会”,以符合当时多数会员并不在中国且有部分甚至已非中国籍的事实。大会同时举行了会长和理事选举,刘晓波在刘宾雁、郑义和多数创会会员的支持下,获47位会员有效票中的44票当选会长,确实众望所归。理事会共七人,会长刘晓波等三人在国内,副会长蔡楚和万之等四人在海外,都为一时之选。

刘晓波出任会长后推荐了大量国内作家加入独立笔会,积极支持于当年12月成立了对应于国际笔会最有影响的狱中作家委员会的下属分支狱委(笔者于2004年1月接任协调人),重点关注长期受忽视的系狱作家及其相关的言论自由和文字狱问题,使狱委很快成为最有活力的机构,也使独立笔会很快成为支持国内独立作家和救援狱中作家最有影响力的团体,走出了以往主要注重各自为战的地下文学和流亡文学的小圈子,进入了飞速发展的互联网时代和国际笔会的大社会,很快改变了独立笔会之前在国内几乎无所作为和国际上默默无闻的局面,成为中国大陆唯一的真正会员制非政府组织,影响力迅速增大。

2004年10月30日,刘晓波主持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第二届自由写作奖颁奖仪式在北京郊区一餐馆内成功举行,到会者包括自由写作奖得主章怡和女士等知名人士达62人,这是他在1989年被捕后首次在超过30人的聚会上讲话,也是笔会至今得以在大陆举行会议时参加人数最多的一次,颇为鼓舞人心。

2005年5月中,笔者和瑞典笔会国际秘书霍尔姆、澳洲悉尼笔会前会长周思和该会狱委主席罗利相继抵达北京,13日与刘晓波夫妇及时任理事的余杰夫妇和副秘书长王怡等笔会同仁共进晚餐,这也是笔者与他们首次会面。次日,笔者和霍尔姆约见一中国作协的作家,又巧遇刘晓波夫妇和周思,再次一起共进晚餐。没想到此后就再无见面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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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张裕,罗利,王怡,余世存,李柏光; 前排:刘敏、霍尔姆、刘晓波、周思、余杰、刘霞

同年10月,刘晓波两年任满,在互联网上的笔会会员社区主持召开第二届会员大会——会员人数已达140多人,国内会员过半,包括大量当时在互联网上颇有影响的知名网络作家,体现了笔会发展重心的转移基本完成。大会根据国际笔会近年来的改革和独立笔会的发展情况修改了章程,改名为“独立中文笔会”,又使会员资格超出中文狭义“作家”的限定,明确定义为“用中文写作、编辑、翻译、研究和出版文学作品之人士”。新当选的九人理事会,包括连任会长刘晓波和第一副会长余杰等五位理事在国内,进一步突出了笔会重心向国内转移的特色。

2006年1月2日,刘晓波在北京主持独立笔会2005年度的第二届自由写作奖和首届林昭纪念奖颁奖,五位国内理事全部到会。但因当局已加强打压笔会活动,虽经刘晓波力争,也只获淮以私人举办新年餐会的方式进行,与会者比前次略少。此后,由于当局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提前清场,国内形势日渐紧张,刘晓波所受的压力也日渐增大,这类私人餐会形式也不再有,因此独立笔会的2006年度颁奖会只好延迟到2007年2月在香港举行。

2006年10月,刘晓波应邀接任美国《民主中国》网站主编。

2007年10月,刘晓波主持召开第三届会员大会,此时会员人数已发展到220人,相比四年前已翻了近两番。虽然仍保持国内会员比例略过半,但新会员中的知名作家、学者、新闻工作者及异议人士在国内的比例大大提高,基本多是刘晓波推荐入会。他此次大会上不再参选会长,只是会后继续担任还有两年任期的理事职务为笔会奉献,尤其是有了很多时间关心、支持和参与笔会狱委的救助事务,包括与系狱会员的家属联系。

发起连署《零八宪章》遭重判

2008年,刘晓波参与起草并发起连署《零八宪章》,原计划于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呼吁中国政府实行政治改革和保障人权,在中国逐步实行宪政民主制。

实际上,在《零八宪章》计划发表前两天的12月8日,刘晓波即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拘传”带走并抄家。次日,由三百零三位中国公民首批签署的《零八宪章》提前发表,至今连署已超过一万四千人。

此后,刘晓波未经指控被关押在北京一未知地点“监视居住”。

2009年6月23日,刘晓波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正式逮捕,关押在北京市第一看守所。

2009年12月23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刘晓波及其辩护律师丁锡奎、尚宝军到庭参加诉讼。约有二十人获淮旁听,包括刘晓波的弟弟和妻弟,但其妻子刘霞被强行作为检方证人而不获批淮进入法庭;到达法庭外的许多人要求旁听被拒,包括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十几位外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外交官和一些媒体记者。庭审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刘晓波及其律师进行了无罪辩护,但刘晓波只获淮十五分钟发言时间,事先准备的〈我的自辩〉和〈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两篇答辩稿被审判长以超过时间打断而没有读完(后来传出发表)。12月25日,北京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宣判,《判决书》从他多年来发表的上千篇文章数百万字中挑选出6篇,加上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断章取义摘录出七句话共224字,认定为“造谣、诽谤”和“煽动性言论”,判决“刘晓波犯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一年,剥夺政治权利二年。”2010年2月11日,北京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上诉,刘晓波于5月26日被移送到辽宁省锦州监狱监禁服刑。

和平奖得主:“我没有敌人”

国际笔会等国际人权组织自1989年起就一直关注和声援刘晓波,德国、美国、英格兰、苏格兰、冰岛、葡萄牙、捷克、悉尼笔会先后授予他荣誉会员称号,独立中文笔会于2009年9月选他为荣誉会长。刘晓波还荣获2003年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第十七届“杰出民主人士奖”、2004年无国界记者“法兰西基金会新闻自由卫士奖”(Fondation de France Prize for press freedom defender)、2004至2006年连续三年获香港“人权新闻奖”、2007年亚太人权基金会“良知勇气奖”、2009年捷克“在困境中的人”救援组织“人与人”人权奖(Cena Homo Homini)、2009年美国笔会“芭芭拉·戈德史密斯自由写作奖”(PEN/Barbara Goldsmith Freedom to Write Award)、2010年人权观察“爱丽森·黛丝·弗基斯非凡运动奖”(Alison Des Forges Award for Extraordinary Activism)、2010年德国笔会“赫尔曼·凯斯滕奖”(Hermann-Kesten-Preis)、2012年加拿大笔会“人类一体奖”(One Humanity Award)等国际性奖项。

2009年6月,美国“中国民主论坛”成立行动小组,推动提名刘晓波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此后一些团体和个人也相继投入这项活动。2010年1月19日,捷克共和国前总统哈维尔(Václav Havel,1936-2011)、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和图图主教、法国哲学家格鲁克斯曼(AndréGlucksmann)、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总裁格雷戈里恩(Vartan Gregorian)、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穆尔(Michael Kenneth Moore)、捷克共和国前外长施瓦尔兹伯格(Karel Schwarzenberg)、俄罗斯联合民主党主席亚夫林斯基(Grigory Alexeyevich Yavlinsky)等八人联名在Project Syndicate──一百四十五个国家的三百九十家报纸组成的捷克非营利协会的网站上发表题为〈一位中国的和平自由斗士〉的专栏文章,呼吁推动提名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相继公布已参与提名的有捷克、斯洛伐克、美国、挪威等国一百多位国会议员,美国笔会会长、哲学教授阿皮亚(Kwame Anthony Appiah)等数十位大学教授和作家。

2010年10月8日,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主席托尔比约恩·亚格兰(Thorbjørn Jagland)宣布:

“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已经决定,将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授予刘晓波,以表彰他为中国基本人权所做的长期非暴力抗争。诺贝尔委员会长期以来就认为,人权与和平密切关联。这些基本权利正是诺贝尔创始人阿尔弗雷德·诺贝尔遗嘱中所写的”各民族间的兄弟情义“的先决条件。”

LXB-Oslo201012102010年12月10日下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在挪威奥斯陆市政厅举行,由于中国当局的阻拦,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和其他国内亲友均未能前往奥斯陆参加颁奖典礼。当天,颁奖台上用一把空椅子代表了刘晓波的缺席,并以他在法庭上无法宣读的〈我没有敌人──我的最后陈述〉代替演讲词,由挪威著名女演员丽芙·乌尔曼(Liv Johanne Ullmann)朗诵其英文译本。此外,从当天起向公众开放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纪念展,以及在颁奖后第二天晚上举行的祝贺刘晓波的音乐会,诺贝尔基金会所发布的刘晓波纪录短片,其主题全都选用了《我没有敌人》!

2017年6月初,刘晓波因在狱中确诊肝癌晚期获保外就医,被转入沉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在与外界隔离状态下接受治疗。7月13日17时35分,医院宣布刘晓波病情恶化并因多重器官衰竭,经抢救无效病逝,终年61岁。2017年7月15日约6时30分,他的遗体火化,并于当天中午海葬。

LXB-20170713刘晓波的其他著作还有:在台湾出版的《选择的批判──与思想领袖李泽厚对话》(1989)、《思想之谜与人类之梦》二卷(1989、1990)、《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1990)、《大国沉沦:写给中国的备忘录》(2009),美国出版的《单刃毒剑──中国当代民族主义批判》(2005)和《未来的自由中国在民间》(2005、2010),香港出版的《刘晓波文集》(2010),日本出版的日译本《中国当代政治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中国知识人批判》,1992)和日译论文集《从天安门事件到零八宪章》(《天安门事件から《零八宪章》へ》,2009),以及《刘晓波文集》德、英、日、瑞典、荷兰文译本等。

参考资料:

1.刘晓波,〈与李泽厚对话──感性·个人·我的选择〉,《中国》1986年第10期。

2.刘晓波,〈危机!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深圳青年报》1986年10月3日。

3.金钟,〈文坛“黑马”刘晓波〉,香港《解放月报》1988年12月号。

4.闻平,〈从民族虚无主义到卖国主义──评刘晓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谬论〉,《人民日报》1989年11月7日。

5.郑旺、季蒯,《刘晓波其人其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6.国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惊心动魄的56天:1989年4月15日至6月9日每日纪实》,大地出版社,1989年。

7.包遵信等,〈反腐败建议书〉,《北京之春》1995年4月号。

8.樊星,〈世纪末的文化漩流〉,《文艺评论》1996年第5期。

9.刘晓波,〈刘晓波小档案〉,《民主论坛》2000年11月28日。

10.公民群体,〈零八宪章〉,《纵览中国》2008年12月8日。

11.前卫,〈人权组织推动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美国之音”2009年7月19日。

12.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刘晓波一审判决书〉,独立中文笔会网站,2009年12月26日。

13.胡平,〈我和晓波的交往(上)〉,《北京之春》2010年11月号。

14.刘晓波,《刘晓波文集》,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12月10日。

15.吴仁华,《八九天安门事件大事记》,《世界之门书库》,2011年。

16.余杰,《我无罪:刘晓波传》,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原载: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第一卷(1947-2010年)》,自由文化出版社,台北(2013年)。

2017年10月8日修改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10/23/2017

作者 editor

《张裕:刘晓波诺奖无敌》有2条评论
  1. 二戰勝利,丘吉爾選舉下野,卻能問心無愧表示——斯大林先生,我打仗就是為了人民有罷免我的權力。即便戰時特殊情況下,民眾授權的合法主權國家,民眾選擇的執法政府,能否侵犯民眾權力,進而專制集(極)權呢?英倫空戰,英國民眾有權拒絕出售土地,改建機場。烏俄戰爭,澤連斯基廢除禁止青年在烏克蘭境內跨省區遷徙。(記憶中如此,不才能力有限,網絡找不到出處了)

  2.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講理講的是什麽呢?或者說,理是什麽呢?講理就是講原則,講邏輯。簡潔而言,理就是原則与邏輯。講原則,使得概念清晰,就是正名。邏輯在中華文化中,叫做因明;理順邏輯,乃至相互印證,叫做詰難。概念清晰,邏輯明確,才是個講道理,可交往的明白人。倘若沒有原則,概念含混;顛倒因果,毫無邏輯,如此糊塗當然也就無從交往——寧跟明白人打架,不與糊塗人說話。
    隨筆而發,居然能看見,很高興。不才會常來討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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