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几乎是一夜之间,江歌案在中国互联网以及微信朋友圈被刷屏。和以往的互联网关注的各类案件不同之处在于,这一次公众不是讨论案件本身。因为,案件本身的侦破工作早已经结束——对江歌的室友刘鑫的口诛笔伐,才是这一轮网络风暴的焦点所在。

通过《新京报》拍摄的视频,以及记者的详细报道,江歌案的大致情节是,刘鑫和江歌同为好闺蜜,由于对前男友陈世峰性格的不满,刘鑫决定结束恋情。之后,陈世峰对刘鑫进行了多次纠缠。由于害怕陈对自己报复,刘鑫搬到好友江歌的房子里同住。结果,陈追踪而至,却并没有伤害到刘鑫,反而把江歌捅了10刀。在他行凶的整个过程,刘鑫既没有把房间的大门打开,也没有冲出去和江歌一起并肩作战,仅仅只是电话报了警。

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质问刘鑫,当时为何不开门对江歌施救。不仅如此,为什么之后还拒绝和江歌母亲见面?她到底是在逃避什么?

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江歌案没有庭审公布之前,以上的情节只能是事实的大致轮廓。刘鑫到底有没有反锁门,到目前为止,仅仅只能是媒体的猜测。尽管如此,舆论场对刘鑫的各种批判和责问,显然有把她钉上历史的耻辱柱般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对刘鑫本人而言,有违公道。

当然,刘鑫在案发之后,对江歌母亲采取不闻不问,拒不相见的态度的确又有违道德。不管怎样,如果不是江歌在门外替她抵挡了那10刀,刘鑫就无法活到今天。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江歌对她是有救命之恩的。而对于恩人的母亲,不但不协助、配合做好善后工作,反而溜之大吉,实在是大大突破人世间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这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当今中国人性太糟糕。然而,有关中国人人性糟糕的问题,早在100年前,就被当时的知识界反复讨论。

据许寿裳回忆,在1902年,鲁迅和许寿裳在一起经常讨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第二个问题是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第三个问题是病根何在。这是上个世纪初,鲁迅他们那一代人经常讨论的问题。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鲁迅仍然恋恋不忘寻找这三个问题的答案,并强烈提议出版社能找人翻译一本叫《中国人的气质》的书,这本书是一个叫史密斯的美国人写的,对鲁迅批判国民性产生过深刻影响。

现在,虽然时间又过了一个世纪,问题依然没有解决,为什么?举个最常见的例子,在国内,我们常常可以看到在公共场合,需要排队的地方,往往会有人不自觉地插队。尤其是上公交车,上火车,上飞机,恨不得蜂拥而上。但奇怪的是,到了国外,一个个都变得斯斯文文,规规矩矩。人还是那个人,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变化?原因是环境变了。外国人的制度,法律约束了人性最恶的那一面,进而使得周围环境变得积极向上。而我们的法律、制度却没有注重对人性之恶进行制约,只是一味的进行道德宣讲。而道德说教,是中国传统专制社会的典型产物,是专制政权对人性控制、摧残的最常用的手段。

白岩松在一次公开演讲里曾经探讨过中国人到底怕死还是不怕死这个问题,他说, A面中国人说“朝闻道,夕死则已”。一转眼,无数中国人家里,横幅贴着“难得糊涂”,你就懵了。这一面写着“舍生取义”,我们在课堂上四处翻译人家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一转眼,中国民间讲的话都是“好死不如赖活”。哪个是中国的价值观?矛盾和对立的,你会说都是。的确都是,中国不是没有热血的人,回头看看陈天华、秋瑾,都是中国的。可是另一转眼,你会看到很多苟且的人,一方面有人战死疆场,另一方面有人苟且偷生,两者同时存在。鲁迅说:“在我们人群中,有人喜欢去瞻仰皇陵,有人喜欢去凭吊荒冢。”A面是中国,B面也是中国。

所有谈论空间建立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人性有一个更准确的了解,唯有如此,才可以展开这个话题,否则就会出现“人之初,性本善”,“人之初,性本恶”的争论,古人留给我们命题是千真万确的错误命题。人之初,性不本善,也不本恶,人性就是那样,看周围的孩子,家人、教育给了他什么,最后让这个孩子向更好的方向前进。你我绝大多数,受了教育约束了心中不好的,不是没有。我们遇到能占便宜的时候,也想占便宜,但后来遏制了,而不是从来没想过占便宜。

具体到刘鑫,当时的情况使得她没有选择为友情而勇敢的站出来,其实是可以被理解的。她最大的问题在于占完便宜之后,翻脸不认人。然而,刘鑫这种只要自己安全了,就不管他人死活的心理,不正契合了当前国人所普遍持有的一种微妙心态吗?那就是面对公权力对私领域侵犯的时候(如被强拆、如被城管殴打,如被迫承认嫖娼),无一不是以和自己无关来自慰,丝毫不会想到这样的悲剧在未来某一天会在自己身上发生。更为过分的是,当发现自己的某个朋友或者熟人,突然有一天向政府提出善意的批评,或者向他倾诉社会的种种黑暗和不公时,不但不在一旁加油打气,反而认为和这样的人来往会威胁到自身的安全,不是将之拉黑,就是将之屏蔽。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国式明哲保身。

中国式明哲保身本质上其实损害的是整个大环境。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最终并没有办法让自己获得真正的安全。以雷洋嫖娼案为例,尽管雷洋是体制内受益者,尽管雷洋在日常生活当中每天大唱正能量,但当悲剧到来的时候,怎么都无法“明哲保身”。他去世之后,帮他讨回公道的,反而是他以前最看不惯的体制反对者们。

从这两天舆论场对刘鑫的各种拷问来看,表面上举起的是道义旗帜,但其实更多的,还是网络暴力。这种网络暴力,恰恰也是中国式明哲保身的一种体现,因为只有批评刘鑫,才是安全的,才能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所以,也有舆论认为,应该在法律的范围之内对刘鑫进行声讨,这种声音虽然微弱,但总归还是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总之,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还是要少一点中国式明哲保身,多一点为真理而讲真话,为真理而去做实事,唯有如此,中国的大环境才会逐渐改变,大环境改变了,有关中国人人性讨论的话题,才有可能彻底消失。

2017年11月15日于株洲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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