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文革四十周年，我读了几本关于文革的书，其中一本是徐景贤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该书由香港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于2003年12月出版，全书共433页。
徐景贤算得上文革风云人物。他本来是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党支部书记，原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文革初期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一月风暴中进入上海市革委会，后来又成了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滩的权势仅次于张春桥姚文元，人称徐老三。后来张春桥和姚文元，还有后来居上的王洪文，都到了北京工作，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书记，实际上成了上海的头号人物。1976年十月，四人帮被抓，消息传到上海，徐景贤召集同党举行会议，准备武装反抗，但随即接到中央通知去了北京，武装反抗的计划也就宣告流产。徐景贤被定为江青反革命集团重要骨干判处十八年徒刑。1992年保外就医，从1992年到2002年，作者用了十年功夫写成了这部回忆录。
徐景贤造反内幕
徐景贤身为上海市委机关干部，又是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手下的红人，却带头造上海市委的反，这在当时是没有先例的。是不是徐景贤的路线斗争觉悟特别高、革命造反精神特别强呢？不是。徐景贤告诉我们，他之所以带头造反，是因为他通过特殊渠道，得到了内部消息。
文革一开始，张春桥和姚文元即被选入中央文革小组而调到北京，徐景贤则是上海市委的文革小组成员，原本是保上海市委的。在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后，上海市委派出朱永嘉到北京打听政治风向，张春桥和姚文元托朱永嘉带话给徐景贤，说上海市委执行了错误路线，要徐景贤站到革命群众一边。几天后，姚文元又特地给徐景贤打电话，明确地暗示他起来造上海市委的反。于是徐景贤就在大会上揭发批判陈丕显、曹荻秋，开了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政机关内部造反的先河。
也许有人会问，按说张春桥、姚文元和陈丕显、曹荻秋都是徐景贤的顶头上司，论职位陈丕显、曹荻秋还比张春桥、姚文元高一些，徐景贤凭什么敢遵循张春桥、姚文元的暗示去反对陈丕显、曹荻秋呢？那是因为张春桥、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他们的话可以被认为是代表了中央的意图。更重要的是，早在一年前，江青经过毛泽东的批准，通过张春桥找到姚文元，叫姚文元悄悄写文章批判吴晗的剧本《海瑞罢官》，而姚文元就是躲在上海市委写作班的办公室写他的文章的。当时徐景贤们就知道这是一条通天的线，从姚文元连到张春桥，再连到江青，连到毛本人。因此徐景贤有恃无恐。由此可见，徐景贤的造反才真正是奉旨造反，因此根本算不上造反。
徐景贤笔下的王洪文和张春桥
徐景贤和四人帮中的三个人——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的关系都很密切。看看那他笔下的这三个人是什么样子倒是很有意思的。在徐景贤笔下，王洪文实在是个草包。他当初当上上海工总司的司令就不是靠本事而是靠小权术.本来在工总司的初期，冲锋陷阵带头干作决策的都是潘国平，不是王洪文。然而在工总司的好汉们坐在一起商讨确立领导班子时，王洪文耍了一个花招。他提出要每个人摆自己的条件，谁条件好谁就当负责人。王洪文讲自己出身雇农，放过猪放过牛，当过兵上过朝鲜战场，现在是工人，是党员又是保卫科干事，再加上是老造反。而潘国平刚二十出头，祇是个刚转正的徒工，资历很浅，又不是党员不是干部，就让王洪文比下去了。按照徐景贤的描写，王洪文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一朝飞黄腾达，祇想着吃喝玩乐。毛泽东怕他不争气，特地要他读《后汉书》里的《刘盆子传》，结果王洪文比刘盆子还不如。就在毛泽东病危，中央决定让华国锋和王洪文轮流守候，王洪文居然还有闲心在中南海打猎，真是不堪造就。在古代，也有出身低下的人，因为偶然的机遇被皇帝提拔到显赫的高位，这种人不论是忠是奸，一般总还会表现出勤勉和好学的样子；像王洪文这么差劲的真还不多。
看来徐景贤对张春桥、姚文元都颇有好感。在他的笔下，姚文元很朴素，平易近人，但不像是有什么大本事，遇事总说“和春桥商量”。张春桥比较厉害，比较精明，但有时也很迟钝.张春桥的妻子文静当过叛徒，虽然由于张春桥的缘故而在文革中免遭于难，但总是给张春桥的政治生涯带来一丝阴影，所以尽管夫妻感情很好，到后来张春桥还是决定和文静离婚，并托徐景贤帮他找合适的对象。让人难以想像的是，就在毛泽东去世，办完丧事以后，华国锋们磨刀霍霍，四人帮大祸临头，老谋深算的张春桥竟浑然不晓，就在10月1日——这离四人帮被抓祇有五天了，张春桥还给徐景贤写信，叫徐把物色的对象的材料“送来一阅”呢。我疑心作者写下这段故事也有替张春桥鸣冤叫屈的意思：你看，人家张春桥哪里是阴谋篡党夺权呀！？
不过，我们要是把张春桥看成不谙权术的书生，那就错了。徐景贤讲到一件事足以为证。1966年年底，上海工人赤卫队（保守组织）也要造上海市委的反了，大队人马包围了康平路市委大院，刷出“打倒上海市委”的标语，比造反派提出的“炮轰”、“火烧”还激进.在北京的张春桥知道情况后马上打电话给他的妻子文静，转告徐景贤不要让保守组织夺走胜利果实。徐景贤赶快落实张春桥的指示，把原先的口号升级，从“炮轰”、“火烧”改成“打倒”。工总司干脆调集大批人马冲进市委大院，大打出手，把赤卫队打得落花流水，举手投降，首开全国群众大规模武斗之先例。武斗刚结束，张春桥就从北京打电话询问，斩钉截铁地对徐景贤说：“你们一定要始终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大造舆论，指明这场武斗完全是市委挑动群众斗群众引起的，他们才是这次流血事件的罪魁祸首。”如此颠倒黑白，倒打一耙，真是十足的流氓。
按照书里的描写，徐景贤对周恩来相当尊重，彼此的关系很好。这就怪了，因为我们知道，至迟在林彪事件之后，四人帮和周恩来的矛盾就很深，所谓批林批孔其实是批周。看来，对于四人帮和周的关系，作者没有说出全部事实。另外，据说徐景贤和原写作班哲学组的郭仁杰斗得很厉害，最后郭自杀身亡。对此事作者却只字未提。再有，作者对70年庐山会议着墨甚多，但是对林彪一派和四人帮以致和毛的矛盾的来龙去脉讲得很少。很难让读者获得一完整印象。
缺少反思 令人失望
在一些关键问题上，作者语焉不详，让人看不明白。比如说四人帮被抓后，徐景贤们在上海开会部署准备武装反抗，可是中央来了一个通知就老老实实去了北京。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徐景贤们难道不知道去北京是自投罗网吗？为什么连叫都没叫一声就举手投降了呢？可见原先就没什么底气，原先就心虚得很。张春桥在1976年5月16日给徐景贤的那封托徐找对象的私信里写道：“这几年来，有时想，反正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杀头了，何必去想这些事情呢？但有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于是又想起了这件事。”你看，在“这几年”的时间里，张春桥都不时地想到被“杀头”，可见多么心虚。张春桥把这话写在信里，说明他和徐景贤私下交谈时一定不止一次谈过这些问题和感觉。那么徐景贤对这些问题是怎么想的呢？在最应该写出自己思想活动的地方，作者却没有写出自己的所思所想。这不能不是本书最大的缺憾。作者把自己文革十年的经历比作一场梦，那么在执笔写作此书时当然是梦醒了，以作者的才气、知识和阅历，读者有理由满怀期待，想看看作者有多少反思与醒悟。可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令读者大失所望。
有读者批评徐景贤回避重大问题，例如林昭的问题。林昭是在文革期间的上海被当局下令枪决的，那时徐景贤正是上海的主要负责人，他这本书对此却只字未提。不过在我看来，徐景贤没写到林昭的事倒未必是有意回避，很可能是本来就没放在心上。人咬狗才是新闻，狗咬人不是新闻。对于当时的徐景贤们而言，枪毙像林昭这样的反革命分子不过是例行公事而已。这是文革中许多大人物的传记、回忆录或采访录的一个共同盲点。同样地，文革之所以被很多人误解为仅仅是精英的浩劫，以为在文革中底层民众并没遭什么罪，那也是因为在这类文字中，底层民众的遭遇很少被提到，而不被提到的缘故就是因为在作者心目中，底层民众（特别是所谓黑五类）的那些遭遇太司空见惯，也太习以为常了。
《北京之春》 2006年10月号
《胡平文库》读书·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