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凯格 著 吴万伟 译

   现在或许到了重新评价犬儒主义美德的时候了,即对所有组织和机构产生深刻的和难以抑制的怀疑。唐纳德·特朗普的崛起至少部分建立在这种怀疑之上,即相信政治和文化精英群体在本质上都已经拙劣不堪。特朗普的支持者真心接受的格言得到19世纪美国超验主义者作家亨利·大卫·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支持,即“管理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但是,他们误解了梭罗犬儒主义的本质和背景。和他们不同,梭罗是世界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是追求精神生活而不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人。

   两个世纪前的今年出生的梭罗可能是美国第一个和最彻底的犬儒主义者。当今的犬儒主义和他在1840年代提出的哲学之间至少存在某种家族相似性,的确如此。比如,梭罗与新英格兰热衷冠冕堂皇论述的自由派精英格格不入。他确实上了哈佛大学,但非常勉强,势利的学界让这个铅笔制造商之子受不了。他很快就认定即便是最好的大学讲授了“所有种类的学科”,却“没有一门学科触及根源。”在梭罗看来,深刻的教育、真正有影响的课程、实用的和能上手的知识和世界上最好的教育只有在课堂之外才能学到。当梭罗1845年从大学逃离,前往离他位于马萨诸塞州康科德两英里远的瓦尔登湖时,他至少部分是要寻找那样一种教育。

   梭罗也在寻找一种方法来体现最具爱默生色彩的理想—自立。爱默生是梭罗的导师,比他大14岁,也曾经在哈佛和剑桥的高雅思想文化中探讨过这个问题,认为进入现代机构和组织往往要付出高昂的代价:践行自主的自由。梭罗与社会的明显割裂—逃离都市生活—就是“故意生活得深邃,要品出生活的精华”的尝试,要看看“是否能学会生活教给我的东西。”他的两年简朴生活实验的要点,是要看看没有社会规范和传统政治等腐败力量侵袭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子。

   所有这些都与犬儒主义的悠久传统形成共鸣。但是,如果人们更仔细地观察那个历史,观察梭罗,就会清楚地发现,现代犬儒主义者删节或故意误解了作为思想流派的犬儒主义整体以及梭罗对它的改造。

   第一个犬儒主义者锡诺普的第欧根尼(Diogenes of Sinope)体现了梭罗试图在19世纪复兴的简朴生活理想。在瓦尔登湖,梭罗生活在15英尺长10英尺宽的小木屋里,第欧根尼比他更狠,生活在翻倒的储物桶里,衣衫褴褛就像个乞丐。他反对另外一派哲学—伊壁鸠鲁主义(Epicureanism),认为人生的意义可以通过文明的繁荣发展而获得。现代形式的享乐主义是对它的扭曲,与古代的原始观点不是一回事。犬儒主义者和梭罗也想知道如果没有社会规范,更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物质财富的装饰,生活会成为什么样子。

   今天,很多所谓的犬儒主义者也是崇尚自立的资本主义者。他们对大政府和机构控制的怀疑根源于这样一种意识,这些组织机构欺骗人们,掠夺了他们本该享有财富。当然,这个观点在第欧根尼看来十分讨厌,他可能觉得当今时代陷入可悲的错误中,把物质财富与广泛意义上的人类幸福混淆起来了。

   据传说,第欧根尼坐在木桶里对着街上的有钱人大喊大叫(犬儒(cynic)这个词源于希腊语(kynikos)意思是像狗一样)。梭罗采取了一种含蓄的方式批评现代资本主义,但只是稍微含蓄一些。《瓦尔登湖》第一章的题目是“经济篇”,就是对现代物质主义的尖锐批判。梭罗提醒读者“经济”(Economy)这个词最初不是人们拥有的多余财富的意思,而是人们在何处生活或更具体地说如何生活。他追溯了经济这个词的希腊语根源(oikos):意思是住所、居住地、房屋。

   在瓦尔登湖,他剔除掉生活中所有多余的东西,梭罗尝试重新学习如何为自己制造一个生活场所,用以欣赏德性、美丽、和平等无价之宝,这些是金钱买不来的东西。他说,“大多数的奢侈品,大部分所谓的生活享受,非但没有必要,而且对人类进步大有妨碍。”今天,“谋生”常常与生活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令人担忧的是,往往延迟生活,即为了将来的财富而牺牲掉现在的生活。梭罗知道希腊语根源(oikos)除了住所或家之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指一个笼子。

   梭罗明显逃离文明生活的尝试看起来似乎预兆了很多现代犬儒主义者的分离主义心态,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正如罗伯特·理查森(Robert Richardson)在30年前的梭罗传记中注意到的那样,“他的冒险绝不是退缩或者隐居。他本人认为那是前进的一步,是一种解放,是一种新开端。”犬儒主义者维持与社会的距离为的是获得对社会病态的一种批判性视角,而且更重要的是,重新评估什么是对个人最重要同时对人生具有普遍真实意义的东西。

   当有人发问第欧根尼的祖国是哪里时,他的著名回答是他没有祖国。这与梭罗拒绝参与国家事务或者拒绝纳税并没有什么不同,他并不赞同这个国家的政策(具体来说就是梭罗布支持墨西哥和美国之间的战争)。从存在的角度看,在木桶里,在简陋的小木屋里,在监狱里,在流亡中—你能得到真实的存在意识,你并不和任何特定的政治立场绑在一起。这可能令人孤独,但也让人获得解放,令人吃惊的是,最终令人与他人构成生命共同体。

   第欧根尼说他是宇宙公民,最自由意义上的世界主义者。梭罗在瓦尔登湖的最后,也在春季万物复苏时称赞具有普世情怀的人。这是犬儒学派的另外一面,一个很大程度上被遗忘的一面。对所有组织和机构的怀疑让位于一种信念,即人类事实上在深层次上和普遍意义上是生命共同体,不是通过规范而是通过天性联系在一起。机构组织或许是腐败的或令人腐化的,但是社会限制的真正危险是它们让人们孤立起来,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添加上虚假壁垒。

   犬儒主义的一边是批判性的和否定性的。但在另外一边则是希望—希望获得超越任何狭隘忠诚度的人类共同体。犬儒主义贬低我们珍视的宗教、经济和政治等传统忠诚度。这样做让我们获得解放,让我们认识到超越自我设定的边界之外的纽带的存在。

   如果特朗普主义者寻找真正的犬儒主义者,渴望让美国变得更加伟大,那就竭力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认真思考自我,怀疑沙文主义,并抛弃自私自利的富裕鼓噪吧。

   作者简介:

   约翰·凯格(John Kaag),马萨诸塞大学洛威尔分校哲学教授。著有《美国哲学:爱情故事》。

   译自:Thoreau’s Cynicism, and Our Own by John Kaag

   http://www.chronicle.com/article/Thoreau-s-CynicismOur/239499?cid=wcontentgrid_41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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