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之笔》第十三期:廖天琪:惊心动魄生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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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发行人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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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令人惊心动魄的生死书,一幅刻画个人惨痛命运、人类良知失陷、理性迷失、民族蒙羞、国家沦陷的浮世绘。

不过一甲子的时间,民族精英、仁人志士、义勇豪傑被当成牲畜祭品,供上那个人为打造的荒诞谬误的神坛上。这本书真的过於沉重了。尤其令人不堪的是,这些牺牲者是我们的朋友、同事或者是心仪神交的前辈,而这种荒唐的错误今天还在继续,它甚至是在一种靓丽辉煌的包装之下,众目睽睽地在进行着。

文字狱古今中外皆有之,然而以砍头、腰斩、凌迟、株连九族的方式来对付文人骚客,则是中土独领风骚。西方早期的文字狱受害者、罗马诗人欧维德(Ovid, 43BC-17AD)因为诗作《爱的艺术》(Ars Amatoria)而触犯了当时的伦理清规,被奥古斯都大帝放逐到黑海之滨。奥维德在放逐之地写了不少作品如《哀歌》(Tristia)献给奥古斯都,但皇帝依然是白眼对青睐,没理会他,使他终老异地。后来欧洲的文字狱多半跟宗教有关,到了十一世纪以后,简直就是教会霸道的工具,其中也不乏极为残忍的私刑,但是跟中国相比,毕竟还是小巫见大巫。而今网路时代,对那些写诗作文上网的人动辄兜顶“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的大帽子罩下,十年八年地打发,那确实是中华共和国唯我独尊的专利。

编撰者张裕多年来担任独立中文笔会的祕书长和狱中委员会协调人的重任,对於文字受难者投入的关注和营救,在同行圈子内,无人能出其右。然而这本当代文字狱编年录却让他感到为难,虽然他经年蒐集,资料丰富,却恰恰是面对这浩瀚的资料难以入手。就如作者自序中所言,2010年为了响应国际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成立五十周年发起了全世界《因作家畅所欲言:五十年五十案例》的活动,他两年前就已经整理出了五十案例。

但是中共治下文字狱的数量何其多,单单是五七年的“反右”运动,官方自己的数字就有超过五十五万人被打成右派,这万里挑一的工作如何进行呢。如今作者重新整理,依然使用一年一人的框架,只是时间上略微提前,收入了六十四个案例,共七十一人的小传,这样挂一漏万的做法,作者言明是遗憾而棘手的。好在这是编年录的第一卷,作者在资料的整理筛选方面,细緻严谨,在阐述归纳上则平实稳重,功莫大焉,希望读者可以引颈以待往后的续篇。

书中收入的第一例是1947年,中共尚未“建国”掌权之前,就擅用私刑,採取祕密谋杀的方式,杀害了自己阵营里的文人才子王实味。正如作者所言,中共在延安时期发动的所谓“整风”运动,事实上已经同自由思想和批评精神兵刃相见了,王实味只是被拿来祭刀,这不祥的第一滴血标志着共和国往后的旗帜上,永远流露着血腥斑斓的风采。更为恐怖的是,他被作为“托派”围剿并倒在血泊中时,周围站满了围观的其他左派文人同事,这些人都是残忍、无知、盲从、懦弱的同谋。在往后的日子里,他们自己也都步王实味的后尘一个个地倒下,倒在耻辱、羞愧之中,灵魂已经蒙尘,剩下的皮囊也就只能苟延残喘度过余生。

五十年代新政权在推行“新政”时期最忌讳有识之士的指手画脚,这十年之间权力无数次从文艺上下手,对自由思想进行围剿扼杀,批判电影《武训传》、批判“红学”、清算胡适、双百运动等等不一而足。其中牵连极广,落马者众的要数“胡风事件”了,这件事有毛泽东的亲自参与。他先后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三篇匿名“编者按”,咬定圈住了“胡风反革命集团”,无辜被牵连进去的人有数百上千,直接间接丧命的文人无数。有些人活过了放逐和折磨,待到1979年皇恩浩大,获得平反恢复名誉时,依然十分儒雅,如同诗人绿原与另一位“胡风分子”牛汉合编的诗选《白色花》中的序言里有这样的话:“作者们愿意借用这个素净的名称,来纪念过去的一段遭遇:我们曾经为诗而受难,然而我们无罪!”这种近乎烂好人的大度,令人产生疑虑,这和宽恕的精神是不相干的。显然恐惧已经腐蚀了这些受尽磨难者的骨髓。

六十年代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递纸条给毛:“利用小说搞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端由是李建彤的小说《刘志丹》被认为是替高岗翻案,连习仲勳都被牵连进去。此事为吴晗的《海瑞罢官》拉开藉文字来做文章说事儿的序幕,吴晗是文革首先被整肃的作家,很快就被折磨而死,他的妻子、女儿也接着死於非命,家毁人亡,这样的例子在暴风雨时代是屡见不鲜的。

文字狱的受害者除了精神上受到折磨,也有肉体被直接消灭的。二十九岁的工人刘文辉写了《驳文化大革命十六条》万言书,1967年被枪决。北大女学生林昭是《北大诗刊》的编辑,1968年被处死。写《出身论》的遇罗克被处决时才二十七岁。最令人叹息的是二十七岁的大学生王申酉,他是在“文革”到了尾声,而毛泽东已经去世之后,因写“反动情书”而被处死。而事实上,七十年代末期黑暗的大地已经曙光微露,先是“四五”运动,接着李一哲的大字报於1978年出现,西单民主墙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崭露头角。然而即便在被称为改革开放时期的八十年代,文字狱的达摩剑依然悬在手中握笔者的项上。不仅魏京生、徐文立入狱,连写报告文学大受欢迎的刘宾雁也跟王若望和方励之被开除出党,三人后来皆流亡海外,客死异乡。

八九之后,有大批人士流亡,而境内组党和写作的人士也纷纷锒铛入狱。近十年来网路作家又成为文字狱所眷顾的对象,

从网主黄琦、欧阳懿,到新青年四君子,记者师涛、赵岩、程益中,学者徐泽荣,律师杨茂东、李柏光,维权人士王茘蕻、郑贻春都难逃刑狱之灾。本书的标题是《从王实味到刘晓波》,压轴的是独立中文笔会的前会长、诗人、评论家、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周而复始,这个权力与自由的较量就像一个圆周,起点也可以是终点。刘晓波在他的最后的陈述里说,希望自己是当代中国最后一个文字狱的受难者,这是他善意良好的愿望,可惜不可能如愿。从晓波2008年入狱到如今的四年之间又有多少仁人志士被判了重刑的?刘贤斌、陈卫、陈西、朱虞夫到最近的李必丰……,还有蒙古、维族和藏族的作家,前仆后继。还有被折磨致死的作家力虹……。回顾这一切,情何以堪!但是写作确实是我们的情思所系,精神所託,我们只能继续向这荆棘之路走去,向在路途中倒下去的友人和同道伸出扶持的手,并相信终点就是起点,起点就是终点,这个定律也适用於一切权力。

来源:张裕:《从王实味到刘晓波:中国当代文字狱囚徒编年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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