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10）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63）
从列宁设计的“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中可以看出，共产党是不折不扣的领导力量，它推动着苏联社会各种国家机构和群众团体的运作，整个“无产阶级专政体系”的动力来自共产党本身。这就界定了共产党在整个苏联政治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共产党还有一个重要的政治作用就是把握苏联社会的发展方向。“方向导向”是共产党重要的政治功能。但是，由于苏共在理论上没有明确地界定苏联决策机制的基本规范，尤其是没有界定一些关系到决策机制上的原则性问题，从而给苏共自己和苏联社会带来了一系列不良后果和政治灾难，使得苏共在实际进行政治操作时遇到了一系列难题，决策机制出现了“发动机”与“传动装置”之间的功能性障碍。一方面，党魁大权独揽，广大党员被动盲目服从，使党的“动力”资源难以得到开发；另一方面，这种“动力”在向“传动装置”输导时常常出现“动力”耗散。甚至会出现这样奇特的政治现象: “发动机”在飞速地运转，而“传动装置”则缓慢行进，苏联政治机制出现了运作上的不协调。显然，问题出在“发动机”代替了“传动装置”。决策机制上的不协调不可避免地带来一系列消极后果。
不能说苏共没有注意到党政分开问题，也不能说苏共就是喜好代替国家机关行使权力。从上文论述中人们可以看出，从列宁到戈尔巴乔夫都注意到党政分开问题，那么，为什么在苏共几十年的历史进程中解决不了党政关系问题？为什么苏联政治体制存在的弊端长期得不到解决？看来，这要从苏共决策机制的具体构造上寻求原因。
苏联政治体制是一个与西方国家有本质区别的政治体制，如何构造一个东方式的、能够有效运转的、高效能的高层决策体系，这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就高层决策机制的运作而言，苏共始终没有解决党的“总的领导”问题，没有解决党政决策职能分开问题。缺乏规范和机制上的规定性必然会在实践中带来党政高层在决策问题上的不稳定性和不规则性。
列宁虽然在理论上确立了党政关系的几个原则，但在具体实践和操作过程中也没有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没有确立具体可行的操作规则。不仅如此，列宁在论述党政关系时也有自相矛盾之处。例如，什么是“总的领导”？什么是“琐碎的领导”？理论上能够说清楚的问题，但在实践中往往搞不清楚。列宁在1920年就抱怨说: “只要是执政党在管理国家，只要这个党必须解决有关各种任命的一切问题，你们便不能设想最重要的一些国家任命不由处于领导地位的党来决定。归根到底，重要的并不在于由什么人来执行什么样的政策。难道中央委员会没有琐碎事务？有的是。常有这样的情况: 赶着讨论了几十个问题，议事日程才算结束，这时不仅会说我真想跳水自杀，甚至还可能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同时，列宁又认为不能拒绝“琐事”，“如果我们试图在一般只规定原则的机关中分出一个解决琐碎的实际事务的机关，我们就会把事情搞糟……中央委员会不能把问题分成原则的和琐碎的，因为每一件琐碎的事情都可能有原则的方面。” 列宁还说: “中央委员会有书记处，有组织局，有政治局，最后还召开中央全会，甚至最琐碎、最枯燥、一连讨论几个小时简直叫人想去跳水自杀的这么一些问题都经常提交中央全会。但是，把问题分成琐碎的和原则的，就意味着根本破坏民主集中制的基础。”这里，列宁似乎在鼓励下层将“琐碎”的事情堆在中央机构头上，他居然表示: “我应当说，我们党的任何一个党员和共和国的任何一个公民，都有权把最无关紧要的问题、最无关紧要的情况报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这类问题逐步上报，经过常务委员会等等，送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审议。”
但是，列宁又反对将所有的琐碎事情都搬到俄共(布)中央政治局里来。1922年3月，列宁举了一个例子说明，为什么一切琐事都集中到中央政治局里来了。这个例子是莫斯科消费合作社要从法国进口一批罐头。这本来是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买主和卖主都有了，法国人同意接受卢布作为货款。但就是这样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苏俄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同莫斯科消费合作社互相扯皮，久议不决，最后只好把问题提交政治局。列宁得知这件事之后很惊讶，他表示要“来一次寻根问底”，看对外贸易部“这架机器为什么不转”。2月11日，政治局根据加米涅夫的报告通过了一项决定，认为从国外购买一批食品是可取的。列宁讽刺说: “当然，不通过俄共中央政治局，俄国公民怎么能决定这样的问题呢？你瞧，不通过中央政治局，这4700名负责工作人员(这仅仅是统治资料的数字)怎么能决定从国外购买食品的问题呢？这当然是非常奇特的观念。” 列宁对此评价说: “加米涅夫同志显然很了解我们的政策和实际情况，所以并不过分依靠大批负责工作人员，一开始就用了擒牛抓角的办法，当然擒的不是牛，而是政治局，他一下子就得到了一项决议。”但是到了二月底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当列宁因病休假后回到莫斯科时，有人向列宁哭诉了这件事。在列宁的推动下，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解决了这个问题。列宁对此很不满，他说: “如果商业问题上的政治路线也由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决定，那我们就会是世界上优秀的苏维埃共和国了。但是，不能每一笔交易都把政治局委员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拉来……不能拉这些同志来管理购买法国公民的罐头事宜。不能这样工作。这里说不上新，说不上经济，也说不上政策，而简直是开玩笑。”
列宁还在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对这件事进行了分析: “为什么在革命四年以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首都，为了购买罐头竟要进行两次调查，要加米涅夫和克拉辛来干预，要政治局发指令呢？缺什么呢？政治权力吗？不是。钱也有了，可见既有经济权力，也有政治权力。那里的一切机关都有。还缺少什么呢？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莫斯科消费合作社工作人员(我丝毫不反对他们，并且认为他们都是很好的共产党员)和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缺少文化，他们不能文明地处理业务。” 这就是列宁当时的解释和思考。其实，列宁最初听到这件事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了一个书面建议，除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外，把莫斯科有关机关的全体工作人员送到莫斯科最坏的监牢里关押6小时，把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关押36小时。但列宁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表示，有罪的人是找不到的。这无非是常见的俄国知识分子不会办实事的积习——手忙脚乱，毫无章法。所以，列宁提出: “如果我们责备负责的CP员，说他们办事不认真，那是不对的。他们绝大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仅办事认真，而且在最困难的情况下，无论在沙皇制度崩溃前或在革命胜利后，都证明自己忠于革命，真是舍生忘死，如果从这方面找原因，就根本错了。即使处理最简单的国家事务也必须采取文明的办法，必须懂得这是国家事务、商业事务，如果有了障碍，就应该善于消除，把对办事拖拉负有罪责的人送交法院。在莫斯科我们有无产阶级法院，法院应当传讯这些罪犯，问他们为什么放着几万普特(一普特等于16.38公斤)不买。我想，无产阶级法院是知道怎样治罪的，但要治罪，就要找到罪犯。我敢向你们担保，罪犯是找不到的，你们大家都来看看这件事情，这里没有罪犯，只有混乱和瞎忙。谁都不会办事，谁都不了解究竟应当怎样处理国家事务。” 最后，列宁无奈地说: “问题就在这里，困难就在这里。任何一个经过资本主义大企业训练的职员，都会办这种事，而百分之九十九负责的共产党员却不会办，并且不想懂得自己没有这种本领，应该从头学起。如果我们不懂得这点，不进预备班重新学习，我们就无论如何解决不了作为目前全部政策基础的经济任务。”
列宁结合这个事例阐述了苏维埃机关、苏维埃各高级机构以及党同它们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列宁说: “在我们党同苏维埃机构之间形成了一种不正常的关系，这一点是我们一致承认的。我方才举了一个例子，说明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从形式上规定这些做是很困难的，因为在我国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进行管理，而且不能禁止党员提出申诉。于是一切问题都从人民委员会弄到政治局来了。在这一点上我也有很大的错误过错，因为人民委员会和政治局之间很多事情都是通过我个人来联系的。一旦我离开工作，两个轮子立刻就转不动了”。列宁还说: “我希望代表大会能高度重视这个问题，批准旨在解除政治局和中央的琐碎事务、加强负责工作人员的工作的指令。要使人民委员会对自己的工作负责，而不是先把问题提到人民委员会，然后又提到政治局。我们不能从形式上取消向中央申诉的权利，因为我们党是唯一的执政党。但是应当制止什么小事都找中央的做法，要提高人民委员会的威信”。
看来，列宁对中央政治局处理琐碎事情感到不满和厌倦。列宁认为，那些关系到全局的小事应当处理，但中央政治局不能处理所有的琐碎小事。然而，困难就在于如何避免在最高决策机关处理琐碎小事，如何抓住大事。列宁试图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没有来得及。而从当时他领导的人民委员会对外贸易人民委员部拥有4700名工作人员的情况来看，他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类问题。
其实这类问题在苏联政治体制内是无解之题。只要拿西方政治体制与其相对照便可知端倪。
在《超级大国——美苏对比》第16章《制度、宪法和政府》中，作者列举出两个超级大国在政治体制上的特点，让人们自己去评判两种社会制度的优劣。他写道:
虽然两国的政体都产生于革命，每个政体却从革命前的过去承袭了许多东西。北美洲殖民地从英国那里得到了代议制的习惯，以及不受束缚的观念。俄国人经历的唯一政治制度是以专制政治、东正教教义、官僚体制和国家控制为政府基础的。他们没有悠久的立宪政治、自由主义和议会民主的传统。这些思想本质上都是中产阶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的思想习惯；由于俄国中产阶级力量薄弱，想把这些思想输入俄国的企图没有能够实现。沙皇贵族和马克思主义革命派都厌恶这些思想，把它们看作是外来的东西：专制君主以轻蔑的眼光而马克思主义者则以深恶痛绝的心情看待弱小的但正在成长的中产阶级。给它加上外来的“资产阶级”名称，说明了他们对它的憎恶。中产阶级对自由民主制、立宪制和议会制的喜爱，造成沙皇和马克思主义者把它们谴责为“资产阶级的”，这个词在使用时一般带有轻蔑的含义。俄国的政体在革命前后都趋向于这样一种制度：单独一个全权领导者通过一个“由一些阶级成分不大相同的人组成的”臃肿的官僚机构进行工作。
在这种集中的垄断权力面前，是很难成立有组织的利益集团的，甚至在革命以前也是如此。贵族、资产阶级、牧师和富农的垮台以及全体苏联公民降为“工人和农民”的类属，妨碍了有组织的集团或阶级的出现。
在美国，政权从来没有高度集中过。独立以前，皇家的权力常常鞭长莫及，无能为力；总督主持的议会是由当选的商人、律师和农场主组成的，这些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制定法律。独立以后，宪法故意使权力尽可能地难于集中了。在没有中央集权的情况下，出现了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利益集团。为了更好地利用立宪机器，他们自行分成两个政党，其组织机构相当松散，思想基础相当灵活，足以适应当时社会和经济的力量和紧张状态。两党制在不同时期反映了模糊的和普遍的利害冲突，比如北部和南部、西部和东部、城市与乡村、反奴隶制和奴隶制；它还反映了一些更加具体的争论问题，比如关税、托拉斯和政府的作用等问题。总之，两个政党变成了“各个利益集团和观点的庞杂的结合”。
美苏社会的宗旨根本不同，它们的政治制度也就要适应这些不同宗旨的需要。在美国，追求个人私利被认为是经济制度的主要动力，而在苏联则是国家利益占主导地位。因此，美国制度必须设置一个机构，使许许多多互相竞争的私人利益能够尽量妥协，使冲突化为双方的角逐，由官方担任仲裁。这样，处于无纪律混乱状态的各种不同的私人利益，不像一切个人利益必须服从的单一的国家利益那样，能够由少数几个行使永久和绝对权力的人表达出来。因此，美国的政治斗争主要是哪些利益集团的结合占上风的问题。在苏联，则表现为领导人之间关于哪项政策最符合国家利益的意见冲突。
一个密切相关的差别是，苏联的制度是意识形态的，美国的是非意识形态的。苏联领导人在指导苏维埃国家的命运时，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动力和根据相信他们是在随着不可避免的历史潮流前进。虽然他们已经废除了俄国正教，宣扬共产主义的新宗教，可是，教会曾在好几百年期间把教条的一致性与政治的奴性结合起来，这一事实更助长了他们要坚持意识形态的正统学说。斯大林清洗了最初的革命家以后，从农民官僚中间重新建立了党的领导班子，这些农民官僚虽然放弃了他们农民父辈狂热的宗教信仰，却依然易于顺从地接受教条。苏维埃制度由于在一个意识形态的框框里开展工作，能够取得更多的一致性，它的领导人在困惑和疑虑的时期能有指导方针可以遵循。另一方面，由于盲目信仰他们的学说，他们可能会比思想上重视实用主义的政治家更容易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即使他们认识到自己错了，他们也很难改变原先在意识形态基础上证明是正确的道路。意识形态的制度另外有一个优点，那就是在一个多民族和多种族的国家里，它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而不是由一个最强大的集团来进行控制。他们使用苏维埃而不使用俄罗斯这个词，这样就会排除继续对非俄罗斯民族产生刺激的成分。
美国的制度及其领导人是非意识形态类型的，甚至可以说是反意识形态类型的，因为满足和调和一系列集团和个人的私利是一种有关实际主义和实用主义的问题:
美国人常常认为政党、政治和政府本身是用来促进个人发展的工具，而不是促进公共福利的手段。党组织已为那些否则就会处于不利地位的人提供发展前途，商人们一方面大声疾呼地反对政府干预、福利主义和“赠送”规划，另一方面向政府要求特殊照顾、补助或保护。总之，意识形态对于美国政治生活中任何集团的活动都不起什么作用。
(马格拉斯等:《美国的民主》)
总之，苏联只有一个政治合法性的来源，即领导人所解释的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在美国，恰恰相反，政治合法性有许多来源，程度也各不相同。它的三个主要来源是宪法传统、自由价值和民众同意。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苏联制度的问题所在。苏联实际上是一党制国家，苏共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排除了其他党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既然苏共是执政党，那么它在苏联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领导地位是毫无疑义的。但问题在于，苏共怎样行使自己的执政权力，通过什么方式来进行决策，通过什么手段领导全体人民走向既定的目标。这里还涉及到共产党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的关系问题。由于苏联党政最高决策机制长期不够健全，结构上存在许多缺陷，所以，苏联高层决策缺乏科学性、民主性，决策错误失误屡屡出现，导致国家最后解体。
高层决策机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一个正常的、规范的产生和淘汰领导人的机制。这种领袖机制能够最大限度地让那些最优秀的领导人走上最高决策的位置，避免和淘汰那些平庸的领导人接近最高领袖的位置。事实上，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一错再错，以至在八十年代中期出现四年更替三位最高领导人的现象。在一个高度集权的大国，领袖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责任重大。如果没有一个规范的程序化、法制化机制将各方面优秀的政治家推到最高领袖位置上，那么，一个国家的前途就没有保持光明向上的可靠保障。
苏共是苏联唯一的执政党，这就排除了与其他政党组织进行争论的可能性，但这种情况不可能排除苏共党内出现决策意见分歧的可能性。事实上，历届苏共中央领导核心经常在一些重大决策问题上出现争论。应该说，党内出现意见分歧是必然的和正常的。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能排除一切争论和分歧。党内出现分歧一般是由决策的选择方式方向不同引起的，当然也存在着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相互斗争的因素。围绕着政治经济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党内往往出现不同的解决方法和方式。除了政见分歧之外，不能否认，苏共党内还存在着激烈的高层领导之间争取和捍卫最高领导地位的斗争。问题不在于怎样控制和避免党内决策分歧，而在于如何设计一个决策机制，让其科学地判定和筛选最佳决策方案。决策机制的科学界定，对防止出现重大的决策失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苏共高层决策有一整套独特的游戏规则并呈现出不规则运行的决策规范。这些弊端在与西方体制的较量中尽显其丑。
(未完待续)
荀路 2023年2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