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亚东:讲述是我们的首要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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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蔡楚诗文写序

201822蔡楚

2017年蔡楚工作照

曾经“查勘地下文学现场”,算是一段过往的知情人。所以去年6月,当蔡楚先生写就《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一文后,《自由写作》的编辑怀昭命我“帮忙审处这篇稿……有任何细节上需要沟通之处请直接联系他”。可能我这审查者的存在,使写作者凭空添加了压力?实在抱歉得很。直到《裸体人》、《我的小弟蔡庆一》等出来,才感到他放轻松了,写得越来越顺手。用怀昭姐话说:“看到一本笔调轻盈、内容厚重的回忆散文集的雏形”。

就从《裸体人》讲起,一个闻所未闻的故事:闲来无事,我们或去摸鱼捉蟹改善生活,或到后山的破庙宇中去寻找一些斑驳的字迹。一天中午,在去后山的山路上,我突然发现生产队的小煤窑前面,站着一个一丝不挂的男童。我有些吃惊,但借机上去问路。男童大约10岁多,头发凌乱,面孔漆黑,枯瘦的身子,只有一双眼睛告诉你他还活着。问完路,我又看见左侧不远的石头上,出现了另一个一丝不挂的男子。男子大约30多岁,他可能是听到了声音,站在石头上张望。在正午的阳光下,他全身呈古铜色,但皮肤有部分晒伤后脱皮,头发也是凌乱,但又粘结在一起,同样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只是比男童高出一头。

我不便多问,就沿着山路往上攀登。待到后山的破庙宇后,我已把对庙宇中文字的关心,转变成对两个裸体人的好奇。因此,我提前往回赶,想再找到他们,问问他们怎么来到这里,为什么一丝不挂等。待再回到生产队的小煤窑前时,他俩已不见踪影。我四周搜看,发现刚才站男子的石头后面,有一小块平地。上面有一座三角形的窝棚,窝棚用竹竿和油毛毡搭建,大约不到2平方米。窝棚内只有一些稻草和破絮,窝棚前有一个用石块和黄泥砌成的马蹄形泥灶,上面有一个裂口的破铁锅。我注意看过,铁锅内锈迹斑斑,显然其主人已常年不见油荤。

讲述者坦白:“多年来,我总想写写这曾生存在山区的父子俩。写他俩裸露的身体,漆黑的面孔和枯瘦的身子;写那件破烂而厚重的百衲衣,为什么成为贱民的标志;写他俩虽身体裸露,却从不吭声的原因。1976年,我也试过把‘裸体人’写成短篇小说,但文友们看了都感到枯燥无味,也许是我力所不逮的缘故。今天,我再度提笔写‘裸体人’,是我不愿意无声地埋葬‘裸体人’和我自己。……”为什么把自己跟父子俩相提并论?那是因为当年的蔡楚兄,就是同为贱民的“黑五类”子女。

“Can the subaltern speak?”——好不好说直到今天都很尖锐?

只是,让蔡兄念念不忘的,显然不限一些特殊人群。且看《抢粮》:一次,傍晚休息时,我用捉来的青虫在小山沟里钓鲶鱼,听到沟对面的坟场传来一阵哭泣声,我抬头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在埋饿死的亲人。由于见惯了当时“新坟叠旧坟”的惨状,我没有在意。突然,一声“打倒□□□!”的呼声把我惊呆了。我长大到16岁,从来都是接受的所谓的正面教育,而这样的呼声我是第一次听到。我马上停止了钓鱼,站在沟边观看。结果,再没有听到呼喊,估计这些人由于饥饿,连呼喊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他们于惨痛中发出的一声呼喊,埋没山中没有其他人听到,但对我却犹如石破天惊,终生难忘。

读到这样的文字,在我也“如石破天惊”。还有下面一声声“淒厉的呼叫”:

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被母亲的惊叫声惊醒。冲出门一看,吴爷爷正用右手伸进我家熬稀饭的沙锅里面,抓滚烫的稀饭吃。我家没有厨房,蜂窝煤炉就摆在门口的屋檐下。惊惶中,我用手推了吴爷爷一把,吴爷爷向侧摔倒在我家的大口水缸上。虽然缸破水泻满地,吴爷爷幸而没有摔伤,只是右手掌和手腕上满是血泡。我赶紧扶他起来,吴爷爷却突然惊恐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惹得全院老小都围过来观看。我即扶他回到小屋,吴爷爷仍不停地呼叫:“蔡天一万岁﹗蔡天一万万岁﹗”。淒厉的呼叫声回宕在他那黑暗的小屋内。(《一生的愧疚——献给吴爷爷的亡灵》)

理解回忆者的愧疚——“我那惊惶中的一推推倒了吴爷爷对我的关爱,使我愧疚一生”。但是换成别人,谁又能做得周全?在那万家墨面的年头,的的确确“如是我闻”:

六一年八月,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我亲眼目睹农民们喝大锅清水汤度日,亲眼目睹每日新坟叠旧坟的悲惨景象,使我逐渐明白了社会与书本和报刊的距离。(《油油饭》)

8月初,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小队公共食堂已取消。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10年后,听当地到城里做泥工的乡亲说:“四清”中那位会计被检举揭发有多吃多占的行为,被作为“民愤很大”的“四不清”干部逮捕入狱,判刑劳改;那位观仙婆的儿子,因出身成分好已参军。(《抢粮》)

1961年8月,我随学校从乡间撤回。走时,看到我所在的生产小队只剩下三户没有饿死人的完整人家:一户是小队长家,一户是单身的会计家,另一户则是“跳神”的观仙婆母子俩。那时候,城里的粮食﹑蔬菜﹑副食品,甚至盐都是限量凭票证供应的。人们饿得发慌,而又不敢言饿,因为说吃不饱的人,就是污蔑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就是反革命。而院子里的吴爷爷刚刚被饿死,使我很困惑,因此,我偷偷地问华婆婆:旧社会农村是否饿死人?华婆婆因为是贫农出身,不怕犯错误,她高声说:四川是天府之国,旧社会乡间抬滑杆的人都有熬锅肉吃,咋会饿死人!(《谢妈妈》)

同一故事,一讲再讲。从文章组织的角度,你可说是应该避免的重复。可站在讲述者角度,说明何等铭心刻骨。至于文章中出现的“使我很困惑”、“逐渐明白了”等字眼,好不好说替作者考虑的话,其实有点涉险?而且看来作者,一直都在“钻牛角尖”:

59年下半年,见到成都大学路的商店里,卖一种不收粮票的点心,其外表和普通点心差不多。问售货员多少钱一个,售货员说,这是高级点心,五元一个。我又问她,怎么外表看上去与普通点心差不多?她答,芯子不一样,是用猪油和蜂蜜做的。记得在放学的路上,我边走边想,国家规定粮票是无价证券,怎么能变相涨价?第二天,在政治课上,我站起来提问,表明不理解。张椿年老师答,要相信党的粮食政策。后来知道,张老师给我学期品行打3分,评语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又把班上的女团员詹xx调来与我同桌,帮助我。此时尝过高级点心,我问尹一之,五元一个的高级点心是否合理?尹一之答,不合理你又挝子(做啥子)?使我瞠目结舌。

——好一个“高级点心三问”!难道真是“相信党的粮食政策”?真不是“对党的粮食政策不满”?或者更透彻讲,难道真是“相信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要到盲从的程度”?干脆用今天的话讲,难道真不是以下犯上“妄议”?所以说,作者有点涉险。

我虽愚钝,从小都知道“花岗岩脑袋”,是一切“中外敌人”的标配。但是人总该,活着心不死。时代再疯狂,要把持自己。

于是读到《思念》——“我常思念,在中国的都市和乡镇存留下大大小小不计其数的庙坟,庙坟内常常灯火长明香烟缭绕供人们跪拜或瞻仰悼念。然而,更多的却是散落于村野的无名荒冢和裸露的白骨。”

于是想到《祖坟》——“有过迷失的年代,那是六十年代后期。五十年代我们太小,父亲未来得及带我们走这山路。六十年代走得太快,匆匆地把父辈丢进死亡,却没有丢进祖坟。我们因此迷失过……也许,明年我该再去祖坟。至少该在祖父墓碑的下款上,添上姑姑和妹妹们的名字。因为,作为家族的历史,应该更为健全。”

都是多年前的文章了。还有一篇《油油饭》。还有今年《祭母文》。

《油油饭》读了,只有沉默。有个“名词解释”,知道怎么回事,总是有点隔膜。所以要抱歉讲,我们的少年梦不同——虽然还没达到一位台湾作家所讲,“因为我们没有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地步。但《祭母文》能读进去:

母亲当年已是职业女性,无论经济或精神都取得了独立。从照片看,母亲当年容貌端庄。一头油亮的卷发,皓齿蛾眉,身穿半高开叉的窄窄旗袍,脚蹬一双高跟鞋,使她显得优雅淑静。

母亲的婚姻也是自由恋爱,她在同学蔡启琳家中认识了我父亲蔡启渊。由于我祖父是一位织丝绸的小手工业者,家有四个子女,家境贫寒,而当时社会环境,婚姻讲究门当户对。我父亲担心外祖父不同意,遂用毛笔给外祖父写去求婚信。哪知外祖父惜才,看信后十分赞赏父亲的一手好字和国学功底,慨然允婚,并送楷隶篆草四幅屏以贺,成就了这段姻缘。

只是看着美好,就要担心结局。尤其那些年间。当我滚动着一条条、一款款的叙述:“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母亲品学兼优”、“母亲是新文化运动后的职业女性”、“母亲为人善良、正直,认真”……就要为滚滚“历史车轮”开进现代丛林而扼腕。甚至头脑里,按捺不住地响起“时耶命耶?从古如斯”之叹:

母亲生前常说:“人生识字忧患始”和“龙游浅底遭虾戏”。我们当时不甚了了,现在才明白,母亲是不愿意苟活于乱世。我大妹回忆说:“当年被学校红五类红卫兵批斗,迫于压力回家问母亲是否留恋旧社会?母亲不吭声。”其实,母亲早就说过:“我家最好的日子,就是抗战胜利后两年。”母亲常唱《夜半歌声》,也是无奈中的婉转表达。

记得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写:“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人们谈论“王国维之死”时常引用它。其实“凡……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就是注意到一普遍现象。即是“必感苦痛”者,不限于名满天下的宏儒硕学。我想说蔡楚先生母亲,就是这样一位不幸人生识字,更不幸“翻身翻到床底下”,加之又“峣峣者易缺”的刚直女性。

看到蔡坤一写:“母亲认真而又极度厌恶说假话,这个品质也传给了我们。……她那时就没有什么指望,只盼望孩子们有点吃的,间隔两岁一个的五个孩子能顺利长大。”看到《祭母文》写:“母亲是我热爱音乐的启蒙老师,她不仅教我唱儿歌,还教我唱英文歌和古诗词歌。如《Let Us Together》(让我们在一起)和柳永词《雨霖铃·寒蝉凄切》。稍长,我常听母亲唱《夜半歌声》和她改词的《松花江上》,那哀婉的歌声,始终萦绕在我四周……”,一种精神的失落和深深的疲惫就弥漫开来。且看《夜半歌声》两段歌词:

风凄凄雨淋淋
花乱落叶飘零
在这漫漫的黑夜里
谁同我等待着天明

我形儿似鬼似的狰狞
心儿似铁似的坚贞
我只要一息尚存
誓与那封建的魔王抗争

如果档案中有关“揭发”靠谱,则她1962年在院子里骂“这些干部白吃人民大米,十足的官僚”;还有1964年到办事处、派出所去骂所长、主任:“眼睛瞎了,这么官僚,你们白吃人民大米,看看我们娘娘母母的生活嘛,了解了解下情况嘛!”……的确有点无视人家“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不可抗拒”。至于最后的奋身一跃,固然是走投无路,却也是隐忍了多年的“誓与那魔王抗争”——也就是“经此世变,义无再忍”。

《祭母文》写:“母亲为维护自身的尊严而投井自杀”,这是深思熟虑后的不刊之论。而自身的尊严这东西,该怎么说呢?“解放后”不讲究这些。我们的情形,正像流沙河先生回答《南都周刊》记者采访时所指认,老舍那一代很看重尊严自杀者很多——“他们那一代自杀的多,我们这一代自杀的少。为什么?因为他们接受的是旧社会的传统文化,还要做gentleman,把尊严看得很重。而我们这一代呢,建国初期我们还年轻,都积极地参加批评自我批评,习惯了骂自己,侮辱自己,因此更容易逆来顺受,更容易苟活。”

的确悲哀。难怪蔡楚集中,诸多野有遗贤的故事。如《五姨妈》、《纪念贾题韬老师》、《纪念华西协和大学刘之介教授》、《一张老照片——纪念老友张友岚》、《成都“志古堂”传人的遭遇——纪念五姨妈和大表哥》等,使人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叹:

1972年至1979年期间,我在张友岚之上半节巷6号故居,多次见过三位老先生。周抡园前辈在文革中,因“破四旧”,他被迫以画骨灰盒为生。当年他讲起此经历时,还唏嘘不已,感到人格受辱。书法家陈无垢,时在成都量具刃具厂做工。直到他的书法“墙内开花墙外香”引起日本书法界的赞誉,找到成都,这才引起舆论和圈内的注意。贾题韬老师曾在他四道街8号家中,与我对局一盘中国象棋,使我受益匪浅。三位老先生彼时都很凄凉,不仅门前冷落,生活困难,贾题韬老师还被扣上“反革命份子帽子”,出门要给派出所请假。(《一张老照片——纪念老友张友岚》)

一般而言,这些人现在“升值”厉害。比如看网上,“周抡园作品是有待挖掘的金矿”、“周抡园作品不出十年必将突破千万”……之类标题。可“曾几何时”呢?“革命年代的大师们”,包含多少辛酸、多少难堪。何况恶梦还在恶。就像“志古堂”一文讲述的:晚清以来,志古堂即为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大陆易帜后,五姨妈因为是志古堂业主,家中又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份子”。“志古堂”只能关门大吉,书版捐献人民政府,文革中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作者记下匾牌因何偷生,也记下几十年后翻云覆雨:

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己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五姨妈和大表哥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其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五姨妈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的形象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

更记下经历了这么多,当晚年儿孙满堂,可享天伦之乐时,五姨妈“不想活了”——“这话中难道就没有难言的隐痛?”“1、2、3、4、5、6、7……这数字透着中华文化的宁静和书香,将永存于成都的文化史中,让后代更加警醒,给当代诸公数落着他们的斑斑劣迹。”

注意到五姨妈,“是我母亲唯一的胞姐”。的确应该,完整记载。

当然蔡楚集中,还有“地下文学藏经洞”的故事。《勇敢是信念和智慧的果实》、《亡秦必楚——记陈墨二三事》、《追寻的灿烂——记邓垦二三事》、《红色逍遥兵七零八落部队》等篇,讲述着“仍然有野草,只是她们默默地,在圣殿的下面”。如“七零八落”云:

一九六一年初秋的一天,院邻谢朝崧老师对我说,欲介绍一位传奇性的诗人与我认识。谢老师毕业于昆明工学院,在成都东郊107保密工厂当教师。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而且,我正处于学写诗的高峰期,于是便答应下来。谢老师说,传奇性的诗人叫尹金芳,笔名尹一之。之所以传奇,是他能独善其身,没有大的波折。

这位尹一之,射洪县人,是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的同乡。五十年代初期毕业于西南政法大学,因其叔父参加过蓝衣社,遂被当局取消毕业分配。一九五八年初,他在自谋的小学教师岗位上,已做到校长职位,但为避“反右”(工农中不划右派),他以近三十岁的年龄,毅然到西郊成都阀门厂当学工。显示出无奈中的智慧。

认识到“方今之时,仅免刑焉”,这位尹一之无论如何都是高人。“他说他大多数作品都不能发表,因为不能示人”……同样是基于清醒。至于对诗的爱,是另一回事。“当时,我刚随母校成都工农师范学校的师生,到龙泉驿八一公社支农半年后返城不久。由于在乡村见到饿死不少人,胸中有太多的表达冲动……”,难以理解吗?身陷古拉格的曼德尔施塔姆坦白:“词就是纯净的欢乐,就是摆脱忧伤”,难以理解吗?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米沃什评注:“曼德尔施塔姆向狱中的一对难友朗诵他的诗歌,这是一个崇高的时刻,它使生活变得可以忍受。”我想其中道理,大概并不深。

“地下文学藏经洞”,不过是春鸟秋虫自发声。就像野草诗人邓垦所讲:“这土地、这人世,不平事太多。我们的最大不平,就是不惯于喉咙被锁着链子;我们的喉头在痛苦得发痒。”也像另一位诗人陈墨,这位一生的“底层穷苦力,黑五类狗崽子”在半个世纪前喃喃自语:“窝里稻草暖身/梦中文字暖心”,“孤独的吟哦者,/自己是自己的知音”,“我该庆幸:/在任何牢笼裏/总会有新鲜空气吹来”……若干年后的2007年,他当妻子入狱、自己受忧郁症折磨时一再确认:

“……黑暗中,有些东西的确在发着光,并且温暖着接近她的人。洞中又冷又黑。”

蔡楚集中还有,一位母亲奋不顾身、“鸡蛋碰石头”的传奇。《一位抗战时期儿童保育者的悲惨遭遇——纪念贺婆婆》写:1963年认识贺婆婆,时值她与孙儿住成都转轮街。那时她已患老年性白内障,不能书写派出所责令“四类份子”每周必须上交的“思想汇报”或“坦白交代”。故而,有时她口述,帮她代写交代材料,“我才知道了她在1952年3月25日在自贡市大逮捕中锒铛入狱的经历”:

她说,当年国共两党合作,保育会和自贡市慈幼院及自贡教育界都录用了国共两党的人员。在国民党当政时期,她多次为保护有共产党党籍的员工向当局陈情,或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要求释放她的员工,一般都得到尊重,该员工会被教育释放。而且,她还因此受到自贡市教育界的普遍赞赏。……易帜后,贺婆婆以为共产党会更民主和自由。因此,习惯性地为被当局逮捕的,并被称为国民党特务的华树之向当局陈情,但没有效果。继而,她又组织人员上街示威游行,这次,却鸡蛋碰到了石头。

揪心的故事。历史的补丁。让今天的读者及后世人领教了——曾几何时,有这样一位不寻常的母亲,由于“不懂政治”、“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地替人鸣冤,而被铁血政权终身报复……此前的我,当真以为,不会有这样的事。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这是我们的宝贵传统喽。记得鲁迅先生当年,指斥我们历史上少有“抚哭叛徒的吊客”,多是“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的聪明人……好像现在看,不全是那样?也有这种,舍己为人的“母亲—反动派”?记得鼎革时,举手投足间,有位贺婆婆。

继续讲述吧,蔡楚先生。理解当年朋友,面对过去“说是伤心事、不愿意去碰”的心情。也理解你说,“惜墨如金是我的习惯,怕影响国内帮助过我的朋友是真”,以及涉及到朋友时的剖析:“……人固然不完美,但既然相交几十年,我怎样写自己喜欢的人的双重性(包括自己),我还没有把握。”我们曾经,发生争执。你说“你是写史的,我是写诗的,风格不同,各自保留吧。”我说“文笔简洁是优点,我也很羡慕;可是作为一言难尽的见证写作,对于‘简洁’(包括某种诗意)的迷恋或偏于简单化的持守,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作茧自缚。”现在看来,是僭越了。写作是个人的事,文学是心灵的事。涉及情感,不烦“踏勘”。

看到了我所喜爱的龙应台先生指明:记忆,是情感的水库。记忆是一门非常、非常困难的功课。“一个人的记忆就是他的尊严,我们欠他一个真诚的倾听吧?”的确应该,讲述啊、倾听啊先行。也就是节制考证、批评的冲动。还想到埃利·威塞尔,这位纳粹大屠杀幸存者、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在一次演讲中说:“我的责任不仅仅在于生者,对于死者我有同样的责任。……我相信,我们相信,记忆才是答案,或许是惟一的答案。”想到他在更早些时候,在另一场影响深远的演讲中说:让我们来讲故事,别的一切都可以等,必须等——

“让我们来讲故事。那是我们的首要责任。评注将不得不迟到,否则它们就会取代或遮蔽它们意在揭示的事物。”

2017年11月13日初稿,19日改定

【民主中国首发】时间:2/3/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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