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罗克

我是一九四三年生在延安,就算是“马背摇篮”里长大,“根红苗正”的那代人,然后跟着一路打仗的部队,最后进到北京,在共产党开国的时候就在北京;一直在像“育才”、“一零一”、“男四中”这样的干部子弟成堆的学校上学。

我是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毕业以后就被捕,当时只不过没有拉出去枪毙而已。我是被作为死刑犯处理的,我在看守所里等于是“死缓”,被关了六年,以后正式改判为十五年徒刑,去服刑。打倒“四人帮”以后平反出狱,前后在监狱里被囚禁十年。

出来以后,我又回到中央美术学院教书。教了两年书之后,因为我太太家在香港,八零年初我到了香港,在香港居住八年。一九八九年到了美国,先后在普林斯顿、康乃尔大学、德国海德堡大学,在大学访问或任教差不多十年。

现在,我自己决定回到中国,想要了解国内人的想法,倒不是因为使命感,而是觉得我自己内心的很多东西没有完成。我在海外总有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所以也就不避海外一些朋友说我是向当权的屈膝投降,回来了。其实这是不存在的问题,因为我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在这边。我做的都是人文方面的,就是写一些东西,想弄清楚大家心里真正的想法。对于过去的一些东西,我们民族没想清楚,我自己也没想清楚,现在又被什么东西遮盖着,所以,我现在做的就是弄清这些。

我当时坐牢的罪名,是因为当时在北京学生中间,尤其是在文艺界的学生中间,传起了关于三八年党中央不批准江青和毛泽东结婚的事。实际上,是因为文艺界对江青知根知底,关于文革,现在说都是“四人帮”的罪行,其实原因更复杂,大家的怨气都直对着江青,是因为她迫害文艺界的人比较直接。

当时,江青就搞了专案组,想要知道是谁把这些消息传出来的,这些资料从哪里来的。专案组成立后就开始抓与这些言论有关系的人,我们就是在这种叫作“清理阶级队伍”的过程中被抓的。那时中央美院只有一百多名学生在校,就抓了差不多三、四十个学生,不是正式的逮捕,而是像有些中学一样,设立了“地下黑监狱”审查这些人;此外,又抓了几十位老师,都是用严刑拷打,然后让每一个人说出,你听见这些话是谁说的。同样,在音乐学院等所有的艺术院校和文化部下属单位,都在做同样的事;经过筛选之后,慢慢就弄清楚哪些人是“主犯”。

开始抓人是在六八年一月份,到五、六月份就基本上理清了哪些人构成“反革命集团”、哪些人属于更严重的“集团”。我就属于这个最严重的“集团”。我是一个主犯,当时用的词是“被扭送公安局”。实际上,北京市公安局从一开始就介入了审判,因为真正抓到公安局,如果打了你,将来案子没有成立,你出来还可以告他,所以在公安局授权和监视之下,让你的同学打你。这些刑讯手段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无论你有多么坚强,都不可能不把所有的话讲出来,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什么攻守同盟,这些人是突然之间被抓起来的,大家事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接着是挨个被打,问他们说过什么话。我估计一共逮捕了有六、七百人吧。我所认识的文艺界被卷进这个案子的人有几十个,比较有名的,像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的英若诚,中央乐团的副团长,也是首席小提琴的杨秉孙,都是在这次风潮中被捕的。后来要给这些人判罪,而且要有威慑力,就要给他们厘定更多的罪名。在这些手法上,和给遇罗克定罪的过程都是异曲同工,你真的做了什么,同最后给你定的罪名,没什么关系,不过是一种说辞。

我最后被判刑的罪名有三条:第一条,他倒是说对了,是所谓“恶毒攻击中央首长”,就是讲了江青最不爱听的话,还讲了当时领袖的笑话,还有对当时中央首长的行为做过评论、批评,都算是罪行。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说过中央首长一两条坏话,有人证明,那就会被判死刑。当时,给我弄了一百多条这样的罪行,当然是枪毙几次都不嫌多了。第二条罪行是和后来判魏京生的说法一样的,就是“里通外国”,因为我认识一些法国留学生,跟他们聊过天,就算是“里通”法国。还有第三条,就是我们曾经商量过出国留学,因为我是学西方艺术史的,想去法国留学,这犯了“阴谋叛国投敌”罪。我就是按照这三个罪名被判处死刑的,案情就是这样。

我跟遇罗克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六八年,大概是十一月左右。我们在北京市看守所,那里关了很多学生。因为释放了一批联动分子,原来跟我关在一起的人都被放了,把没有放出去的重新编号,重新组合。在这次组合时,把我分到新地方。北京看守所有三个楼,像一个K字,叫做K字楼,是三层,我们被关在K字楼的二层,叫六筒,我大概是在六筒一号,号子里已经有人住过一段时间了,遇罗克就在这里,我们一直到一九六九年跟他在一个牢房里,被管了差不多半年。

到了一九七零年四月九日,我被调到死刑号里的时候,我和遇罗克又都是在死刑号,我在四筒,他在二筒(还是三筒?)。那时,都是单间,我们只是在晚上,看守不注意的时候,才能说一两句话。有时听他跟看守说话,只是间接地知道对方跟自己一样,是死刑犯。我跟遇罗克的接触主要是那半年关在一起的时候。

每个房间大概就是十多平米,关了二十个犯人,当时政治犯太多了,牢房里的拥挤程度是,如果每一个人都躺平了的话,就躺不下。睡觉时只能侧着身子,如果谁想翻身,要大家一起翻。晚上起来解手,再回去就要把两边的人拼命地推,才能挤进去。

北京看守所为了管理方便,在三个建筑群中间都有一个厅,值班的警察和看守都在厅里,而伸出来的每一个走廊就叫“筒”。英文的“K”字有三个笔划,从中间看,一层就是一、二、三筒,二楼就是四、五、六筒,三层是七、八、九筒,四层是十、十一、十二。我们当时就在二层的六筒一号,后来又调到七筒。

我一进入六筒一号,碰到遇罗克的时候,实际上在别人向我介绍说,那是遇罗克的时候,我马上就知道他是谁,我在监狱外面就知道他的大名,也读过他的文章。

当时抓我的罪名之一是说我是联动的后台,或者说是联动的思想后台。第一次抓我的时候,公安局自己不出面,而让美院附中的“四三派”把我抓起来,“四三派”是同所谓“老兵”(老红卫兵),也就是后来大家说的“联动”,对立的,因为我跟干部子弟出身的人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于是当时海淀区最能打架的石油学院附中的“老兵”,就派了很多人来,和别的很多学校来攻打美院附中,来抢我。

结果,引起武斗,双方打得激烈的时候,就在早上四点钟左右,我逃走了,一直逃到石油学院附中。为了安全,我和当时联动里最能打架的人住在一起,也跟他们谈文化,谈理论,后来石油学院附中被包围,我又跑了,他们被打得也够惨的。联动里面最能打架的人叫贺邯生,他被打得不能生育,绝了后。当时,“四三派”的理论基础是遇罗克的《出身论》。我因为跟联动在一起,从表面上看,我是个血统论者,但是实际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们是少数派,当时被整得也很惨。后来,联动被抓,我又跟联动在一起。平心静气地说,同样因为言论罪被判死刑,遇罗克和很多人都被枪毙了,而我们最终没有被枪毙,还是因为出身好而占了便宜。

所以,我一开始听说他是遇罗克,对他就有一个误会,因为他肯定会知道我的背景。不知道当局是有意还是无意,把有联动背景的人,和一个与联动有仇恨的人关在一起。

当时,我的朋友是像彭小蒙那样的人,是红卫兵里的“笔杆子”,还有像魏京生,当时也是联动里搞宣传的,这都是我的铁哥们,而遇罗克的朋友是牟志京,所以在社会上,两派人是极端对立的。但是,可笑的是,我们都被关了进来。说实在的,当时联动分子在狱中的待遇比他们要好得多。而且,当时联动的人最后都被放出去了。我仍被关在里面,主要不是因为我是联动,而是因为江青的事。

遇罗克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表现得很主动。我就是一个学生的样子,那时候才二十四岁,自己认为很成熟,实际上很幼稚。大家当时都是愁眉苦脸,遇罗克却是笑眯脒的。他走过来,对我说:“我姓遇,愚公移山的愚字,去掉下面的心字,再加个走之,罗霄山脉(井冈山根据地之所在)的罗,克服困难的克”。他就是用这样开玩笑的、幽默的态度介绍自己。我就说:“久闻大名,我读过你的文章,我觉得你的文章写得不错”。我对遇罗克说的是真的,因为他的文章逻辑清楚,论点明确,而且是说中了要害。遇罗克觉得很奇怪,一问我的名字,他更感到奇怪:“你还读过我的文章?”——后来,遇罗克说过,他当时只是写文章,比如他写《联动的骚乱到底说明了什么》等等,他只是在文章上与这些人交锋,他希望有一个公平的机会,就像古代比武,抛开社会所附加的不合理条件,大家公平地较量一番。他当时对我们也有一种好奇心,像我对他有好奇心一样,因为我们生活的社会层面完全不同,都想知道对方是怎么想的。

所以,一开始我们都是带有戒备心。想想很有意思,我们的谈话有点像外交辞令,谈什么问题都不像是普通的聊天,而且有点不约而同。牢房里也有杀人犯、武斗打死人的人,也有过去的中统特务,也有革命老干部。遇罗克虽然不是大学生,但是他的学识比别人高很多。那时,监牢里所有的人都知道,来了我这么个大学生,中国人当时比较认这个头衔,所以大家就让我给他们讲故事。但是,我有一个感觉,遇罗克的知识面不比我窄。当我讲故事的时候他不会听,只是看他的书,或者去睡觉。因为我的常识性讲解对他说来没有什么意思。

等到大家累了休息的时候,我和遇罗克都会主动坐在一起开始谈话。因为,知识的背景和结构不一样,而且在文革中的处境也不一样,所以谈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就会说,“据我的经验,据我的学识,这个问题不是这样的”。但是,我那个时候也是少年气盛,他说完以后,我也会同样说,据我的经历,据我的学识,事情就是这样。开始时,总有这样的争拗。后来,不可避免地谈到了血统论问题,这是冰释我们之间误解的开始。

有一天,他跟我谈起电影,他先问我,你看过《马门教授》那个电影吗?那是东德拍的电影,主题是反法西斯的,中间有一大部份描绘马门教授,他是一个犹太医生,当时,犹太人在德国柏林受到迫害,学校里也对犹太学生迫害。他一说,我就知道他要说什么。

我说:“看过”。我又说:“跟中国没有什么区别”。他说:“你会这么看吗?”我说:“我觉得是这样。我在看的时候还不知道,但是到了文化革命,就发现,出身不好的人的处境,跟犹太人没有什么区别”。遇罗克说:“你们也会这么看?”他又问我:“那你看过《出身论》吗?”我说:“《出身论》写得不错。但是,有的时候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出身越不好的人,就越革命……”。他就谈到,《出身论》当时也是一种宣传,因为要宣传自己的观点。

经过这一次,大家谈出自己观点的要点,我们就把这个话题放下了,因为它已经不是一个针锋相对的焦点了。所以,我们就能够比较放松地交谈。他跟我谈了很多他的童年时代,他们家的大院,他和弟弟妹妹的关系。谈及他在学校功课好,因为出身不好没能进入大学,而被排除在“游戏”之外。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我们的经历确实很不一样,我是在所谓的好学校一直升上来的,我才知道这个社会对大家是不公平的,在和遇罗克交谈之前,我对这个社会了解并不多。而在这一方面,遇罗克比我清楚得多。他跟我讲,他在农场种草莓,在街道上怎么跟人搞好关系,怎样传呼电话……他在社会上交往的能力比我们强得多。至少,他使我了解了社会的另一面。

最难忘的事情就是我们在一块儿编诗集,我们把手纸裁成像豆腐块那么大,然后他想办法弄到纸和笔,假装写材料,实际上写我们自己背的诗。把过去学过、读过的古诗,一首一首地记录下来。可以想象,监狱生活是相当枯燥的,是度日如年,但是,遇罗克一直在学习,我对他比较佩服。我当时对于自己会被判这么重的刑,始终耿耿于怀,大惑不解,而且一口气难平,觉得是被别人迫害,完全是个人恩怨的一种阴谋,所以,我在监狱里给大家讲《基督山恩仇记》,遇罗克也在场。

这时候,能和遇罗克一块编古典诗词,大家都觉得生活中还有文化,还有些情趣,在谈诗论词的过程中,暂时忘掉铁窗中的残酷。因为,我周围的人经常是这个被打、那个被戴上手铐脚镣,天天见到的就是铁和血,还要假装视而不见。

当时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每个牢房里都有几个被折磨的神经失常的人,他们也是遭遇最惨的人。有一个是当时的“北航”,现在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老师,教俄语的,我们叫他王老师,他已经变得半精神病了,谁都可以在他身上踢两脚、打几拳;另外一个是个农民,因为说他骂了毛泽东就被关进来了,进来的时候,戴大镣铐,人已经被折磨得变了形,大家打他打得更狠。

那时候,我作为一个学生,从来不动手打人,我的良心也受不了这样的事。当时,我们就跟值日似的,轮流管精神失常的人,因为他们自己连上厕所都不行,得有人拽着走。轮到那些小年轻管他们的时候,就要表现一下自己的心狠手辣。等轮到我的时候,他们说,让这个“联动”来管他,联动打死人都不眨眼,意思是我能把他们打个半死。当时,我没有必要向他们解释,我也不想像别人那么做,别人觉得我假慈悲。

当时遇罗克对他们的态度很特别,也不打他们,但是也不对他们好,完全不把他们当成一回事,就是视而不见。当时,我很奇怪,问过他,我说,那个俄语老师毕竟是老师啊。遇罗克的意思是,他们已经精神失常了,你对他好与不好对他们都没有用。他还说,在社会上值得同情的人多了。

我想,可能他在社会上时间长了,总是同情人就会被认为是“烂好人”,是没有用的。从这一点上,我想遇罗克遇到的事情中有比这残酷得多的,所以他不会婆婆妈妈。我想是不是他更理智,更接近一个政治领袖?

中国那个时候如果有民主选举的话,他会得到很多人的选票。因为,在我们的牢房中这很明显。我们牢房有很多杀人不眨眼的人,但是对遇罗克都毕恭毕敬。他们对我倒没有,量我不过是一个学生,仗着政府对我们好一点就胡作非为而已。但是,遇罗克不一样,因为谁都知道他敢跟政府较劲,在牢房中就是真正的英雄。而且,他又是《出身论》的作者,是当时在中国被污辱被损害的最底层人的代言人,所以这些人对他非常尊敬。

有时,我跟遇罗克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这些人都在旁边摩拳擦掌,意思是我要有什么不轨的话,他们就会一哄而上。但是,我们没有那样的问题,只是理论和观念上的冲突。

在另一方面,遇罗克也有他特别孩子气的一面。他也愿意跟我们一块唱歌,也跟我们学了一些歌,还和我们一块下围棋、下像棋。他下像棋可以下盲棋,我们根本下不过他。

想想那时《中学文革报》影响那么大,有多少人寄钱,或要求帮忙,有人想见他都没有机会。当局把他们打成反革命集团,就是要打击他,这一点他很清楚。我说,你这样做后果很严重。他说:“你们出够了风头,而我们的声音没有人能听得见,每个人都是先天性的软骨病,没办法。现在,好不容易有了机会(他指的是,当时中央文革一会儿支持这一派、一会儿支持那一派,他们从中有了办报纸的空间)”。他们找到这个机会,发出了最强音,比我想象的还要强,所以他说,为了这他很满足,就为这个,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值得。

实际上,至少在我跟他同监的时候,他认为可能是长期监禁,他没有想到会判处死刑。为什么呢?当时我们谈过这个问题。中国当时虽然有很多反革命罪犯,但是他们都是有具体的罪行,从这一点来说,我会比他判得重,因为我有里通外国等罪名,而他连这种罪名都没有,他只是因为一篇文章,而且,他知道陈毅对于出身问题的看法跟他一样,他也通过途径跟陈毅联系过。因此,遇罗克当时跟我说,他对我很理解,也很同情我的处境,他知道我肯定会被判死刑,但是执行不执行还不知道。他曾经对我说,如果我有机会先出去,一定会替你陈情,去找陈毅,想办法为你斡旋,使你免于死刑。我还很高兴,对他表示感谢。我当时已经到了只想求不死的程度。那个时候遇罗克并不知道他会被判死刑,那个时候他的案子还没有判决。实际上,我们都没有料到一九七零年“一打三反”开了这个杀戒,以思想罪正式枪毙人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是一九六八年,还没有估计到后来会有“死刑,立即执行”这样的结果。

后来,我们在死刑号的时候我很佩服他,因为按照中国的程序,进了死刑号就是一定要被枪毙的。等我们都进了死刑号的时候,当时我被震惊了,所有的人都被震惊了,我们都处于一种头脑空白状况,我不知道心理学上如何解释,当时不是害怕,也不是失常,而是一种愕然,就是人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现实,面对你将要被处决。

在这一点上,遇罗克比我们强。他在的死刑号里向管理员大声“报告”,实际上是说给我们听,他说:“上一批的几十个人都去见马克思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因为我有重大案情要细细交待,可没什么人提讯我,我怎么交待啊?”,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那时候,他的语调还是那么平静,一听就知道,他是带着微笑说的。这时候我就比较佩服他,他的心理素质要比我们强得多。

当时跟我们一块进来的社会科学院(当时叫学部)的一个“笔杆子”叫沈元,他一进来的时候,就愕然了。我们被拉出去批斗,戴上十几斤重的铁镣,身上插着生死牌,在两场批斗中间休息,吃乾粮的时候,沈元还跟我说,听说是“批斗从严,处理从宽”,我一听就笑了,我说沈元你还那么天真,你没听见遇罗克说的吗?你应该做更坏的准备。沈元说,怎么会呢?我说,可能我们都得被枪毙,沈元说,有那么便宜吗?我说,你说不便宜是什么?难道是终身苦役?还不如死了。

其实我话是这么说,人还是希望活着,等我们到又一轮批斗时,看到前一轮挨批斗的人都被枪毙了,沈元回来后,就受不了了,也可能是他想要延缓这一过程,就开始装疯,喊、哭、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理方式,我就有些不明白,人在装疯时会不会真的疯了?

遇罗克一直在拍打专门安在死刑号里的按钮,只要按了,队长就会来。遇罗克故意找茬儿跟他们说话,把想要跟我们说的话跟他说,让我们听。遇罗克始终保持这种状况,一直到三月五号他被拉走枪毙,他的情绪一直非常稳定,这一点是我所佩服的。

我没有像沈元那样装疯。装疯不止他一个人,我们也弄不清究竟谁是真疯了,还是装的,反正后来都被枪毙了,也没办法考证了。我和其他几个人就是沉默,并没有像遇罗克那样继续向他们挑战,我觉得,做任何事情都是没有意义的。

从六八年十一月到六九年五月,遇罗克一直和当局在审讯上进行较量,一直到进入死刑号,他还是那样,这是遇罗克跟我们不一样的地方。这说明,每个人的心理素质,以及他对于生活的选择不一样,表现的就不一样。所以,我觉得遇罗克在那个时代,只能作为一个牺牲的英雄,他的选择一定是这样的后果。因为我后来知道,审讯他的审判员姓丁,因为个子很高,都叫他“丁大个儿”,丁大个儿对遇罗克恨之入骨,但是,直到六九年的时候还是定不了遇罗克的罪。丁大个儿就说,好,定不了罪更好,就等机会。一直等到七零年“一打三反”,他真正如愿以偿,把遇罗克送进死刑号。

当时时代一定会“成全”像遇罗克这样的有自己信念的人。这个政权、这个专政机器是会“成全”他,这是双方的成全。这个专政机器是靠人的鲜血奠基了它的“合法性”。我们为什么没有被选择牺牲,是因为当时我们的血统,这是社会上不成文的因素。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我们还不是当局枪杀的最佳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在很多人要纪念遇罗克,我觉得这个意义是很长远的,但是,也有它的局限。

从长远的方面说,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就像德国人一样,还要看《辛德勒的名单》,德国人还要知道纳粹为什么能够在这么优秀的民族产生。中国完全不一样,中国现在好像在物质文明方面大大提高了,整个社会比原来开放了,有了民间的口头言论自由,但是在思想的箝制和言论的限制上没有比当年进步多少。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有它的局限性,它没有办法,在这样的环境下,只能出版这样一本书。问题的焦点不在于那个时代错杀了一个民族英雄,而在于,中国有没有一天可以让大家有真正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如果没有思想和言论的自由,物质再丰富,中国还是一个原始的、落后的、严酷的社会。这一点没有什么改变。

在八零年遇罗克得到公开平反之前,我已经知道了。因为当时遇罗锦通过别的途径找到我,接着是一些报社的记者跑来找我,因为我是唯一跟遇罗克在最后的时刻、在死刑号还在一起、并且愿意说出来的人。实际上不止我一个人有这个经历。当然,有的人已经死了,也有的人不愿意说了。

那个时候,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有一个错觉,认为中国进步了。因为八零年初的时候,虽然政府把“民主墙”从西单搬到月坛,但是整个的感觉是中国有一个可能性,街头大字报不行,可是在私下的思想自由已经开始了。遇罗克这件事情真正的平反对中国说来是一件大事。

我当时马上给香港的《九十年代》写了一篇纪念遇罗克的文章。一开始,他们没敢发表,后来发了,就是现在《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中收入的那一篇,遇罗锦也借用了我的一些资料。当时中国如果开始反省这些问题的话,我认为这个民族很有希望,我以为这是一个理性的、往前走的过程,但是,魏京生的事情又出来了,于是就变成遇罗克平反、魏京生被抓。

中国历史很有讽刺性。魏京生本来是联动里搞宣传的,他变成了向极权挑战的人;而当时出身不好的遇罗克,发表了《出身论》的人,跟张志新一样,被政府当作一个民族英雄的形像来宣传。这件事有它让人激动的一面,也有让人沉思的一面。那时宣传遇罗克是真的想彻底反省这件事,还是仅仅是一种需要?实际上后来我发现,对于遇罗克的宣传时间很短,没有深入地讨论,因为如果深入地讨论,进一步谈“一打三反”运动的过程,就会谈到那时杀了多少因为言论、因为思想获罪的知识分子,大部份经过正式宣判,还有一些在没有宣判之前就被打死在地下室了。

这些人和第一波红色恐怖时被打死的人不一样。红色恐怖中打死的差不多都是出身不好的人;第二波打死的人是造反派武斗,死的是群众;在清理阶级队伍以后杀死的人,都是政权所不喜欢的人,是以群众运动的名义杀死的有思想的人。我想,只有把这些事情谈透之后,中国人才会知道思想自由对于中国的社会意义,这个民族才会有希望。一九八零年,遇罗克的事情才说了几天,就不再提了。根本就没有人把“一打三反”,这个箝制言论、扼杀思想的顶峰拿出来批判。好在“一打三反”没有延续得太长。否则,不知要杀死多少人!

谈到这本书《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不足,我认为,如果真的从理论上来谈遇罗克这件事,这本书出版就会很困难。所以,它还停留在打倒“四人帮”啊、“四人帮”制造的事端啊,这些提法上。当然,事实远远不是这样。我曾经想过,要从现在的角度重新写遇罗克,但是,让人感到悲凉的是,像《九十年代》这样的知识分子的言论刊物都被迫停刊了,那我写这样的文章能在哪发表,谁还会去看?我拿着这本书给现在的年轻人看,他们翻了翻,第一个反应是,那时候你们怎么那么傻?意思是,那么错的事,你们都站出来说话不就成了吗?我就只能说,那时候站出来说话的人都死了,或者被打坏了;他们的第二个问题是,那是真的吗?他们根本不能理解,而且以为他们现在已经享受到最充份的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了。但是,这些你不能跟他们辩论。

我觉得纪念遇罗克应该从更深层来说,救救这个民族!救救这些孩子!我们应该更深入地来讨论这些问题,从文化上弄明白,现在我们的毛病在哪里。

我不是唯一活着从死牢里出来的人。跟我一块儿出来的还有一个姓周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案子。但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他不但不愿意再提这件事,也不许别人提他的名字和他的事情。他觉得这个回忆对每个人来说都非常痛苦,谁要是提起,就是用人们的痛苦来赚自己的钱,或者赚自己的名声。也有别人对我提出过这样的批评,不光他一个人这样说。但是,我这些年来写的都是这些,已经快要变成“监狱文学家”了。其实靠这个既发不了财,也出不了名。

我觉得,我应该讲一个故事。就是在第一天,二月九号我进到死刑号,遇罗克大声和看守说话,暗示我们真相以后,当时每个人都被震惊了,那个时候走廊里面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都能听得见。每个人都处在临死前,进入了死亡的程序中。我们听见狱卒进了房间,那是二月初北京的冬天,刚下完雪,他把牢房门关上了。我们都轻轻地提着脚镣和手铐站起来,每个人都贴在自己的那个小窗户上,互相开始叫名字。这时候,我就想起日本小说《乔迁喜面》,写的是,本来人们为了庆祝乔迁之喜要吃一顿面;共产党员在监狱里转监的时候,会开一个晚会;我就提议,咱们做一个临别的晚会吧,大家都同意,然后我们就轮流唱歌,当然是以很小的声音。但是,牢房太静了,只要一个人唱就都能听见。我突然憋不住了,就大声唱了起来。这时候,看守就冲了出来,大叫“谁?”我们赶紧躺下了。他过来查,我们都假装睡着。后来就变成这个晚会很滑稽,他跑回去,我们就躺在床上大声唱,他出来就不唱。我唱的是曾经跟遇罗克一起唱过的歌,包括《光荣牺牲》这首歌。

我可以说,遇罗克是比我更正统的理想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所以,他的哲学的整个框架是黑格尔、费尔巴哈到马克思主义。但是,他反对马克思之后的国家与政权这一套,他是非常理想主义的。

他想起这些歌的时候与当时的处境有关,那时他戴着很紧的手铐,吃完饭,手就会肿胀,非常难受。那天吃完晚饭,他就跟我谈起来。那时大家都知道这样一个传说,斯大林最喜欢的歌是《苏里柯》,格鲁吉亚民歌;列宁最喜欢的歌是《光荣牺牲》。我因为过去一直学外文,喜欢唱外国歌,俄罗斯歌差不多都会。遇罗克问我会不会唱列宁喜欢的《光荣牺牲》,我说,会。这是一首根据俄罗斯民歌改编的歌曲,我们就一遍一遍地唱,唱得监狱中的老头都哭起来了,因为处在那样一种环境,大家都有一种带入感。

在死刑号里的第一夜,大家都没有睡觉。我还记得,有一个小孩,忘记他叫什么了,可能是因为偷越国境到当时的北朝鲜,被北朝鲜当局送回来了。看他岁数小,我对他说,你出去的机会最多,你出去以后一定要告诉我爸爸妈妈,说最后我们没有难过,最后我们挺开心的,还一直在唱歌。其实,当时我自己觉得没有什么可求的了,希望外面的人不要为我们难过。我也跟前面提到的那位姓周的说,看来咱们活着出去的机会不多了,咱们以后到上面去,跟上帝一块儿的时候,互相让着点。遇罗克也跟我们搭茬儿,他好像说“殊途同归”之类,具体我记不清了。大家一起唱歌的时候,遇罗克也唱了。

现在我知道的,还有两个人没有被枪毙。他们曾经到北京看过我,大家记得最清楚的是这次狱中晚会。但是,他们因为有各种考虑,不愿意谈这些事。

遇罗克个子比我高一点,大概一米七二左右。我一进监狱的时候,是十一月,监狱里还没有生火,很冷。他戴着一顶栽绒的棉帽,就像解放军戴的那种。监狱里的老工人叫他冬瓜脑袋,因为他的头有点平行四边形,有些秃顶,戴着黄框的眼镜。他说话嗓音有点尖,慢条斯理,写字受魏碑体的影响,字很漂亮,我算是中央美院毕业的,但是钢笔字不如他写得好。

使我多年不能忘记他的地方是,他在任何环境都能够保持一种宁静的心态,因为他有一个坚定的信仰,这是我始终没有的,到现在我也没有。他对我的影响可以说是他的使命感,这使命感比较明确,就是要为这些出身不好的人鸣不平,为这些人争取应得的权利、地位,实际上他也是在争言论自由。

我本来应该从监狱出来好好作生意、去发财,或者做一个闲散的人。但是每次只要有什么事,比如“民主墙”、“六四”,我都不可避免地卷入其中。是遇罗克的使命感使我觉得,本来我没有使命,但是这么多人都死了,他们想要做的事,现在还没有结果,我和他们不一样,但是深层中是一样的,我就希望中国好,我要有实际行动。遇罗克的这种勇敢,对我也有很大的鞭策。

我自己本来是一个文艺青年,喜欢写诗、画画。定我们为反革命集团还有一条,就是我们在一起成立写诗的组织。当时,一有组织肯定就是反革命组织。我对于政治、道德勇气,过去没有这方面动力,也没有这个要求,可以说遇罗克和跟遇罗克一样的很多人,在这前后献出了生命的人,对我说来是一种鞭策。并不是他们要求我这样做,而是我觉得我们还有什么更宝贵的?我们已经死过不止一次了。本来“六四”的时候我可以不管,可以不站出来,但是我觉得自己良心不安。就和后来一样,我在海外写一些文章,回来不断地有麻烦、出事情,可是我自己觉得,如果我放弃自己的言论和思想,那我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我会想到遇罗克和与他一样的人,他们活着会怎么做?我虽然不是理想主义的先驱、同道人,但我是一个还能说话的人,我应该多说一点,就是这样。

(全文完)

By ed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