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4号通令

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指挥部)——第4号通令

北京八中的校友会公布了陈毅元帅的儿子陈小鲁2013年8月 发出的道歉信,对于他在文革时期作为红卫兵领袖和学校革委会主任批斗老师和同学、责罚他们劳改等罪行做出了忏悔。并且还对自己“恐怕别人指责他反对文革而 没有制止红卫兵的暴行”做出了检讨。中国的党政高官子女中有很大比例都参与了在文革初期的红卫兵暴行。陈小鲁能够在有生之年,清醒之日,站出来表示忏悔和检讨,实在是一件值得称道的难得好事。

不过,在称道之余,我还是要提醒大家,陈小鲁还有更加严重的罪行没有彻底忏悔。那就是他出面组织了比一般红卫兵更加野蛮的暴力团伙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西纠),并担任主要领导。他还主持了一件比较重大的举措,就是冲击北京八大民主党派的全国总部,宣布解散。西城纠察队实际上是一支受党内高层暗中支持的红卫兵宪兵队,它的暴行血腥恐怖,闻名全国; “西纠”所发出的通令表面上似乎掌握政策界限,实际上扩大专政打击面,造成的暴力伤害从西城区扩大到全北京市,乃至扩大到全国各地城乡,受害人不仅是当时已经毫无人权保障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对于这些公民实行长期专政并剥夺人身安全也是法理不容的暴政),而且把矛头对准一些资本家、小业主和大量有过旧社会经历的人员及其子女,造成的人身和精神伤害极其血腥,至今无法统计。西纠红卫兵打人和虐待的暴行也是红卫兵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如率先在天安门用铜 头皮带打人,私设劳改所和刑房,打人致死。陈小鲁虽然不一定直接参与打人暴行,甚至还可能保护过个别的老师和同学,但是他作为西纠的组织领导人和思想指导者,当时已经是高三学生,是年满20周岁的成年公民,对于下属的殴打、酷刑等暴力罪恶负有不可推卸的法律责任。八大民主党派虽然有名无实,没有参政议政的功能,但是毕竟属于合法存在的人民团体。而且说到底,民主党派多少 还能实施对党派成员的管理和照顾,比如组织学习参观,安排义务劳动或观看节目,甚至发放补助和处理某些婚丧和子女问题。遭到西纠的冲击和解散之后,一些民 主党派名义下的知识分子和统战对象失去了最后一层保护。民主党派机关的工作人员本来就是党和政府派来管理民主党派的。受到冲击的时候,他们也不知道到底西纠是不是代表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旨意,北京和各地民主党派的人员受冲击受伤害而毫无保障,造成这一时期的无政府状态及其后果的直接责任人就是陈小鲁。(当时的打杀都是相当血腥的。《汤姆索耶历险记》的译者、著名翻译家民盟成员张友松没有挂靠单位,时年六十三岁,他的右眼被红卫兵打瞎,照理应该由民盟总部出 面,结果竟无一人人出手救助!)(八大民主党派原是共同纲领的签署团体,是人民共和国的创始单位)

陈小鲁明令手下冲击合法人民团体的行为分明是违宪的非法举措,造成的损失应当负有重大的刑事责任。他不出庭接受审判,至少主动向人民向八大民主党派说一声道歉总是应该的吧?

有人说,陈小鲁作为党和国家重要 领导人陈毅元帅之子,能够主动站出来承担罪责,公开道歉已经相当了不起。没有必要再穷追缠斗……。这种说法是不对的。既然承担罪责,就应当彻底认罪。不能吞一半吐一半。白纸黑字铁证如山,陈小鲁自己承认他是红卫兵宪兵队西城纠察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并且下令解散八大民主党派,(参看《陈小鲁回忆录》米鹤都 主编)。校内的罪责愿意承担,比一所学校更加广泛的全区全市全国全社会的罪责为什么就不肯承担?历史上的国际战犯多半都没有亲手杀害过人民,可是反人类罪 行是逃不过历史的审判的。所不同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犯受到了国际法庭的惩办,而文革期间的西纠联动红卫兵嫌犯因为党政体制的偏袒,几乎都没有受到法律 的追究,宋彬彬、刘婷婷、谭力夫、贺鹏飞、邓榕、彭小蒙、刘涛、刘源、宋柏林等人全都逍遥法外,还挂着学者、高官或高管的头衔。据说清华文革斗老师、斗干 部的恶棍贺鹏飞已患癌症病死,其余这些人都没有公开为自己在文革初期的人体暴力或语言暴力向人民表达歉意。本文提出陈小鲁的其他罪责问题,也是向所有这些尚还健在、尚未痴呆的老西纠、老联动人员发出警号,希望他们抓紧时机给历史留下一点忏悔的亮点,免得日后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遭谴责。以上的名单应还很长,希望被害人和知情人继续核实扩充,以儆效尤。

此外,作为上海市长,陈毅在残酷推行三反五反运动的时期曾经把凶残当有趣,戏称被逼跳楼自杀的上海工商业者为“空降部队”。一时传遍全国各地,工商业界和文化界无不色变震恐,口不敢言。上海著名食品工业巨子冼冠生就是上述跳楼自杀殒命南京路的牺牲者。(此后不久更有重庆航运业巨头、抗战功臣卢作孚服毒身亡)。陈小鲁脱离军界转涉商海,应 该知悉创立工商业民族品牌(如冠生园食品、民生航运等等)的艰辛与坎坷。这些工商业精英本属民族经济发展的重要人材,不幸竟在运动中蒙冤自戕,而且死后更遭党政高官的轻佻讥讽,难道不是国家民族的深切悲哀和耻辱吗?陈毅先生生前在保护知识分子和抵制文革极端政策方面也不是没有某些有利于人民的行为,在上海市长任内迫于中央命令,强行贯彻亦尚可原宥;然而以玩笑揶揄死者,则太昧乎人性,于心何忍!陈小鲁和陈氏兄弟姊妹如果良知未泯,或许可以籍此机会向人民(尤其是上海市民)做一点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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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9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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