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告急
这一天，上午九、十点钟，秦老师气急败坏地奔至我的灶披间，见到连弟也在屋里，她十分严肃地对她说：“请你到外边去一会儿，我跟王先生有话说。”
连弟从没见到她的老师这么冷峻的面孔，她被吓坏了，感到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似的，赶快溜了出去。我的预感也不好，猜测秦老师大概查究我们是不是背地里成了夫妻。检查自己幸而没有跨出这一步，不过心里总是不踏实。
谁知秦老师来通知的是更不幸更严重的消息，她说：“小姚出事了，他两天没回家，肯定被捕了，你这里他是来过的，必须赶快撤离此地。”
在我转入地下的不长时间里，碰到这样的突然事变还是头一回，我的脑袋还没学会把小姚的被捕跟我的抛“家”联系起来，我舍不得离开这个苦心经营的属于我的窝，就这么楞着迟疑了一会儿，才说：“那么，他不能来了，反正有你呢？”
小秦焦急地说：“你怎么这样木呆的？他要是叛变了呢？他什么都会说出来。敌人就会把你抓了去，这个你还不懂吗？”
她这番话简直把我整个灵魂轰毁了，小姚是她最亲爱的人，怎么说出这种话来？而小姚是我们区委的领导人，又是我的最可信赖的上级，他怎么会成为叛徒呢？我回话说：“这怎么可能呢？你对他还信不过吗？你们不是满好的吗？”最后这句话我是想给她一点安慰和缓解。这是由于她的面色今天苍白得近乎铁青，眼角里射出疲劳和恐惧的光，使我心里感到同样沉重和不安。
唉，唉！我这句话反而引得她流下眼泪，莫非是我的话戳痛了她？她说：“不是吗？我们要作好准备，准备着他会叛变党。组织上要我通知你的，这是纪律，行动要快，一分钟也不能耽搁，”当她说出“准备着他会叛变党”时，声音几乎徽弱得被泪水淹没了，她的美丽的嘴唇在发抖，但我能感到那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分量，她是用全部生命吐出这几个宇，但又是违背着自己的良心。
在后来的日子里，我才更深地觉着这一时辰压在她心头的痛苦、矛盾、绝望和焦灼的期待，立刻会使她头发变白的一种看不见的复杂的综合的重压！她批评我“木呆”，一点不错，当时我还不能理解她经受人生中最最惨痛的时刻。
她接着说：“往后，女青年会不能去了，职工夜校我也不能去了。你也不要找我去。你不要犹豫，赶快离开这里！”
我还有点恋恋不舍，问了一句：“那么，往后到哪里找你呢？”
她生气了，用力地掸去遮在前额的一绺头发，愤愤地说：“这个，不用你问。”那口吻就好似我也会变成叛徒似的，使我再也不敢开口了。
小秦匆匆走了，临行前她又关照：“打发连弟回新怡和去吧。”我点点头，她又问道：“她知道我做啥的吗？”
我说：“她只知道你是她的老师，别的啥也不晓得。”
“那就好。”说罢，她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她刚走，就有一些对立的观念在我头脑里打架：老同志、区委书记，叛徒、敌人；是也，非也；敌乎，同志乎……交叉地出现，引起了混乱和迷惘，伴随着失重和恐怖，我想象中的那个可怜的秦同志，这时在她心中也同样进行着两种对立的观念的搏斗吧，她所经历的痛苦和打击肯定比我更剧烈，更难熬吧！不过我心中总是不情愿接受小姚会成为叛徒的那个恐怖的可能性结论。要不是秦老师用纪律来压我，要我撤离我的窝，我还是下不了这个决心。
首先考虑的，我要把连弟找回来，对她说明非回到厂里去不可。然后我才能离开。我马上奔到街上，无目的地寻觅连弟的踪影，我估计她不会走远，穿过附近的大街小巷，就看见她在一个弄堂口看小人书，她一见我，就一个劲儿地问：“为什么秦老师对我这么难看？她跟你说的是什么呢？”我敷衍她说：“她遇到了一桩不顺心的事，心里不开心，她倒不是对你。不过这件不顺心的事与我有关，她叫我马上要离开恒安坊的灶披间，这样，你就不能在那里蹲下去了。真是对不起了，你的伤没养好，就得让你回到厂里去。”
可是她一定要问个明白，她大概从我的惊慌失惜的表情中感到一定遇到严重的事了，我只得说：“这件事反正不大吉利，将来会告诉你的，现在你听我的话，先离开这里吧，过一阵我会看你去的。”
看得出她是多么不情愿离开我，她又一个劲儿地问道：“那么，今后我哪里去找你呢？”
我竟学着秦老师的原话回答她：“这个，你就别问了。”我的语气没有小秦那么严厉，但态度是坚决的。没料到这句斩钉截铁的回答，引来了她的一场伤心的哭泣，她紧紧地拽住了我的长衫，哀求似地说：“你不是答应带我到那个最理想最美丽的地方去吗？你不是答应跟我好的吗？”
我才感到下令叫她走，而且不留后步，对她来说太残酷了，但当我一想起秦同志刚才骂我：“木呆”，下驱逐令一般要我赶快撤离，一分钟也不要耽搁，我猛醒过来，立刻恢复了铁石心肠，警告自己再不可婆婆妈妈了。我冷冷地显得不耐烦地说：“现在，不是谈这个的时候。”
她终于回到养成工集体宿舍去，她不再哭了，跟我一同回到恒安坊的灶披间，她要取出她的教科书。
我在寻找连弟的过程，费了不少时间，及至寻到她以后，我们一面走着，一面谈了不少话，我们完全没有时间观念，当我们注意到面店和住家已经在吃午饭了，才发觉我离开住所到现在，足足花费了一个多钟头。这一疏忽大意使我后悔莫及，一种大难临头的危险好似在跟踪我了。想到秦同志对我的“行动要快，一分钟也不能耽搁……敌人就会把你抓了进去，”的警告，一个女性的声音一下子化成红色警备车的撕裂人心的怪腔喇叭声了。现在不是耽搁了一分钟，也不是一刻钟，而是一个半小时呀！
我不敢再朝前走了，马上紧急刹车，我忽然变得谨慎了，胆小了，也可以说我一下子变聪明了。我似乎已经料定，巡捕和特务已经包围了我的住宅，他们埋伏在进门处和楼梯口，正在等待着自投罗网的呆鸟呢！
“怎么啦？前面出了什么事了？”连弟发现我不再往前走，莫名其妙地问我。这时我却忘了刚才竭力对她隐瞒的实情，不经心地漏出了一句：“我们回不去了，巡捕房的特务恐怕早就等着我，要抓我了。”我看到她脸色苍白，两只眼恐惧而又温情地瞪着我，我才发觉刚才的话讲豁边（沪语，此处是说漏了嘴的意思）了。
我首先想到那本《高尔基》，这本书给巡捕搜了去，这就是证明房客是个共产党的证据，现在也只好由它去了。我对连弟说：“我的那本《高尔基》只好放弃了，你的那本教科书我看算了吧。你就赶快跑吧。”
我无意间泄漏的真话，反而使连弟更不愿离开我了，她关心我的安全，甚至说要永远陪伴我、保护我，否则她不放心。我为了斩断儿女情长，我不得不对她说：“这可不是玩的，我们一同去的地方就不会是最理想最美丽的，而是最黑暗最野蛮的牢监了！”我怕这话吓唬了她，又马上补充道，“只要我是自由的，我们很快会相见的。”
我跟连弟就是在逃避灾难、难舍难分的情况下分手的。
我一个人失魂落魄地朝公共租界跑，走着走着，就想起我离开家的时候，根本没考虑再也不回去了，以致两手空空跑出来，一样东西都没带，没有带毛巾、牙刷，没有带替换衣裳，没有带那条线毯。真正是孑然一身，成了赤贫的无产阶级了。
还有，我也没问明白，既然要我立即离开，离开以后叫我到哪儿去安身呢？我懊恨不该轻易地让她走了，我跟团组织的唯一的一根线从此断了，我一下子成了离开母亲怀抱的孤儿，我成了断线的风筝，我茫然地无目的地荡马路，而且还得注意后边是不是有特务钉梢，我走进小弄堂，挑选人烟稀少的地方走去。走着走着，前边有一条河拦住去路，我认识它，这儿就是那条苏洲河（不久前在这河里发起了捞红砖的战役）的岸边。于是，我沿着河岸往南走，发现了一座桥，走过桥去，然后拐到了法租界的霞飞路上，在热闹的行人中间，我觉得安全多了，这儿是法国人的势力范围，那边的特务不敢到这儿抓人。
从午饭时走到下午四点光景，两条腿走累了，肚子也开始感到饿了，摸摸身边，掏来掏去，总数只有一块六，一块六好做什么呢？这时候又追悔起来，我怎么没有问秦老师讨生活费，我盘算着：今天先凑合吃一顿，到天黑时再开饭吧。我没精打采地走过装潢美丽的大商店，走了一阵，街灯开始放光了，我掏出钱买了两个大饼，一面走一面啃大饼充饥。
夜深了，许多商店都打烊了。我着急地想找一处地方安身，我想着上海曾呆过的地方，如新闸路的新亚药厂，江西路上的长城书店，还有在新华银行做职员的屠廷容、他的堂兄屠毛遂家，还有张志勤和华应申，这些地方，他们会收留我的，可是，秘密工作的纪律，堵死了可以去落脚的所有的信道。按照秦同志的推理，连丈夫都会起变化，谁能保证一同战斗过的同志，别离了一年半载，他们会起什么变化呢？
我就像个走投无路的丧家之犬，在霞飞路行人道上踯躅，不觉来到国泰大戏院门前，但见两边墙头张贴着今日放映的好莱坞电影大幅广告画，上面画的一个西洋美人正在跟小胡子男人亲嘴，这诱人的镜头使我停顿下来，安详地欣赏了好大一会儿功夫。这时一个外国女人，戴着黑色蜘蛛网的手套，裸着雪白粉嫩的肩膀，好象生怕女的要跌筋斗的架势，一个穿燕尾服的高鼻头绅士搂着她的腰，两个人不慌不忙地走进这个金碧辉煌的影院。在这一对洋人情侣后面，从我身旁又陆续进去成双成对大鼻子男男女女。在我的幼稚的心灵里，竟以为这一对对情侣跑到丝绒幕布后面去，大概是照着墙头上的画面去表演拥抱和亲嘴的。从那些旁若无人的西洋美人身上散发出来的香气又刺激我的感官，也刺激起少年的好奇和神秘感。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劲头，鼓励我去闯一闯那里面的丝绒帷幕，我顾不得口袋里只有一块几角钱，就学着洋大人的派头大模大样走进影院的大门。我惊异地发现，脚底下踏在一条松软的殷红的地毯上，这长长的地毯直通向那个入口处挂着丝绒幕布里面。我心里起了一个念头，等这儿散戏之后，在这个软绵绵的地毯上打个地铺，这可是个舒服的理想的大床铺。我没走出几步，就被一个戴着两道黄边的粪桶帽的洋人撵了出来，此人说着生硬的中国话：“瘪三，去！去！”
我受了侮辱，不听他的指挥，一种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加上充好汉的勇气使我敢于反抗他：“我买票看戏，我有钱！”我从口袋里摸出几个双毫银角子，挑战式地向他显示我是看得起电影的，我不是瘪三，我有钱！
戴粪桶帽的淡黄色眼珠不屑地朝钱瞄一眼，仍然挥手阻止我（我注意到，他也戴了一副手套的）说：“出去！出去！这儿不是你进去的地方！”
我只得不平地退到外边来，当我回头走的时候，戴粪桶帽的家伙还在唧咕说：“瘪三！把这个地毯……”
二 广告牌后面
我想起那个戴粪桶帽的看门人认得我是“瘪三”，如果晚间睡到那条红地毯上过夜，定会被他逐出。那是自讨没趣。我来到慕尔鸣路（现改名为茂名路）的人流中，仰头看见一排两丈高的广告牌，在它的后面，是一片空旷的开阔地（即现在的锦江俱乐部，那时国泰大戏院后边的锦江饭店还没营造），一字儿摆开的广告牌，把这个闹市区分隔成两个世界：在霞飞路上，熙来攘往行走着外国的、中国的男女老少，摆摊子的嚷嚷着叫卖的声音，每个广告牌的顶端装着强光灯泡，使这一路街头，如同白昼。可是在广告牌后边，则是冷冷清清的无人区，杂乱无章的垃圾覆盖着这片荒凉的平地，那些高高低低的垃圾堆仿佛是埋葬死人的公墓，灯光照不到这里，夜晚简直成了一片鬼蜮世界。广告牌正面好比是阳间，在它的后面就成了阴间。
要不是人到绝处，这个鬼地方，我是不会光临的。现在我来到这里，也许能找到一处可以躺下来的地方。为了给躺下的地方弄得干净一点，我开始在垃圾堆上寻找旧报纸或是破烂的纺织品之类作地铺，我后悔没把自己的那条线毯带在身边，心里激起了一种莫名的懊恼和对它的怀念之情。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假如我有一把大剪刀，用大剪刀去把国泰戏院门里的那条地毯剪它一截，拿来做我的褥子，肯定睡得很舒坦。这么做，也是对那个敢于侮辱中国人的看门洋鬼子的报复！
这个大胆的计划终于没能实行，只恨我手头没有大剪刀呀！最后，我回到广告牌后面的地坪，打算背靠着广告牌坐在地上打盹，度过第一个倒霉的夜晚。我欣喜地发现，不远处正好有一卷麻袋在等着我，似乎是上帝降福在我头上，特地给我预备好的。——这儿附带说明的，自从我跟秦同志相遇后，我的宗教观开始从祖母教导我信仰如来佛、观世音菩萨转向上帝了。偏偏这条慕尔鸣路上，正好有一幢耶稣教堂。
我感谢上帝赐恩于我，径直去打开那个麻袋卷儿，原来这儿叠着四、五条麻袋，连盖带垫还有余，多余的正好给我做枕头。于是，我在几条麻袋的包裹里，香甜而又暖和地进入了睡乡。
忽然觉得有人狠狠地用脚踢我两下，我被踢醒过来，要不是厚厚的麻袋裹住了我的身子，那无情的两下子一定会踢断我的肋骨或是踢伤腰部了。我忍着痛倏地坐起身，向踢我的人提出抗议：“你做什么踢人！”
在阴暗的广告牌后面，有四个人站在我的两侧，踢我的那个人，眼光是凶恶的，而且带着愤怒。
“瘪三，你瞎了眼了，这儿不是你睡的地方！”那个狠三狠四的家伙用宁波话威胁我，这时我睡意全消，辨认出站在我跟前的人，不是巡捕，也都是瘪三。我作出这个判断，不但是他们穿的衣服不象样子，而且四个人中有三个人手中提溜着盛着汤汤水水的铁皮罐头。上海瘪三不可少的两件宝具：一样是破麻袋，一样就是拎着的铁皮罐头。
没有拎罐头的头头几乎没有头发，是瘌痢头，因我不知道他的名字，暂时叫他小瘌子吧，他的面孔还是端正而清爽的，一对眼很有神，他在一旁气咻咻地说：“你凭什么偷我们的麻袋？”
我理直气壮地站起身来，回话说：“谁偷你啦，这是早就扔在这儿的，是我拣的。”
内中有一个高个子，头发倒是齐全的，脸相不大和善，因嘴唇上边挨过一刀吧，刀印子使他的容貌显得凶恶难看，口语里常说的龇牙裂嘴，大概就是这副尊容。刚才踢我两脚的就是他，他插上话来说：“看来，这个小赤佬还不认这一方土地呢！”（这句话我没听懂，只是听明白“小赤佬”是上海骂小孩的口头语，在家庭里使用这个称呼是一种“爱称”。）这高个子转身对我说：“识相点，快滚开，侬晓得伐？广告牌后头是阿拉的天下。”
见着这挨过刀的，我心里不免怕他三分，要是动手，我一定不是他的对手。不过我也不是好惹的，平日不肯认输示弱，加之我穿了一件长衫，这件长衫在身就确定了我比这四名小流氓高出一个层次，虽则这件长衫刚刚在麻袋里打滚已经皱得像晒干了的西瓜皮。我态度强硬地回答他：“我就是挑中了这个地方打个盹，不管是谁的天下，除非你把巡捕叫来，你别想撵我走！”
小瘌子看我说话有种，他的话语倒软下来了，说：“你要寻个地方困觉，那容易，喏，那边地方有的是。”他用手指指不远处的垃圾堆，我依然站在那里，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看你也是个流浪人，你要不拜老头子，那儿的垃圾堆你也困不安稳的。”
我知道纱厂里青帮的势力很大，每个工头和包身工的头头，都是在帮的老头子，没想到这片垃圾堆，也属于青帮某个老头子的势力圈。我对这一点发生了兴趣，便顺从地问道：“那么，到啥地方去拜老头子呀！”
小癞子说：“一方有一方的土地爷，从亚尔培路到善钟路，这里有这里的老头子。你要在这块土地上混饭吃，你就得孝敬我们的老头子。”这时，那三个人各自坐在麻袋上，把罐头摆在盘着腿的前边。小癞子把我从头到脚端详了一番说：“你是店里学生意的小伙计吧，一定是偷了老板的钱，花光了，店里回不去了，是不是？”我应付式地回答道：“你猜得差不多，不过我没偷过老板的钱。”一个穿长衫的人，怎么能承认自己有偷窃行为呢！
小癞子止不住笑了，他的笑声里透着几分得意，也含着对我的回话的怀疑。他说：“你晚饭还没用过吧，要是没开过饭，你就跟我们一起便饭吧。”他拉我坐到挨刀的高个子旁边，我没坐，回答说：“谢谢，我吃过了。”我看见那几个铁罐头漂在上面的白馒头，马上连想到外白渡桥的饭摊，虽然我是喜爱吃人家的剩菜剩饭，但眼前盛在洋铁罐里的食物实在使我恶心。
小瘌子自己坐下吃饭，一面说：“你不吃，那么你就坐下来，今晚没地方睡，你跟我们将就一个晚上，兄弟们肯的。”这人说话有一种亲切感，他那口吻，像是他们的头头，这个小癞子跟西班牙托美思河的（小癞子）中的主人公有许多相似之处。我是报答他对我的美意，才坐了下来，跟踢了我两脚的高个子刚好坐在一个窳麻袋上。
我在一旁欣赏他们用餐，小癞子不用洋铁罐，而是用一只搪瓷盆盛饭，他们四个人中那个叫三喜子的，在自己的铁罐里捞起一个油豆腐塞肉，就把它夹到搪瓷盆里，说：“这个，该请大师兄。”大师兄退还了他，说：[这是你的好运气，该你开洋荤了。]
这个三喜子在他们中间年岁最小，跟我的岁数差不多。他开始关切地打听我的身世，问我几岁了，哪地方人，为什么晚上流落到这儿来？我作了简单的回答，他便说：“你要没地方住，没有进账，你就朝大师兄磕个头，叫他一声大师兄，你就是我们一伙的，有你吃的，有你喝的。”
我是打定主意不入伙的，只是为着今夜有个安身之地，我不便扫他们的兴，我恭恭敬敬地对大师兄说：“你就是大师兄呀，我早就看得出，你挺讲义气的。”
小癞子说：“实实告诉你吧，我跟你一样，也是被店老板开除出来的。我离开铺子没有回家，我才独个儿自寻生路。”他啃了一口冷馒头，接着说：“你要诚心干我们这一行，你不用给我叩头，过两天领你去拜见我的老头子，你再给他叩头不迟。这两天你跟我们一起做无本生意，攒下点钱送他一份见面礼，你看怎么样？我们这个无本生意，碰得好吃好的穿好的，碰得不好就勒紧裤腰带。”讲到这儿，他用筷子敲了两下搪瓷盆，“就吃这种大锅汤。你要受得了你就干，你做了我们老头子的徒弟，这霞飞路一带就有你的台角。（台角，青帮中的黑话，指获得黑社会的合法身分，有了台柱做靠山的意思）
大师兄给我指出的“光辉”前程，我并不动心，我今日是暂时落难，出于权宜之计，将就一番。我一时没确定如何报答小瘌子的一片好心，高个子从旁企图进一步说服我：“我们这个呒本生意，可是桩轻松惬意的营生，碰得巧，赚一票就可以生活两三个号头。谁也管不着阿拉，阿拉可不是讨饭的……”我心里想起小姚曾对我讲过的“流氓无产者”的概念，这个词儿用在他们头上，大概是合适的。
对青帮的流氓集团，我有点好奇，我在杨树浦的纱厂工人中，就知道在帮的有许多方便处，拜了老头子的，失业了找事，监工头和大师傅乐意推荐，出门在外，去水陆码头，流落异乡如果没有盘缠，会说青帮的几句“海底”（入了青帮发一本手册，俗称海底，里头写着帮规帮法和跟不相识的帮会哥儿们打通关系的切口等等），当地的帮会兄弟就会慷慨相助。因此我想多了解一点青帮的内幕，对我在工人中开展工作或许用得着。主要的还是为着可以在这儿安顿一个夜晚，我必须跟这几位流氓无产者友好相处。所以我表示愿意拜个好的老头子，小瘌子认真地说：“我那老头子可是个好人。”
我决定留下来，他们把我作为自家人殷勤地招待我，特别让出一条麻袋叫我躺下。后来才知道，这条麻袋是长脚宁波佬让出来的，由于他身子长，他拥有两条麻袋作褥子，现在他只有一条麻袋垫在水泥地上，下半截身子没着落，我心里很感激这个用脚踢了我的“长脚”。
三 无本生意
第二天一早醒来，这四个哥儿们把四个洋铁罐和三四个搪瓷盆（不知从哪儿多出了几个洋铁罐和搪瓷盆，是不是说明他们的小集团不止四个人呢？）以及五条麻袋交我看管着，便匆匆地走了。我知道，派我这样的差使，是极卑微的职务，但对在帮的人来说，让我保管他们全部的不动产，或许是对我的高度信任吧，面情难却，我还是表现了自己的忠诚。
这时，广告牌那边的行人多起来了。被大楼房和耸立的牌子阻挡着，太阳从东方升起，但它的晨曦还是照射到这块阴间地带，我有足够的闲暇观赏这一片不是墓地的坟场，但见很多拾垃圾的围着坟墩在发掘、在寻觅，在他们肩上背着拾荒者的宝物：一个篓筐、一把铁丝钳子，有几只野狗也想在垃圾堆里嗅出隔夜的食物来。这片垃圾场，对小三子一家来说，肯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一片宝地。我马上联想起小三子和他的妹妹来了，我有机会再见到他们，一定把他们领到这儿来。
朝西有一片平整的干净土，周围圈着丈二高的铁丝网，一清早就有三四个着短裤的洋人在那里打网球，透过铁丝网的眼儿，我看得清外国人腿部都长着黑茸茸的毛。在铁丝网的两极，各有一名专门给洋人捡球的中国儿童，这两个孩子都赤着脚，头发也不理，其中一名上衣没扣上，宽大失当，似乎是穿他爸爸的旧衣。看着那网球场的景象，心里油然生出民族的也是阶级的忿懑：贫穷的可怜的中国人呀，从小就在这儿做外国人的奴隶了。这是一幅多么不平等的图画呀！中国人非兴起一场革命不可，一旦革命成功了，这块空地加上那边的网球场，可以开辟一个大规模的体育场，把杨浦区的穷小子足球队拉到这儿，在这儿正正式式比赛足球……当时我心中的美好的未来就只能如此。
美丽的幻想只出现一刹那，便很快回归到现实的贫穷和可怜的自我来，比比那两个捡网球的小朋友，我并不比他们的境况好到哪里，如今我不是连一条麻袋的财产都没有吗？我的心虽冷下来，但献身革命事业的热血却热得发烫！
昨晚我没有进食，提前吃了一副油条大饼，老早消化干净，自己的肚子不答应了，我打算掏钱去买点心吃，但是必须忠于职守，不能头一回干事就拆烂污，虽然这一堆东西不值一块钱。
四个人中有三个人回来了，苏北口音的三喜子从扎着绳子的上衣兜里，掏出一只女式手提包，蹲在地上悄悄地打开手提包，另外两个伙计同时朝手提包里头瞧，三喜子从那里面挖来挖去，只掏出一块银元几个角子，三个人都失望了，而且显得沮丧，等我也把头凑过去看，只看到了那个女式皮包里镶着一面很好玩的小镜子。三喜子嘴里吐一口唾沫，恨恨地说：“见鬼了，还不够一顿饭的开销，今朝碰着野鸡了，只有野鸡卖相好看，口袋里干瘪。”
宁波长脚安慰他说：“譬如勿着，今朝早饭隑伊牌头了。”（野鸡，即妓女；隑伊牌头，隑读该，依仗有钱有势者之意。）
三喜子连忙出去买早点，买回了四副油条大饼，三个人一人一份，留下一份是给小癞子的。我问：“大师兄到哪儿去了？”宁波佬说：“他一个去看地脚去了。”什么叫“地脚”呢？难道“地”也有脚吗？不过我没有问下去。不大一会儿功夫，小癞子回来了，三喜子赶快把油条大饼去孝敬他，他一边啃着大饼，一边问：“早上头一笔生意还顺手吗？三喜子把剩余的钱摊在手心里，有点羞愧地说：”今天撞着白虎星了。“说罢，就把掖在衣襟里的空提包摸出来，在大师兄面前晃了一下，很生气地把它扔得远远的。
我是舍不得把这么漂亮的提包扔掉，那里面的小镜子我觉着丢了很可惜，我想把它拾回来，但我还没下决心这么做，但见那个小皮包已经被一个拾垃圾的女子夹进她的箩筐里了。
三喜子看见我脸有不悦之色，他误会了，以为我对他今早的劳而无功表现了失望，瞧他不起，他主动地给我打气，说：“小兄弟，干我们这一行的，总不是门门着头彩，好比赌钱，总有失撇（沪语，失误、失败的意思），你要想定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干这一行并不难，第一要灵活，眼观八方，看准肉头，只是要防着点巡捕，可以说万无一失，真要抓了去，也没有大不了，关几天就放你，或者请老头子跟巡捕房打声招呼，马上就没事。”说罢，他亮出小口袋里的一片刮胡子刀片，他现身说法做示范动作，一边说：“看到马路正在行走的时髦女人，手臂里勾着手拎包，你便在她身后跟着，看到周围人烟稀少，你使用这把刀子把拎包的带子割断，拉了这个包塞在这里”。他指指腰间札着一根绳子的衣襟，这时我才明白，在上衣下部束一根带子，原来是在胸前制造一个容量很大的口袋，抢到什么东西就往里头塞。“要是女的发觉了，一面吆喝着一面追，你加快脚步钻进小弄堂，可千万不要奔逃，一奔逃，就招来路上的人抓你。”
大师兄连忙补充道：“如果屁股后面真有人追你，你又逃不进小弄堂，这时你用不着慌，你把手拎包扔掉，就像他刚才扔手提包那样，追的人看到你丢下东西，就松下来了。这种情况很少，不过不能不预备这一手。”小癞子跟我上这一课很重要，他把如何应付最糟糕的局面也传授给我。
宁波长脚插话道：“找准肉头，不一定在人烟稀少的地方，人挤人的地方也一样可以做手脚，不过不能割下她的手拎包带子，而是割破手拎包的袋口，然后用两个指头把那里面的钱财取出来……”他顺便也向我显示他也有一片同样的刮胡子刀片。我马上连想到不久前看的第一部苏联电影，《生路》里的小偷儿们就是用这种小刀片去割下女人大衣里的狐皮。
大师兄打断他的课程，说：“干这个活，你是生手，要下点功夫练得轻手轻脚，才能上阵。”一直没说过话的小崇明也参加了对我的培训，他用浓重的崇明口音说：“这个不难，我可以教你，先要学一套蜻蜓点水的本领，就是说，你要轻得像一只蜻蜓。”看来，这个小崇明在偷儿中是个专家，我看他长得矮墩墩的足有一百斤出头，如何变成一只蜻蜒，真不可思议。他接着说：“今日三喜子还算好的，到手一块四，不算白费劲，只是工钿少了点，好在那个女人手臂弯里丢了手提包，她还木知木觉，三喜子还骂她是野鸡，我倒要说她是木鸡。这就是三喜子的蜻蜓点水的本领嘛。”这位老师讲学很有水平，有理论还能结合具体的实例。他把三喜子夸赞了一番，三喜子高兴得眉开眼笑了。
往下，我们接受小癞子的工作布置，他说：“我去看了地脚了，去的人不用多，这位新来的小兄弟，怎么样？跟着我伲去瞧瞧，先长长见识，不用你动手，要是得手，少不了有你一份。”他对我是商量和诱导的语气，这一点使我感到亲切，我决定跟他去长长见识。后来才知道，做一笔大生意，要等到夜里才进行。白天，他们四个人分头去扒窃，因为是各自寻门路，用不着别人插手，我没有机会去领略小崇明所说的“蜻蜒点水”的本领，我继续留守那一堆不动产，百无聊赖地了望那边的网球赛，我的目光跟定了网球的线路闪来闪去，好比我也参加了那边打网球的游戏，来打发那无聊的时光。
原来，他们每人都备有一个刮胡子刀片在身边，白天，小崇明手气好，他用小刀片寻到一只小提包，掏出了六十多块钱，里头还有一张皮包主人的照片，我们几个人用乌焦巴弓的手传观那张美人小照，一个说：“这小娘们还算标致，不像是姨太太。”他没有猜测女主人是野鸡，多半是这里头存有六十块大洋的缘故。
照片传到宁波佬手里，他说：“我看这女人有三十好几了，配把我，我还嫌她年纪大咧。”他是用“酸葡萄法”来抵御自己的欲念。
三喜子用乌黑的手小心翼翼地捏紧照片的一角，做了一种馋猫的鬼脸：“这张照片归我吧，配给我正相当。”说罢，便把照片亲一亲嘴。小崇明却一把抢过来，使劲擦去那上面的污染，很不客气地说：“这是我的进账，我要留着她做纪念。有朝一日遇着这个小美人，这个小照就是一份见面礼。”
看来，他们的兴趣完全被这张照片吸引了，它的吸引力超过了六十多元的意外的大笔收入。我被他们的赤裸裸的单相思的表演，引得几乎要笑出来，结果，我想要看看这张美人照究竟有什么魔力，也没捞着看一眼。
四 上贼船
正在他们为着一张小照闹得要翻脸，大师兄回来了，他的部下再也不提那张照片的事，而是在他跟前争着展示各人的战利品，小崇明抢先把六十多元钞票全部交到他手里，大师兄很满意，夸奖了几句，然后是三喜子手捧零碎的硬币和角票，有点泄气地声明道：“他妈的，加起来还不到三只洋。”
大师兄却慰勉有加，并不在意，说：“有三只洋就算不错了，譬如勿着。——你大概碰上了个电车卖票的，这些人口袋里只有零碎票子。”然后，他没忘了给我讲扒窃的要领，对我说：“我不是说过吗？看准肉头，有没有眼力是极重要的。”
宁波长脚的战利品，是一顶童帽、一顶呢帽，到旧货摊上脱手，至少可换一只洋，此人利用他长脚的优势、专门从事“抛顶功”干活的。这个专有动词老早死亡了，当年它是指守候在电车站，在车子刚刚启动，贼骨头伸手到窗里摘下乘客的帽子，专干这一行的叫做“抛顶功”。长脚大概看我个儿小，他这门绝技始终没有教我。我的不肯学，还由于我初到上海，有一次坐有轨电车，戴在头上的一顶新帽子，忽然不翼而飞，我自己是“抛顶功”的受害者，所以有一种郁积的反感。
由最高领袖来分配所有的战利品，小癞子说：“这六十块钱么，十块留给小崇明自己花，其余的，二十块孝敬我们的老头子，剩下的，我们到饭店里美美地吃它一顿，算是欢迎新来的小兄弟。不过不许喝酒，晚上还要干活哩。”他指指扔在麻袋上的帽子，说：“这两顶帽子，换了钱你自己零花吧。”
我觉着小癞子的分脏方案很合理，他照顾了小团体，又照顾到个人利益，这儿实行经济公开，不准打埋伏，不许攒私房，只是实行的吃光用光政策，江南人所说的“脱底棺材”就是如此。结合他方才对“零碎票子”的分析，以及选择肉头的重要性，使我信服了：此人确是黑社会里出色的领袖。
从他说要拿出三分之一的钱去孝敬老头子，我懂得了，上海黑社会的头头们原是靠下边的小流氓养肥了他们。
在小癞子的率领下，上午十一点多我们就开进了一家老正兴饭馆，这是属于中档的有点名气的本地馆子。出发之前，由三喜子从坟墩上请了一位拾垃圾的小姑娘，把那堆“宝货”托她保管，他抓了一把分头钞票给她，表现得很慷慨，小姑娘感激不尽地答应做保管员。
我们进了老正兴，小癞子让我坐首席，并且授权给我，由我来点菜，我以为这是他为迎接我表示对我的尊重，我真有点受宠若惊，不好意思。我固辞不就，他歪歪嘴，挤了挤眼，那眼神能说话，我方才敏感到，他的要我点菜啦，坐首席啦，是看中了我身上穿了一件长衫，好让店里的伙计不把这批食客看作是小瘪三。我的天呀，想不到身上这件长衫今天在这儿派了大用场！我为自己的打扮受人尊敬，微微感到得意。
这一顿午餐自然很丰盛，是我进入这个大城市以后第一次享受如此丰富的菜肴，我的狠吞虎咽的吃相不会落在哥儿们的后面。不过，当我一想起装在小崇明内衣口袋里的那个不幸的女人的照片，这时正在家中哭泣、伤心，多少损害了我的胃口。
我们桌上的盆子碗盏里的东西一扫光，吃得只只碗底朝天，这时宁波佬眼观四方，若有所失地说了一句：“真可惜，我们忘了带个小铁筒来了，那边桌上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吃”
大师兄怒目瞪了他一眼，抹一抹油腻的嘴说：“难得做一次阔佬，你这副寒酸相，马上露出穷哥儿们的马脚来，滚你的吧！”
我看见宁波佬的脸刷地红了一阵，不过临离开老正兴，他的那双贪婪的眼还是意犹未尽地往那张桌子扫描了一下。
夜幕降临了，我跟随小癞子出发去爱文义路，除了我，宁波长脚也去了，一共三个人。派我的差使是在弄堂口望风，就像未庄的阿Q进城以后担任的那种角色。我跟别人去作案，心里着实犹豫了一阵，我考虑到自己是个革命者，干这种不光彩的事儿跟我的身分是极不相称的，我又想起从老家来到上海的前夜，外祖父谆谆嘱咐我的话：“年轻人到了那个地方，有堕落成瘪三者，有寻花问柳毁了一生者……”如今可不能应验了他的话。不过后来我还是跟着去了，当时找到了两条为自己开脱的理由，一条是我已吃人家一顿美餐，完全是吃白食性质，应该作出点贡献报答大师兄的义气，另一个考虑，我的望风，只是个旁观者，我并没亲自去偷，似乎比贼骨头要纯洁一点。这样，我自觉自愿上了贼船。
我们来到爱文义路沿街的一家，这时家家窗口都有灯光，唯有这户人家不开电灯，表明他家中没人。上海居家的格局，石库门前院是紧闭的，进进出出走后门，小癞子领我们来到这家的前院，让我在支弄里离这家石库门不远的地点放哨望风，观察是否有人从进弄的人行道折入这条支弄，如发觉来人有点异样，就要我向院子里发出“告警”的信号，他们就立刻从后门逃之夭夭。好在小癞子并没有要我在院墙外边接里面偷出来的衣包，这一点我跟阿Q进城干的营生有本质的区别。
我看见宁波佬和大师兄很轻巧地翻过院墙，乘着无灯的黑暗，我看见小癞子站在长脚的肩头上。——院墙外，其实看不见宁波佬的身子，只见小癞子的身子露出墙来，离那个二层楼人家的阳台还有一人高，他伸出手，往上一跃，一只手刚好抓住了阳台栏杆的一根木档子，活像一只松鼠那么轻捷、利索。我的心被他的惊险动作吓得别别跳，直至他跨越过阳台的栏杆，我总算松了一口气，心也不跳了。这时我才想起派给我的任务，赶紧注目观察拐进支弄的行人。“他得手了。”我心里为他祝福，同时我也明白了，像宁波佬的高度，在这个集体里是大有用处的。
本来，我以为站在弄堂口望风是一件轻松活，没料到我在小弄堂里望风，比登堂入室的扒儿手还要紧张，倒不是我胆小，只因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并不少，加之夜晚的黑暗，很难观察到来人的面部表情，由于我心虚，总以为来者不善，使我更觉着紧张的是，心理上感到这份差使毕竟是不光彩不名誉的，从小接受的道德教育使我心虚，使我战战兢兢。
忽然我见到一个戴警帽的穿了一身警察服装的人走近来，我还没看清此人的面目，就赶快向里院发出警号。小瘌子事先给我一个小玻璃瓶，如有异常情况出现，即将这玻璃瓶扔进去，作为报警的信号。我看见来人是巡捕房的警察，不免心慌意乱，连忙扔掉瓶子，我把瓶子扔过墙去便赶忙溜走，还没走出支弄，刚好跟这个穿警服的人照面，借着二楼住家散射出来的灯光，我才看清此人并非警察，而是着的铁路员工的制服，他是刚下班回家，一脸疲惫的急于回家的神气，我不必躲避他，但又不能回到作案的院墙外发出解除警报的信号了。这一点是小癞子的疏忽，没有事先告诉我纠正讹错的信号，我只得怀着遗憾的心情赶快离开这里，这时我奔得很快，我不是逃脱警察的眼光，而是赶快逃脱小癞子和宁波长脚的追捕，由于我的粗心大意，破坏了他们快要到手的财物，他们一定不会放过我。
从此，我跟这个扒窃集团一刀两断了。
五 一幅流民图
我跨过爱多亚路，对面便是法界，利用英、法两个租界的不统一，对从事革命工作者是很有利的，刚才。我跟小癞子在英界作案，如今来到法界，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我一个人一面走路，一面思考，幸而我丢了那只小玻璃瓶，这样跳出身来倒好，那二楼的不知姓名的人家幸免于劫，可不知我扔的信号管不管用，他们在里头是不是听着了？这时我担心的是，生怕小癞子听不见那个信号的声响。后来，我又十分佩服小癞子的细心和科学头脑，就以扔小瓶子这个小对象而言，就凝聚着他的智能和经验，因为小玻璃瓶粉碎的声音，是一种特异的强刺激音响，是凝缩了的爆炸声，这种声响清脆但音量不大，又传送不远，不会惊动左邻右舍，只有他跟宁波佬能听得见。我能想象，他们两人在听到这个声音后，马上从后门突围而出的狼狈景象。
我又回到霞飞路上，朝着国泰大戏院的朝东方向走，有意避开竖立广告牌后的无人地带，在这大上海的大千世界里，哪儿是我的归宿？我开始寻觅一个可以睡一宿的地点。
这时，我忽然羡慕无家可归的小惠家的新发明来，他们寻到马路边的大水泥管安家落户，那是个不付房钱的美妙的住宅，又是个天不管地不管的好地方。我走了好几条马路，特别留神上帝安排在路边的圆筒形“房屋”，可是，在这繁华的市中心区，闲置在路边的排水管一个也没有，而我却走得够疲乏了。我又想起法大马路是流浪人的理想的“夜店”（现改名“金陵东路”），因此处沿街两边建造有三四尺宽的有屋顶的长廊，我来到这里，发现这一带早就“客满”，但见男女老少挤得满坑满谷，几乎没有插足之地。我惋惜地责备自己：我来晚了。
我只得另寻个僻静的去处，我很快发现，在一家店堂面前还有一处磨石子台阶勉强容得下一个人的位置，而我的身材幸而是苗条短小的。将就点吧，一个人落到这般田地，到哪儿去寻找个僻静的地方呢？上海这个地面，连广告牌后边的空地都有一方土地占着呢，这儿可不会出现老头子吧！
我就从人堆里走到那个店堂门前，看见这丬店的牌子写的是[永泰参茸店]，我开始坐着，背靠参茸店的栅栏门，仔细观察周围的散发着汗臭的东倒西歪的人群。如果计算一平方米内居住的人口密度，恐怕要数法大马路的密度占世界第一了。在这免费的“夜店”里，大多数人都熟睡了，人与人之间紧挨着，但还可以看出这儿是无数小家庭的大汇合，长幼有序，男女各别，固有的伦理关系来到无墙无遮拦的人行道上，还是没打乱。我看见睡着的人们的脸部，并不苦恼，跟寻常人一样，看不出困顿的命运留下的痕迹，还相当一致地表现出坦然和某种满足。大概只有在睡梦里，他们的精神才从穷困和忧患里找到了解脱，复归到人的本来面目。
这儿黑压压的一片是什么样的人呀，他们不像城里人，从他们压在身子边的大包小包，还有锅盆瓢勺，可以判断，他们是从农村逃亡出来的难民，如果是本地的“瘪三”，他们总少不了麻袋和洋铁罐这两样东西，而他们却没有带这两件“宝贝”。
我还看见有的妇女怀里抱着婴儿；有一对母与子离我不远，蓬首垢面的母亲已经睡熟了，敞开着一只乳房。而饥饿的孩童却醒着，用一只手抓住干瘪的乳房在吮吸。
我累了，我没有心情去弄明白，眼前这一幅流民图，是从我国的什么地方，漂流到这个茫茫人海中来的。我却没想到，我自己也作为流民的一员挤在他们的行列里，还不知流到什么时候了结。我真懊悔，不该丢掉长城书店的职业，我是不配去做职业革命家的。我怀着颓丧的情绪脱下身上的长衫，铺在身子底下，就在永泰参行门口的磨光石子台阶上躺下来，非常有趣的，一阵南风吹过来强烈的中药材味道，里头也有参味呢。参味的香风使我神经兴奋，思前想后，很久很久不能入睡。
当东方刚露出一线晨曦，头班电车响着急骤的铃声驰过我们的身旁，那铁轮仿佛辗过我们的身子，凝固的静态的流民同时抬起了迷惘的没睡足的脸，仿佛死过去的人们纷纷变成活人了。我急忙披上我的那件长衫，想早早离开这个汗气夹杂着中药味的铺位。
忽然，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太拉住我的长衫，向我恳求似地说：“我问你一句话。”我说：“你问吧。”她说：“你先生还没成家吧？”我不知她问这个问题什么意思．我不经意的“嗯”了一声，表示我没有。
“你要不嫌乎，喏，我的外孙女，一同出来逃荒的，才十七岁，一路上，我们没法养活她，想早点替她寻个老实的男人，不叫她跟我们去讨饭。”说着，老太流下两滴眼泪。推一推身跟前的一位又黄又瘦的中年妇女，对她说：“你看呢，这个少爷，他要是肯，就让他带了去吧，免得二妞跟我们一起活受罪了。”中年妇女瞪大眼睛把我看了又看，大概又是我这件长衫使她相信我是个落难公子了，她不加思索地说：“是呀，你少爷在哪里做事呀？”我不便说自己也是流浪汉，临时说了一句谎：“我在报社做校对。”她们不懂我说的职业是干啥的，但晓得我是有职业的这就中了。二妞的娘说：“我姑娘，你看看吧，长得俊俏能干咧。人不到这种田地，做爷娘的也不肯卖儿卖女。看在她奶奶、妈妈逃荒在外，只须你留下十块大洋，总不能说多吧。一担米买个黄花闺女。俺做娘的从小把她拉扯到这么大……”
就在她开价钱的当儿，老太便把十七岁的黄花闺女拉到她母亲身边，这个姑娘有着朴素的自然的美，大概几天没洗脸，饥饿和奔波消蚀了青春的光泽，就像一支枯萎了的花，看不出她的俊俏来，一副孩子的羞怯面孔，蓬乱的“刘海”遮去了一只眼睛。我根本没有拍板成交的念头，我只有怜悯和悲凉，不要说我身上没十块钱，要是我真拿得出，也绝不想拣这个便宜。当我看到这个刚刚发育成熟的农村姑娘，她的未来的命运不是拍卖给姓王的，就是拍卖给姓李姓张的陌生人，使我正面看她一眼的勇气都没有。
二妞的母亲以为这笔买卖一定做成了，她捏着女儿的手拉近我的身边，说：“来呀，把你领到这个大地方，再给你寻个好婆家。”那姑娘的眼神还没领会母亲和外婆的计谋，有点木呆地朝我瞟了一眼，老太说：“你看我这个外孙女还配得上吧，和面推磨缝缝补补她全会，只要给她换一身象样一点的衣裳，就是个出挑仙灵的小媳妇咧！”
为了免得她们失望，我没有勇气拒绝这番美意；最后我终于坚决地说了个“不”字，我说：“我自己不比你们强多少，我也是个逃难的呀，我自己都混不出口饭吃，我哪能……”
我还没来得及看到她们脸上的绝望的表情，从急驶而来的十多辆摩托车上跳下来一群戴着粪桶帽的安南巡捕，他们一面吹着哨子，一面挥动警棍，冲入廊檐下的难民群，吆喝着撵走他们，难民们慌乱地收拾草席卷和锅盆瓢勺，家庭的结构冲散了，大人叫，小孩哭，都不知道奔向哪里，形成一片混乱的夺路逃生的恐怖场面。面对这三个女人，在洋人的欺凌下，只有我是个男子汉，我不能撇开她们溜走，一种见义勇为的锐气使我挺身而出，我卷起长衫，替老太抱一卷草席的铺盖，二妞赶快挑起一副挑子（一头是一只木箱子，一头是小铁锅和碗筷之类）。我领着她们冲出重围，向天文台方向奔去。
我带她们拐进一条弄堂，歇下来，我对她们三代人说：“租界是外国人的地方，他们专门欺侮中国人，这里你们很难混下去的，对不起，我只能送到这儿了。请听我一句话，我看她人俊又很能干，你们怎么舍得卖了她呢？上海这个地方，有人买下了女子，又高价转卖到窑子里去，叫她永远受罪。今天你幸而碰上我，否则你要悔恨一辈子咧。”我说到这儿，老太捞起大襟的衣角揩眼泪，而那个姑娘却以感激的微笑望着我。
我打算就此告别，二妞的娘拉住我的长衫，说：“碰上你这样的好心人，真不易咧！二妞跟你去，我放心了，我一块钱也不要，二妞，你尽管去。”我迟疑地摇摇头，说：“你们是哪乡的？”“我们是安徽阜阳来的，淮河一场大水，许多村庄都冲得没影了。”我又问：“你们家的男人呢？”
老太太沉下脸来，说：“她爹跟我们一同到了南京的，为了养活我们，他卖了壮丁，一个联保主任给了两担米的价钱，他爹留下钱，自己当兵吃军粮去了，是他离开我们的时候他关照的，说是下了江南，碰上个好主儿，就给二妞寻个人也好。”
我必须坚决回绝她们，我感到没有任何力量帮助他们脱离苦海，连稍稍改善一点他们的生活也做不到，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她们对我的信任和希望，心里又不忍。我只能掏出身上所有的款项，可怜，只有一块四角了，我把这一切塞在老太的手里，扭头便跑开了。当我像逃脱噩梦的追逐，跑得离她们很远了，我一个人止不住哭起来，这不是为我的干瘪瘪的穷困而哭，也不是舍不得跟她们分手而哭，至于为什么哭呢？我自己也讲不出。
六 寻找组织
这时我身无分文，真正成了“赤贫”，三天的流浪生活使我灰心丧气、精疲力尽，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身上唯一的值几钿的东西，就是这件长衫了。如果脱下长衫，那就更像小瘪三了。加之拿这件长衫进当铺，由于它皱了而且多日没洗，至多给我三、四毛钱，这三、四毛钱花在外白渡桥下的“无产者饭摊”上，只够喂饱两顿肚皮的。
我唯一的出路，只有找到组织才有生路。我顾不得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我考虑再三，就在一家银行的柜台上打了一个电话给长城书店的小孙，他是跟我一同参加了青年团的。
我是怎么跑进银行大门的呢，本来我是打算去找跟我一起编《职业生活》的新华银行的屠廷容和张志勤，去向他们求援，而他们的工作地点是不保密的。我进了银行的大门，看到那建筑宏伟壮丽，白天还开着大灯泡的电灯，进进出出都是穿西装的，坐在柜台里面的职员一个个庄严肃穆，鸦雀无声，只有算盘在的的笃笃作响，发出银钱业特有的音乐。我自惭形秽，好比是一个放牛娃走进了荣国府。柜台里有四、五十张写字台，每人都不肯抬起他的头，即使在大灯泡的强光下，也难以辨认出我的朋友来。加之有一道横贯整个大厅的弧形的长城，隔开了两个世界、两种人类，我没有勇气呼唤他的名字，假如我呼唤谁的名字，只会引起他的同事们的怀疑。不可造次，不可冒失，内心里发出的警号逼迫我只得悄悄离开新华银行。在离开那个环形的柜台时，我发现在柜台的两端，安放着电话。那个时代，尚无公用电话，只有这儿的电话是公用的，不过跟如今的公用电话不同，一是不收费，二来它专给客户提供方便的，我想，凭着我是长衫客，冒充银行客户还混得过去。于是，我抓起电话来就拨号，而我记得住的电话号头，唯一的只有我在那儿做过店员的长城书店。
电话打通了、小孙在电话里听出我的声音，显得惊喜而带点紧张，我从对方回话的情绪里，可以判断他没出问题，这一下我放心了。但在这个公共场所，我不能讲真情，我只能说：“请你在今天下午二时左右到法大马路永泰参行来一趟，我有要事跟你谈。”为了表明我是银行客户的身分，我还加了一句：“我手头钱不够了，来的时候带一笔款子来。”事实上我身无分文，确实急需钱花。这几句台词预先毫无准备，直至抓起话筒才临时想出来的。我轻轻放下话筒，就像放下两百公斤举重的扛铃，心里变得轻松了，但快步离开银行时，又像偷了柜台里钞票的小偷，生怕被他们捉住。
当天下午我准时来到永泰参茸店的门前，这是个使我神经颤栗的地方，这时却变得风平浪静，只见地上抛散的破草帽和断了把的调羹之类的用具，我刚刚在这儿遭遇了一场不宣而战的侵略战争，如今还留下没有完全消失的鞭打难民的痕迹。
发现小孙比我早到，他以为我在永泰参行做小伙计咧，他先进了店堂看看，没有看到我，才疑惑地站到门外。我在门外面见着他就像见着了救命星，快活得简直想拥抱他。他不知道我只是在门前的台阶上做了一夜天的临时旅客。我把我如何脱离组织的情况告诉他，我在外边流浪了三、四天了，身上一个子儿都不剩，请你赶快转告团的区委组织。小孙重新打量我的衣着和面貌，无限深情地说：“我差一点不认识你了，两只眼陷进去好多，大概你也没洗过脸吧。”没有镜子，我不知道自己变成什么模样，被他一说，我心疼地用手摩一下脸颊，结果又让他看到了我的污黑的手，我强忍住快要淌下来的眼泪。
他交给我五元钞票，很抱歉地说：“我不知道你流落街头，我只带了五块钱，我的积蓄全在这儿了。”
“你把我的困苦也请向组织反映，上个月给我的生活费，离开我住所的时候，剩下不到两块钱了。”
他还告诉我：“五个月以前你不辞而别离开长城书店，老板急着打听你的下落，并且打开办公桌所有的抽屉和保险柜，查一查是不是临走之前偷窃了什么钱财。”这就断了我的归路，我本打算向他提出在长城书店柜台上借宿一宵的建议，这时不得不打消了这个念头。
最后相约，组织上今后到哪儿去找我。我是个飘泊无常的人，最后商定，依旧在永泰参行门口，时间是五天以后的下午二时至三时之间，要是上边派的人不认识我，就由小孙陪同前来。我选定永泰参行的门口作联络点，因为法大马路不但是流浪人的天堂，还是地下工作者的牡丹亭，可不是吗？这儿的人行道真可算是“上有天堂”不怕风吹雨打。五十年后我还记住这个不朽的商店门牌，就因为我在这片土地上看到了人生最悲惨的一幕，九个小时以后，这儿又成了我苦尽甘来的转折点。
现在我有钱了，唯一的一件长衫用不着进当铺了。我精神上一下子跳出了小瘪三的行列，口袋里的五块钱叮当作响就使我升华了。
我先奔到外白渡桥的“无产者饭摊”去美美的吃一顿，已是下午四点光景，从早上醒过来，至今还没什么东西落肚呢。吃罢既非午饭又非晚饭的一顿大杂烩，马上感到浑身是劲，我打算先至韬朋路的足球场会会多日不见的小哥儿们，然后去怡和纱厂单身宿舍找连弟去，她是被我活生生撵跑的，心里可一直惦念着她。
当我来到那熟悉的旷场，天色快黑下来，小足球队大概都散去了，煤层场地上空荡荡的，我所认识的小朋友一个也没有。我急于想知道把连弟撵走以后，她回到厂里怎样了？我何不找新怡和纱厂的团支书，她们是一个厂的，团支书小刘和她丈夫又都参加营救她的行动。我就拐到新怡和的团支书小刘家去，这是她新婚以后自己出租金租下的房间，我进入这个洞房，小俩口当然热忱招待，问我吃过晚饭没有，我回答时慢了半拍，小郭就一个鹞子翻身，连忙从小阁楼的扶梯滑了下去。我为什么回答迟疑了呢？就为的我今日吃的那顿大杂烩，说它是晚饭太早，说是吃中饭又晚了。要说没吃过吧，挑选这个家家户户吃晚饭的时刻走访朋友，又羞于启齿。
我来至阁楼上，小刘马上打开了电灯，这是一盏什么样的电灯呀！它的光亮好比清晨拉粪车的车把上的油灯，灯泡稍许比电筒的灯泡大一号，凭着这可怜的微光，我才看得清这个洞房竟没有新婚必需品的“床”，他们的“床”就是搁小板凳的地板，靠墙根的被窝卷如今成了“沙发”的靠背，称得上家具的只有一个矮腿方桌，一只澡盆，后墙放着两只红色的板箱，箱子上放着盘盏、茶杯和一面镜子，我真钦佩中国工人的智能和美化狭小空间的适应能力。这几样家具又是床，又是沙发靠背，又是箱子，又作茶几和柜子，白天是板凳，晚上是床……这岂不是一物多能、一地多用吗？
小刘透过暗淡的灯光看出了我的消瘦和狼狈相来，关心地问我：“你生了病吗？”我说没有，接着问她：“这几日你可见过秦老师吗？”她说没有。我知道，这一阵子秦老师不会到女青年会夜校去，不过我不便说明。我接着问她：“连弟正式上工了吗？”她说：“上工了。工头不叫她看车，只是叫她搬纡纱，这是对她的处罚。”我关切地问：“为啥要处罚她？”
“还不是为的她那个胡涂的爸爸？旷工半个月没给工头请假。”
“那么，她的伤全好了吗？”我又问她，她从我的一连串的发问里闻得出我身上的气味，摸得着我的心，她的回话就明显地露出她自己的感情和倾向来。
“我看她不怎么样了。她跟我说了，是在你家里养好的伤，她还说了你许多好话，说着说着还流下眼泪咧。这个姑娘，很要强，又很多情，很懂事了。你待她那份好意，她怎能不放在心上？不知为啥把她打发了？我看你瘦成这个样子，差一点我都认不出你了。有个人侍候你不是很好吗？”她说得有理，但为啥打发她回厂，我怎么能说领导人出了问题呢？我必须镇定自若，做出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样子，说：“我是怕被人说闲话呀！”我听得出小刘的话里有“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美意，我说这句正人君子的假话本可以搪塞过去，谁知她抓牢不放，又追问下去：“是不是你们吵过架了？是你看不中她吗？”“没有。”我这么回答得干脆，反而糟了，因为我跟连弟的关系不是我看中看不中的问题，目前还只能说是同情她的阶段。小刘以一个过来人的资格说：“要是没吵过架，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一定哭过了。”她的观察完全正确，不过她作出的推理实在太离谱了。我又不便纠正她，又无法再把刚才的谎言贯彻到底。我只是传达了秦同志的意见：“早点把连弟吸收入团吧。”这样就把话岔开了。
想不到小刘所提供的这个情况，加速了我从同情她发展到爱她的过程，这句话在我心头激起了爱欲的波澜，我一下子感到，一个单身汉生活是凄苦而孤独的，似乎需要有个贴心人做伴侣，我心里念叨着：这个姑娘值得我去爱的，她对我爱得那么深，掏出了整个的心！我很懊恨自己的薄情。这个突然的转变使我激情满怀，又迫不及待。为什么在此时此地产生感情的激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恨不得马上去找寻连弟，向她表白我的爱心。
我并没听到门口有人进来的动静，小刘欣喜地说：“阿长回来了。”阿长便是跟我们一同闯入唐老虎公馆的小郭，他是无锡人，平常在家里，妻子喊他的小名：“阿长”。他是穿拖鞋出去的，走路可没一点响声，他妻子怎能在他没进门时就判定他回来了呢？我还没来得及研究出答案，阿长已经爬上了阁楼，他买了好几种猪杂碎的熟食和里头有小鸡但未孵出的喜蛋，手里还捏着一瓶酒。他真算是大手大脚的，一定花费了不少钱，叫我很过意不去。
我们三人，盘腿坐在地板上，共同享受丰盛的晚餐，阿长夹一个喜蛋给我，怕我不敢碰那里面的小鸡，特意劝导我说：“如果鸡身上有毛，一样好吃。吃了补身体的。”我怀着好奇，剥开一看，里面果然毛茸茸的，简直要我做茹毛饮血的原始人了。我表现了迟疑和畏缩，小刘在一旁鼓励我：“看你这么瘦，没钱买补药吃，吃点这个也好。”我反问她：“难道你也吃的？”阿长在一边帮腔：“她起初也不吃，我说吃这个就容易怀孩子，我还当场吃给她看，她才吃了。”
小刘的脸不由得红了一阵，羞怯地说：“说它补养我信，说它能有喜我说勿灵，我吃的不少了，可一直……”话没说下去，她自己剥了一个喜蛋往嘴里塞，一面皱着眉头说：“要是有喜，恐怕也是死胎。”说得我要笑，可是不能不佩服这个女人的勇敢不下于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在谈笑中间，他们关心地问起红军现在打到哪儿啦？我总是宣传红军打胜仗的胜利消息鼓舞士气，即使红军退出老根据地，我还是这般说。
酒瓶倒空了，我打算起身，特地问明连弟住在哪号工房里，小刘详细告诉了我，我答应马上去看望她。
我带着几分醉意，乘着夜色，离开了这个灯光如豆的温馨的洞房。
一个人踯躅在杨树浦的不知名的马路上，我记起阿长这一对小夫妻在我们一同去内外棉五厂的路上，看着他们形影不离的亲热样子，很使我动心。今晚他们又以小家庭的甜蜜感染了我，不由得使我产生了羡慕之情，我开始将连弟与小刘做比较研究，比她们的身材、面相，比她们的文化教养，比她们的爱情的不同表达方式，就是没有比她们的政治觉悟如何。夜晚的风有点儿寒意，进行比较以后，我不禁有飘飘然之感。
也许还是酒意未醒，而自己的潜意识却在隐隐中提醒我：这儿离我的故居不远，何不回到恒安坊去看看。我离家出走有一个星期了，难道特务还会坚持在那里打埋伏吗？我的两脚不由自主地踏上归家的老路了。——这时，倦鸟归林的情绪比寻觅连弟还强烈得多。
我循着回家的路往恒安坊走，一个月花三块钱房钱租的那间灶披间，同样是我的家呀。我匆匆地扔了它，这几天流落在街头，朦胧地觉得自己做了一桩傻事，干吗自动流放呢？想到这里，我的脚步加快了，熟门熟路，我又回到了恒安坊的旧居。当我走进弄堂，还没有拐到自己那幢房子跟前，一阵心悸使我放慢了脚步。是酒醒才升起了敌情观念，还是敌情观念诱发的心悸冲淡了醉意呢？总之我心中升起了冒险地试探一下的冲动。
我快走近自己的家门，先摸摸口袋里的钥匙，钥匙还在。这幢房楼上几层的窗子里都开亮了电灯，只有我的灶披间是漆黑的，我没有勇气走近它，以为黑影里恐怕有埋伏吧，那我就是自投罗网了。而恋旧的感情，不甘心失落的冲动还是让我走到了那灶披间沿行人道的窗下。首先发现我临走时匆忙，忘了拉窗帘；正是我当初的失误，如今给我可以看到里面的便利，我的天呀，那里面一切依旧，我多么熟悉它，多么爱它，但不是用眼睛，全凭经验的感觉，似乎那里面没有发生任何变动，我只要用钥匙开开门上的锁，我依然是这儿的主人呢！如今追思往事，在这关键时刻，我竟变得胆小如鼠，竟不敢把钥匙去开门，总以为里头一定住着准备吞食我的虎狼，一种求生的本能制止了我的冒失。
其实，那里面我什么也没看到，屋子里黑洞洞的，总觉着特务和警察躲在黑影里等着我去上钩，我的头不敢贴近窗台，心跳加速了，没有姓名的特务的幻影却放大了。我气喘吁吁地赶快掉头离开那个地方，临别的时候比八天以前离家出走时还要狼狈。
夜深了，大概已经下一点了。我还没有寻到归宿的地方，我猛地想起马路边的水泥管道来，开始沿着冷落的马路寻找没埋入地下的大口径水泥管。在一个十字路的马路边，终于发现有好几根做下水道的水泥筒，它的口径比小惠家的小一些，里头困我一个人还是绰绰有余的。我很满意地钻了进去，横下身来，我知道睡在这样的地方是艰苦的，但我是仿效小惠家的生活方式，觉着开辟那么一个住家，一定很新鲜、很有趣，为什么不亲自试一试呢？药厂里的大木箱，我不是也睡过吗？
很快我就沉沉地睡死了，这一次倒有了一项新发现，悟出一个道理：在睡梦中的人生是叫一律平等的，不论是席梦思、棕棚、塌塌迷、大篷车或是石头缝和洞穴，也不管男女老少，贫贱富贵，当你疲劳不堪睡着的时候，种种差别都一齐抹平了。
七 男女青年会
孙大光（即小孙）在电话里通知我，在五天后组织上正式派人来与我联系。这五天中我还得继续流浪，不过有了这条定期的信息，在我心灵上划出了一条前后分明的红线，在划了红线之后，自己在精神上就觉着换了一个人，不再是走投无路，像个没头苍蝇似地乱碰乱撞，心情也从自轻自贱变得神气活现、轻松愉快，日子好过多了。
一方面，又觉着这五天的光阴很难熬，指望早日脱离一贫如洗的生活，但却还得做地地道道的瘪三，这种生活要我再过一天都感到不能忍受，要熬过这五天，是多么漫长，又多么无聊！
我如何打发这无聊的日子呢？
忽然想起，申报图书馆我好久不去了，何不到那里去消磨这空闲的时光？可惜那张借书证不知失落在哪儿了？
但我还是信步来到中国国货公司隔壁的那个熟悉的图书馆，大踏步上楼去。
负责借书登记的那位老先生还认得我，他从深度近视眼镜里热情地跟我打招呼：“你有一年多不来了？”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和热爱，但我不能说实话，我说：“是的，我不能到这儿借书看，精神上就感到贫乏和空虚，我害了一场病，病刚刚好我就来了。”
老先生万分怜惜地说：“我看你的身子还是虚弱的，你先坐着，你把借书证给我，现在要换新卡了。”
我知道我的谎言是有一定基础的，小刘昨晚就说我生了病，而如今我又带着堵塞的流涕的鼻子（一定是睡在两头通风的水泥管里得了感冒了）。
很遗憾的是，我拿不出借书证。老人家对我特别通融，他同意借书给我，只要在借书簿上写上我的姓名。我说：“那么，我不借走，就坐在这儿的阅览室里看，看完了当天就还。”他还以为我很守规章，很用功，他哪里知道，我已经是个无家可归的人，我是借你一块宝地，消磨时光的。
比起法大马路两边的“天堂”，这儿才是名符其实的天堂哩，这儿有座位，又很安静，还能挑选我喜爱的书读；我就坐在角落里消磨了一个下午。
到了黄昏时分，我从精细的视察中发现了可以钻在里头睡大觉的地方，这里无风无雨，有现成的废报纸给我做地铺，那是这幢大楼图书馆与它的邻居国货公司分隔开的中间地带。晚上，图书馆锁门闭户的时候，我就藏到这个三不管地带，在这儿终于物色到我的安乐窝。我后海为什么早几天就没有想起上海滩有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个图书馆在我最孤寂的时候给了我多么丰富的精神世界，而现在又给我提供了一处理想的避难所，我对这位创办这图书馆的史先生就产生了无限敬意和感激之情。直至一年以后，我从一位参加互济会工作的老同志那里知道，史先生在沪杭线上被国民党特务暗杀，我悲痛之极。告诉我这个噩耗的难友还告诉我，史先生生前曾捐献巨款，作为救援政治犯的基金，我头一次去小何家中，由小姚交给他一笔钱，给关在西牢里的小何的父亲。那里头就有史量才先生的贡献咧！
第二天我就赶到新怡和纱厂的养成工宿舍。
这儿我头一回来，这宿舍的结构跟唐老虎公馆不一样，这里外边有堵围墙，里面有四五幢三层楼的弄堂房子，进入那道围墙的门，有一个很凶的老太婆守在门口，她看到来宾是男人，就怀疑他们都不是好人，不是想诱拐少女，就是东洋人派来挖小姑娘去做包身工的。围墙里全是女性，十足是个女儿国，就由这个牢头禁子严格把关，来保持女儿国里姑娘们的纯洁和老实。
牢头禁子上下打量我，问长问短，我在不久的几天之前编结谎言很有一套，今天我却没咒念了。后来才明白，由于我开头没有把连弟说成是我的直系亲属关系，我的回答吞吞吐吐，更令她生疑，不管我说了多少好话，甚至尊称她是我的老祖宗，忍气吞声地向她哀求，她还是不让我进去，也拒绝去传呼何连弟。我只得退了出来。
我急于和连弟见面，好让她对我放心，没想到偏偏……当我懊丧地往回走，我追悔在我们朝夕相处的那段日子，爱情在敲我的门，而我却白白错过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直至自己急着要去向她表白心里的成熟了的爱情，却又被难以逾越的银河隔绝成两处。唉，唉！中国成语的“阴差阳错”，大概就是指这种两头倒霉的情况。
盼望已久的那个日子终于到了，我老早就守在永泰参茸店的门前，从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发现孙大光和他陪同的组织上的人。出于意料，前来接关系的竟是一位女性，当我远远地认出是她来了，我是用欢呼的姿态快步迎了上去。她，正是打发我快速丢开家的秦老师。见了她，一肚皮对她的埋怨（她没说明我离开了住处，怎么和组织取得联系；她没有给我留下必需的生活费，也没关照我出门时随带些什么东西……）就一笔勾销了，我有多少话要向她倾吐呀，就像一个被抛掷在街头的流浪儿忽然扑向妈妈的怀抱，过去几天经历的苦难只化为几滴眼泪，被我一下子抹去了。
她第一眼看到我，楞了一下，莫非看见我模样大变了？其实我还是穿的那件长衫。她轻轻地说：“是组织上叫我来寻你的。——怎么样？把你落魄成这副样子。找个什么地方谈谈吧？”我们就不言语地一同朝西走去。
我心里准备着许多话要向她倾诉，做小瘪三，做贼骨头的事要不要告诉她呢？我打算问她：这些日子她是怎么过的？遭遇了这一场突然事变，失落了最最亲爱的丈夫，她还是从容不迫地熬过来了，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坚强的女同志呀！
我们来到法国公园，两个人坐在一棵大树下，装成一对情侣在谈情说爱的样子，她对我说：“小姚在里头半个月了，他所知道的外边的关系，都没有遭到破坏，组织上对我说，这是小姚在被捕后没有口供的证据，证明这个同志经得起考验的，要我继续去工人夜校，继续把纱区团委的工作抓起来。组织上正在想方设法找到你，刚好这时候沪东区委转来你的消息，他们要我马上跟你联系。”我看到她的面色是欢快的、开朗的，为了她的丈夫在狱中表现得坚强不屈，她不再像十天以前生怕她丈夫做叛徒，表现出异常的沉重和紧张，今天她在言谈之间变得轻松了，又恢复了对小姚的信任和爱情，还带出某种骄傲的神情，我真为她高兴。
我快乐地说：“那么，我可以回到我的灶披间了。”
“不，现在还不行。我也不能住到自己的屋里去。”她说：“因为说不定还有什么变化，为了稳妥起见，老的住处还是不进去为好．再等一个时期再说。组织上已经知道小姚被捕后没承认他是团组织的，正在设法营救他。”
“那么，下面的工厂支部，还是照老样子去联系吗？”我又问。
“是的，我们的基层工作照常进行，组织上指定我担任纱区区委书记。不过要告诉各个支部，今后要更加提高警惕性。”小秦说。
我可怜巴巴地说：“那么，我到哪里去住呢？是不是另外租一间房子？”
小秦问：[这几天你住哪儿的？你是不是患了感冒，说话嗓子也变样了？“她这一问，把我早就抛到九霄云外的小瘪三生涯又召唤回来，关于广告牌后面的遭遇我可没告诉她。我只是淡淡地说：”上海，我没有一个亲戚朋友，我是到处流浪，要是带上一条毯子，我不会着凉“
秦老师为难地沉吟半晌，说：“我暂时住进女青年会的宿舍里。那里再住个人，大概没问题。”同时她给了我十元生活费，我就跟随她一同去了女青年会的大楼，过去，为了搭救连弟，我跟小刘一同来过这个地方。她在这里上上下下都有熟人，她把我引进一间宿舍，里头有洗脸池和浴缸。她教我怎样开热水龙头，又如何扭冷水调温，她给我一条毛巾，在洗脸池上头有一面镜子，她要我照着镜子好生洗洗脸。她用手指指镜子里的我的形象，做了一个鬼脸，我才有机会重新认识我自己。其实我并没瘦下去，只是面色难看，主要是从头发到下巴沾满了尘垢，特别是鼻子隆起的两条槽里，嵌着黑灰，——我不免感到惊奇，这两道黑线条是从哪儿来的？这一定是露天睡觉上天所赐了。秦同志指指镜子里的我，不由得笑了，就为的是我脸上多了两条黑纹变成丑角似的滑稽面孔。
我用肥皂狠狠地洗（这时她走开了），我又恢复了容光焕发、眉清目秀的逗人爱的形象。我回想起在这以前我并不知道自己丑在哪里，照样无所谓地昂首阔步与图书馆的老夫子打交道，不由得反悔起来并且嘲笑起自己来。
我还没有打扮好，秦老师进来了，她用赞赏的眼光重新审视我，像大姐姐对待小弟弟似的，她用毛巾的一角替我擦去后颈的肥皂沬，说：“现在么，你像个人了。”我从镜子里看到她是温柔的，满意的，而且带着几分怜惜的感情说：“从你那副面孔，我猜你在外头做了几天高尔基吧，只怪我那天心情不好，忘了给你钱。”一面说，一面用梳子替我梳头发。这时，我真想拥抱镜子里为我梳头发的人。
接着，她对我说：“女青年会是个宗教团体，又在租界上。我住进这儿是比较保险的，国民党特务不能随便到这里来抓人，如果他们真到这儿指名要人，必须通过这里的总干事。
这样，我就有机会在他们没有下手之前跑掉。“讲到这里，她恍然大悟地又对我说：”对不起，你在这儿住，不合适的，这儿是女青年会，我想法介绍你住到男青年会去。我看你该洗个澡了。你就到男青年会的宿舍洗去，那里的设备跟这儿一样的。“她费力地打开一只皮箱，从底层翻出一件藏青的学生装上衣，是男式的，要我试着穿一穿。我刚刚穿上身，她站在一边笑了，笑得那么甜，那么开心，说：”可以的，肥了一点，倒显得你胖了许多；你快把长衫脱下来吧。“我只有服从的份儿，但这种”服从“同样是那么甜，那么开心。我问道：”你哪儿弄来这么一件衣服？“她说：[这是小姚的，那天我匆匆忙忙离开家，就带了这只箱子出来的。”我掖起衣袖管太长的部分，就跟随她走出女青年会，她陪我一同到南京路上的男青年会去。（现在这里改作了上海市体委的办公楼，它的大门面对着人民广场。）
她带头走进男青年会，把我介绍给一个男同志（这个人并不年轻），由他安排我住在一小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是给这儿的勤杂工住的，我住进来可以不收房钱，不过被头要出钱租用。青年会的这位男同志还特意让我结识同房间的那位勤杂人员，并郑重的关照：“他在这儿借住几天。”
那位勤杂工对我表示欢迎，小秦连说了几声谢谢，一面从小皮包里掏出一张五元的票子，塞在他的手里，说：“多谢你照应他，这一点小意思。”那个勤杂工拒绝收下钞票，说：“都是自己人嘛，完全不必要。”勤杂工言谈之间会说“不必要”的字眼，就给我留下“不简单”的印象。
住的地方安排妥贴，我坐在属于我自己的床铺上，很满意地说：“秦老师，这个地方太美了，又不花钱，我就在这儿安身了。”我像骨头散了板赖在这儿不想动的架势，秦老师努起嘴，说：“跟我上街去，我还有事跟你谈。”我不得不跟着她走向大马路，我们并肩而行，她轻轻地对我说：“我要给你买套衣裳替换，我闻得出你身上的酸胖臭。”她的表情不是怜悯，而是心疼和不堪忍受的样子，不过她脸上又像母亲发现了孩子脖颈上有污垢，含着笑加给我一声谴责：“你还保留一股小瘪三味道呢。”我自己可一点闻不着什么味道。不过脸上却红了一阵。我想起她在方舟上避雨之后，特地上街为我买了胶鞋和雨伞的故事来了，可惜那两样可纪念的雨具，一同失落在恒安坊的灶披间了。
我在她掏钱给青年会的勤杂工时，就注意了她在臂弯里也挽着一只小提包。我觉着保卫她的钱包，正是我义不容辞的光荣任务。我稍稍离她远一点，注意有没有贼骨头用刮胡子刀片接近它。我的锐敏的眼力，观察从我身边走过的每个衣冠不整的行人，他们几乎都成了我必须防卫的嫌疑犯。如果说我在广告牌后的生活给我增添了不少新鲜的知识，那么，知道了偷儿如何抢劫女性的手提包，这是其中最重要的收获了。
小秦回头看见我如临大敌的样子，嗔怪我：“你跟定我呀，怕人多走失了。”我开始又跟她并肩而行，我低低地说：“你的拎包这么个拿法，要当心贼骨头看上你哪。”
小秦麻木不仁地说：“不怕，好在这里头没有多少钱，谁偷了去他会落空的，我们都是无产者，要提防的倒不是小偷，而是屁股后头有没有特务钉梢。”
我补充了一句：[这里头藏着你的小照吗？]
秦老师用疑惑的眼神瞟了我一下，说：“你怎么关心起我的照片来了？干我们这种工作的，你想，我会把照片放在这里头吗？”她不知道我的担心是有来历的。
她带我去了一家故衣铺，替我买了内衣和短裤，花了多少钱已记不清，价钱是便宜的；她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五元张的票子给我，说：“你还是把这个给你同住在一起的小伙子。就算是付小费，也应该给他，他会高兴的。”这时，我又十分警惕地注意周围有没有小偷窥视她的钱包。
我们分手的时候，她跟我说：“四天以后，我会到青年会看你，一般是在下午三点以后。”我问了一句：“是男的，还是女的青年会？”
小秦抿着嘴笑了：“自然是男的。——我来找你。”
我接着声明道：“刚才，一个男人走进了你们女青年会，差一点闹出笑话来，不是吗？”
她很得意地说：“幸而上海还有个男青年会，要不，我还没法子打发了一个小瘪三咧！”然后，她又谈起小姚，她说：“只等著有确实消息，知道小姚判了刑，我们就可以住回去了。如果把他营救出来，那么，我们马上可以搬出青年会。”她在讲述第二种情景时，脸上露出了急迫的无限思念之情，临行前，她还没忘掉关照我别忘了洗澡：“青年会到晚上六点有热水，你就好好洗一洗，换下你的脏衣服，出一身大汗，洗澡对治好感冒有好处。”
我们分别了，这时我心里不免埋怨起基督教来，它把男女青年严格分在两下里。就像佛教有和尚庙又有尼姑庵那样。为什么外国引进的基督教青年会，同样把男人女人严格分开在两下呢？
八 爱情错位
我在青年会的下房瑞安营扎寨，第二天我就窥探了同室居住的小伙子的秘密，他是二十岁出头的勤杂工，大家叫他方德。他是浙江湖州人，父母是基督徒，他从小受过洗礼，但长大了并不真相信耶稣。他言语不多，还保留着农村青年的谨慎小心和胆怯，干起活来却是龙虎一般。
夜晚他才躲进这没有窗户的小房间来，与我略事攀谈后，他就拿起一本书问我书里的几个生字和新名词，他的用功读书的认真态度，感动了我，并且从他身上使我联想起自己在新亚药厂“木箱夜读”的情景，马上把他引为知己。
非常使我惊讶的是，他给我看的书是一本杂志，正是我跟金涛和屠廷容编辑的《职业生活》，手里捧起这本阔别了一年的出版物，就像巧遇过去的情人似的，引出无限的情思和怀旧的感情。
我们初见面时，他就说“我们是自己人嘛”，我猜想秦老师已经给男青年会她的朋友露了底了。相知的激情使我亮出自己的政治身分，我告诉他，我是雇员协会的，这个《职业生活》就是雇员协会出版的刊物；他却抑制不住向我吐露真情，他兴奋地说：“我也入了雇员协会咧。”一下子，他对我亲密得不得了，他到二楼的餐厅，给我弄来一份冰激凌，——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尝到外国冷饮，那滋味比新亚药厂出售的糖精做的棒冰强过十倍。他还领我到另外一个考究的房间，在浴盆里替我放好了热水，而且供给我香肥皂。遵照秦老师的吩咐，我在浴缸里熬出一身汗来，我换下来有着酸臭味的衣裳，用香肥皂把那小瘪三生活的最后残余洗净了。浑身洗得清爽，当我回到方德的小房间，他高高兴兴地迎接我，说：“来吧，晚上我们一起喝两盅。”但见床头茶几上安放着一只拼盆，里头有虾和红烧牛肉、色拉，还有糖渍西红柿、酸黄瓜之类，两只高脚酒杯已经斟满了香槟酒在等我。我们享受的是二楼酒吧间里供洋人吃的西餐，方德悄悄地告诉我，这些东西不花一文，是揩油性质。“要不是难得碰上个知己，我还没兴头弄这个洋酒喝。”那时我们还没学会外国人的碰杯，只会举起筷子同声发出“你吃你吃”的中国礼法的呼声，两个人都很兴奋，一灌了酒就更加兴奋了。我们一边谈着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景，一边介绍自己的身世和读书心得，越说越投机。我差一点向他透露我就是《职业生活》的编辑，其中一篇文章是我的作品，只是由于我已转入地下，才强压着炫耀自己的冲动，没有亮出自己的身分。这时，我的心还吊在秦老师身上，心里想，若是青年会男女不是那么对立，她也住在这幢大楼里的话，我一定把她请下来，一同开怀畅饮，这该有多么美呀！
方德其实不会喝酒，他拿下来的半瓶香槟酒只喝了两盅，脸就红得不行，我喝得比他多，一直喝到盆子里的菜吃光，感到自己醉醺醺了，就忘乎所以地倒头便睡。
方德既然爱好读书，第二天我就带他到申报图书馆，把他介绍给我熟悉的图书管理员，替他办一张借书证，老先生看到我面目一新，开头楞了一下，我从他的眼神中，看出他一定为我一夜之间摇身一变从头到脚变得焕然一新而感到惊异，我把自己的年轻朋友带来，他更感到高兴了。但他并不用语言来表示。
方德把一张表格填好，老先生说：“这儿要贴本人一张半身照的。”我又陪着他到附近照相馆拍了照，包括借书证的一元押金，连同照相的钞票，都由我来付。（当然，方德坚决不肯，跟我推推搡搡，我说：“这点小意思，加起来还不够买一客冰激凌的。”）我觉着，秦老师给了我五块钱，言明是送给他的，我花销在替他办借书证上，远比给他五块钱钞票更有意义。余下的三块几角我打算为他添购一两件他喜欢的东西，当时我虽然也想过请他到隔壁大光明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我在大光明门前看见同样铺着一条长长的紫红色地毯，和霞飞路上的国泰大戏院一样，使我想起国泰大戏院受挫的经验，便把这个念头打消了。没料想我在男青年会没有住多久，一场不测的事故使我永远离开了他，那剩下的三块多钱等于被我私吞了。至于小孙在雪中送炭中给我的五块钱，我打算当面还他的，但由于后来没有再见面的机会，至今没有还清，他也许早就忘得干干净净，不过，这一笔欠债却在我心头形成一个疙瘩。
我本打算到沪东区韬朋路小球场看望那些可爱的穷朋友，只因秦老师跟我约定的时间是在下午三点以后，而且没确定什么日期，对她确定的时间表，我是不能讨价还价的，这个时间刚好跟小足球队聚会的时间冲突，这样，我只得放弃了去会见小足球队的计划。
开头两天至下午三点钟，我就在方德的小房间里傻等，等待区委书记小秦的到来，那虔诚的焦急的期待，好比在预定的地段会见初恋的情人一般，其实，我萌生的带有情爱倾向的意念早就淡化了，我对她的爱属于仰之弥高、爱之弥深，只加深了敬爱的企慕，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那种情愫。不过总觉着跟她在一起是快乐的、亲热的。直等到第三天的下午，她果然来了，这个房间没有窗，但她的进来，一下子屋里变亮了，变得温暖了。她穿着一件淡青色旗袍，上身披了一件对襟的紫色毛衣，发针上别着一朵小白花，我平时不注意女同志的打扮，在这黑的房间，她的纯乎自然的衣着，她的品貌，她的微笑和有意压低了的语言，却以特别迷人的美令我骚动不已。
她给我带来了洗净的那件长衫，叠得整整齐齐的，我要把身上的学生装脱下来还她，她说：“你就穿着吧，小姚有朝一日放出来，他也不会穿这个。你有这件换换，也好讲究点儿卫生。”
上回我跟方德二人开夜宴，还留下小半瓶香槟，我是有意保存着，有机会回报秦同志的，另外还留下一碟腊肠和酸黄瓜，我开了电灯，从小立柜下面取出来，准备在小房间里跟她一同享受这残余的洋酒和西餐。虽然是借花献佛，微不足道的，也聊表我对秦老师的心意。没想到小秦对我的这番心意表现得近乎抗拒，她用手指弹了弹装着香槟酒的高脚杯，痛苦地闭上眼，说：“我一点不想吃。”然后扭过头去，命令式地说：“你把电灯关了。”我的心在漆黑的屋里狂跳起来，这是最幸福的时刻，我等着她来拥抱我，吻我。可是好久她没有亲近我。屋里虽然关上了电灯，毕竟是白天，射进小房间来的自然光还是让我看到了她在刚刚睁开的眼眶里有两滴晶莹的泪水。我发现我的邪念完全错了，她是如此伤心，而不是爱欲。我索性把小碟儿也一并撤掉了。
她的嘴唇轻微地颤抖着：“我求你，赶快把你身上的衣裳脱下来，我的心情糟透了，对不起。”我马上脱下小姚穿过的这件上衣。我才想起，大概是这件上衣触痛了她的心病。刚才她还劝我穿上这件衣服，也好讲究点卫生，她是那么高高兴兴很乐意的嘛，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位坚强的女性，在灯光下看到了酷似小姚的影子，会命令我关灯，会变得这样脆弱和多愁善感。方才开亮了电灯以后，她一下子变得神经质了。
在我们的生活中，有许多预料不到的“事与愿违”的帮倒忙现象出现，比如黄浦江边那只戴红砖的船，岸上扔上去一根绳子，指望用这根绳子把已经进水的船拉到岸边来，结果反而加速了运砖船的倾覆，这是一个实例；再如我是为了小瘌子和宁波长脚安全逃脱，我负责丢一只玻璃瓶作危险信号，结果使他们狼狈鼠窜，落了个空手而回，白费心机，我的动机不坏，却得出了效果不佳的结局，这不也是帮了倒忙吗？估计小瘌子将永远不会理解头一次参战的新兵的心理弱点。这一回我一片诚心想请秦同志饮酒欢叙一番，却为的我身穿小姚的一件旧上衣。惹得她悲愁和相思一并爆发，弄了个不欢而散。
往后，她到男青年会又来过两次，我曾经向她讲了恒丰厂的团组织委员小何的情况，我说他父亲是老共产党员，现在关在西牢里吃官司，小何的一时动摇是不对的，那是因厂里团组织遭到破坏，特务捉拿他，他有点惊慌和紧张，这是很自然的，团组织应该谅解吧。把他撇开，损失了一个好同志不去说它。把个恒丰厂的团组织也丢到一边，这损失可就大了。
我这个意见是批评小姚的，只因他是小秦的爱人，至今还在狱中，加之我是他的下级，我没有明说是谁作出这个错误的决定。秦同志听了说：“我把恒丰厂的情况反映上去，我对你说的小何不了解，我去问问看。你的建议我看是对的。在组织受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不会产生消极和悲观，主要我们要讲明总的革命形势。”
我就乘机向她汇报如何发动小足球队到苏洲河里打捞砖头的事件，讲完以后。我还作了检讨。这个工作是临时发生的，没经过组织上同意，不过分到砖头的贫民都很高兴……
她说：“只要对无产阶级有利，我们就干，不是吗，比如我们救出一个包身工，起初小姚也不支持咱们。”
我向她提到捞红砖的事，本来的用意是给小何争取互济会补助他一笔钞票，我见小秦对捞砖头的事件表示赞许的态度，就向她说明小何也分到了红砖，但手头没钱把它建成房屋，组织上能不能帮助他一点经费。她答应把这个要求向组织上提出，不过她表现了为难的神情：“你知道的，互济会的经费是很可怜的，被捕同志的家属生活无来源的可以补助，没听说资助造房子的。这恐怕要等到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了。”
她说得有理，而我被她这么一说，才觉得我的善良的主意是建筑在脱离实际的幼稚的理想的半空中。我当时感到：她担任纱区区委书记，比小姚高明得多。
九 接受新任务
另外一次是在春天的一个晚上，秦同志到青年会来找我。不知今天有什么机密大事，她怕有旁人进来，特地约我一同到外边逛马路去。我注意到她臂弯里没带着手提包，大概接受了我的劝告，而我则接受了上回的教训，没穿那件肥大的学生装，又穿上我的褪了色的长衫。
我们找了一条冷僻的马路走，她跟我说，小何的问题她跟团区委谈过了，区委一位负责同志告诉她：恒丰厂的组织委员不仅对革命动摇，他还跟一个三道头（即警长，衣袖上有三道杠的，故称三道头）的小老婆打得火热，这个人出了问题了，你可千万防着点。我心里一阵冰凉，马上联想到分派他捞上来的砖头，也是我犯了一桩不可饶恕的错误。
接着，她语气郑重地说：“我来通知你，组织上安排你去完成一项紧急的任务。”
我马上问道：“是什么工作呢？”
“浦东的英美烟厂发生了罢工，前天我还跟你说过，上海工人阶级的革命高潮即将到来，不是吗？如今可真的到来了。英美烟厂罢工就是革命高潮的第一把火。可惜英美烟厂的团组织在去年遭到了破坏，我们在那里没有共青团的力量，如果我们不去领导，这场罢工就有失败的危险。英美烟草公司，是英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吸血鬼，那里的罢工斗争直接威胁着帝国主义的统治，有极重大的政治意义……”
我的心被她鼓动得火辣辣的。我真愿意举起她所说的革命浪潮的第一把火，开到浦东去冲锋陷阵。
大概她真的发现了后边有人在钉梢，她猛地用臂膊挽住我的左手，她的突如其来的亲热使我吃了一惊，又使我很紧张，我想回头看看是什么家伙，小秦轻轻说：“你别回头，我们走我们的。”她把我挽得更紧，两个人的肩依傍在一起了，让人们看出我们是一对卿卿我我的小夫妻，这时我却真乐意陪她一同走到天涯海角，而且不仅仅是充当她的爱情的模特儿。想当初，小刘两口子勾肩搭背走在我的前头，一男一女显得那么热火，我还看不惯呢，并且在秦同志跟前告了她一状，没料到如今我跟秦同志竟在马路上公开表演我们的亲热。我暗暗佩服她的机灵和开通。我在她耳边说：“盯梢的人在后边是什么样子？”她回话说：“是个戴墨晶眼镜的家伙，我们有意走慢点，这家伙还没跑到我们前边去。”给他这么一说，我变得更紧张了，很想回头看看这个家伙，但又不敢回头看，只是脚步加快了。
我还从未有过男女两人如此放肆地荡马路的经验，平时看惯了马路上的恋人总是男的拿住女的手或是搂她的腰，而女的都是被动的、顺从的。我一下子变得聪敏了，为了做得更像腔些，我从顺从转为主动，我伸出手去搭在她的腰间，这个动作我是从小无锡阿长和小刘那儿学来的。她没有抗拒我的无礼，她变为被动的承受情人的爱抚了。不过我仍旧胆怯。连碰她的手臂也不敢造次。
她领着我走进了弄堂，才回头审视后面是什么人形，跟着她的视线望去，我并没看到那个戴黑眼镜的人。穿出弄堂口，有一个馄饨摊，我们就坐下一人吃一碗馄饨，小秦说：“那条狗尾巴甩脱了。”我们又来到一条马路，并肩而行，不再勾腰搭肩了。
我们心平气和地又继续刚才的谈话，我先问她：“那边没有团的组织，叫我单枪匹马怎么去领导那里的罢工呢？”
她说：“去年英美老厂青年团的破坏，只是抓去了几个同志，但还是有别的同志在厂里，他们失去了组织关系，现在打算让你去把那几个失去了联系的青年团员接上头，赶快开展工作，就是这么一件紧急的任务。”
“知道他们的名字吗？”我问。
“知道的。下一次我就把名字告诉你。”
“这是临时的工作咯，这里的工作呢？”
她回话道：“这里的工作你放一放，不要紧。你到那边去，要把那儿的大罢工领导到胜利为止，这是直接给世界上两大帝国主义致命的打击，”
又是“致命的打击”，又是“世界上两大帝国主义”，又是“大罢工”，这个任务的艰巨和伟大可想而知，本人当然很乐意衔命前往，决不还价。
不过当我看一看自己还不到公民的年龄，怎么去跟世界上两大帝国主义进行搏斗呢？稚嫩的心灵面对着如此粗野强大的对手，不免犹豫起来，我便直率地讲出我的为难处：我年岁小，到了浦东还不知道东南西北，要去碰头的，又是陌生人，人家一看是这么一个小家伙，如果不相信我是代表组织的，这不耽误了大事吗？
小秦觉得我讲得有道理，沉吟一会儿，说：“我把你这个意思反映给区委。”
这个难得的并非罗漫蒂克的夜晚就这样结束了。
秦同志把我的顾虑跟区团委讲了，第二天上午便来找我，转达区委的部署，为了使这个工作进行顺利，决定另外派一名同志陪我一起去浦东，由于抢时间，争分秒，组织上要我们当天就出发。小秦约我出去，马上跟那位同志见面，她把英美老厂的几个团员的名字和地点给了我，那是写在一条很薄的香烟纸（过去包装香烟内层的一张半透明的薄纸，解放后这一层包装纸已节约掉了）上的，我把它卷得很小，不知放在哪里好，小秦说，你最好把那上面的姓名地点记在脑子里，然后把小纸条毁了。我们走了一段路，来到宁波同乡会前，小秦把一位姓周的同志介绍给我，他也是一位年轻人，年纪比我大一点，戴一顶鸭舌帽，穿的青灰色的长衫，脚下一双橡胶鞋。此人带着陕西口音，一见面，就让我看出他很英俊：很有教养，不像是工人出身的同志。小秦对我们二人说了下面的话：“你们两个准备好统一的回话，你们是什么身分，什么关系，到浦东去是干什么的。你们找上了这上面的任何一位，赶快向我报告。”
我跟小周马上出发去浦东，我们在路上研究了用什么身分，相互间是什么关系等等细节，然后我又把写有地名人名的纸头交给他，那上面有四个人名字，一个人在脑袋里记下两个人的姓名和地点，并且相互举行了测验，证明记得不错。才把小纸头毁了。
我们两个并不相识的年轻人，接受了小秦交给的任务，就向十六铺江边码头奔去，叫了一只小舢舨过江，看到江水滚滚东去，江岸停舶着无数船只。陆地上耸立云端的高楼大厦和那个按时播放乐声的大钟，在江心中看去更显出高大和壮观，在大江的对面，排列着低矮的房子，有几个高高的烟囱好似在向我们招手，那里正在展开一场政治意义非常重大的反帝搏斗。我们马上就要投入不可知的战线上去，被小秦所说的几个“伟大意义”弄得心潮激荡，一股壮烈的英雄气概充塞于胸间，我不禁低低地吟诵关汉卿的《单刀赴会》的一首曲牌来：
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万丈虎狼穴／大丈夫心烈／我觑这单刀会似赛村社……（这也不是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
哼着这个调调，把自己想象成单刀赴会的关云长，他的只身探虎穴的冒险精神正好和我驾小舟开赴浦东是吻合的。仿佛获得了远离尘俗的一霎时的闲适，我们可不知道江的对岸等待我们的是吉还是凶。
到了浦东了，沿江岸矗立着几个大的工厂，走近一看，不是英国人开的纱厂，就是英国人的仓库，只有小杂货铺和茶馆店、老虎灶是中国人开的。街上的行人安详地来来往往，手里拎着几串长锭（给菩萨烧化的用锡箔折叠的三角包）的老太木然地从你身边走过，被风飘起的长锭想从老太手里挣脱，安谧的气氛一点看不出这儿是反对两大帝国主义的激烈斗争的前线；我们决定先到英美烟厂跟前去看看，大概那里正在进行着殊死的搏斗吧！
十 浦东风云
我们来到英美烟厂老厂的大门外，门口有一片弧形的旷场。我注意到，走过旷场的人加快了步子，好象躲避什么灾祸似的，除此以外，烟厂门口显得特别宁静，一点看不出有大罢工的迹象。我们见此情景，索性走近紧闭着的厂门口，厂门上张贴着一张新闻纸那么大的布告，上面写着十六个大字：
本厂关闭，决不再开。
全体职工，依法解雇。
下面有一行写的是“英美烟草公司总经理”的字样，以下是英文字的签名。从这十六个字的布告里，可以看出这个外国佬已粗通中国衙门布告的文体，足证中国衙门的文风极易同化洋人，连气焰嚣张、居高临下的声口都学得惟妙惟肖，因为字句都简单明了。洋人学起来比较容易。
我跟小周面面相觑，两个人肚子里都有同一的问号：这哪里是大罢工，这是大解雇！为什么外国老板要宣布“决不再开”呢？难道帝国主义吸血鬼吸够了血，打算从中国脱身了吗？我们粗粗地朝厂里张望了一下，发现里头的铁皮架起的厂房，没有任何响动，当我们看到从紧闭着的大门旁的小门里探出一个中国士兵的头，我跟小周仿佛触了电，便匆匆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于是，照着周同志记住的两个地址中的一个，我们先找到了住在里头的主人，这是一位六十岁出头的老工人，我们所要寻访的青年团员，原来是他的儿子。老工人用多疑的目光端详我们好半天，迟迟地说：“不巧，阿亮不在家。”我悻悻地站到门外，老工人又问了一句：“你们找他有什么事吗？”
小周说：“想找他商量反对解雇的事。”
一句话就打动了这个老人的心，他满脸笑容地说：“好哇，我也是在这个厂做了二十年的工人，洋老板这回太辣手了。请教，你们是哪里的？”
当我还没想到如何回答，小周先回答了：“我们是老工会的。”
没想到小周的这一句话，又把我们跟这位老工人的感情贴近了一步。老工人热诚地请我们坐，而且用一种惊喜的眼神重新打量我们，他放低了声音说：“老工会还活着？”
老工会是什么人呢，怎么会活着？我没弄懂他的这句话的底蕴。小周却懂得，他诡秘地说：“是的，还活着，谁也休想压垮它！”
“那就好。浦东的老工人都想着他呢！”老人取出英美烟厂发给工人的“非卖品”香烟，给我们吸。他递烟的手微微颤抖着，这是由于他年纪衰老还是由于太兴奋呢？
如今只记得这位老工人讲的片断——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第三年（一九0三年），英美帝国主义联合投资在浦东建造了英美烟厂，这也是中国最早做香烟的厂家。它做的烟卷有强盗牌、大英牌、大前门、白锡包等等。他在这个厂做牛做马，整整干了二十多年，亲眼看着这个厂像吹洋泡泡似地膨胀发达起来，从一个厂增加到两丬厂，这就是英美烟厂的新厂，后来又在杨树浦造了一家规模更大的三厂。外国人在中国人身上刮去的银子不得了，一年总有上百万银洋。
英国人打入中国是贩卖鸦片烟开的路；后来从大烟改成制造小烟卷搜刮中国人的钱财，每个吸上烟的同胞都要掏钱养肥外国大老板！上海有近万职工，还有河南许昌和山东潍县的几万种烟叶的农民，是直接受英美烟厂老板压榨的。
老板宣布关掉的厂，就是最早开办的老厂，有两千多任务人，厂里的工人大部分是创业的元老呀，可现在洋老板觉着这个厂机器老掉牙了，厂房是用铁皮盖的，有了两丬新厂就甩掉老厂了，两千多职工在一夜之间被踢出了大门。你们看。洋老板的心毒不毒？
自从贴出那张坑人的布告，工人推出代表跟洋老板去讲理，国民党的工会头头也在里头，洋老板不承认代表，不肯跟工人代表见面，只是说：可以发给每人十天至三十天的工资作为解雇费。这是按照贵国政府的“工厂法”的规定办理解雇手续的。“依法解雇”就是依的这个法。老厂的工人给英美大老板做牛做马几十年，及至做到年老体弱做不动了，就把我们上千人一脚踢出大门，一个人施舍这么一点钱，好做什么呢？工人们当然不接受，就冲进新厂把那里的机器停下来，要求新厂的工人一同罢工，一致反对英美老板的无理关厂，新厂的工人果然罢工不干了，到如今已经罢了四天。中国工人还算齐心的，不齐心也不行呀，说不定像老厂门口这样的布告有朝一日也会贴到自己的厂门呢！
谈了这么久，他才讲到他的儿子：
“我这个儿子偏偏在老厂做印刷工，他参加了纠察队，今日听说英美烟厂把仓库里包装好的香烟偷偷地装船运出去，纠察队赶到码头，把装上船的香烟拦下来，计划卖掉了给罢工的工人发救济。”
小周问起：“你怎么知道老工会的？”
“老工会可好咧，民国十六年北伐军还没打进上海，上海就是老工会的天下，中国老板和外国老板都服服贴贴，那时节老工会的布告就是法律，我也参加过老工会的，我扛了撬棒到北火车站去打过孙传芳的部队。老工会是刘华、汪寿华领导，那年头，真是全上海工人抱作一团，那股气势真能移山倒海，把租界里的洋人全撵跑也办得到。要不是半路里[酱茄子]（蒋介石的谐音）变了卦，一夜之间翻脸不认人，拿起屠刀杀了我伲[老工会]的领袖，洋鬼子早就撵出去了。你们可是刘华手下的人？”小周点点头。我也跟着点头，其实我一点不知道“老工会”是怎么回事，不过从这位老工人的叙述里，我猜得出这是个忠于共产党的老工人。亲自参加过三次武装起义的他把“老工会”人格化了，它成了刘华、汪寿华的代词，又是赤色工会和共产党的代词，也可以说它成了革命理想的化身。这真幸运，我们踏上陌生的浦东的土地，头一个就碰上了有着光荣传统的老工人，几乎解答了我们全部的问题。
大概老人并不知道他儿子的底细，在他的谈话里一点没有透露他的儿子参加革命活动的事。我们焦灼地在等待他的儿子归来，我们两人都不会吸烟，非卖品的白锡包烧掉了六七支，直等到下午三点敲过，还不见他回来。老人比我们更焦急，他好几次跑出去打听前往拦截公司火轮的纠察队干得怎么样？回来时他的面色是颓丧的。
他带回了更坏的消息，说是上海市长已经接受了英美大老板的条件，老厂一定要关的，但照中华民国的法令，只肯给解雇工人多发半个月至一个月的解散费，英国总领事威吓吴铁城，说是大罢工再继续闹下去，就要命令海军陆战队开进浦东维持秩序。洋鬼子把吴铁城吓坏了，就答应了洋鬼子的条件，还同意派出国民党部队到浦东来弹压工人。老工人连说带骂，骂国民党卖国出卖工人，甘心充当帝国主义的爪牙。
十一 走向火山口
忽然，一个中年妇女在门外用嘶哑的嗓门喊：“阿亮他爹！你家阿亮给警察拉走了！”
老工人顾不得跟我们打招呼，脸色一下子变白了，紧张地奔到门外，他竭力想追上那个女人。我们跟着来到街上，只见那女人的脸上挂着眼泪，对众人说：“在船码头上。我们的人被抢夺香烟的警察抓走了，听说有一个人推进江里，怕是阿毛他爹……”
老工人奔得健步如飞，我跟小周都几乎跟不上他，这时，不知从哪里站出来那么多的人，也都疯狂地跟我们一起奔跑，把狭小的街头几乎塞满了。这股人流好似一下子从地下涌出来的，他们是被那个奔在前面的女人的狂呼召唤来的，这股狂奔的人流和喊救命一般的呼号，挟持我们朝西奔跑，这时我听着那女人还在用嘶哑的嗓音喊着：“阿毛的爹在里头呀！……”也不知跑了多远，我们才在一个江边码头停下来。但见江边停泊着一只蓝烟囱轮船，原来这个码头是英美烟厂专用的，还有几只大大小小轮船，停泊在码头上，也是运输成品和烟叶的。如今上面都站着持枪的国民党士兵，不愧是忠于帝国主义的看家狗！我们来晚了，企图把装运的香烟拦截下来的工人纠察队，已经被国民党的军警驱散了。聚集在驳岸上的人群有上千人，我看得出其中有参加罢工的工人，也有本厂工人的家属，一致喊出愤怒的呼声：“放人，放人！不放人不许开！”“淹死我们的人，要你们偿命！”……
船上稀稀朗朗站着戴中央军帽徽的兵士，远远望去，他们的脸是没有表情的冷漠，每个人都横举着步枪，枪口朝着岸上的人群，好几个的枪口朝下歪着。刚才把纠察队一个个拖上岸，还有一个工人被推进了黄浦江，就是这帮帝国主义的帮凶干的。因为掉进江里的工人，至今还没捞上来，谁也不知此人是谁，消息风传出去，引得所有罢工工人的家属都预感到就是自己的亲人，这样的不祥的预感又吸引来更多的浦东人聚集在江边，他们焦灼的紧张的又是愤怒的喊声，简直是震得江水倒流，日月无光，我也跟大伙儿一起喊，内心也同样焦灼紧张而又愤怒，小周也跟我一样，只有在这样的场面里，我们才觉着自己与群众溶成一体。
阿亮的爹指着船上的国民党士兵咬牙切齿地说：“看到了吧，吴铁城果真投降了洋人，他派了丘八来浦东弹压工人了，刚才听到的消息一点不假！”
不知是谁吆喝了一声：“到警察局要求放人！放出我们的人！”人群里马上回报他：“要求放人，要求放人去，”于是人流开始移动，很快来到警察分局门口，聚拢来的人比码头上的更多，声势更壮大了。在门口喊的要求放人的口号比刚才在码头上的显得整齐、有力。警察分局吓得紧闭了大门，门口的岗警也撤去了。有人就向里边扔碎石子，用撬棒撞击铁皮包着的大门。看看里边没有响动，门外的群众喊的口号马上升级了，大家齐声骂国民党是洋人的走狗，骂警察局是英美大老板的狗腿子！群众激动地喊出政治性口号，指望能激怒里头的统治者，只因里头的长官都是孬种，仍然龟缩着，毫无动静。
阿亮的父亲在我们从码头奔向警察局时冲散了，他能够在这里又跟我们碰头，感到很高兴，一见面他就指指铁门里头，说：“阿亮就关在这里，这么多人包围在这里，国民党还是不理睬，一定受了英美大老板的银子，才这么死心场地给他们卖命的。”
唉！多么不巧，我跟小周到浦东来找寻头一个“关系”，偏偏关在这铁门里头了，我真想透过这里面的围墙和铁门，能够见他一面，也不枉了这一趟“单刀赴会”。
小周对老工人说：“你看工人阶级有力量，大家这么斗争，国民党总要放人的。”
当年参加过武装起义的老工人在无望中简直把我们两人当作了救星，他低低地对我们说：“你们赶快出个主意，我们现在有这么些人在这儿，应该怎么办？怎么样才能叫他们放人？当年老工会在，吓得警察和老板刮刮抖，不是吗？”
我们有啥办法呢？本来我们的使命就是领导这儿的罢工斗争直至胜利，我们指望通过阿亮和其它青年团员，在罢工中起领导作用的，谁知头一天上岸就触了礁，我们并不比这位老工人高明，小周不是马克思，我也不是诸葛亮，能想得出什么好主意来呢？
老工人的期望那么迫切、那么真诚，我却面有愧色，一时找不出话来回答。而小周还能侃侃而谈讲出了他的意见：“是的，老工会被国民党打下去，这是我们工人最大的损失。现在你们就是要坚持斗争，坚持斗争下去。我们一定发动全上海工人阶级声援你们！”
好家伙，又是坚持斗争到底，又是“发动全上海工人阶级”，口气好大，但远水救不了近渴，阿亮的父亲开始感到失望，我的失望比他还厉害。为了冲淡这尴尬局面。同时表明我比小周的主意高明一些，我补充说：“主要你们老厂新厂的工人要一致行动，要团结得紧紧的。”
没想到处在无望中的阿亮的爹把小周的不着边际的讲话，当作是最大的希望，抓牢不放，说：“那么，我只有指望你们了，赶快调动全上海的工人兄弟吧！人越多越好，国民党就怕人多，英美大老板也最怕人多，我们当初全上海工人大罢工，吓得洋人屁滚尿流！”
小周漫应着，我看出他的脸相当尴尬，但他又不愿扫阿亮他爹的兴，断绝他唯一希望的那一片五彩云。最后他以模棱两可的话给自己的话增加灵活性：“那么，我们去报告老工会，虽然现在老工会已转入地下，不像一九二七年那么神气了，但发动几个厂子响应你们还是可能的。……”
阿亮的爹着急地说：“谁来救我儿子呢？”他的眼充满血丝，气愤地把手指指关着他儿子的警察分局的院墙，这时一部分人群慌乱地逃散开，小周第一个看出从那院墙里边伸出两三支步枪，枪口横搁在墙上，正对着密密麻麻的群众。
老工人变得格外气愤和不安，劝解我们快点离开：“国民党打算大屠杀了，你们快过江去，赶快调动全上海的工人阶级！我只有指望你们了。”
这样，我们匆匆离开了一触即发的群众斗争第一线，最后凝视一下架在墙上的那几个凶险的枪口，好似火山马上就要喷发出毁灭人的火焰，但自己成了临阵脱逃的逃兵，很快就跑开了。
还没走到江边，我们俩变得十分沮丧，组织上要我们找寻第一个失去关系的团员，正巧他就在当天被抓进了牢监，这使我们全部的计划落了空；我们急于早早过江去，又不想远离刚才的剑拔弩张热火朝天的斗争现场，每跨出一步，就注意倾听身后有没有恐怖的枪声。直到我们上了一只小舢板，才抛开对远处的枪口的担心，但却又注意起被推入江中的“阿毛的爹”的尸体是不是飘浮在水面。
在小船上，我和小周都不说话，心里要说的话可像江水一样汹涌澎湃。
隔了一条江，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我们上了浦西，一颗绷紧的心才松弛下来。我说：“今天太不巧了，偏偏阿亮被抓了进去。没完成任务。”
小周说：“我们的名单里还有别的同志，明日我们再来吧。”
“请救兵的事呢？”我这么问，他没听懂，说：“请什么救兵？”他发现我对他许下的诺言，也跟阿亮的爹一样认真，他笑了，说：“我们的组织会考虑的，我知道。连各个区的青年团都动员了，这不就是等于上海青年工人的支持吗？”
到了浦西，我认为最紧急的任务便是调动八十三万工人阶级赶快过江去踏平浦东老厂和新厂，踏平船码头和警察分局，把关进去的人全部放出来。不能调动八十三万人马，调动三万也行嘛。没想到小周对这事这么冷淡，我成了“小迷糊”了。
我说：“今天碰上了那个老工人，我就不知道用什么话取得他的信任，幸而你讲了一句老工会就打通了两个人的心。”
“老工会在上海工人中有极高的威信，这是一九二七年领导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上海总工会，工人领袖就是刘华。当时，老工会就是共产党的代名词。那位老工人说他参加过工人纠察队打过闸北的，我先拿[老工会]试探他，果然一试就灵。阿亮出身在两代人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庭，这一定是个好同志。”
“老工会现在怎样呢？”我又问。
“一九二七年的四·一二”苦迭打（英文“军事政变”的晋译），蒋介石用血腥镇压消灭了上海总工会，工人领袖刘华同志也被杀害了。从此[老工会]转入地下，这就是现在的情形。“他始终没告诉我，现在老工会还有多大力量，大概是保密的吧，我不再问下去了。
我们相约，明晨八点前后在外滩天文台会合，准备过江继续寻觅过去的共青团员。头一天小周给我的印象很好，他参加革命比我早，关于“老工会”他都知道，他劝慰阿亮父亲的话，稍有夸大，但它的振奋人心充满自信的语气，连我都受到了感染。由此我还想到，假如我真的“单刀赴会”，没有他陪同前往，我到了浦东，肯定是一事无成咧。
我一个人回到青年会的住处，发现方德正在读刚从申报图书馆借来的书，看得入了迷。
第二天一早便起身，走出青年会，看看对面跑马厅大楼上的时鸣钟刚过七点，再进青年会的大门，邮差刚巧把一叠当天的报纸扔在服务台上，我快步走向服务台，就想看看报上对浦东的大罢工是怎么报导的。好容易在第二张的角落里注销两条新闻，是介绍浦东英美烟厂的工潮的，两条消息的标题至今我都能记得：一条是“浦东烟厂码头，一工人自行失足落水。”另一条的标题：“肇事者包围浦东分局，开枪示警未伤人。”后一条消息说：警察局对工人朝天开枪，故无伤亡，肇事者遂陆续散去。
总算没死人，我才宽了心，“一工人失足落水”，看到这儿我又好笑又好气，这个报社的编辑不知安的什么心，挖空心思替国民党开脱罪责，涂脂抹粉，因而引得我对另一条报导的“朝天开枪，并无伤亡”也怀疑起来了。
我匆匆忙忙吃了一顿大饼油条，连一豌豆浆也来不及吃，就赶到外滩。等了一会儿，小周准时来到，一见面，我便把刚刚看的报纸上的两条报导告诉他，他不屑一顾地说：这是国民党惯用的手法，控制舆论，欺骗人民，替帝国主义効劳。你说那个“自行失足落水”嘛，并非是报社编辑的发明，去年上海学生去南京请愿，有一些学生被暗杀，中央社也说是“自行失足落水”，我记得鲁迅还气愤地写了文章骂国民党的卑鄙无耻。军人专政，一党独裁的国家莫不如此，不能责怪报社的编辑先生。
十二 落入陷阱
我们又到了浦东，去找寻第二个线索，来到烂泥渡的贫民区里，按照分配给我记住的顾某和门牌号头，好容易找到了一家本地人房子，小周把此人的名字讲了出去，这间屋子的房东回话说：“这人住我的阁楼。不过这时不在啦。”我问：“小顾到哪儿去啦？”房东说：“自从烟厂罢下工来，他不大在家。”我感到了失望，跟小周递了个眼色，意思是说：“真不巧呀！我们的任务……”小周的眼光里却透露出暗暗的欢喜：“这一定是个好同志，他忙于团结工人咧。”我的脚懒得移动步子，打算坐下来等他，直等到小顾回来。
房东似乎觉察了我的意向，他说：“你们到街口转角处的一家茶馆店寻寻伊，有时候他在那里泡茶馆。”
于是我们就去寻那丬茶馆店。茶馆里只有三张方桌，是江南小镇上的那种小茶馆，里头坐满了人，遗憾的是，我们跟姓顾的从没见过面，在众茶客中，究竟谁是顾××（名字已忘，只得以“××”代之）呢？小周的鬼主意多，他在进茶馆以前，设计把我们二人分到两下里，他站在离茶馆一丈多距离的大街的转角处，由我进入茶馆冒叫一声，如果有人应声，就说“你的朋友叫你回去。”这样就不致使茶客们起疑。我就按照小周的部署去做，在茶馆进门处，我先叫了一声顾××的名字，没见什么反应，我又叫了第二遍，果然有一位茶客抬头朝我这边看，这是个面孔端正，有一双细眼睛的不到三十的青年。我赶快再喊一声，他疑惑地问了一句：“阿是喊我？”我料定就是此人了，就以老熟人的语气说：“有个朋友叫侬回去。”这时我才注意到此人原来坐在赌牌九的桌子上，他正在打牌。
姓顾的走出来了，我领他来到小周跟前，小周很热情地说：“你就是顾××吗？今天好容易把你找着了。”
小顾还带有几分疑惑地问：“奸像我没见过你嘛。”
“可不是。我是组织上来寻你的，团组织可没有忘记你哪。”小周这么说，就跟他一边走，一边谈话。那谈话的内容，小顾说烟厂的团支部在去年快过年的时候，被国民党抓走了三位同志，从此就停止了活动，我们盼着上级来个人联系，一直没有消息，大家的心情是沉闷的而且有点儿害怕，害怕国民党还要抓人。他这么说，我心里却格外高兴。他的分析完全是老革命的语言，准没有错！上级的任务总算办妥了，终于接上了关系。
这时，他拐进街角的一家小烟纸店，掏钱买了一盒老刀牌香烟，他向小周敬烟时，说：“烟厂一罢工，非卖品断档了，街上也只有蹩脚的强盗牌卖。为了保住饭碗发起的罢工斗争，我们多么需要党的领导呀！”小周问起昨日在烟草码头有个工人被国民党士兵扔进江里的事，他先说，没听说有人跳黄浦江嘛，对于分局门口是不是警察开了枪，他说幸而没伤着人。
我们跟着他回到家中，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在门口喊了一声：“爸爸”，顾××哄他走开。他把搁在一边的木扶梯挪在正中，对我们说：“上去吧，地方小一点，我住的就是这个阁楼。”他儿子在他身后也要爬梯子上来，小顾在小孩头上拍打了一记，他最后一个上了楼梯，到了上面他又把木梯竖到墙边，大概是不让孩子上来。
我们觉着这个小阁楼虽小，但很隐蔽，点着一盏五支光的小灯泡，就像小刘的阁楼里那盏鬼火一样，整个小家庭的家当全照耀在昏黄的角落里。我和小周跟他谈当前苏维埃区红军打胜仗的形势，讲到日本企图并吞全中国……讲到赶快把烟厂的团的力量集结起来，投入当前的反对关厂的斗争中去。
正谈得起劲，忽听得楼下有人喊出强横的声音：
“楼上的，下来！下来！”
小周把头往阁楼下望了一眼，脸色马上变得铁青，说：“坏了，警察在下边！”我赶快探头往下看，看见三个戴军帽的等侯在下边，还看到了一个警察手里握着发亮的手铐！
但见姓顾的态度从容地把扶梯又挪到正中，他说了一句：“没什么，我先下去跟他们说说。”他先下去了，小周很快做出判断，低低地说：“糟了，我们上了他的圈套了。”于是，他硬着头皮先下了扶梯，他的手刚离开扶梯，警察马上用手铐钳牢他的双手。我不得不紧跟着他，踏着摇摇晃晃的梯级，其实还是我的脚在颤抖，如果这个小小的阁楼有一个容得下一只猫的洞窟，我一定设法钻进这洞子里去，在下面等着我的是不知有多深的劫难的深渊，明知这扶梯下面是灾难、是苦刑，是张着血盆大口的几只老虎，我只得走下阁楼，每走下一级，就向灾难走近一步。我好比被一群追兵撵上了山峰的悬崖，后面已经没有退路，只有横下心来闭上眼睛纵身往无底的深谷跳下去。当我还没踏上地板地，小顾指着我说：“这是姓王的”，然后又指指小周：“他姓周。”当我走完最后一级扶梯，警察已经把张开了口的手铐准备着，我就这样束手就擒了。这时我的恐惧一下子变成了愤怒，圆睁双眼瞪着这个姓顾的叛徒，我真想咬下他的一块肉来！
三个警察驱散聚在门外看热闹的居民，我跟小周都戴着锃亮的手铐被押解至门外，在人群中我猛地认出了姓顾的儿子，他藏在大人身后，睁大着好奇的眼睛，突然我走近这个孩子跟前，不再移动脚步，我举起手铐在孩子的面前晃了一下，然后说：“你爸爸是工贼，是出卖大罢工的叛徒！”不管这孩子懂不懂，我的愤怒找到了发泄的对象，自己觉着轻松了许多。
我们被三个警察押解着走过一段路，——因为棚户区汽车开不进，才来到大街口，那里早就有一辆汽车等在那里。我们被押上了汽车，然后到了江边，又乘小汽艇到了外滩天文台码头，这里正是我们两人早上在这里会合的地点，今天早晨从这儿摆渡过江，我们的心情多么好，多么有信心完成团区委交给我们的任务，如今，谁能想到，我们双双戴上手铐又在这老地方登陆！
我们两个戴着手铐走近警察局驶来的汽车。又惹了一些好奇的路人围上来看热闹。突然，小周挣脱了警察搭在他肩上的手，冲出人群，拚出全生命的力量向法租界那边狂奔！原来，十六铺码头是“华界”，是国民党上海市的管辖地，不到二十公尺以外就是法租界，小周早就盘算好，只要能冲到法租界里，他就逃出了国民党的罗网。也就逃脱了这场灾难了。等我明白过来，我也起步要跑，可惜我的动作慢了一步，押解我的警察已紧紧地抱住我的腰，我挣脱不了他使劲的“拥抱”。
过了一会儿，只见两个警察架着小周来了，他的长衫撕裂了，脸上被抓破，还在渗出血来。唉，唉，他没有能逃脱，反而挨了一顿毒打。他确是逃进了法租界，但他估计错了，国民党警察还是越过了“分界线”，嚷着：“抓逃犯！抓逃犯！”法租界的巡捕赶上了他，把他逮住了，国民党警察说明他手上还带着手铐，这就是逃犯的证据，安南巡捕同意把逃犯交给国民党的警察带走。
我们被押进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警察局的三科，这里是专门审讯政治犯的特务机关。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