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裕:法国笔会拒绝罗曼•罗兰入会——国际笔会初创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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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0月5日,一批成名作家和编辑在英国伦敦的一个晚餐会上成立了“笔会”(PEN Club)——诗人(Poet)、剧作家(Playwright)、编辑(Editor)、小说家(Novelist)俱乐部,英文“笔” ——PEN的三个字母正好是这几个职业的词头字母组合。笔会是根据英国小说家凯瑟琳•艾米•道森-斯科特夫人(Mrs. Catherine Amy Dawson-Scott,1865-1934)的创意所建,主旨为推动全世界作家之间的了解与友谊,促进文学的国际交流和各民族的和平共处,因此不久就发展成为传承至今遍布全球的“国际笔会”(International PEN)。

那天晚餐会的43位出席者为笔会的创始会员,选出会长为英国著名现实主义作家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秘书本非“笔会之母”道森-斯科特夫人莫属,但她以身体不好婉推,其21岁大女儿玛乔丽(Marjorie)被选为名誉秘书;《英国评论》编辑奥斯汀•哈里森(Austin Harrison, 1873-1928)为名誉司库。会上还选出了负责日常工作的执行委员会。

笔会成立后,高尔斯华绥和执委会写信邀请更多英国知名作家入会,邀请各国著名作家为名誉会员,并联络其他有影响力的作家,尽力推动各国、各地笔会的创建工作。

法国是最早关注响应的国家,诺贝尔文学奖新科得主法朗士和1915年得主罗曼•罗兰都应邀为首批法国荣誉会员。

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1944-1924)本名雅克•阿纳托尔•弗朗索瓦•蒂博(Jacques Anatole François Thibault),法国语言艺术大师、小说家、诗人兼评论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Le Crime de Sylvestre Bonnard, 1881)、《诸神渴了》(Les Dieux ont Soif,1912)、《天使的叛变》(La Revolte des Anges,1914)等,1996年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政治上为社会主义者,1921年参加法国共产党。

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866-1944)为法国传记文学大师、小说家兼音乐评论家,代表作为十卷本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Jean-Christophe,1904-12);政治上为亲苏俄的和平主义者。

执委会委员威尼弗雷德•斯蒂芬斯•威尔(Winifred Stephens Whale)是法朗士作品的英译者,而且旅居巴黎多年,与法国文学界颇有渊源,理所当然地立即承担起联络法国作家筹建笔会的任务。高尔斯华绥也亲自写信给旅居巴黎的美国作家、普利策奖新科得主伊迪丝•华顿夫人(Mrs. Edith Wharton, 1862-1937)和法兰西学院新科院士安德列•切弗里隆(André Chevrillon, 1864-1957),请他们帮助筹建法国笔会。但华顿夫人却很快回信谢绝受邀为美国名誉会员,直言不讳地说明原因是罗兰的受邀。她还表示,法国笔会的建立将会很困难,因为罗兰和法朗士同属一个政党。

法朗士和罗曼•罗兰在当时被视为法国文坛之并立双峰,照说同属一个政党应该对法国笔会的建立更方便才是,怎么反而被认为更困难呢?这就要从华顿为何与罗曼•罗兰势不两立说起了。

当时,罗曼•罗兰虽说在世界上已声名卓著,但是由于作为和平主义者强烈反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法国的声誉却极为不佳。1914年战争开始后,他滞留于中立的瑞士,在《日内瓦日报》上发表以“和平主义者宣言”著称的《超乎混战之上》(Au-dessus de la mle,1914)等一系列反战论文指出:西方各民族之间没有交战的理由,因为一切战争都是反人性的血腥野蛮暴力;如果因纷争非打不可,也应当到欧洲以外的地区去打;主张个人超乎于战争、政治和党派之上,并抨击 “祖国”、“民主”、“宗教”、“文明”、“文化”等价值是资产阶级的骗人偶像。他由此遭到法、德两国舆论普遍谴责和攻击——激烈的法国同胞视他为“国民公敌”,骂他是“法奸”、“德谍”,称他“日耳曼•罗兰”,甚至有人提出要审判并绞死他;而德国舆论称他为“最阴险的敌人”,是批着和平外衣的“沙文主义者”。在战争已遍及全欧洲的形势下,响应反战呼声者寥寥无几,连他所倾向的社会主义党派都支持“正义之战”,一些过去同气相求的朋友也因此而疏远他,使他一度极为孤立。不过,他不久就在中立的瑞士和瑞典获得了知音。提出 “反对资产阶级祖国”和“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列宁等俄国共产党领导人当时也正流亡瑞士,将在“十月革命”后主管俄共文化事务的卢那察尔斯基很快就成了他的新朋友,为他以后成为苏联和斯大林的忠实盟友打下了基础,从而导致更多非议。翻译《超乎混战之上》的瑞典社会主义女作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于1915年5月写信给罗曼•罗兰,说有人建议把诺贝尔文学奖给他,因为他是“唯一超乎混战之上的人”。当年秋天,巴黎传出有资格提名诺奖的法兰西学院院士法朗士提名罗曼•罗兰为候选人;不久又有报纸报道,瑞典学院已经决定罗兰为本年度得主,但遭到法国政府强烈反对:如果瑞典这么做,法国驻瑞典大使将拒绝出席授奖仪式。瑞典学院到1916年在公布该年度得主是瑞典作家魏尔纳•冯•海登斯塔姆(Carl Gustaf Verner von Heidenstam,1859-1940)时,才补颁1915年度得主为罗曼•罗兰。一直有传说,瑞典学院多数院士其实并未被据称使他获奖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所打动,当年看中的本来是西班牙著名现实主义小说家佩雷斯•加尔多斯(Perez Galdos,1843-1920),但却为罗兰在《超乎混战之上》中所体现的和平主义精神和勇气所感动,因为那正符合诺贝尔本人的理想及其遗嘱中有关文学奖“应授予在文学上创作出具有理想主义的最优秀作品之人士”的定义,因此在授奖证书上注明:这个荣誉是给予一个人道主义作家的。不过,这种荣誉显然令华顿女士和许多法国作家更不以为然。

伊迪丝•华顿比罗曼•罗兰年长四岁,原名伊迪丝•纽伯•琼斯(Edith Newbold Jones),美国著名多产作家、已出书近60部(一生作品近80部),代表作为两部长篇小说《伊坦•弗洛美》(Ethan Frome, 1912) 和《天真年代》(The Age of Innocence, 1920),后者使她获普利策奖;同时还是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她战前旅居法国,结识了许多作家,那位声称从不看罗曼•罗兰作品的未来(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纪德,也正是她的好友之一。她通过作为著名景观和室内设计师的商业活动,与法国政府也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她也是人道主义者,但与罗兰的选择绝然不同,象绝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在一战中站在进行“正义之战”的法、英协约国一边。她参加了红十字会,推动和参与了各种救助难民、伤员、失业妇女和贫困艺术家的活动,并由此获得了法国政府颁授的“荣誉军团骑士勋位”。因此,她理所当然地站在鄙视罗曼•罗兰因反战而“浪得虚名”的法国舆论一边。

即使法国作为战胜国已过数年,公众对罗曼•罗兰战时的“反爱国主义” 仍难以释怀,绝大多数作家仍对其侧目,哪怕是一些与他属于同一文学流派甚至同一政治倾向者,也羞于或怯于与之为伍,尤其是他又自相矛盾地支持依赖暴力革命、国内战争和残酷镇压掌权的苏俄新政权。华顿回信明确表示与他势不两立,切弗里隆随后回信也提出了这一现实问题,因此可说代表了法国笔会绝大多数未来会员反对罗兰加入笔会的意见。

华顿对法国笔会建立困难的担心本也不无道理。法朗士由于与罗兰同属法国左派社会主义者,并都有亲苏俄倾向,曾长期相互支持。虽然法朗士在一战中没有响应罗曼•罗兰的反战呼声,但据说他曾表示自己年龄太老,不免害怕与举国舆论为敌。他毕竟参加过普法战争,了解法国人民因战败所受的屈辱,以及对德国的民族仇恨——一战爆发前,呼吁制止战争的社会主义党国会议员让•饶勒斯(Jean Jaurs,1859-1914),就在巴黎街头的咖啡店中被一名狂热的民族主义分子枪杀(审判拖到战后,嫌犯被判无罪释放)。不过,有传说法朗士暗中支持罗兰,尤其是提名他为诺奖候选人。法朗士继他在六年后获奖,成为法国在世诺奖得主第二人,其仇敌宣称此奖发得不地道,因为法兰西学院没有一个院士提过他的名,而外国人提名未免令人怀疑其对法国文学了解的权威性;结果证实是罗曼•罗兰以前诺奖得主的资格提名,其权威性无可置疑。以如此腥腥相惜的渊源,法朗士作为公认的法国笔会会长不二人选,若要比他年轻22岁的罗兰参与建会,实在是太顺理成章了,何况两人本是英国发起笔会首邀的荣誉会员。但是,由此而来的结果也不难设想,绝大多数潜在会员难免将持华顿同样立场,形成公开势不两立的局面——要么是法朗士和罗兰同进,使新建笔会面临会员奇缺的难题;要么是两位大师同退,使新建笔会面临缺乏权威代表性的难题。如此两难,似乎无解,是为“罗曼•罗兰难题”。

“罗曼•罗兰难题”其实是笔会发展史上一系列类似难题的开端,也正是“笔会之母” 道森-斯科特夫人老友伊莎贝尔•维奥丽特•韩特(Isobel Violet Hunt,1862-1942)女士当初质疑实现笔会理想的可行性问题之一:一些关系不好或缺乏共同兴趣或彼此相争者如何同会相见?将成为国际总部的英国笔会执委,试解此题的办法是:决定也邀请法兰西学院资深院士、以思想保守著称的海洋文学作家皮埃尔•洛蒂(Pierre Loti,1850—1923)为荣誉会员,并明确表示罗曼•罗兰只是英国笔会荣誉会员,不必是法国笔会会员。

1921年12月6日,高尔斯华绥在给道森-斯科特夫人的信中提到,从切弗里隆信中可以看出,“我们选择罗兰仍然是一个障碍。我建议写信给切弗里隆,试着让他理解,我们的选择与法国笔会无关。”他在信中还说:“我已经确信,英国笔会必须只以榜样来领导,而不能独断什么是其他笔会在会籍事务上的程序。如果我们试图独断,我们就将碰到很多挫折,而且我们也将违背友谊的自由精神,而这正是我们理念的基础。让我们不要强加于人,由此就可以成功。我们要树立榜样的是:1)我们将那些在英国最受钦佩的作家作为我们笔会的荣誉会员;2)将每个其他笔会的会员作为我们的会员。不过,我认为必须到此止步。应该向每一个正在成立的笔会说明,如果改变多重会籍的规则看来绝对必要,谨慎程度由每个笔会自己掌握……每个笔会邀请自己的荣誉会员。”

这也就是说,为了解决“罗曼•罗兰难题”,理想只好向现实妥协——首先要放弃道森-斯科特夫人有关笔会会员制的基本原则:“一个笔会的会员,也是所有笔会的会员。”其正面意义则在于:再美好的理想也不能强加于人,只能以榜样示人。

不过,正如华顿最早点明的,“罗曼•罗兰难题”之关键,还在法朗士和罗兰是一边的。她没有料到的是,法朗士不但同意出任会长,而且也认同了几乎一致的要求,拒绝罗兰成为法国笔会会员。1921年12月,法国笔会在巴黎正式成立,除法朗士外,创会会员还有安德列•纪德(Andr Gide,1869-1951)、保尔•瓦雷里(Paul Valry,1871-1945)、于勒•罗曼(Jules Romains,1885-1972)、于连•加因(Julien Cain, 1887-1974)、本雅明•克雷缪(Benjamin Crmieux,1888-1944)、克洛德•阿维林(Claude Aveline,1901-1992)等当时和未来的名家,克雷缪当选为秘书。没有罗曼•罗兰反而人才济济的法国笔会,很快就发展成为英国创始笔会以外最有影响力的笔会。

道森-斯科特夫人、高尔斯华绥、法朗士等理想主义笔会创建者,为了笔会发展大局而向现实妥协,笔会初创时的第一个大难题——“罗曼•罗兰难题”由此化解。

侠义之道
约翰•高尔斯华绥
(张裕 译)
来!让我们端平疯狂长矛,
刺向荒天下那风车目标!
为那些死也不敢出手者——
他们宁愿生活不幸渺小,
也不要筛选依多数可靠,
维持卑微生命可怜目的,
绝不发造反战斗的呼号!
啊!热切于那武器的高超,
其提点无关幸福或苦恼 ──
既然命运每次要它碎掉!
当我们以野性冲锋胡闹,
人们确笑 ──天更善也微笑,
因为在他们繁荣的世界,
那烂钢的价值微不足道。
啊!为了呼唤挑战的喊叫,
把钟排到戒斋时轻快敲,
在我们灵魂真正教堂内,
奏一组高昂跳跃怜悯调,
在我们体内设市场嘲笑 ──
牧羊人笛声清晰而任性,
自其玩世绵羊所骗佳肴。
神救褴褛侠士旗到拂晓,
它标志太阳挺立月亮逃;
在弱者遭受打压时飘展,
遏制命运和确信的风潮:
它不知理由也不求名噪 ──
但它倔强的木头上刻着
此句:“侠士,直至侠义之道!”
好!乌云密布下无惧惊扰,
把孤军奋守的旗帜举高 ──
对大众自足开一个玩笑,
乐观由更美的意义环绕:
把握它即一切无关紧要,
在追求其想象的角色中,
完全不去思索事后回报。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867-1933):英国最著名现实主义作家之一,国际笔会创会会长(1921-1933),193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以获奖作品《福尔赛世家》(The Forsyte Saga,1906-1921)三部曲及《现代喜剧》(A Modern Comedy, 1924-1928)等为传世名作,一生出书近百本,包括小说、剧本、诗歌和散文等。他的诗作不多,对后世几乎没什么影响,但这篇早年的《侠义之道》(Errantry,1900)倒是个例外,尤其是第一节常被作为他的名言引用。这里采用他的第一版,是比较遵守传统规范的十音节七行诗,每节为ababxxb韵式(x不押韵),各节不同韵;他去世一年后出版的《约翰•高尔斯华绥诗集》(The Collected Poems of John Galsworthy)中所收的修改版改动很小,只是少数行不再保持十音节。本译文保持了原诗格式为十言七句,但押韵根据中国诗的习惯,至少保持首末行及隔行同韵,且全诗一韵到底。

《张裕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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