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福民公寓》出版弁言

此前,我们决不会想到出版这样一本书,而且还带着惊喜。这本叫《福民公寓》的长篇小说,二〇〇四年在香港出版,二〇一二年在台湾出版,前后已经发行了二十年,且是讲述“过时”的文革故事。

关于文革,我们虽非亲历者,但在国内时没少读此类作品。早在二〇〇〇年,文学评论家许子东就出版了《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五十篇文革小说》的评论集,还准备增订出七十篇文革小说,显见涉及文革的作品已洋洋大观。后来不少名家的小说:如莫言的《生死疲劳》、阎连科的《坚硬似水》、余华的《兄弟》、贾平凹的《古炉》等也常被列入文革作品。

不妨欣赏一下这些作家的“生花妙笔”:

——《生死疲劳》出现这样的场景:“车上的红卫兵在‘大叫驴’的率领下喊起了口号:打倒驴头县长陈光第!——打倒奸驴犯陈光第!‘大叫驴’的嗓门,经过高音喇叭的放大,成了声音的灾难,一群正在高空中飞翔的大雁,像石头一样噼里啪啦地掉下来……”大雁肉味清香,集上的人像一群饿疯了的狗因抢大雁而发生踩踏,引发混战,最后变成武斗。“事后统计,被踩死的人有十七名,被挤伤的人不计其数。”而陈县长却“骑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如此出彩的文革镜头,颠倒人们的文革认知,却以“魔幻现实主义”高自标誉。

——《坚硬似水》的男主角复员军人高爱军和女主角嫁到乡镇的城市女孩夏红梅,背叛各自的妇与夫成为恋人,在文革中患上“革命狂魔症”,极度宣泄权欲和性欲。他们一壁以革命的名义造反夺权;一壁听到红歌勃起,想到革命手淫,伴着文革的口号标语和斗争歌曲在废弃的墓洞、野河、沟渠、草垛,甚至挖地道疯狂通奸做爱,及至在地道里砍杀奸妇之夫,双双被枪决。这般“出奇出新”闻所未闻的文革,有一顶“荒诞现实主义”桂冠。

——与之相比,《兄弟》中的文革“写实”到近乎漫画,故事中的行凶者都是无名无姓的红(卫兵)袖章。地主分子宋凡平在车站被追堵他的六个红袖章截住,又赶来五个红袖章,十一个红袖章一起把他活活打死;红袖章把野猫放进孙伟父亲的裤裆里抓咬,还用烟头烧他的肛门,他受不了折磨往自己的脑壳砸大铁钉自杀……光怪陆离的“红袖章”的暴行,一看就是道听途说文革者的编凑。

——文革在《生死疲劳》中只是闪回,在《兄弟》中是片段,到了《古炉》才细说一个村庄的文革“全过程”,故被论者誉为“中国大陆目前所看到的有关写文革的这类题材创作中,最独到、最蕴厚、最辟里、最人性、最具有人类意识的一部作品。”然而,作品的“最文革”是:古炉村里两支造反队——夜姓村民组成的造反派榔头队与朱姓村民组成的保皇派红大刀队——你死我活的武斗,看上去十分惨烈,但若没有文革的独特布景衬托,完全是中国传统农村势不两立的宗族争斗。

看似贾平凹别有深意,藉此诠释文革与中国民族性的关系,斲掘出文革发生的历史渊源,古炉(村)烧出的瓷器(China)正是中国的象征。但作者回避了文革狂飙能够鼓荡起的原由是中共的独裁体制,以及主宰这个体制的文革策动者毛泽东,不追索文革肇事者的孽愆,而去推溯民族劣根性,都是避实击虚地自欺欺人,是以“文化决定论”为现政权脱罪。

所以,无论是莫言的魔幻、阎连科的荒诞、余华的戏说、贾平凹的“寻根”,都是同一路数,如评论家许子东(用赞赏的口吻)评价《活着》:“只述厄运,不查原因,只见苦难,不见恶人。”“小说是可以承受的沉重宣泄,但又不直接关乎体制。”于是,在精神上自断脊梁的作家,既利用文革素材,又不逾界触禁,便把文革当小说人物的背景,用变形金刚的技巧图解文革的荒唐崇高,用低级趣味的下流消解文革的“神圣”意义,再冠以先锋文学之类的美名。所谓“魔幻”“荒诞”之类,不过是用眼花缭乱的鬼画符模糊历史真相,用故作高深的手法蔽匿内在精神的孱瘠,直至裱褙创作功力不逮的尴尬,最后写出的只能是回避憯酷现实,患上失语症的病态作品。

由此也解答了我们的一个疑惑,文革题材在大陆已属犯禁,这些欲望贲张的狗血剧情和言不及义宠物呻吟式的“文革”作品为何能大行其道?因为隔靴搔痒无伤大雅的文革故事可以混淆视听,让无文革践历的读者曲解文革,以为文革好似中国民众自发的一场闹剧,而红卫兵如同清末愚昧凶顽的义和团。

有趣的是,不知因过度忧惧而自造紧张,还是为推销书籍而自造噱头,《坚硬似水》、《兄弟》之类的书还被“疑问”:这种书怎么能在大陆出版?

直到在海外邂逅喻智官先生的力作《福民公寓》,在承受心理和意识冲击中读完该书,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文革,什么才是真正书写文革的作品,也才明白,仅就文学作品论,墙内墙外也完全是两个天地。《福民公寓》这样的书别说在国内出版,出版社碰都不敢碰。所以,比之《福民公寓》,前述名家的“文革”都是赝品,《福民公寓》才货真价实全景式地摹绘了文革的整个过程。

首先,从横向的面上说,《福民公寓》集中状写上海原法租界高级公寓里居民在文革中的遭际:其中有副区长和区委办事员;有参与造反的红卫兵;有大资本家;有右派分子;有留学过日本的研究所图书馆员;有解放前百乐门的舞女;有留学过英国的天主教徒医生;有印尼归国华侨等众多角色。作者在铺叙这些人物生死歌哭的同时,通过这些人物的活动,勾勒了文革时下至大、中、小学校,上达市、区政府的剧变,还延伸触及上海平(贫)民地段和周围农村地区乃至外地的文革骚乱,让福民公寓的厄难成为全国文革的缩影。

其次,从纵向的线上说,《福民公寓》的故事发生在一九六六到一九八六年间,但通过人物遥忆等情节,倒叙公寓住民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的景况,表明尽管文革始于一九六六年,但“福”民公寓住民从一九四九年就开始罹乱了,文革迍殃只是一九四九年后一系列政治运动的总爆发。在一九四九年这个节点上,还有两个从苏维埃亡命上海寄居福克(民)公寓的白俄,惊悉中共军队跨过长江后,一个不畏老迈再远走加拿大,一个干脆绝望地自戕。如此就把一九六六年与一九四九及暴政滥觞的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联系起来,把文革置于国际共运的链条上彻底反思:文革虽非必然,但也绝非偶然,它只能在国际共运分支的中共极权下发生。

与此同时,小说用社会冲突标示野蛮地抄家批斗,并开凿不同当事者的前世今生,透泄出国人冤冤相报贫富轮回的遗弊残滓。比如,遭大难的资本家南荃裕,追勘他祖上的发家史,可以穷究本末到百年前太平天国时期,他的先祖趁火掠劫财主得暴富;而子女纷纷参加红卫兵造反的吴东旭,如刨根稽考,百年前他的祖上却是富甲一方大地主。

这样,《福民公寓》在横幅和纵轴两面敷陈,倾力从广度和深度摄录文革。

需要强调的是,《福民公寓》不是用说教而是以经典现实主义,也即巴尔扎克、契科夫的现实主义创作理念,以生动的现场感,丰富真切的生活细节,情理毕肖的时代氛围,艺术地演绎本身足够荒谬荒诞足够“非现实主义”的文革。

《福民公寓》围绕公寓居民写了四十几个人物,不仅主要角色形象逼真灵动,即使着墨不多的次要角色,也独具性格,面目分明。他们的音容笑貌让你读之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就像一组群雕,让人镌印在脑,也让人联想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人物的活画。

不难看出,书中栩栩如生的人物,大量充实贴切的细节,是作者基于现实生活中的原型进行艺术的再现,而不是在书房闭门造车“虚构”制作。

就说文革第一要角红卫兵。迄今有关红卫兵的形象不外乎两类:一类是张承志、梁晓声等人笔下的“理想主义者”,红卫兵始终是正面人物;另一类是余华(没身临文革初期大动乱,仅凭口耳之学得来的信息)等人笔下的凶神恶煞,属于反面人物;两者的共同点都是把红卫兵简单化或脸谱化。而《福民公寓》中的红卫兵不落窠臼,他们参加红卫兵造反的动机各异,既有受毛蛊惑的一面,又有不满学校及各级领导官僚主义的一面。参加里弄专政队里的红卫兵吴国庆,因自身的贫寒而带着仇富心理加入抄家批斗资本家,同时,当外来的红卫兵批斗喜欢自己的归国老华侨,她还出面阻止。诸如此类既反映了红卫兵造反心理的复杂,又剖悉了文革也是当时社会积累的各种尖锐矛盾的破防。

《福民公寓》还多层次多角度地演示人物的生存状态,在关照人物个性和命运的同时,注重为异化时代留存真迹。

——舞女祝秋艺,“解放”后为找政治靠山,先是嫁给工人丈夫,文革中丈夫在武斗中丧身,为寻找新的靠山,又用色相腐蚀户籍警,这是她可怜的一面;同时,她不甘忍受低人一头的成(身)份,常在邻里间寻机引风吹火无事生非,显露出潜意识中要做“正常人”的好胜,又是她可嫌的另一面。

——户籍警赵河竹利用公职与舞女搞腐化,还性侵资本家孙女,十分可恶。但他占有上海女人的欲望出自失败的恋爱。“解放”后的户籍制度在城乡间筑起鸿沟,赵河竹凭退伍军人从农村招进上海公安局,使他成为极少数进城工作的农家子弟。然而,他进城的幸运反成为他婚恋的不幸,他因自身与城市隔膜的农民特征而受歧视,致使他与上海姑娘的恋爱一再失败,人们在谴责他时难免带一丝同情。

——严轲因父亲的历史问题丧失上大学的资格成为社会青年,为补救自己的“先天”缺陷,他把自己的皮夹子(钱包)上交里委会,自造拾金不昧的“好人好事”,试图以“出身不能选择,重在自我表现”争取上大学。这一情节,既为严轲怨恨父亲,在文革中批斗父亲埋下伏笔,也记实了因制度性歧视造成的社会不公,以及“学雷锋,做好人好事”之类洗脑活动的虚伪和异化。

这些人物的悲剧既出自他们的生性,更由畸形时代“锻造”,他们都是非人道政治制度的牺牲。

《福民公寓》以饱满而多姿多彩的人物,自然而扣人心弦的情节,形成大开大阖的张力和美感,让读者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这些固然是小说的成功所在,但《福民公寓》的最大价值,在于用批判现实主义的姿态,精微显著地雕镂时代和社会本真,以此昭示世人:借社会主义之名,行极权统治之实的共产制度,必定给人类造成巨大灾难。因此,《福民公寓》在纷呈时代风云的广度和深度的基础上达到了罕有的高度。

二〇〇八年,加拿大一位读者在网上列出自己喜欢的《一九八四》、《动物庄园》、《福民公寓》等四本书,他对《福民公寓》的定位非常准确。如果说写于一九四八年的《一九八四》是预言小说,那么故事起于一九四九年止于一九八四前后的《福民公寓》,用极权社会的世相百态实证《一九八四》的不朽预言。

《福民公寓》中有一个情节寓意深长:来上海大串联的北京红卫兵诱奸了资本家的孙女南延泠,回北京前他留给南延泠的姓名是:毛文革;地址是:北京天安门一号。南延泠因怀孕打胎而疯了。十年后,毛泽东驾崩,南延泠早就把毛泽东和貌似毛泽东的红卫兵“毛文革”混为一谈,在观看电视转播天安门追悼会实况时,她以为自己寻找了十年的“毛文革”死了,禁不住哀恸悲怆地吼叫:“毛文革死了!”仅此一吼,举重若轻自然巧妙地把故事推向高潮,也把强奸民情,凌辱民心,发动文革的毛泽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作为长篇小说的《福民公寓》在结构上也颇具匠心。从引章寓居福克(民)公寓年逾古稀的白俄出走即将落入中共之手的上海开场,到末章写“福”民公寓里熬过文革岁已耄耋的资本家等人遁离上海剧终,不仅前后呼应,也深化了小说的主题和思想,达到艺术形式和内容完美结合的审美效果。

彰显深刻思想的作品必然有隽永的生命力。《福民公寓》所解析的文革浩劫和逃逸共产专制的命题,迄今不断得到现实的回应与佐证。

新冠疫情期间,号称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在世界面前上演了一幕幕用极端手段封城的人道惨剧,主导运作的还是曾经操纵文革的权力机构。同时,从一九一七的逃离莫斯科(苏联)潮到一九四九和一九八〇年代两次逃离上海(中国)潮,再到一九九七年和二〇二二年两次逃离香港潮,都在在证明,共产极权专制存在一天,中国社会就没有走出文革,中国人就摆脱不了迁逃的宿命,由此可以说,文革既是过去的历史,也是当下的现实。

《福民公寓》作者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言“我只担心一件事,我怕我配不上自己所受的苦难”自我鞭策,从见证苦难这一朴素的文学立场出发,酝酿二十载,伏案五年,用身心当笔,蘸着奔涌的热血,抒写交织爱与憎的不可复得的人生体验,撰著非目睹者不能尽言的悲剧历史,完成了一部可遇不可求,在华语文坛上不可多得的佳作。

因此,我们秉持与作者同样的精神,为留住真实的历史,留住真诚的文学,也为扩大与《福民公寓》不相配的影响力而出版此书,意欲让更多读者结识这部凝聚文革文学结晶的作品,走进或回味那段创钜痛深的历史,并重新审视认识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

喻智官简介

独立写作者。一九五五年生于上海。一九七六年毕业于上海某卫校,同年进上海某市级医院担任临床医生。一九八八年赴日本留学,日本国学院大学日本文学专业研究生肄业。一九八二年起兼事文学写作。著有长篇小说《福民公寓》、《殉葬者》,长篇纪实作品《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凤毛麟角曹长青》等。一九九六年从日本移居爱尔兰至今。

喻智官作品

长篇小说:《福民公寓》,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年出版。小说以上海“福民公寓”为背景,全景式地呈现了上海文革的惨烈实况。

长篇小说:《殉葬者》,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八年出版。小说讲述在政治蹂躏人性的禁欲社会,恋人恋情如何被政治高压异化,最后在六四变迁后的时代以悲剧落幕。

长篇纪实作品:《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台湾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三年出版。作品书写著名民主人士王若望为争取中国的民主化,年轻时反抗国民党,到晚年反叛共产党,为此三度入狱,最后流亡美国客死他乡的一生。

长篇纪实作品:《凤毛麟角曹长青》,台湾前卫出版社二〇二三年出版。作品记述曹长青当记者后迄今四十年一以贯之特立独行的人生轨迹。

来源:作者提供

作者 edi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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