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4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0）
根据“还权于苏维埃”的思想，苏共第19次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建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使其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于1989年5月底举行第一次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为此，苏联制定了新选举法选举苏联人民代表。
这次选举与以往不同的是：
第一，实行差额选举，基本上改变了一个代表席位一位代表候选人的做法。这次选举将产生2250名代表，其中地区选区、民族选区和社会组织各有750个席位。而最后登记的代表候选人则为3775人。
第二，政府官员不能成为人民代表。按照过去的做法，苏联各级党政领导人都可以成为最高苏维埃代表。新选举法则首次规定，除中央和共和国一级的部长会议主席及地方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外，各部委、局及其他部门的官员和公检法的官员均不能成为人民代表。如有人当选为人民代表，则必须辞去官职。
第三，社会组织可以派代表参加最高权力机关。社会组织的750个席位将按一定比例分给党、工会、妇女、共青团和科学院等组织，其中苏共只有一百个席位。
这次选举产生了强大的政治冲击波，它不仅使全体民众经历了一场行使自己权利的洗礼，而且也使苏共经受了一次极其严重的政治考验。
这次选举结果令人惊奇，可谓是冷门迭出。选举过程中出现了三个冲击波：
第一个冲击波是苏共在投票选举时，仍实行等额选举，即一百个候选人竞选一百个代表席位。这种做法马上引起社会上的异议，许多人批评苏共代表产生程序不民主。对此，苏共苏联人民代表选举委员会声明，苏共是经过两大渠道提出候选人的。第一个渠道是，在地方上工作的党员的提名要在基层党组织中进行讨论，然后在上一级党的机关中讨论，再上报到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第二条渠道是，在其他共和国、边疆区和州境内工作和居住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以及工人、集体农民、科学和文化界代表的候选人的提名可以直接发往苏共中央。通过第一渠道产生一号名单，通过第二渠道产生二号名单，总共提出382名候选人。苏共中央政治局对这两个名单加以汇总，去掉重复人选，剩下312名候选人，再从312名候选人中选择一百人，并提交1989年3月中央全会表决。这样，苏共中央全会对苏共苏联人民代表的产生不是选举的问题，而是确认的问题。而叶利钦认为：“苏共中央最近选举一百名党的代表时，只有一百名候选人，这种做法与地方上的差额选举形成鲜明对照。如果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实现差额选举，哪怕是提出101名候选人，利加乔夫就会落选。”
戈尔巴乔夫则辩解说: “我记得在开始提名苏共苏联人民代表候选人时共有3500名竞选者。”
在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最后12名成为候选人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处书记无一人获得全票，使苏联公众和世界舆论界为之哗然。其中参加竞选的9名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的反对票最多，为78票；雅科夫列夫第二，为59票；尼诺科夫第三，26票；扎伊科夫第四，25票；梅德维杰夫第五，22票；斯柳尼科夫第六，19票；切布里科夫第七，13票；戈尔巴乔夫第八，12票；雷日科夫第九，10票。另外三名政治局委，俄罗斯联邦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和乌克兰CP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参加地方选区选举当选，而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作为政府部长是不能参加竞选的。
这种状况反映了苏共中央内部不同政治势力的力量对比。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是获得反对票最多的两人。这不是偶然的。利加乔夫一直被认为是苏共保守派代表人物；而雅科夫列夫则被人们称为“叶利钦第二”，自叶利钦离开政治局后，他是政治局中主张激进改革的代表人物。《消息报》评论员在谈到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时说：“两人的政治立场是人所共知的。这二位同志的特点是，办事果断，坚持自己的那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因此出现如下情况就不足为奇了：二位同志的直率态度引起了各自的支持者的热烈支持，同时也引起了反对者的有力反对。”
在人民代表选举结束后，有记者问戈尔巴乔夫: “正是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这两位候选人得到的反对票最多，这说明了什么？”
戈尔巴乔夫说: “这说明人们在按自己的认识投票。”
记者请戈氏评论苏共中央三月全会上有12人反对他的事实。
戈氏说：“是少了！如果要是没有对我的批评意见，那才令我失望。因为我感到: 并非一切都如想像的那样，没有达到所预想的速度。但是，事业在前进，这是困难的、复杂的事业。我们应该不办蠢事、不搞冒进，因为我们不能使人民的命运受到打击。如果我们能够研究历史，吸取教训，那么我们应该像现在这样行动，但是我想，在某些方面我应该做得更好。”
第二个冲击波是地方党政领导人纷纷落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落选；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格拉西莫夫败在其竞争对手工程师博尔德列夫手下；乌克兰五个州委第一书记全都榜上无名；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均被对手击败；托姆斯克州委第一书记所在选区虽然只有他一个候选人，但得票却过不了半数；三分之一的地方小市长落选……
地方党政领导人频频落选的消息不断传出，形成巨大的冲击波，在苏联国内引起强烈反响。
列宁格勒市委第一书记格拉西莫夫认为，“我们”已经习惯于一党制下的舒适的政治条件，一旦失去这种条件，就会陷于窘境，在选举中败北。其主要原因是人民对改革的进程缓慢不满。他认为，如果不克服党内的保守倾向，党的领导地位就将会丧失。而州委第一书记索洛维约夫则表示，不必“过分渲染所发生的事情”，不必担心这会“影响”列宁格勒党组织的“威信”。因为，州委第一书记的落选并不代表全部党组织；第二，在改革的条件下，党要自觉地接受抨击。
苏共高层领导人和舆论界对这一冲击波作出了反应。戈尔巴乔夫认为，一些官员落选“没有什么理由惊慌失措”，这让苏联第一次有了一幅生活的“真正图景”，开始了解民主进程是“怎么回事”。《真理报》对此评论道，这种党政领导人纷纷落选的事情简直是“史无前例的”，得出“不幸的”结论是不值得的。如果深思一下，那就会说，改革唤醒的人民尝到了民主和公开性的甜头，总的来说赞成改革，但决不容忍社会的，特别是党委内部的改革进程进展缓慢，没有带来预想的结果。在投反对票时，人们表示不要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不要一些党的工作者的坏作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利加乔夫后来在回忆录中站在保守立场分析说：
中央发出一个又一个指示：不要干涉！不要干涉！保持距离！许多党委惊慌失措。人们看到，许多不称职的人，甚至连曾因恶性犯罪、杀人坐牢的罪犯也出现在人民代表的候选人中。而那些竞选纲领旨在反苏反共的空谈家和蛊惑人心者更是数不胜数。在这种条件下本应该广泛进行党的宣传，宣传自己的候选人，揭穿某些人不现实、无根据的许诺。
但苏共中央却放弃政治目标，党的地方机关束手无策。这是个新局面: 中央首次未发布明确指示，应该如何行动。而这个′首次′正好是发生在竞选时期，正是权力斗争之时！……选举活动开足马力向前奔跑，′上面’毫无根据地以为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同时，有些人认为党不干涉选举便是民主的表现，同以往的形式主义作斗争的正确思想占了上风。但是，将洗澡水连同孩子都泼掉了，事情做得过了头，党实际上已被排除在选举之外了。”
第三个冲击波是苏共中央高层领导人成为公开受到批评和指控的对象。列宁格勒的竞选人佩诺夫在电视台发表讲话，建议追究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的责任，因为他“把意识形态搞乱了”；而戈尔巴乔夫则“欺骗了人民”。苏共中央收到一些批评戈尔巴乔夫的群众来信，认为戈氏应该对苏联国内的情况负责任，因为改革前他就是党的高层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有一个协会接二连三给苏共中央写信，要求利加乔夫下台。
到选举后期，苏联出现了轰动新闻。著名的苏联检察院侦查员伊万诺夫和格德良通过新闻媒体指控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有受贿行为。消息传出，轰动全苏联。因为此前苏联人都认为利加乔夫是一个两袖清风的人。而这二位侦查员又颇有名气，许多特大经济犯罪案件都是他们侦破的，其中包括勃列日涅夫女婿受贿案和乌兹别克特大贪污案。他们在竞选中指控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和前政治局委员索洛缅采夫，这使苏联的政治空气骤然紧张起来。
1989年5月14日，戈尔巴乔夫启程访华。在飞机场戈氏对利加乔夫说：“我已知道电视上的讲话，那有什么关系，要挺住。”
利加乔夫于5月15日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联检察院提交声明说：“这是挑衅和恶毒的捏造，至少使我蒙受犯罪的嫌疑。”他请求审议他的申诉，并将申诉结果公诸于世。索洛缅采夫也于5月17日发表声明，认为侦查员的断言是“无耻的挑衅行为”，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他请求调查，并追究侦查员的责任。与此同时，这二位侦查员受到指控，有人指责他们“违反法制”，使用粗暴的非法手段进行调查。经戈尔巴乔夫同意，5月19日，《真理报》和《消息报》以《强烈抗议》为题发表了利加乔夫的声明。
(1990年4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审议了苏联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建立的审查格德良侦察小组活动有关材料委员会的结论并通过决议。决议谴责“苏联人民代表格德良和伊万诺夫以及个别人民代表和负责人发表毫无根据的声明”。最高苏维埃同意把这两位侦查员开除出检察院。)
但是，此次选举最大的冲击波是叶利钦的一举当选。
叶利钦是苏联政坛上的风云人物。他的激进改革的思想，直言不讳的批评立场，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广大苏联民众的支持和拥护。1987年10月，苏共中央全会发生“叶利钦事件”之后，叶利钦被任命为苏联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部长级)。他仍然是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市委委员。这在过去是不可想像的。1989年随着选举运动的推进，叶利钦积极参加竞选，从而成为全国瞩目的人物。
选举运动一开始，叶利钦就宣布，他宁愿辞去国家建委第一副主席也要竞选人民代表。他的行动受到莫斯科选民的热烈支持。他被提名为莫斯科市人民代表候选人，其竞争对手是莫斯科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总经理布拉科夫。
叶利钦的竞选纲领要点是：
一、必须制定一个明确的计划，以便能在二三年后改善经济状况，消灭内债和外债。
二、必须优先考虑强有力的社会政策，把关心人民作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三、不断提高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向苏联人民充分提供食品和工业品，发展服务行业、商业和公共饮食业。
四、鉴于不合理地出现了社会贫富不均现象，必须加强争取社会公正和道德公正的斗争，重视生活上只有最低保障的各阶层居民的利益。
五、在选出新的人民代表以后，要把最高立法机关变为反映人民意志的实际讲台，让所有国家机构、政治组织和领导人向最高立法机关报告工作情况。
六、彻底改变人民代表在国家立法机关的作用，大大提高代表的威望，把代表从一次性的次要角色变成国家的积极活动家。
七、同国内正在滋生的官僚主义上层及其受贿集团代表人物进行千方百计的斗争。
八、必须取消各种特供食品和特供商店，代之以用对各阶层居民具有同样购买力的卢布来奖励出色的工作。
九、大大减少部委的数量，使部机关逐渐实行完全的经济核算，使企业能够自由脱离部委和享有独立的存在权。
1989年3月12日，叶利钦和竞选对手布拉科夫一起在莫斯科电视台露面。叶利钦指责莫斯科市委、一些区委和强大的宣传机构采取支持一个候选人、反对一个候选人的做法。他认为，每一个代表都应有自己的思想和某些问题上的特殊观点，在意见多元化的范围内，这是允许的。他还主张就多党制问题进行辩论。
叶利钦的竞选纲领和主张在苏联各界引起强烈反响。
这期间，莫斯科一些地方传播一份匿名材料反对叶利钦。
在3月16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一些与会者建议对叶利钦的几次讲话进行讨论并作出评价。他们认为，叶氏的讲话违背了中央的政治方针以及苏共章程。苏共中央委员、莫斯科工人季霍米洛夫对叶利钦提出强烈批评，指责叶氏在关于党和共青团在全国的作用问题的立场和党服从于苏维埃、建立新的青年组织以对抗共青团以及辩论多党制问题等主张。全会认为有必要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认真研究叶利钦的问题并作出结论，尔后报告给下一次苏共中央全会。
叶利钦回击了对他的批评，3月20日，叶氏在会见选民时指责苏共中央全会决定成立一个委员会调查其言论是想阻止他参加竞选，是“违法的”。他还反驳了季霍米洛夫的批评。
3月26日，是苏联选民投票日。结果，叶利钦获得89.4%的选票，以绝对优势战胜对手布拉科夫。叶氏的一举当选，标志着他在苏联政坛上已东山再起。
叶利钦之所以会东山再起，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叶氏的竞选纲领迎合民心，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他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莫斯科市民多次举行支持叶氏的游行活动，其民众支持率仅次于戈尔巴乔夫。
第二，当时，苏共在群众中的威信很低。这主要是苏共本身的问题，党的官员特殊化，尤其是党的高层官员的特殊化，给民众以很坏的印象。党的官员中贪污腐化行为令民众十分厌恶。在这种大的背景下，叶利钦对苏共的种种弊病提出批评就会赢得广大民众的共鸣。
第三，叶利钦具有高超的竞选策略和竞选方法。他料到在莫斯科的选区登记可能会失败，于是去万无一失的彼尔姆市别列兹尼基选区登记。他事先没有通知任何人，登上一架货运飞机，在竞选大会前20分钟突然到场，使拥护者大喜过望。因为他当天发电报说他无法到会，这使彼尔姆地区的党组织没有来得及作出反应。叶氏就这样以巧妙的手法取得了胜利，大会以压倒多数支持他为候选人。叶利钦没有就此止步，他要当选莫斯科的人民代表，他选中了第一民族地区选区。该选区有六百万选民，不像其他26个选区每个区只有25万选民。在莫斯科工会大厦举行的选区大会上，10名候选人经过第一轮淘汰，有四人胜出: 利哈乔夫汽车制造厂总经理布拉科夫、森林公园经理格罗霍夫、宇航员格列奇科和叶利钦。关键时刻，格列奇科放弃竞争候选人的资格，呼吁自己的拥护者投叶利钦的票。秘密投票结果，在789名投票者中布拉科夫与叶利钦得票数大致相等，二人同时成为正式候选人。格列奇科的举动叶利钦早就知道，前者本想在大会开始时就退出竞选，而叶氏则请他到关键时刻再退出。此举果然奏效。
叶利钦在总结自己竞选获胜的原因时表示，他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有多么大的才能，而是因为中央当局总是犯错误。中央控制一切宣传舆论工具，却不让叶利钦的名字和形象出现。叶氏认为这是中央当局的错误。叶氏说，如果中央当局不加禁止地让叶利钦的讲话和形象整天出现在报纸和电视上，过不了几天，人们对叶利钦的新鲜感就没有了，就听腻了，看腻了。叶利钦就“不中用了”。叶氏在竞选中到处去同选民见面，参加群众集会，而政治局委员却没有这么做，给广大民众造成一个明显的反差。
《来自上层的革命》对叶利钦在改革中的作用评价如下：
叶利钦对市场改革的鼓动，是他能够同时吸引住普通老百姓和党国精英的关键一步。在俄罗斯，“市场改革”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虽然它对不同的人来说含义也不同。经济学家承诺说，市场改革将会解决长期困扰国家的严重短缺问题。但市场改革对于普通百姓来说还有另一层用意，即他们讨厌特供品商店，讨厌精英们可以享受的一切特殊分配制度。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市场改革”一词的意思就是建立一种每个人都可以在同样的商店购买到同样的商品的体制。“市场改革”将会允许群众买到最好的商品。因此，这在普通苏联人听起来，确实是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体制所本该具有的平等主义理想的最佳道路。
对于党国精英来说，市场经济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不曾被迫去排让普通百姓恨之入骨的长队，但他们有幸购买特殊消费品的代价也很高——这得不断地讨好上级才行。在党国精英们看来，市场经济意味着摆脱这样一种体制，这种体制使得特权完全依赖于你所处的级别高低。一旦摆脱党对个人财富积累的限制，他们就有望更加放心地购买最好的消费品，只要有钱就行。
叶利钦的平民出身、民主倾向、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市场改革口号，在20世纪80年代末的俄罗斯还是有着广泛吸引力的。除了这些方面以外，另一个实质性的方面则是叶利钦的反叛角色，他是摇摇欲坠的苏共领导层的最有名的反对派。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方案在一开始广受欢迎，点燃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但1988一1989年间出现的经济混乱，使得最高领导层的声望一泻千里。叶利钦在党中央呆过，后来又被赶出来，如今正在想方设法重返权力高峰。这种反叛形象吸引了许多俄罗斯人。
叶利钦在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决心乘胜前进，攀登新高峰。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