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5-28
（多次被摧毁的望海楼天主堂）
天津教案在中国的历史叙事体系里好象仅是无足轻重的一场群众性暴力排外事件，远远无法与后世的动荡风云相提并论。但后世风云所包涵的那些信息，已在天津教案中具备了相对完整的轮廓。这场教案，是传统社会溃败，且再也无法从废墟中拼合出来的第一个标志性事件。虽然中国传统社会的瓦解肯定不是从天津教案才开始发端，但它意味着＂同治中兴＂这场试图重组中国旧秩序的努力已经失败。而在中国过去2000多年的历史上，这项事业从来都没有面临过失败的囧境。旧秩序总是会被重建起来，毫无疑问，重建它意味着＂全天下＂的成功，它是绝对的、唯一的正义。但天津教案揭示出旧秩序与新世界之间根本性的冲突，它是中国天朝秩序向前途未卜的迷惘中变革的拐点，极少数最有远见的中国人意识到旧秩序已无法挽回。试图用一些缓冲手段把新世界阻挡在外，继续＂坐拥天下＂的＂同治中兴＂是一场没有前景的事业，新世界向中国的渗透不可阻挡，它会引发何种后果则众说纷纭。深入地研究天津教案，将揭示出许多深刻的历史内涵，我们将分几期尝试作出探讨。
这场教案因谣言称法国天主教会＂迷拐幼童＂，引发暴乱，导至法国驻天津领事及秘书、十二名修女、两名神甫、七名商人商眷(其中三名俄国人)、三十名中国教民或伙计被殴毙。它是义和团等一系列群众运动的预演。
在处理教案的过程中，试图维护真相、持忠信以为本、主持中外和局的曾国藩，最终受困于普遍的谣言及排外情绪，以七旬老躯而身败名裂。垂暮之年的曾国藩在经历这场政治生涯中最惨痛失败后终于意识到：自己倾尽毕生所维护的旧秩序，实为自取灭亡之道，2000多年的旧秩序已经到了必须作出改变的时候。只有在遭受重大挫败之后方才意识到改革，这是中国政治的悲哀，曾国藩的＂年家子＂李鸿章继承了他衣钵的同时，也继承了他的命运。
在天津教案之后一年，曾国藩在朝野漫天的讥诟中病逝。他临终前试图作出一些改革的尝试，其中最重要一项是向美国大规模派遣留学生。他似乎是第一位认识到中国必须寻找到可靠的长期盟友，奉行＂中外和好＂政策，引进西方学术、方可能在新世界立足的政要。而＂中外和好＂的根基，则是他一生念兹在兹的＂忠信＂。为此，一位后世著名的＂历史学家＂称：李鸿章是英国的傀儡；左宗棠是法国的傀儡；而曾国藩则是英法美共同的傀儡。
用漫长的一生，和暮年的惨败，终于从一位排外论者转变成一位改革派，这样的可悲际遇，史上何止曾氏一人？曾氏受人同情是因为他真正相信他所追求的东西，而不是在他所投身的事业中牟取个人和小集团私利。他的改革意识仍很模糊，需要时间来深化和强化，可是他的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去世不仅使改革派失去了一位拥有强韧个性的领导者；更重要的是，他是唯一一位有能力将改革上升到道德、伦理高度的人。他的继承者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等人都是实用主义者，缺乏持久恒心和探求真知的严肃态度。
我们折回头，不厌其烦地再三从中国传统中寻找近现代中国的轨迹。
古老的传统被归纳为＂外儒内法＂，这个词容易使人产生误解，认为儒家是披在法家之上的外衣。儒、法的关系就象两根被搓在一起的麻绳，儒家主要提供宗法伦理，法家主要提供统治手段。它们的功能决非单一，儒家也有一套庞大复杂的＂儒术＂，法家也有一套宣扬国家至上主义的完整价值体系。儒和法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都追求整个社会对统治者惟命是从，是典型的专制逻辑。在策略上则有时相互冲突，儒家追求简朴的行政，降低人民负担以免过多地引起不满情绪，国家机器不宜庞大，靠说教和灌输保持整个社会对皇家的自觉向心力，这需要笼断话语权和文化排它；而法家则追求由国家来控制一切，直至农具和刀兵，严格的人口管理，将人民纳入国家垄断之下使他们离开国家就无法生存，这需要建立一个庞大的国家机器，进而增加各种赋税。总体上，儒家消弥潜在的敌人，而法家对付已经出现的敌人。因此当统治者感到安全的时侯就偏多儒家，感到危机的时候就偏多法家。
这套儒法秩序的＂全部信息保存在儒教社会的每一片碎片中，在它崩溃之后，仍可通过任何一个碎片把它复原出来－－金观涛＂。每一个农民，通过家庭生活中的尊卑长幼、寺庙中的佛道形象、戏台上的表演、故事传说……尽管他很可能连县城都没去过，却熟知整个＂天下＂的基本框架，而那些作为民间领袖的＂读书人＂，他们一生的阅读、思考范畴，都在这一秩序内打转，因此通晓这一秩序的丰满细节。人们不仅认为这套秩序在自己的时空里是天经地义的唯一，且天庭、地府等异度空间亦然。时至今日，大部份中国人仍在用中国官本位的政治传统去想象外国。
但这远非儒法秩序的全部，它还存在着同样庞大的反面。
（后世笔下的张献忠）
就象中国历史由治乱循环构成一样，中国传统中既有其高度守秩的一面，又有其高度混乱的一面。在儒教秩序之下，深深地埋藏着一股强大的＂乱臣贼子＂传统。虽然＂乱世＂和＂乱臣贼子＂在史册上占据的篇幅很小，但乱世的时间却几乎和＂治世＂一样长，＂乱臣贼子＂们的能量几乎和＂明君贤相＂们一样大，只不是他们中有不少人＂修成正果＂了而已。
＂乱世＂是儒法秩序崩溃后的破碎虚空，倒不如说是它的另一面。＂乱臣贼子＂们则是在一元化社会里，向权力顶端攀登的另一种方式。
正统的上升渠道需要按部就班地读好圣贤书、熬够资历、迎合官长并在他们提拔之下一步步接近皇权，直至获得皇帝青睐。那些无法通过正统渠道上升的人：科场失意或者没有机会受太多教育、出身低微、野心过于暴露、不善迎逢……随着官僚机制在时间摧磨之下越来越陈腐僵死，越来越裙带化，拉帮结伙成为常态，科场竞争越来越激烈……他们上升的机会也随之越来越渺茫。制造并驾驭混乱，挑战现存官僚系统，划地当土皇帝、受招安甚至颠覆它，成了他们上升几乎唯一可能。＂太平世道＂里他们可能碌碌无为，但王朝必由的统治危机成就了他们活跃的舞台。通过捣毁旧官僚来成就自己，甚至登上皇位，有时候他们需要借助一些非儒家的力量，但最终都会向传统秩序回归。
（黄巢的诗仍受到当代“书法家”们所钟爱）
这些人的出身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试图通过传统渠道上升的失败者，黄巢、洪秀全是也；另一类则是城市流氓领袖，刘邦、朱元璋之流。而李自成、赵匡胤则介乎二者之间。
前一种人是投机取巧，以小搏大的大师。他们权势旺盛又没有天生靠山；野心太过于暴露，又不肯循规蹈矩；不安现状又不能精研迎逢之道；对漫长的步步升迁既缺乏耐心也无多大盼头。正统的上升途径正是要防范他们这种人＂不安份＂的人获得机会。他们有机会进入官僚秩序却只能在边缘徘徊，这反倒既给了他们近距离观察官僚秩序的机会，又把他们抛向三教九流。在王朝末年时，官僚们既不关心自已的满身溃疮，也不关心人民有何心声，而＂乱臣贼子＂们则对这两者都有深入了解。是官僚体制自己，给他们创造了投机和以小搏大的赌局。
城市流氓并不单指城市中的游民无产者，还包括农村尤其城乡结合部＂不务正业＂的农民、走江湖的各种诈骗客……。这些人仿佛天生就有一种万死不辞的为非作歹欲望，以突破道德底线为乐为荣。他们是＂教化＂的失败品，＂教化＂想扭曲人的正常情欲制造羔羊，一旦失败则制造出灵魂扭曲的禽兽。在1841年英军进攻厦门的＂战斗＂中，清军看见英军陆战队登上海难便之夭夭，留下空荡荡的军营和要塞。到夜里，他们却摸回来偷军营里的物资，这时他们爆发出超人般的能力和意志，居然想搬走那些几个人都抬不动的柜子和大缸，被英军哨兵射杀多人仍络绎不绝。英军大为疑惑：为何中国人宁肯可耻地做贼而死，却不愿在战场上光荣地一战？
和旧中国所有的群体一样，城市流氓的领袖们往往也能识文断字，他们要么是自幼受过教育却沦为流氓，要么是成为大流氓后请师爷辅导自己。城市流氓群体规模虽小（大部份时侯城市人口约占全国7%左右，而流氓则因时因地占城市人口的1%-10%，因为＂流氓＂这一身份很难清晰界定，所以估计范围差较大，王朝越接近末年，比例越高），但在旧中国的秩序里却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龟奴扛着妓女招摇过市）
由于政府笼断了信息，人民依靠＂小道消息＂获得信息来源。流氓们因为与政府中的下层官吏来往密切，于是内幕消息从下层官吏那里流向他们，他们又是全社会几乎唯一个具备流动性的群体，于是成了小道消息的源头和传播渠道。这个群体通过控制小道消息来控制了帝国的舆论，尤其当王朝末年官府告示失去公信力之后，他们的社会动员能力之巨大，有时足以折毁整个帝国。在同治回变前，这些流氓偷吃回民的羊之后散布谣言说：回民欲阴谋使羊糟踏汉人的庄稼，使汉人无收饿死。诸如此类＂回子＂阴谋论的谣言在陕西铺天盖地，致使回汉之间因微不足道的民事纠纷，上升为族群性仇怨。
所谓＂乱臣贼子＂即以上两个群体的结合。体制的失败者拥有旺盛的权欲、打倒旧官僚的执着意志、相对开阔的视野；流氓们则有天不怕地不怕的破坏欲，并掌握着舆论走向。造反集团刚起家时，要么是体制失败者招募流氓领袖作为干部，要么是反过来，或者有些人既是体制失败者又是流氓领袖（宋江）。
他们最大的困境是无法顺利获得道德正当性，除非通过一代代地奋战不停冲击旧官僚体制直到取而代之，获得书写历史的资格。
和过去的叛乱不同，外国人的到来给了他们一个全新的舞台：通过攻击外国人，既夺取＂大义＂的至高点，给官府制造无穷麻烦之后还让它哑巴吃黄连，几头不是人，削弱官府以便酝酿更大的阴谋。天津教案，便是这个舞台上所上演的第一幕戏，我们将分期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