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我折戟 2019-05-31
（洛阳白马寺，现存古建筑为元、明、清时期）
从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汉人（包括回民）所信仰的宗教都是＂洋教＂，除非把已经消失的巫傩、五斗米教、太平道算数。佛教、伊斯兰和基督教都自外而来，而道教则是对佛教表层形式的一次低级抄袭，再填充上各种东拼西凑的东西。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对宗教持完全开放态度，虽然中国人的字典里没有＂自由＂这个概念，但宗教这个领域，古代中国之自由却堪称全人类典范，较当今任何一个文明国家毫不逊色。一世纪时皇帝差使臣至中亚请来摄摩腾、竺法兰两位高僧至中原讲法，但佛教真正传入是晋代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印度和斯里兰卡的传教士自东南沿海来到中国，其中最著名者莫过达摩禅师。也有基督教的传教士长期居留中国，但并没有留下创立过教区的记载。
唐代有几次著名传教事件：玄奘取经；祆教流亡中国；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部份教义接近今天新教，在伊拉克和东南亚仍有保存）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官方支持下创办教区；伊斯兰教随着帮助平定安史之乱的阿拉伯军队传入；摩尼教（一种试图将基督教与祆教统一起来的教派）也在唐代传入中国。
（利玛窦和徐光启，意大利中心图书馆馆藏）
在明代之前，中国政府支持任何宗教的传教活动，基至待予国礼，对传教士则国士奉之，因此也很少有后世屡见不鲜的各种邪恶教派。无论官方民间，知识精英还是文盲，对各种宗教者粥欢迎态度。但随着时间推移，宋明理学的强势崛起，使中国上层社会对宗教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封闭，大部份宗教在中国消失了，连佛道也失去了对上层社会的吸引力。尽管如此，当16世纪耶稣会（一个名声不佳的反宗教改革教士团）传教士利玛窦来到中国时，仍受到中国文人阶层的欢迎。这得益于利玛窦使用科学作为敲门砖，西方的天文和数学成就引起了中国精英阶层的兴趣，利玛窦与他的学生徐光启合作，用格利高里历重新编订了中国农历，并沿用至今。（因为数百年未经修订，今天这套农历有两天左右偏差，月圆发生在17日而非15日）
二人的另一成就是合译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的前六章。利玛窦成功地使当时中国的士大夫们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很多孔门弟子包括徐光启成了天主教徒。他的一些东林党朋友写书介绍基督教时，称耶稣是与孔子同样伟大的西方圣人，二人的思想在形式上存在一些差异，但实质上有共同的最终目标。他们称基督教为＂西儒＂，还有一些人认为儒学需要从基督教中引进一些内涵来获得补充、提升，儒学未能涉及的许多疑惑可以在＂西儒＂那里找到答案。
但是，那个时代少数归信的＂前儒生＂，对儒家却持全盘否定态度，这种情况似乎在暗示基督基本教义与宋明理学在深层上的根本冲突。
利玛窦最著名的继任者汤若望则采取更加机会主义的作法：直接打皇宫甚至皇帝本人的主意。他成功地使大量嫔妃和太监归信了天主教，甚至皇帝本人也私下表示过受洗的意愿。但李闯打进北京使他功亏一篑。这位倔强的老头手提倭刀守在宅坻外，瞪着眼睛喝问那些想要入室抢劫的李闯士兵，那些人见状陪笑道：＂我们奉命来保护你，既然你自己可以保护自己，那我们便可以回去了。＂
汤若望在北京城静待局势变化，很快清军将李闯赶出北京，宗教情结浓厚的顺治皇帝对他十分尊重，时常亲自拜访，或者请他入宫，坐在榻上聆听教诲，并呼他为＂玛法＂（爷爷）。虽然顺治最终选择了皈依佛教，但汤若望仍受到高度礼遇。在康熙朝，汤若望凭籍着传教士们的看家本领――西方科学，不仅持掌钦天监，还仿造出500门葡萄牙大炮，在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战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但康熙皇帝需要的是西方人的技术。拉拢儒生并把他们纳入到统治阶层中来，是这位＂大帝＂和他子孙成功的根基。在争夺钦天监的权斗中，他被觊觎钦天监的汉人天文学家们攻讦为生活腐化。
在耶稣会士打上层主意的几乎同时，另一个推崇安贫乐道的教团――方济各会――也来到中国。他们十分厌恶耶稣会士的奢华生活和飞扬跋扈，方济各会选择了平民路线，在中国农村建立教区。一面向罗马教廷指责汤若望的豪华生活和对偶像崇拜者的＂投降＂态度。两面夹击之下，汤若望不仅失去了钦天监，也失去罗马教廷的支持。垂暮的汤若望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学生南怀仁身上，当时罗马教廷的反科学态度越来越强烈，天主教士们对科学越来越无知。汤若望对南怀仁倾囊相授，终于在一次皇家主持的测算日影的比赛中，南怀仁将中国天文字家打得落花流水，重新夺回了钦天监。
（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
南怀仁作风谨慎，他只想守住钦天监作为传教士们在中国的立足点，当康熙皇帝再次要求南怀仁铸炮用于与葛尔丹的战争时，南怀仁对造军火的差事十分反感，他造出来的大炮远不如汤若望的作品犀利，从此，＂上层路线＂江河日下。
在工于帝王心术的雍正皇帝眼中，宗教是叛乱者们蛊惑人心的工具，他颁布了禁教令。虽是针对白莲教，但天主教也受牵连，方济各会的教区遭遇沉重打击，被迫转移到东南、西南、西北的边疆地区，以半地下方式继续存在。他们用在南美传教的成功经验，向边民传授生产、卫生、育儿知识，创办各种慈善事业。虽然清廷记载天主教在边远地区曾多次＂生事＂，但并不认为他们象白莲教那样有＂谋逆＂之心，因此容许他们在边远地区半合法地存在。这在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些在钦天监为北京朝廷服务的天主教士们的掩护。
久而久之，这些教区成了某种独立的迷你王国。教士们在教区内拥有法权，这并不是篡权阴谋，而是两厢情愿演化而来，因为边民和教民更愿意来找教士们＂主持公道＂。
而在北京的教区则相当惨淡，他们靠捡弃婴和收容孤儿来扩充信徒，在18世纪末，北京共有8000天主教徒，几乎清一色是教士们收养的孤儿、弃婴及其的后代。教民的生活圈子很封闭，很难融入到主流社会中。
（中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图，由传教士雷孝恩、白晋、杜德美编修）
靠科学敲开传教大门之路看起来已经断绝，仍然有天主教士在北京钦天监里服务，但他们的科学水平与利、汤、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只能在中国官僚监督下战战兢兢过日子。他们一生被禁止离开中国，起居几乎等同于终生软禁；一旦测算失误，他们就会被充当替罪羊杀头。如果天主教士对北京朝廷不再有价值，整个传教事业都将面临灭顶之灾。而官府一直在截留教士们的信件偷偷找人翻译，想要拿到他们＂谋逆＂的把柄。虽非皇帝和军机处授意，只是仇外的中、下层官僚所为，但一旦事发可以肯定皇帝一定不会保他们。
当年轻的郎士宁来到中国海岸时，澳门的教士们正心急如焚想找到其它接近皇帝的办法，以保各处教友平安。郎士宁受过完整的绘画训练，虽然算不上一位艺术家。听说皇帝是位艺术爱好者，郎士宁萌生了靠绘画来接近皇帝的念头，他成功当上了宫廷画师。不过附庸风雅的乾隆皇帝并不是欧洲人所想象中的那种艺术保护者，他既没有品鉴能力更不真正热爱艺术，这位＂风流天子＂与李后主、宋䘗宗有天渊之别。郎士宁连弄臣都算不上，只是皇帝珍兽馆里收藏的一枚奇葩。
（郎士宁作品）
苟延残喘的天主教士们并没有产生出传教自由的诉求，他们仍十分努力地在边疆地区传教，并送中国学生到意大利深造，培养本土神甫。传教自由诉求的产生，需要等待新教传教士们的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