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茨基与列宁之争（二）
在 《民主的效果》一节中，考茨基的以下言论引起列宁的不满。
考茨基指出: “……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民主同样也意味着保护少数派。
“官僚机构的专制统治，力图永久保持其统治。用暴力来镇压一切反对派，是它的生存原则。几乎在一切地方，要推翻这种统治都只有通过一种用暴力来粉碎其暴力的方式。
“民主的情况就不同了。正如以上所说的，民主意味着多数派的统治。但是多数派是在变化着的。在民主制度下，任何政权都不能长久执政。”
“一个阶级能够进行统治，但是不能进行治理，因为阶级是一种不定形的群体，而只有一个组织才能进行治理。在民主国家中进行治理的正是政党。然而，一个政党同一个阶级并非含义相同，尽管每个政党都首先是代表阶级利益的。同一个阶级的利益，可以用各式各样的方式采取多种多样的策略方法来代表。同一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按其策略方法的差别性，也可以分成不同的政党。在这方面，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其他阶级和政党的方针问题。很难得会有一个阶级拥有能够单独统治一个国家的那样强大的力量。如果一个阶级取得了政权而又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保持这个政权，那么它因此就要寻求同盟者。如果它有可能获得不同的同盟者，那么在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中间就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和党派倾向性。”
……
“因此，政党和阶级并不一定是一回事。一个阶级可以分裂成不同的政党，一个政党也可以由不同阶级的分子组成。一个阶级可以继续实行统治，然而执政的政党可以更换，如果统治阶级的大多数认为迄今执政着的政党的方法有缺点而其竞争对手的方法更为合适的话。
“因此，在一个民主国家内，政党政府的更换比阶级统治的更换要快得多。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政党都不能很有把握地一直执政下去，任何政党都必须估计到变成少数派的可能性，但是国家的性质一一如果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民主国家的话一一从一开始就决定了任何政党都不会永远属于少数派。
“在民主国家中，从这些条件中就产生了对少数派的保护; 民主愈是根深蒂固，民主的传统愈悠久，它对政治习惯的影响愈长久，那么少数派就愈能发挥作用，愈能有效地对那种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来保持其执政权的任何政党的意图进行对抗。
“……在无产阶级自己的队伍中，保护少数派是很重要的。任何新的学说，无论是理论性质的学说或策略性质的学说，在开始兴起时都只由少数派来主张的。……即使新思想和意见中只有很少是真正进步的，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毕竟都只有靠新的思想才可能实现，而这种新思想起先只是作为少数派的意见而出现的。因此，在政党内部压制少数派一切新意见的任何做法，都意味着损害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并且阻碍无产阶级的成熟过程。世界正在不断向我们提出新的、还不为人所知的、用传统办法无法解决的问题。”
以上文字大家看了后再想想列宁的作派风格，就会明白列宁为什么会厌恶考茨基的这些论调。什么政党政府的更换，保护少数派，这些东西列宁能接受吗？但事实上，无产阶级从来沒有管理过苏联，具体实行管理的是苏共，而在苏共党内实行统治的是一些寡头。
列宁作为一个极权主义的崇尚者，对考茨基 “保护少数” 的观点进行了猛烈攻击: “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忘记了’(大概是偶然忘记了……)一件‘小事情’，就是资产阶级民主国的统治党仅仅对其他资产阶级政党才保护少数，而对无产阶级，则在一切重大的、深刻的、根本的问题上，不仅不 ‘保护少数’，反而实行戒严或制造大暴行。” 接着列宁又说道: “民主愈发达，在发生危及资产阶级的任何深刻的政治分歧时，大暴行或内战也就愈容易发生。资产阶级民主的这个 ‘规律’，原是博学的考茨基先生在共和制法国的德雷福斯案件中，在民主共和国美国对黑人和国际主义者的私刑中，在民主英国的爱尔兰和北爱尔兰事件中，在1917年4月俄罗斯民主共和国对布尔什维克的迫害和大暴行中，都可以看到的。”
列宁举出的以上例证虽然基本是客观事实，但都事出有因，并不像列宁认为的那么骇人听闻。要说 “大暴行”，在列宁执政的六年多里，苏俄至少有一千万人死于饥饿、内战、政治迫害，还有上百万人因各种罪名被投入监狱、劳改营。布尔什维克党人不仅对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反苏维埃分子大开杀戒，而且对其他社会主义政党也进行排挤清洗，对广大农民施行残酷的压榨掠夺，把极权专制度提到俄国历史前所未有的高度。
列宁因为担心德国人民不去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而要保存资本主义的基础，因此他特别起劲地抨击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 “考茨基无耻地粉饰资产阶级民主，闭囗不谈美国或瑞士最民主最共和的资产者对付罢工工人的种种行为。啊，聪明博学的考茨基对于这一点是闭口不谈的！他，这位博学的政治家不知道，对这一点默不作声就是卑鄙。……多么渊博啊！向资产阶级献媚是多么细致入微啊！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舔他们皮靴的样子是多么文质彬彬啊！……”
列宁同志在这里是血口喷人，蛮不讲理！从考茨基的文章中怎么能得出 “向资产阶级献媚”、 “在资本家面前卑躬屈膝” 的结论呢？资产阶级政府镇压罢工工人是事实，但在布尔什维克统治下，工人別说罢工，即使是怠工都会被送到劳改营。
另一方面，列宁大言不惭地断言: “无产阶级民主(苏维埃政权就是它的一种形式)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地发展和扩大了的，正是对大多数居民即对 被剝削劳动者的民主。” 但与此同时， “到处都是欺骗群众，而在民主的法国、瑞士、美国和英国，这种欺骗比其他国家更广泛百倍，巧妙百倍。” “劳动群众参加资产阶级议会(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下，议会任何时候也解决不了极其重大的问题，解决这些问题的是交易所和银行)的门径被千百道墙垣阻隔着，所以工人们都十分清楚地知道和感觉到，看到和觉察到: 资产阶级的议会是别人的机构，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
苏维埃政权统治下不仅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群众没有民主权利，就是上层统治阶层也没有民主权利，否则就不会出现政治运动、大清洗、肃反等现象。而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群众会不会被 “欺骗”、议会能不能解决“极其重大的问题”，是不是资产阶级压迫无产者的工具，我想这个地球人都知道一一这是独裁者仇视民主的老生常谈，不值得一驳。
列宁信口雌黄，口出狂言: “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全世界的工人只要从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承认真实情况的片断报道，就本能地同情苏维埃共和国，正因为他们看到它是无产阶级的民主，是对穷人的民主，不是对富人的民主，而任何的、甚至最完善的资产阶级民主，实际上都是对富人的民主。……”
好一个 “百万倍” ！哇！真敢吹。苏维埃民主不是比西方民主高出一倍、两倍以至百倍、千培、万倍，而是百万倍！而且，列宁在短短的不到两页的文字中，竟然写下四个 “百万倍” ! 其中最详尽的表述是: “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 列宁接着嘲讽 “只有自觉的资产阶级的奴仆” 如考茨基，“才会看不到这一点”。我认为相反，除了像列宁这样的极权专制的拥趸，其他心智正常的人有谁看到过比西方民主还要民主百万倍的 “无产阶级民主” 呢？
还是让我们从前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宣传部长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的回忆录《雾霭》中摘录一些布尔什维克上台后的罪行，让事实来证明列宁所吹嘘的比资产阶级民主还要民主 “百万倍” 的无产阶级民主是什么货色吧。他在该书第六章《你们是在散播法西斯主义……》中披露：
1921年4月20日，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尽可能在遥远的北方乌赫塔地区、远离居民区的地方成立能容纳1一2万人的感化营的决定》。集中营网遍于全国。仅奥尔洛夫省20年代就有5处集中营。数以万计的俄国公民曾经进过这些集中营。在1919年的4个月内，仅仅一号集中营就关押了32683人。集中营的数目在不断增加。1919年11月仅有21处，到1920年11月已经达到84处。
1923年2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纸秘密通令，详细列举了注定成为肉件消灭对象的社会族群，他们分别是：
政治党派和政治组织
（1）所有革命前政党的原成员； （2）所有帝制派联合会和组织的原成员；（3）所有独立庄稼人联合会的原成员，以及乌克兰中央人民会议时期独立庄稼人联合会成员；（4）所有原贵族人士；（5）所有原青年组织（童子军等）成员；（6）所有各种流派的民族主义分子。
沙皇机关职员：
（1）所有原内政部职员，所有暗探局、警察局和宪兵队职员，所有暗探局和警察局的密探，所有边防官员等等；（2）所有司法部职员，所有区法院成员，各级法官、检察官、调解法官，司法侦查员，执法者，村法庭庭长等等；所有沙皇陆海军的军官和士官，无一例外。
暗藏的苏维埃制度敌人：
（1）白军，非正规白卫部队，彼得留拉部队，起劲地与苏维埃政权作斗争的各种暴动队伍和匪徒，受到苏维埃政权赦免者也不例外；（2）所有白卫政府、中央会议、盖特曼行政当局之中央和地方机关和机构的文职人员；（3）所有宗教活动家：东正教和天主教的主教、神父，拉比，助祭，修士，合唱指挥，教民组长，等等；（4）所有原商人、商店和小店铺的店主以及耐普曼（指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企业主、投机商人）；（5）所有先前曾使用过雇佣劳动力的原地主、大佃户、富裕农民，所有原工业企业和作坊的厂主；（6）所有其直系亲属处于非法状态或者继续在反苏维埃匪帮中与苏维埃制度作斗争的人；（7）所有外国人，不论其所属民族；（8）所有其亲友在国外的人；（9）所有宗教教派和宗教团体的成员（特别是浸礼宗教徒）；（10）所有旧学派的学者和专家，特别是其政治方向至今不明者；（11）所有过去曾因走私、间谍活动等受到怀疑或者判刑的人。
中国文革中的 “阶级敌人” 的种类从开始的 “地、富、反、坏、右” 之 “黑五类” 增加到 “黑九类” ：“地、富、反、坏、右、走资派、叛徒、内奸、特务、阶级异己分子”，而上述布尔什维克划定的 “人民的敌人” 竟多达19种。这种将旧社会的骨干人物斩尽杀绝、全数戕害的做法，只有在实行 “无产阶级专政” ，进行 “社会主义建设” 的名义下才能得以实施。因此，布尔什维克企图建立 “强制的乌托邦”一一共产主义，总是要在肉体上消灭他们认定的 “阶级敌人”、“人民公敌”、“社会渣滓”（首先从理论上界定他们为社会进步所不容），在此基础上，建立完美的社会。但令人困惑的是，通往天堂的路上总是血淋淋的，人头滚滚，给人以赴地狱之感。布尔什维克前往共产主义天堂的进程，就是不停地抓人杀人的残酷历程。那些阻碍他们前行的人，为什么对 “天堂” 那么恐惧、那么仇恨，以致于要以命相搏呢？
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在这一节里接着指出：
肃反工作者喜欢刊登被枪决者的名单。仅仅1918年 “红色恐怖” 的几个月期间，就处死了五万多人，报纸上为此大吹大擂了一通。至今谍报机关工作人员还自称是肃反工作者，丝毫不觉得羞耻，仿佛忘了肃反机关是作为恐怖工具而出现的。……
全俄肃反委员会实际上处于支配地位，很难分清以谁为主：是党组织呢还是肃反组织。肃反组织出版自己的报纸杂志，报纸杂志充当了屠杀、讨伐队、枪决、绞刑、对人的种种折磨的宣传喉舌。许多研究者，还有发生那些事件的同时代人，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证实，全俄肃反委员会，尤其是各地的肃反机关，充斥着犯罪分子一一杀人犯、小偷、刽子手，他们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1918年年底，上层统治集团中掀起了一场关于全俄肃反委员会活动的辩论。1918年12月25日，俄共（布）中央讨论了新的全俄肃反委员会章程。发起人为布哈林和党内元老奥里明斯基和彼得罗夫斯基。他们批评了 “握有无限权力的组织（这里指契卡），它不仅凌驾于苏维埃之上，而且凌驾于党本身之上”。要求采取措施，以便 “限制组织的专横霸道，组织充斥着罪犯、暴虐狂和流氓无产阶级的腐败分子”。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加米涅夫也是委员会成员，他也赞成限制全俄肃反委员会的职能。然而，替全俄肃反委员会辩护的有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托洛茨基。党中央决定：在苏俄党的报刊上，不得对国家机关包括 “全俄肃反委员会” 进行 “恶意的批评”。
同为马克思主义者，作为中派的考茨基与作为左派的列宁在民主与专政问题上发生的歧见，实际上缘于二人追求的社会理想不同：考茨基主张走循序渐进的正统社会主义道路，列宁主张走激进迅猛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列宁一心想的是马上暴力夺取政权，然后暴力维持政权；考茨基认为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不能急于求成，否则会适得其反。考茨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用一种比沙皇制度更残暴的专制手段进行统治大为恼火，他力图据理力争，使布尔什维克党人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回归正统之道。但列宁根本不认这个碴儿，反而对考茨基大加攻击，在国际共运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未完待续)
苏联政治笑话（12）
一艘轮船在大海里航行，船头挂的标牌是 “通向共产主义”。但是这艘船只是在海里汽笛长鸣，咕咚乱响，却停滞不前。
旅客们去找船长，问道: “船为什么老是原地不动呀？”
船长回答说: “因为这艘轮船上百分之九十五的动力，都用在鸣笛上了。”
荀路 2018年11月初稿
2020年4月21日修订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