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六、建杂志社 东斋首分工
七、天安门前 兴平民大学
民国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四，上午十时已过。
难得的大晴天，金色的阳光，遍洒大地，使人周身格外舒服。
北京天安门前，三万多学生、市民参加的庆祝协约国胜利大会，喧腾已过，刚刚散会。一辆马车向东驶去，很快拐进南池子口，向北直行。蔡元培坐在马车中，心情十分激动，长久难以平静。“得、得、得”的马蹄声，仿佛欢乐的鼓点，与近两天的北京欢乐气氛很合拍。他背靠在座位上，两眼微闭，情不自禁地回味几天来的场景。
三天前，难解难分地激战达四年之久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在巴黎东北的贡比涅森林签订了停战协定，德国正式签字接受缴械投降。三十二个协约国加大英帝国的三个自治领和四个殖民地（包括香港），反对四个同盟国——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第三帝国，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中国作为对德、奥宣战的协约国之一，也属于战胜国之列了。
这个确切消息，昨天才传到北京，因此从今天起，各学校放假三天，并在天安门前召开大会庆祝胜利，九十三万人口的北京城内一片欢腾。
“胜利了！联军胜利了！”
“降服了！德奥降服了！”
“好了！好了！石头牌坊推倒了！”
消息传得很快。人们笑逐颜开，奔走相告，口呼“中华民国万岁！”
家家门口挂上红黄蓝白黑五色国旗，张灯结彩，旌旗满街，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好一派节庆景象。
树立在东单牌楼北大街近十六年之久的“克林德碑”，今天被推倒了，人们听说后纷纷拥去观看。
天安门到东单一带，人山人海，络绎不绝，个个兴高采烈，欢欣鼓舞……
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使坐在马车里的蔡元培联想翩翩。
可不是吗？自从一八四零年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屡战屡败，一直是战败国，被迫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国际条约，不断地割地、赔款，被世界各大列强夺去了许多主权，丧失了大片领土，损失了大量人口。
去年八月十四日，时任国务总理段祺瑞说动临时大总统冯国璋向德奥两国宣战，十一月二十二日辞职后，以实力强压冯改任为“参战督办”，组建了十万“参战军”，曾拟远赴欧洲参战，由于英法协约国未能派船来华运载而未行。但是，中国实际上早在前年六月前派出首批华工去法国，两年多来，包括蔡元培领导的法华教育会招收赴法华工，以及更大量的英军中国劳工旅，赴西欧和东非协助前线作战及后方各种劳务的华工，总数超过十四万人，死亡约二千人，死因包括遭敌方袭击、工伤事故，以及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染病，等等。
现在，中国与法、英、美、意、日等协约国一方终于同为战胜国，德国成为战败国，其强立在东单的“克林德碑”石头牌坊已被推倒了，其强租青岛及强夺山东许多特权，也理应由中国收回了，中国人民能不高兴吗？
……
“吁——！”马车夫突然大喊一声，将马车停住，回头喊：“先生，到了！”
蔡元培的思绪被打断，睁开眼睛，起身跨下马车，抬头一看，正在北池子箭杆胡同九号门前。这是陈独秀家寓所，也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
陈独秀把蔡元培迎进书房，招待他坐下喝茶。
“仲甫兄近日患病，可好些了吗？”蔡元培问。
“蒙孑民兄记挂，现已算痊愈了。”
“那就好。……今天我来，一是探病，二是有件事协商。”
“何事这么急？”
“今天在天安门前开了庆祝大会。露天讲台还未拆除，我之前已与教育部商妥，我们北大借用这个讲台两天，明天和后天再那里继续举行演说大会，由本校教职员公开演说，关于协约国胜利的意义。同时借此机会，仿照法国人办平民大学的办法，以这个演说会，做一回我国平民大学的试验。”
“好主意！”陈独秀表示赞赏：“孑民兄准备让哪些人去讲呢？”
“我想北大的三只‘兔子’都去讲讲！”蔡元培哈哈一笑。
“就我们三兔去？”
“我准备还请法科学长与各门及研究室主任。”
“那就是法科学长王长信，法律门主任黄右昌，商学门主任马寅初，政治门主任陶孟和，还是换了陈惺农？”
“惺农只是政治门研究室主任，本来是各门主任兼管研究室，孟和助我校务，难以兼管学术研究。右昌这几天如你一样染病，我等下也去看他是否痊愈可去。此外，我还打算请李石曾，他也算本校教授，而且现在主持法华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讲一战华工和平民教育最为适合。”
“说起李石曾，想到两个孽子，居然对他和吴稚晖极为崇拜，对亲老子的事业反倒不屑一顾。”陈独秀苦笑：“本来孑民兄与吴李也获同等敬佩，现在也受我连累了。”
蔡元培一笑：“哈哈！怕是以为我们主持官校的学者也都变官僚了吧？”
“就是啊！长子延年曾对人说：‘吾父亦不过新官僚旧学者而已，读书虽多，而不能为天地立心，不能为万民立命，与文盲何异？’”
“哈哈哈！真是后生可畏呀！天久见人心，看来父子间也得作如是想了。这么说两位令郎一定都想赴法了。”
“正是！延年今年已过二十，次子乔年才十六，虽小了点，但三年前就一起进了上海法语学校，去年进了震旦大学，明后年去法留学应该不成问题。”
“太巧了！我今天见到石曾就提提，也警告他莫把令郎拐去不回了，哈哈！”蔡元培止住笑说：“扯远了。不过说起后生可畏，我们也要找几个学生代表演讲，仲甫兄可有得意门生推荐？”
陈独秀想了想，摇摇头说：“孑民兄也知道，不就是傅斯年、罗家伦那几个吗？一来他们更重思想文化方面的学术问题，对政治外交如欧战及大众社会运动都不甚留意，二来他们正忙于筹备新潮社在十九号的成立大会，更无暇他顾了。再说年级也都低了点，最好是毕业班学生。国民杂志社那批学生倒是更关心时政和社会运动，好像很有几个热心平民教育，还特邀了守常和怀中为顾问，因此请他俩推荐更合适。”
“也是！我想到个学生代表人选，还正是国民杂志社骨干，法科毕业班学生廖书仓，尤其热心平民教育。再找一两个，我问问怀中和守常吧！”
“也邀怀中和守常吗？”
“当然！两人都力倡平民教育有年，只是怀中也报恙在身，恐也不克前往。”
“孑民兄还邀请来宾代表演讲吗？”
“已有两名人选，廖世功和丁文江。仲甫兄有何提议？”
“这倒没有。记得丁文江是农商部地质调查所所长，对北大恢复地质门颇有助力，孑民兄宴请他曾应邀作陪见过几次。我的印象是他谈吐不俗，听说他常去探险考察，颇有点徐霞客的故事，还以为他专注科学和地理，没料他也关注时政外交。另一位就只闻其名，不知其人了。”
“丁文江留学英伦，获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地质学、动物学双学士学位，回国前曾考察欧洲大陆各国，交游甚广，办地质研究所和调查所聘请了多名洋专家，颇有些外交与众不同的外交见解。廖世功留法出身，获法国政治学院学士，一直从事对欧外交，自前清起就出使法国，任欧洲留学生监督，今年刚升任驻巴黎总领事兼驻比利时公使，正巧此时回国述职，据传又会授予重任。今天在大会上碰巧都见到，立马就抓了差。哈哈！”蔡元培大笑，不无得意。
“听来这两位都是一时之选，孑民兄真能伺机抓人，实在令人佩服！”陈独秀也由衷地笑了，又问：“孑民兄自己准备讲何题目呢？”
“我在来这里的路上想了两个。一曰《黑暗与光明的消长》，一曰《劳工神圣》，如何？”
“两个题目都好，太好了！”陈独秀不禁拍案叫绝。
“好了，我也不多打扰和耽误了。一来仲甫兄还需养精蓄锐，二来我还要落实其他演讲人。”蔡元培告辞。
……
次日上午，还是阳光普照的好天气。天安门前，一群学生、市民正聚集在露天讲台下，看着台上的演讲人。台上是戴一副金边眼镜而身着黑礼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正开讲《黑暗与光明的消长》：
“我们为什么开这个演说大会？因为大学职员的责任，并不是专教几个学生，更要设法给人人都受一点大学的教育，在外国叫作平民大学。这一回的演说会，就是我国平民大学的起点。
“但我们的平民大学，何以开在这个时候呢？现在正是协约国战胜德国的消息传来，北京的人高兴得了不得。请教为什么这样高兴？怕有许多人答不上来。所以我们趁此机会，同大家说说高兴的缘由。
“诸君不记得波斯拜火教的起源么。他用黑暗来比一切有害于人类的事，用光明来比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所以说世界上有黑暗的神与光明的神相斗，光明必占胜利。这真是世界进化的状态。但是黑暗与光明，程度有深浅，范围也有大小。……距今一百三十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把国内政治上一切不平等黑暗主义都取消了；现在世界大战的结果，协约国占了胜利，定要把国际间不平等的黑暗主义都别有光明主义来代它。所以全世界的人除了德奥的贵族以外，没有不高兴的。现提出几个交换的主义作个例证：
“第一是黑暗的强权论消灭，光明的互助论发展。……从陆谟克（Jean-Baptiste Lamarck）、达尔文（Charles Darwin）等发明生物进化论后，就演出两种主义：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竞，弱的竞不过，就被淘汰了，凡是存的都是强的，所以世界止有强权，没有公理；一是说生物的进化全恃互助，无论什么强，要是孤立了没有不失败的。……此次大战，德国是强权论代表；协约国互相协商，抵抗德国，是互助论的代表。德国失败了。协约国胜利了。此后人人都信仰互助论，排斥强权论了。
“第二是阴谋派消灭，正义派发展。德国从拿破仑时受军备限制，创为更番操练的方法，得了全国皆兵的效果：一战胜奥，再战胜法。这是已往时代，彼此都恃阴谋，不恃正义，自然阴谋程度较高的占胜了。但……德国因寡助的缺点，空费了四十年的预备，终归失败。从此人人知道阴谋的时代早已过去，正义的力量真是万能了。
“第三是武断主义消灭，平民主义发展。从美国独立、法国革命后，世界已增了许多共和国。国民虽知道共和国的幸福，然野心的政治家，很嫌他不便。他们看着各共和国中，法美两国最大，但是这两国的军备，都不及德国的强盛，两国的外交又不及俄国的活泼，遂杜撰一个开明专制的名词 ……。现在美总统提出的十四条，有限制军备、公开外交等项，就要把德系俄系的政策根本取消。这就是武断主义的末日，平民主义的新纪元了。
“第四是黑暗的种族偏见消灭，大同主义发展。野蛮人止知有自己的家族，见异族的人同禽兽一样，所以有食人的风俗。文化渐进，眼界渐宽，始有人类平等的观念。但是劣根性尚未消尽，德国人尤甚。他们看黑色人种不能与白色人种平等，所以倡黄祸论，行铁拳政策；看犹太波兰等民族不能与亚利安民族平等，所以限制他人权。……美总统所提出的民族自决主义，更可包括一切。现今不是已占胜利了么？这岂不是大同主义发展的机会么？
“世界的大势，已到这个程度，我们不能逃在这个世界以外，自然随大势而趋了。我希望国内持强权论的，崇拜武断主义的，好弄阴谋的，执著偏见想用一派势力统治全国的，都快快抛弃了这种黑暗主义，向光明方面去呵！”
讲台下，听众聚精会神地倾听着，不时有人频频点头，或有赞言，或有私语，或有喝彩，或有鼓掌。
蔡元培讲完后宣布：“现在请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著名的《新青年》杂志主编陈独秀先生演说《公理战胜强权》。”
陈独秀穿一身白色西装上台，与蔡元培的黑礼服形成鲜明对比，他与蔡握手后走到台前开讲：
“自从德国打了败仗，‘公理战胜强权’，这句话几乎成了人人的口头禅。
“列位要晓得什么是公理，什么是强权呢？简单说起来，凡合乎平等自由的，就是公理﹔倚仗自家强力，侵害他人平等自由的，就是强权。
“德国倚仗着他的学问好，兵力强，专门侵害各国的平等自由，如今他打得大败，稍微懂得点公理的协约国，居然打胜了。这就叫做‘公理战胜强权’。
“这‘公理战胜强权’的结果，世界各国的人，都应该明白，无论对内对外，强权是靠不住的，公理是万万不能不讲的了。
“欧战后世界上各国的思想制度，都要大大的改变，这是逃不出的事实，人人都承认了。……
“鄙人以为我们东洋民族，对于战后的觉悟和要求，最要紧的是对外对内两件大事。
“对外的觉悟和要求，是人类平等主义，是要欧、美人抛弃从来歧视颜色人种的偏见。
“本年正月八日，美国大总统威尔逊（Woodrow Wilson），在国会宣布的条件第十四条，就是确定约章，组织国际联合会。其宗旨为各国交互保障其政治自由，及土地统辖权，国无大小，一律享同等之利权。又九月二十八日，自由公债开幕时，威总统演说《组织国际联合会基本问题》中，有几句道：‘一国或数国之武力，得以自由操纵他国人民之命运乎？’‘强国得任意凌辱弱国，而侵夺其人民之利益而为已国用乎？’‘吾人当视最弱国之利益，犹神圣不可侵犯，若最强国之利益也。’
“威尔逊总统屡次的演说，都是光明正大，其中顶要紧的是两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这两个主义，不正是讲公理不讲强权吗？我所以说他是世界上第一个好人。
“我们东洋各国应该联合一气，首先要向列强提出‘人类平等一概不得歧视’的意见，当作第一重大的要求。此案倘能通过，他种欧、美各国对亚洲人不平等的待遇，和各种不平等的条约，便自然从根消灭了。较之取消限制移民，取消领事裁判权，改正协约关税等，枝枝节节的提议，大方的多，扼要的多。否则要想永久的和平，岂不是做梦吗？天下事不平则鸣，恐怕大战争又在眼前。
“对内的觉悟和要求，是抛弃军国主义，不许军阀把持政权。
“用兵力侵略土地镇压人民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纵然不说大同主义，不说弭兵主义，照德国战败的情形看起来，就算将来战争仍不能免，也不是军国主义军阀执政的国家能得最终胜利的了。……那班军阀，无论如何贤良有功，他那种武断政治，总是别种阶级人民自由发展的障碍，终久要惹起社会的不平。这不就是德国战败的原因吗？
“至于那毫无知识，毫无功能，专门干预政治，破坏国法，马贼式的恶丐式的军阀，那弊病更是不消说的了。一国的教育实业倘能够充分发达，就是胜利的根本，并不在乎要有多数常备兵。因为国民有了教育，海陆军人可以临时征集的。
“……现时东洋各国的当局，象中国的徐总统，象日本的原内阁，都从文人出身，总算是东洋和平的一线光明，也就是东洋各国国民的真正亲善种子。大家要明白东洋永久的和平，必须以国民的亲善为基础。因为国民的亲善，才算真亲善；有真亲善，才有真和平。单单各国军阀间的亲善，不但是假亲善而且是破坏和平的种子。
“此时要提防的，正是他们军阀在那里秘密亲善，来干些鬼鬼祟祟的勾当。只要有一方面军阀出头推翻文治主义的当局，那时国民的亲善，东洋的和平，便成画饼了。”
陈独秀演说到此戛然而止，向台下听众和台上的主席蔡元培分别鞠躬，从台后退场。台下这才响起一大群学生的叫好声，掌声经久不息。
……
再次日，天气依然晴朗。天安门前，人群比昨日更密集，听众中的市民明显更多。台上主持和开场的仍然是蔡元培，身旁竖着一个显示讲题的大招牌，醒目的四个大字《劳工神圣》，以此为当天演说大会的开场白：
“此次世界大战争，协约国竟得最后胜利，可以消灭种种黑暗的主义，发展种种光明的主义。我昨日曾经说过，可见此次战争的价值了。但是我们四万万同胞，直接加入的，除了在法国的十五万华工，还有什么人！这不算怪事，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呵！
“我说的劳工，不但是金工、木工等等。凡用自己的劳力，作成有益他人的事业，不管他用的是体力、是智力，都是劳工。所以农是种植的工；商是转运的工；学校教员、著作家、发明家是教育的工。我们都是劳工。我们要认识自己劳工的价值。劳工神圣！
“我们不要羡慕那凭藉遗产的纨绔儿！不要羡慕那卖国营私的官吏！不要羡慕那克扣军饷的军官！不要羡慕那操纵票价的商人！不要羡慕那领干修的顾问咨议！不要羡慕那出售选票的议员！他们虽然奢侈点，但是良心上不及我们的平安多了！我们要认清我们的价值！劳工神圣！”
台外有学生高喊：“劳工神圣！劳工万岁！”听众齐声响应，此起彼伏……
蔡元培然后宣布：“现在请北京大学哲学门主任、著名的《新青年》杂志编辑委员胡适教授演说《武力解决与解决武力》。”
胡适身着铁灰呢西装，系一条深蓝领带，戴一副细黑框圆眼镜，慢步走上台，向蔡元培和听众先后鞠躬，开讲一语惊人：
“许多愚人还说这一次欧战的结果，完全是‘武力解决’的功效，这是大错的。
“我说这一次协商国所以能完全大胜，不是“武力解决”的功效，乃是‘解决武力’的功效。
“‘武力解决’是说武力强权，可以解决一切争端。德国就是打这个主意的。我们中国也有许多人，是打这个主意的。
“‘解决武力’是说武力是极危险的东西，是一切战争兵祸的根苗，不可不想出一个怎样对付武力的办法。这一次协约国所以能大胜，全靠美国的帮助，美国所以加入战团，全是因为要寻一个‘解决武力’的办法。协约国因为要得美国的助力，故也同心合意的赞成美大总统制‘解决武力’的政策。要不是这个‘解决武力’的主意，美国决不加入。美国若不曾加入，协约国决不能得如此之大胜利。
“所以我说，这一次的大胜全是‘解决武力’的功效。
“如今且说美大总统所主张，协约各国所同声赞成的‘解决武力’的办法是什么。原来从前也有人想过‘解决武力’的法子，大概有两条：
“一、用以毒攻毒的法子。你用武力，我也用武力。你练兵，我也练兵。你造铁甲船，我也造铁甲船。你造飞机，我也造飞机。
“二、用不回手的法子。你用武力，我决不回手。你打我一个嘴巴，我把脸凑过来，请你多打两下。你拿了我的东三省，我拿内外蒙古一齐奉送。
“这两个法子都是有大害的。
“一、以毒攻毒的法子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武力是没有限制的。英国总算强了，然而打不过德国；……武力到底是不行的。
“二、不回手的法子，也是不行的。为什么呢？因为国家对国家，所关系的很大，不但关系自己国内几千万人或几万万人的生命财产，还要带累旁的国家。……不但自己吃亏，还要连累别人。所以也是不行的。
“那么，现在各国所主张的解决武力，是怎样一个办法呢？他们的办法有几条要紧的主意，可以分开来说：
“第一，他们公认现在世界的大祸根，在于各国只顾用自己的武力来对付别国的武力，这种武力的办法，有许多害处：……
“第二，他们公认要解决武力这个问题，须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世界公有的武力。这就是说，要把互相对敌互相抵消的武力变成互相联合的武力，武力同向一个方向去尽力，这个共同尽力的方向，就是全世界的和平，就是万国公法，就是世界公理。……
“第三，各国因为公认上文所说的两条道理，故要在这次和平会议时把世界各国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和平大同盟。这个和平大同盟的办法如下：
“（一）世界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可加入。
“（二）同盟各国，大家公举出一个大法庭，各国有争论的问题，不许用武力解决，都要送去，请这个大法庭审判，判决之后，各国均须遵守。
“（三）各国如有不听大法庭审判的，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
“（四）一国有争端，不先去起诉，却先用武力，也由同盟各国联合武力去惩罚他。
“（五）武力之外，还要用旁的法子。可以禁止不守法的国家，不许他通商，不用他国的货物。
“（六）这个办法，把各国私有的武力变成了世界公有的武力，就是变成了世界公有的国际警察队了。
“这便是解决武力的办法。”
胡适讲完后，又象演说前那样鞠了两个躬就退场了。
听众们这次没有象之前听完后那样热烈响应，而是议论纷纷。
人群边缘有位中年市民问旁边的学生：“你们胡先生说的‘解决武力’的办法，就像是两伙流氓斗殴，警察队出面弹压是吧？”
那学生是邓康，回答说：“我理解是这个意思。不过当然规模更大得多，也更复杂得多。胡先生说的‘国际警察队’应该更像当年的‘八国联军’，弹压的‘流氓’，既包括义和拳暴民，也包括动武杀害无辜百姓及洋人的满清朝廷及清军。”
市民有些疑惑地说：“那怎么这次又把用以悼念被流氓杀害无辜的石头牌坊推倒了呢？”
邓康说：“是啊！这就是我先说的‘更复杂得多’，国家之间还是和警民之间不一样。人们不只是把被纪念的克林德（Clemens von Ketteler）当成被杀害的无辜，而是看成此次战败的德国公使，如果他是别国如英国或法国人，这次当然就不会推倒了。”
市民更疑惑甚至苦恼地说：“同样是被杀害的无辜，只因为后人成战败国，就被推倒纪念牌坊，那还有公理吗？反而和昨天陈独秀先生演说的‘公理战胜强权’相反了吧？”
邓康苦笑道：“看来还真是相反。不过您提到的陈先生刚好就在您身后呢！我们正好可以向他直接请教。……仲甫先生，请指教！”
市民回头看到陈独秀，连忙转身鞠躬赔礼：“没有看到先生在旁，真不好意思！”
陈独秀拱手回礼：“不用客气。我也是刚过来。您贵姓？也是读书人？”
“免贵姓简，中学历史教员。”
“原来是简先生，教历史呀！难怪有此一问！”
“不敢当，不敢当，陈先生客气！”
“简先生疑惑得好，反问得对。这推倒‘克林德碑’牌坊还真没有公理。‘公理战胜强权’ 只是就欧战总体而言，只看局部，尤其在中国，当然还有太多反其道而行之事。‘人类平等’也只是一种理想，一种还待争取实现的意见要求。我昨晚刚好写了一篇《克林德碑》，回顾了为何立此碑之历史。是曰：因为义和团无故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氏，各国联军打破了北京城，为须要中国在克林德就害的地方设立一块石碑，方肯罢休；你说中国何等可耻！义和团何等可恶！‘往事不忘，后事之师’嘛！正是求公理之所在！”
“陈先生大作，定是思常人之未想，察世人之未觉，简某篇篇拜读，深受教益。此篇将刊新一号《新青年》吧？”
“将发于第五卷五号。简先生可以留一个地址，待印好即付邮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