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七、天安门前 兴平民大学
八、图书馆内 创政治周刊
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时。
北京东城汉花园红楼，今年八月建成，十月启用——北京大学校部和文科迁入二楼，图书馆迁入一楼，文科教室在三、四楼。
陈独秀下楼，来到图书馆东南角的主任办公室，李大钊和主任助理张崧年到门口热情迎接。
李大钊字守常，生于清朝光绪十五年（己丑年）十月初六（公元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父病亡六个月后才出生的遗腹子，一岁半时母亲又病故，由祖父他抚养成人。十岁时被安排迎娶年长六岁的邻家大姐赵纫兰。十八岁从河北永平府立中学堂毕业，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二十四岁毕业后，得首届国会众议长汤化龙和众议员孙洪伊资助，次年一月赴日本东京留学，九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因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先后认识了章和协助他的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留日中国学生二千余人于二月十一日举行全体大会，成立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当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同年五月，袁世凯签署包括“二十一条”部分条款的《中日民四条约》后，他发起河北留日学生组织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此后又与其他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任评议长。次年二月，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五月返回中国，八月在北京参与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两月后辞职；这期间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文章。去年一月，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李大钊应邀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十二月经章向蔡元培推荐，接替章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今年一月应邀担任《新青年》编辑之一。
张崧年字申甫，后改名张申府，生于生于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年）五月初二（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河北献县人。父亲张濂在他二岁时中进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今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张崧年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十四岁到北京求学，次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十九岁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考入文科哲学门，后转入理科数学门，去年毕业留校，在预科当助教。因担任的功课不多，就在图书馆帮兼职助理，就在主任室旁边的登录室整理图书。他比李大钊年轻四岁，思想接近，也爱写文章，因此视之为兄长。
陈独秀先与李大钊商讨《新青年》的编辑事务说：“第五卷第四号是‘戏剧改良专号’，本应在上月十五号发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第五号本应本月十五号发行，可是到现在还缺两篇稿子。”
“第四号拖印的事，我再去催催印刷所吧！”李大钊说：“第五号缺稿，可加上我准备下星期五在中央公园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我准备再写篇较长的稿子《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就补齐了吧？”
“那就够了！不过，蔡校长十五号在天安门的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因本刊脱期要改由《北京大学日刊》过几天刊登了，因此他说好换成十六号演说《劳工神圣》。等守常兄的新作完成，第五号就可交排了。”陈独秀换了话题：“此外，最近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新青年》发行周期太长，难于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形势。时政文章一月一次，不能及时跟上当前的政治，往往就显得过时了，难以唤起国民参与政治的觉悟。”
“仲甫兄想创办《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日刊》那样的新闻时政报刊？”
“那倒不是！办日报日刊要花太多人力、财力，并要全力以赴才行。我们在北大都有主业，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再版日报日刊。我想办一份短小精悍的周刊，与《新青年》分工配合。主要由你我开办，争取《新青年》和北大同人写稿。守常兄看如何？”陈独秀问。
“我完全同意。”李大钊高兴地响应：“仲甫兄负责主编，我尽力多写稿。你校务很忙，集稿、校印等具体事务可以完全交我办理。”
“我也愿意协助两位先生办刊，”坐在一旁的张崧年热心地表示：“我可以写稿给两位审定，还可以协助守常先生处理集稿及校印等具体事务。”
“欢迎加入！”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高兴地拍手起来。
陈独秀又说：“我还打算邀适之、一涵、启明、承元，下星期三下午，到我的办公室开个创刊会，你们看如何？“
“我没有问题！”另两人异口同声。
陈独秀继续谈自己的设想：“我计划周刊包括十二个栏目：一、国外大事述评，二、国内大事述评，三、社论，四、文艺时评，五、随感录，六、新文艺，七、国内劳动状态，八、通信，九、评论之评论，十、读者言论，十一、新刊批评，十二、选论。每期至少必须有五个专栏。四开一张的小报形式，每星期日出版。争取本月二十二日出创刊号。”
“这些栏目很好，多样化，我完全同意。”李大钊表示赞同：“那我们就按此分工写文章和约稿，争取早日完成出刊任务。”
“我将尽力协助守常先生多做具体工作。” 张崧年起身说：“请两位先生原谅，今天我在理预科还有事要去处理一下，明天再来图书馆听候守常先生的吩咐，分配我做什么具体工作都可以。”
张崧年离开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继续商谈。
“这个周刊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李大钊问。
“国外有个《隔周评论》，我们就叫《每周评论》吧？”
……
忽听有人敲门。李大钊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两名学生，身材模样形成鲜明对比，一胖高笑佛面，一瘦小苦瓜脸。笑佛面大嗓门：“守常先生好！仲甫先生在这里吗？”
“是孟真，志希呀！我们刚谈完。”
“那我们正好要找两位先生帮忙。” 笑佛面是国文门三年级学生傅斯年，字孟真。
“两位请进，座位请自便！”李大钊向门边一让。
“两位先生好！还有另两位同学呢！” 英文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向旁边一招手，又过来两名学生行礼问好，都跟着傅斯年进了办公室。
“原来还有子俊和金甫呀！”李大钊调侃说：“新潮社星期二刚成立，编辑部三位大将和主任干事都到了，要联席聚餐了？子俊怎么成了光杆司令呢？”
“平伯和洪章去采买了，晚饭再聚。” 哲学门二年级学生徐彦之答话：“两位先生也一起来？”
“我就免了，有家室之累呀！” 李大钊转头问陈独秀：“仲甫先生呢？”
“我就更不便了，何况我在场让你们青年人拘束。”陈独秀说：“还是改天我请你们几个到寒舍便饭吧！”
李大钊坐下后问：“孟真主任编辑，你们到我这饱无堂来开编辑会吗？金甫要笔纸记录吗？”
傅斯年摇头：“不是要开会，金甫也不是以编辑部书记来的，我们只是想私下聊点事。”
“私聊也好！” 陈独秀说：“那我就先问守常，你这宝物堂有什么宝物，我怎么没听说？”
“顾亭林先生有言；‘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乃北方人，以‘饱无’自嘲为诫吧！” 李大钊笑答。
“哈哈！有道理！” 陈独秀笑道：“那么后半句：‘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用于二楼我的办公室，不对，应该是文科教员休息室了，谓之‘群言堂’了！”
“正是如此！仲甫先生有空给我题个堂名？”
“原来不是有什么瑰宝，那就算了，学府之中，开不得玩笑。否则那些老古董们又有话头了！”
“现在有话头的不光是老古董了。”傅斯年接过话说：“我们找两位先生，说得难听点，也就是想先诉点这方面的苦，请两位先生出面调解调解。”
“孟真指的是，国民杂志社的同学们对你们新潮社有些议论？”陈独秀问：“又告到蔡校长那里了？还需要我和守常先生出面？”
“大致是这样。不过到我这里已经是过了几手的道听途说了，而且又是主要当事人，还是让志希他们来说更合适。”
罗家伦苦着脸说：“我性急，就先说吧！本来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新潮社比国民社同学组织起来晚，成立会也晚了一个月，社员人数也少多了，只有二十一人，还不到国民社的零头。但校方对我们几乎全面支持——成立大会在图书馆这里召开，校长、文科学长、图书馆长、国文门和哲学门主任、《新青年》任编辑的文科教授们，几乎全部到会助兴，校方不但借给了我们一间办公室，而且还答应赞助我们开办费三千元大洋，由出版部负责安排楼下印刷厂优惠印刷出版等等，堪比校刊；而国民社成立大会被迫延期一周，改在欧美同学会借会场开会，本校仅校长及其秘书两位先生到会祝贺，而且社址只能到校外租用，还没有答应给任何赞助或优惠。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为此，听说他们已经串联要向校长和评议会投诉，要求赞助和优惠上的平等，一视同仁对待，最公平的上策是两刊社员按各有本校多少人头算，可接受的中策是两刊不计社员人数而同等赞助，下策五花八门就不说了。”
“怎么不说呢？”哲学门二年级学生徐彦之插话：“至少有一种应知会两位先生，据说是要罢课请愿呢！”
“子俊呀！这只是个别小同学发牢骚而已。” 国文门四年级学生杨振声劝道：“难听话多着呢！哪能都当真了？我与国民社许德珩等几位国学门同学还算熟悉，知道他们还比较稳重，对仲甫先生和守常先生一向也很敬重，也请守常先生当了顾问呢！”
“金甫说得对，国民社主干都很稳重。”李大钊表示同意：“孟真，德珩是你的同班同学，你们彼此应该很了解，你也可以直接找他说说吧？”
“说来本该是这样，其实我们还算半个老乡，因为我父亲籍贯就是江西，志希更是江西出生，都可以与他用江西话交流。可是，唉！”傅斯年叹了口气说：“志希，还是你来说吧！”
罗家伦仍苦着脸说：“好吧！我来说。孟真和德珩关系原来很好，但自适之先生到校任教后，两人对适之先生的言行开始发生分歧，后来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再加上其他误会，德珩现在对孟真可说视若寇仇了！”
“有这么严重？”一直没动声色的陈独秀大吃一惊，疑惑地说：“我早就体察到，德珩他们一些古文好的学生，对适之和我发动白话文运动颇为抵触，对适之主张学生不搞政治活动更为反感，但也看不出他们对适之有任何仇视呀！怎么还发展到株连追随他的同学呢？”
“那倒不是只因为适之先生如何。” 罗家伦解释说：“仲甫先生还记得去年初《新青年》发表了适之先生的八首白话诗歌吧？当时适之先生还在美国，孟真和德珩都不认识他，因此看了曾一起取笑，都说了很多奚落的话。”
“德珩后来疑心孟真把他的奚落话转告给适之了？这也不算很不寻常，适之肯定不会在意，德珩也不至于不了解这点呀！”
“问题还不在这里。那时我还没有进校，不知道之前这些细节。”罗家伦继续解释：
“适之先生是暑假中进校的，而我是九月入校的新生，听了他的课更钦佩了，同时也和孟真认识并交好了，还建议他去结识适之先生。于是孟真的看法就转变了，与德珩的分歧冲突也就越来越大了。我是新生，与德珩交往本就不深，也就无所谓冲突，但也能体会到他对我也越来越冷淡，显然是怪我拉走了他的老朋友孟真。”
傅斯年插话：“其实我那时一直力图保持与德珩的朋友关系，尽量不使我对适之先生看法转变，影响与他人的友谊。本来也大致做得不错，直到今年五月发生那次罢课请愿活动。当时，德珩他们拉我一起动员更多同学参加。我不同意，并以适之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理由劝说他们，何况基本可以肯定公府不会接受请愿要求，反而会有很多人担忧的风险问题。那就是，公府有可能要教育部压迫学校，处分参加罢课的同学，甚至开除为首的几位同学；蔡校长肯定拒绝，就会因此被迫辞职。这是他们肯定也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因此，我建议他们先请教蔡校长，看如何办合适。他们说那样更使蔡校长和他们处于两难，不如不商量，否则我可以自己去试，但他们的决定不变。我就去请教蔡校长，蔡校长认为罢课请愿不当，去学校大门口劝阻不果。后来果然发生了所担忧的风险，好在教育部既没接受蔡校长辞职，还给了他面子不强迫处分学生。”
“同时对蔡校长说明下不为例，但也答应不干涉学生在校内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可算是皆大欢喜了嘛！难道德珩他们还责怪孟真事先请教蔡校长？”陈独秀表示不解：“不至于吧？蔡校长对他们仍一视同仁，甚至还更热心支持他们的活动，在校刊上还刊登国民社成立大会等启示呢！”
“蔡校长和徐秘书还应邀到会致贺词，” 罗家伦补充说：“使他们在外校同学面前很有脸面，本来还颇为自得。但仲甫先生及教授们参加新潮社成立会后，尤其是赞助新潮社的对比，又使他们很多人感到失落，于是纷纷扯回五月请愿那次了，说孟真是靠那次踩着他们肩膀攀上蔡校长，肯定在仲甫先生、适之先生甚至守常先生等教授面前也如此做作，因此才导致如此不同的待遇。”
“唉！”陈独秀叹了口气，对李大钊说：“守常啊！看来还是我们交通不够了，一碗水没有端平，结果学生不怪先生，就怪同学了。”
“还是我忽视了，”李大钊自责说：“本来我和怀中先生答应当国民社顾问，也都要去参加成立大会的，同时我还能代表《新青年》致贺。后因法科礼堂要维修，把会场改到校外的欧美同学会，又延期一星期本也没有问题。不巧那个星期六回家，内人和儿女也都患了伤风，我想第二天是去不了，有怀中先生到场也行，就只找人传话给德珩他们道歉。哪知怀中先生在那天下午就觉不适也告假了，还以为我总会去的。这个误会后来也解说清楚了，但却漏了一点，我当时又急又忙，就忘了通知仲甫先生，即使怀中先生按计划去了，《新青年》也应有个代表到场致贺才好。”
“他们后来就抓住了这点，”罗家伦接话：“说连校外两家报纸都有来宾，《新青年》在本校那么多编辑都邀不去一个，还都是本校教员，肯定是孟真和我挑拨适之先生，说国民社反对白话文运动，使先生们都有了亲疏之分，结果新潮社成立就几乎都到场致贺。”
“唉！”陈独秀又叹了口气，也自责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当先生的，当然也免不了根据学生是否追随教导，产生亲疏之分，哪里需要挑拨？这是冤枉你们了。我会找他们为你们解说的。我当时只是因为《新青年》连着几号拖期，忙得有点焦头烂额，就对他们一再邀请都回以歉意了，但却忘了为人师表上的轻重缓急。否则连职责上隔得最远的蔡校长都去了，那么文科学长、国文和哲学两主任，按理都该应邀到场祝贺。说明我们还是太重文人之气味相投，作为教育家，以有教无类而论，远不如蔡校长合格。这事主要怪我忽视了，秋明先生子女太多都未成年，周末很难也不宜抽身外出，因此本该是我找适之先生商量，确定我们至少去一人，否则也要另找一人代表文科，一人代表《新青年》。”
“仲甫先生倒不必自责，” 杨振声安慰说：“其实国民社几个领头人如德珩、克嶷诸君对此差别还是理解的，也解说教授们在周末休息多有儿女家事缠身，而新潮社成立会在星期二下午开就都可利用在校时间到场，只是对适之先生无儿女拖累却也推托未去略有微词，但主要还是归结到孟真的挑拨，因志希毕竟是英文门的，被说成二传手。”
“这还真是更冤枉你们三人了，” 陈独秀解释说：“适之先生虽然新婚仅一年无儿女拖累，但夫人却正值孕期之中，看来那天是因此走不开，另词推脱显然是不好意思对学生们提此事，哪知倒连累到孟真和志希受猜疑了。这应该不难澄清误会。”
“适之先生有孩子了！太好了，太好了……”几个学生欢呼起来，罗家伦接着说：“难怪我这些日子下课后找他，他总是说空余时间不多，要回家赶稿子。”
“呵呵！”陈独秀笑着说：“也没错，胎儿就是父母的稿子，要等出生了，才算脱稿。”
“好了！我们缺席国民社的解说也脱稿了。”李大钊接过话头：“看来主要问题还是在赞助方面，这又怎么能怪上孟真的挑拨呢？”
“各种怪论，只说其中最伤人但似乎最让他们几位主干相信的。那就是不知什么人说起，看见孟真在那次罢课请愿前告诉蔡校长后，还去了教育部甚至公府告状，因此获取了政府官方的好感，甚至很可能成了‘学生密探’。于是作为经费和报偿，教育部就以批准学校赞助学生办杂志的申请，拨款给他专用了。” 罗家伦转头向陈独秀说：“还有谣传说，仲甫先生也曾怀疑过孟真是这种人。”
“呵呵！”陈独秀又笑了：“倒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地造谣。不过我怀疑的性质根本不同，因孟真本是专与我们新派作对的黄季刚先生高徒，我自信没有这么大法力吸引他反水，就曾疑他是黄先生派来找碴供做笑料的细作，问过守常先生等几位熟悉他品性者。无论如何，这种‘细作’与当政府密探还是有根本差别。”
“哈哈！”李大钊笑道：“是啊！我当时就说，孟真自视颇高，性格直爽，连那些国学大师的课也不耐久听，往往自到图书馆看书，去课堂听课提问，常让讲课先生答不上来。因此即便真当细作，也会大叫一声：‘细作在此，言者当心！’与仲甫先生禀性倒颇像。哈哈哈哈！”
“哈……哈……！”大家一阵笑后，陈独秀问：“‘密探经费’当然是无稽之谈，那么你们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么大的赞助差别的呢？”
傅斯年答：“我们自己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差别，新潮社筹备在后，社员又只有国民社的零头，正如很多同学想不通的，即使可能后来居上，但国民社怎么就丝毫没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以致于校方赞助差别大到零对百分之百呢？其实稍微了解点情况就明白了，国民社当初根本就没想到校方会给赞助，因此无意中就把先入为主的优势让给我们新潮社了，他们在知道我们申请成功后才后悔，当然已经晚了。否则，结果很可能就正好相反了。两位先生看是否如此？”
“是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两位先生笑了，陈独秀补充说：“当然不至于倒过来为百比零。新潮社比国民社还有些该后来居上的理由，因此我估计结果倒可能这样：国民社若占了先入为主，大概会得到一半赞助，因其社员多而不难自理另一半；新潮社后申请仍可至少得到相比照的一半，而且由于考虑你们社员少而太难自理，我们仍会设法帮你们争取到另一半。”
罗家伦点头说：“对有些同学认为公平赞助应根据本校社员人头算的说法，我们一直就反驳说没那个道理。因为办刊费用都差不多，与社员人数无关，反而人越多越显示自筹经费的能力大，倒更不容易想到求助学校，却并不等于办刊效果更符合学校赞助的条件。孟真曾对质疑我们的同学有过很合理的解说，还是你来吧！”
“好吧！”傅斯年接过话头：“那是因为有些同学问到：为何不能求同存异参加国民社，却要标新立异办新潮社。我解说：办新潮社虽不排除确有标新立异之动机，但却不是起意要唱对台戏，因此对于国民社‘四大宗旨’之三‘研究学术’就无对立，只是具体强调‘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如此确可求同存异，但国民社决定不采用白话文的缺憾，却是我们旨在文体改良的根本所在，无法调和。此外，国民社另三大宗旨强调教育改造国民和提倡国货，立意很好，但都属于全社会的公益甚至政治责任，目标虽宏大，但却无我们大学生办刊应偏重学术和文艺的特点，也非我们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就只加了一条具体职司为‘介绍西洋近代思潮’，简称‘新潮’，是志希的建议，子俊则建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取其‘新生’之意，当然如其通译‘文艺复兴’，内容侧重文艺。只是‘复兴’者，非 ‘国学复古’也，乃‘西洋新潮’尔。校方决定全面赞助新潮社，想必主要就是看中我们相对国民社的这两点‘标新立异’之结合——以白话文推动‘文艺复兴’，作为一项学生课余实验的新活动，就这么简单，是吧？”
“是啊！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两位先生又笑了，李大钊又补充说：“这里还有一点差别。我作为你们两个社团的顾问本没有亲疏之分，但国民社成立在先，我与他们几位主干接触还多些，图书馆既可提供办公室，怎么没给他们而给你们呢？这个问题你们双方怎么想的？”
杨振声答：“这个我听国民社社的同学议论过。有些同学为此抱怨校方，包括守常先生，都有亲疏之分，就好像新潮社才是北大亲生嫡子，国民社虽是长子，却只是继子、养子或庶子……”
“呵呵！等等……”陈独秀笑道：“这几子的形容有点意思，这些区分还有点说头吧？我来猜猜，‘嫡子’的意思是指新潮社算是我们《新青年》白话文运动亲生，‘继子’是指国民社的高年级学生，在我和适之先生去年进校前入北大的，‘庶子’是指他们的一、二年级新生，而‘养子’是指外校学生吧？”
杨振声笑答：“是这样！还有蔡校长也是去年初到校的。因此，据说主要是蔡校长不但不答应借办公室给国民社，甚至限定必须设在校外，以尽量减少校外人员为此进校，给本校师生增加不便。照说，我和孟真也是高年级，该算‘继子’，于是就又扯上孟真告状的传说了，我作为他手下书记沾光了，都成了‘嫡继子’兼‘密探’，哈哈……”
“喔？”陈独秀眉头一皱，严肃地问：“这就是说，不仅是算五月的旧账，还因此怀疑孟真继续探报？”
“就是这个问题呀！” 罗家伦接过话头说：“还算了我一份呢！我是孟真手下编辑，本是适之先生弟子，他又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你们两位先生不反对，因此就有人推测是我报告适之先生，然后他就更促成了蔡校长的决定。这种推理本合乎逻辑，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也会相信，但问题是我们都非这种小人，相反还真希望学校也能同样支持他们。因此找两位先生，也是想请两位找蔡校长说说，在校评议会重新讨论赞助问题时，也在校内同样借给他们一间办公室，可以吗？”
陈独秀点点头说：“可以！你们这种态度很好，不管蔡校长最后如何决定，我和守常先生也会帮你们向国民社的几位主干解说的。不过，刚才守常先生问你们双方对蔡校长决定的想法，你们还只提到他们的猜疑，没说你们怎么理解的。”
杨振声说：“是的，我还只讲了一半。我们的理解是，蔡校长当然是信守他五月那次对教育部的承诺，不支持学生把结社办刊等活动发展到校外。记得许德珩那时转告大家，蔡校长也对他提出过这个要求，他说当时答应转告并保证不给学校添麻烦，但没有作类似的承诺，因此国民社发展到校外应不属失信。”
“是这个样！” 陈独秀又点点头说：“当时我和适之先生都在场。蔡校长在德珩离开后还赞赏他老成有主见，虽谦恭得好像所有要求都已接受，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具体答应，只是应该会比之前慎重些。因此，蔡校长对他们还是尽量支持的，不过他们到底是政治经验少得多，一成立社团就大张旗鼓到对政府而言仍属于敏感地区的南方去串连。蔡校长本来就属南方阵营，当然也不能不为此避嫌了，何况教育部里当权的北洋派没事还一直找事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 杨振声又说：“尤其国民社还公布了在上海设京外经理，其一还是对北洋抗命的瞿善化的公子，而孙中山先生也正在上海。对了，子俊还听说了有关他们社名的议论。”
徐彦之接话：“我听到有些上海同学议论，说救国会的会刊不用‘救国’本名，恐怕有纪念民国二年在上海被刺杀的国民党创建人宋教仁先生之意，当年上海和东京的国民党党部为此创办党刊，据说都取过《国民》之名，不过都只出了几期，不够知名，又是五年前的事，因此同学们无人见过。仲甫先生在上海和日本都办过报刊，或有所知吧？”
“我还真看过那两份杂志，” 陈独秀笑道：“原因是我和张继等曾助章行严先生在上海办过一份《国民日日报》，前后出了整整四个月，那还是民国前九年即光绪二十九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后来对同名‘国民’的报刊自然就留意了。不过这两份更有点特殊，我就借此多绍介点？”
“好啊！” 徐彦之高兴地说：“我正打算考证呢！听说上海那个创刊号上有孙中山和黄克强先生的祝辞？”
“是的，” 陈独秀回忆道：“宋遯初是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被刺，两日后不治，当时我在安徽柏文蔚的都督府任秘书长。那年五月初，湘、赣、粤、皖四省的国民党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袁项城‘善后大借款’，我们在月底就收到上海的《国民》月刊，由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创办。编辑主任邵翼如，十三岁中秀才的神童，二十岁就考上法官任庭长，次年辛亥去日本留学，再过一年返国，就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
“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邵元冲先生吧？去年出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代理秘书长，才二十七岁。”
“就是他！翼如是其字号，当年还不甚出名。该刊总主笔王亮畴先生则早已名满天下，既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时的外交总长，又在袁项城接任后转司法总长，可谓非同一般的‘三十而立’。他也曾是个神童，十四岁就考入北洋大学堂法科预科，五年后以第一名成绩本科毕业，获钦字第一号考凭，为我国内高校首份文凭。次年，民前十一年，他到日本留学，参与立宪派自立军流亡将领秦力山为首发起成立的国民会，任会刊《国民报》英文记者。那份月刊才是已知以‘国民’冠名之首了，不过只出了四期，且主事的秦力山诸君过世较早，也就被国民党刊的大名掩没了。”
“王亮畴先生？”罗家伦插话说：“想起来了，就是本校新来的比较法律学兼任教授王宠惠先生，几个月前调京出任修订法律馆总裁。听说他是香港人，又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用地道的英语讲课，因此我去听了课，受益不浅。真是人不可貌相，王先生长得又瘦又黑，初看起来真不像当过大外交家和大律师总管的样子，但学问和风度都真好，令人肃然起敬。还听说国民党初建时海选九大领袖，他得票第四，仅次于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
“是的，”陈独秀接着说：“宋遯初后来当选代理理事长，组织能力在革命党人中公认第一，说服了国会六党合一为国民党，成立大会共有代表三千余人，选举九大理事，王宠惠得九百多票排名第四，分别少孙、黄不过一二百多已属不易，仅少宋四票就更为难得了。再说出党刊的国民党交通部，职能不同于政府交通部，是在上海、汉口等几个交通口岸各设的中央联络部门，高于一般地方党部，当时上海交通部长居觉生曾任孙大总统代理内务总长，副部长是前沪军都督陈英士。宋遯初去世后几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国，黄克强和王亮畴本已在沪，所余八大理事到前三，就以上海交通部代行中央本部职责，遂创《国民》为首份党刊。柏列武时任国民党中央三十参议员之一，也就很快收到了创刊号。记得刊名为中山先生题签，内有孙、黄各一《国民月刊出世辞》，宋遯初头年起草发布的《国民党宣言》，王宠惠的《中华民国宪法趋议》，戴传贤以天仇为笔名的《约法与宪法》，无作者署名的《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等等。后因‘二次革命’速起速败，《国民月刊》只出了第二号就告停。”
“东京那份是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续办的吗？”
“不是，” 陈独秀答：“东京的《国民杂志》创办得更早，第一号在四月中就出了，比上海还早一个多月，是国民党驻日各部共同之机关月刊。社长夏之时是东京支部推出的辛亥元勋，曾任重庆镇抚府总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实际在出刊前已随中山先生回上海。副社长吴作镆是神户交通部长，也是一位奇人，浙江宁波华侨，到日本发展生意仅二十多年，就已成为关西著名财阀，曾名列日本富豪榜十三名。这份杂志共出了五期，前三期总编辑为邓泽，后两期是桂念祖。那桂先生是佛教居士，为旅日著名经学家和词人，老友苏曼殊大师与其交好，后来曾为引介，因此略有所知。据说，中山先生一行于那年八月上旬经台湾流亡日本后，当月中旬还出了一期，九月就停刊了，原因是中山先生对党事另有打算又一时难定，其他各派意见不一，驻日各部无所适从，也就难以为继。我是次年七月才重新流亡日本的，守常兄早我半年，或许了解更多？”
“几期杂志倒是在华侨会馆里都浏览过，听说已停刊就没有探访那几位主事人，因当时一心只是学日语和英语，准备考学。不过，那位夏社长当年春末又流亡到东京，不久就流传出他的故事，原来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躲避期间，在上海演出了一场落难英雄救美的悲喜剧，带了一位年轻他一半的太太到日。后来他夫妇到我们住的基督教青年会打听考学的事，见面交谈过那一次，倒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都很豪爽。他太太董竹君虽只十四岁，曾流落风尘两年为卖唱女，竟有志入读日本女教最高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年九月还真考进去了。更厉害的是，那夏太太次年生了女儿，夏之时年底被中山先生派回国内策动武装反袁，她仍只用了三年按期毕业，然后带着两岁女儿回国团聚，归位四川靖国招讨军司令兼川东宣抚使夫人，年不满十八，岂止巾帼不让须眉！”
“真是当代传奇！”陈独秀感叹道：“想我等男子汉大丈夫留日者不知凡几，最后能获高校文凭者恐不到一成。我没有见过夏之时夫妇，只听曼殊讲过，将来可以此为素材写篇小说，或曰《新红拂记》。我到的那月，中山先生刚正式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其党刊为五月创办的《民国》杂志，内定总编辑是该党政治部长胡汉民，公开发行兼编辑人东辟是党务部长居觉生的化名，上海《国民月刊》的邵翼如、戴传贤以及中山先生的多位幕僚皆以化名为编撰，倒可算得上是两份《国民》的调名续刊，还确有些人混为一谈。我对那新刊略知内情也是曼殊相告，他因与居觉生等多位主干相熟，从创刊起就以笔名‘三郎’为之撰稿，将《燕子龛随笔》修订重发，还有小说《天涯红泪记》二章，每期都赠我一本。可惜他今年五月竟以不足三十四而早逝，唉……，真是天妒英才！”
“唉……，真是可惜！”罗家伦跟着叹道：“他的民元长篇《断鸿零雁记》，我看是民国以来最佳文言小说，可惜《天涯红泪记》只有两章，如果能完成会有更高社会价值。仲甫先生知道他为何几年没有再接续？”
“我也问过曼殊，”陈独秀答：“那是一年后他的首部短篇《绛纱记》成稿后，答曰：以长篇一炮打响，本望再接再厉，但两章后即感笔力和经验难以为继，因此决定先以短篇练笔，多则十篇少则五篇后再续。岂料天不假年，这才四篇就撒手而去，终成遗憾哪！”
“那四篇也都是佳作，” 杨振声接话：“我们国文门同学几乎人人喜欢，尤其喜欢文言的国民社同学，听说他去世失声痛哭者众。”
“唉……！” 陈独秀叹道：“我们越扯越远了。回到刚才你们提起两旧刊同名‘国民’，意指或许也在蔡校长顾虑的避嫌中。我之前倒没有如此联想，而是忆起更早的同名日报，心说也算后继有刊了。这样一回顾，想来无论蔡校长是否有类似顾虑，对于那些仍忌讳国民党者自然是太敏感的刊名。不过，现在也不宜劝改名了，否则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也不要再跟着如此传猜，就算成是日报影响为好，我和行严先生都沾光了，正巧也有曼殊，为国民社员所喜。那时曼殊是译员，根据我的建议，从英文版翻译了法国嚣俄的《惨社会》，以苏子谷的笔名在日报上的连载，两个月后报纸被封时刊了十回半。”
“我看过十四回单行本《悲惨世界》。” 罗家伦又问：“译者还多个陈由己，应是仲甫先生吧？”
“我做了些润饰而已。” 陈独秀先答后问：“你是学英文的，看过英译本吗？”
“还没有！知道中文都只是些节译，原书是长篇巨著，但目前要看英译还功力不够。”
“喔！忘了你刚上二年级。其实那只是节译了原书第一部第二章，占全书篇幅仅过半成而已，远不足以体现原著精神之万一。曼殊那书的译笔，不足为训，主要是大量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后半从第七回至十三回，更基本是加以穿插的自编故事，因此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编，把法兰西理想主义的罗曼司巨著，改成隐射晚清社会的写实主义政治小说。原作突出的是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精神，译编则重在侠义反抗报仇的革命情怀。至于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
“仲甫先生太过自谦。”李大钊插话：“曼殊大师当年才十九岁，你也只二十四，能半译半创到那个程度，也属难能可贵！”
“哈哈！” 陈独秀笑道：“承蒙谬奖，真是惭愧。无非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幼稚莽撞，甚至狂妄，不过也就有点鼓动作用的即兴政治宣传之作，哪能真胜任翻译大师巨著！倒是希望后来者能以此为鉴。不过，是否涉及政治宣传和社会活动，倒也正是这两社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
“明白了！”沉默已久的傅斯年突然插话：“仲甫先生的意思是，国民社其实算是接续先生们学生时代的政治革命宣传之路，而我们新潮社则是另走先生们现在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文学革命启蒙之路。适之先生认为这两种路应只是同一条路的两个阶段，先文学启蒙再政治宣传，如同欧洲那样，而两位先生则是主张这两个阶段正好相反，如同美国那样，先革命再建设，方才能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吗？”
“那倒不是！” 陈独秀解释道：“我认为这两条路可以并行无误，不过于介意孰先孰后。蔡校长主张‘条条大路通北京’，每个青年皆可依各人之理想、兴趣及特点，选择成家立业与济世救民之道，不过学生当以学为主，因此他更倾向支持你们的选择。我作为过来人，当然知道这更合理，既有利个人，也有利家国。不过正因为是过来人，也知道其实难以强求学生如何选择，只能因势利导。因此，我今天刚与守常先生商量好，我们当先生的也要再办个政治周刊，专谈时政，刊名为《每日评论》，也欢迎你们投稿。”
“好！”四个学生都拍起手，罗家伦说：“我学的是外文，其实对时政、文史哲、教育等诸方面，乃至社会活动，都有些兴趣，不像他们几个是要做专家学究的，更信自古华山一条路。先生们决定了出刊日期吗？”
李大钊答：“还没有，等过几天开成立会再商定。你们定的创刊号是明年元旦出，我们可能会早点吧！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误会，尤其什么密探细作的流言蜚语，我和仲甫先生会找国民社的几位主干解释清楚，他们也都通情达理，会在他们社内设法消除影响。不过，你们还是需要平时多点联系，不要因为这类误会有了隔阂就不相往来了。尤其是像志希这样与他们还有些共同兴趣的，更是应该找机会多多交通才是。正好这个月本校借协约国胜利纪念举行平民大学演说，下星期五、六两天在中山公园再次开办，我的演说排在下星期五，国民社热心平民教育者众，大多都说要到会，你们有兴趣者也最好能去，彼此有了共同话题就容易相处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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