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系列小说《学潮春秋》节选)

七、天安门前 兴平民大学

八、图书馆内 创政治周刊

民国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下午二时。

北京东城汉花园红楼,今年八月建成,十月启用——北京大学校部和文科迁入二楼,图书馆迁入一楼,文科教室在三、四楼。

陈独秀下楼,来到图书馆东南角的主任办公室,李大钊和主任助理张崧年到门口热情迎接。

李大钊字守常,生于清朝光绪十五年(己丑年)十月初六(公元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九日)。河北省乐亭县人。他是父病亡六个月后才出生的遗腹子,一岁半时母亲又病故,由祖父他抚养成人。十岁时被安排迎娶年长六岁的邻家大姐赵纫兰。十八岁从河北永平府立中学堂毕业,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二十四岁毕业后,得首届国会众议长汤化龙和众议员孙洪伊资助,次年一月赴日本东京留学,九月考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因向章士钊主编的《甲寅》杂志投稿,先后认识了章和协助他的陈独秀。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政府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留日中国学生二千余人于二月十一日举行全体大会,成立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当选为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同年五月,袁世凯签署包括“二十一条”部分条款的《中日民四条约》后,他发起河北留日学生组织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此后又与其他团体合并为“神州学会”,任评议长。次年二月,被早稻田大学以“长期欠席”为由除名,五月返回中国,八月在北京参与创办《晨钟报》,任总编辑,两月后辞职;这期间开始在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文章。去年一月,章士钊创办《甲寅日刊》,李大钊应邀任编辑和主要撰稿人之一;十二月经章向蔡元培推荐,接替章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今年一月应邀担任《新青年》编辑之一。

张崧年字申甫,后改名张申府,生于生于清朝光绪十九年(癸巳年)五月初二(一八九三年六月十五日)。河北献县人。父亲张濂在他二岁时中进士,三年后授翰林院编修,今年当选国会众议员。张崧年幼时在家乡读私塾,十四岁到北京求学,次年考入顺天高等学堂中学班;十九岁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附属中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一年后考入文科哲学门,后转入理科数学门,去年毕业留校,在预科当助教。因担任的功课不多,就在图书馆帮兼职助理,就在主任室旁边的登录室整理图书。他比李大钊年轻四岁,思想接近,也爱写文章,因此视之为兄长。

陈独秀先与李大钊商讨《新青年》的编辑事务说:“第五卷第四号是‘戏剧改良专号’,本应在上月十五号发行,可是到现在还没有印出来。第五号本应本月十五号发行,可是到现在还缺两篇稿子。”

“第四号拖印的事,我再去催催印刷所吧!”李大钊说:“第五号缺稿,可加上我准备下星期五在中央公园的演说稿《庶民的胜利》,我准备再写篇较长的稿子《布尔什维克的胜利》,那就补齐了吧?”

“那就够了!不过,蔡校长十五号在天安门的演说《黑暗与光明的消长》,因本刊脱期要改由《北京大学日刊》过几天刊登了,因此他说好换成十六号演说《劳工神圣》。等守常兄的新作完成,第五号就可交排了。”陈独秀换了话题:“此外,最近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新青年》发行周期太长,难于适应当前日新月异的形势。时政文章一月一次,不能及时跟上当前的政治,往往就显得过时了,难以唤起国民参与政治的觉悟。”

“仲甫兄想创办《国民日日报》和《甲寅日刊》那样的新闻时政报刊?”

“那倒不是!办日报日刊要花太多人力、财力,并要全力以赴才行。我们在北大都有主业,没有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再版日报日刊。我想办一份短小精悍的周刊,与《新青年》分工配合。主要由你我开办,争取《新青年》和北大同人写稿。守常兄看如何?”陈独秀问。

“我完全同意。”李大钊高兴地响应:“仲甫兄负责主编,我尽力多写稿。你校务很忙,集稿、校印等具体事务可以完全交我办理。”

“我也愿意协助两位先生办刊,”坐在一旁的张崧年热心地表示:“我可以写稿给两位审定,还可以协助守常先生处理集稿及校印等具体事务。”

“欢迎加入!”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高兴地拍手起来。

陈独秀又说:“我还打算邀适之、一涵、启明、承元,下星期三下午,到我的办公室开个创刊会,你们看如何?“

“我没有问题!”另两人异口同声。

陈独秀继续谈自己的设想:“我计划周刊包括十二个栏目:一、国外大事述评,二、国内大事述评,三、社论,四、文艺时评,五、随感录,六、新文艺,七、国内劳动状态,八、通信,九、评论之评论,十、读者言论,十一、新刊批评,十二、选论。每期至少必须有五个专栏。四开一张的小报形式,每星期日出版。争取本月二十二日出创刊号。”

“这些栏目很好,多样化,我完全同意。”李大钊表示赞同:“那我们就按此分工写文章和约稿,争取早日完成出刊任务。”

“我将尽力协助守常先生多做具体工作。” 张崧年起身说:“请两位先生原谅,今天我在理预科还有事要去处理一下,明天再来图书馆听候守常先生的吩咐,分配我做什么具体工作都可以。”

张崧年离开后,陈独秀和李大钊继续商谈。

“这个周刊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李大钊问。

“国外有个《隔周评论》,我们就叫《每周评论》吧?”
……

忽听有人敲门。李大钊过去开门,门外站着两名学生,身材模样形成鲜明对比,一胖高笑佛面,一瘦小苦瓜脸。笑佛面大嗓门:“守常先生好!仲甫先生在这里吗?”

“是孟真,志希呀!我们刚谈完。”

“那我们正好要找两位先生帮忙。” 笑佛面是国文门三年级学生傅斯年,字孟真。

“两位请进,座位请自便!”李大钊向门边一让。

“两位先生好!还有另两位同学呢!” 英文门二年级学生罗家伦,向旁边一招手,又过来两名学生行礼问好,都跟着傅斯年进了办公室。

“原来还有子俊和金甫呀!”李大钊调侃说:“新潮社星期二刚成立,编辑部三位大将和主任干事都到了,要联席聚餐了?子俊怎么成了光杆司令呢?”

“平伯和洪章去采买了,晚饭再聚。” 哲学门二年级学生徐彦之答话:“两位先生也一起来?”

“我就免了,有家室之累呀!” 李大钊转头问陈独秀:“仲甫先生呢?”

“我就更不便了,何况我在场让你们青年人拘束。”陈独秀说:“还是改天我请你们几个到寒舍便饭吧!”

李大钊坐下后问:“孟真主任编辑,你们到我这饱无堂来开编辑会吗?金甫要笔纸记录吗?”

傅斯年摇头:“不是要开会,金甫也不是以编辑部书记来的,我们只是想私下聊点事。”

“私聊也好!” 陈独秀说:“那我就先问守常,你这宝物堂有什么宝物,我怎么没听说?”

“顾亭林先生有言;‘北方之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我乃北方人,以‘饱无’自嘲为诫吧!” 李大钊笑答。

“哈哈!有道理!” 陈独秀笑道:“那么后半句:‘南方之人,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就用于二楼我的办公室,不对,应该是文科教员休息室了,谓之‘群言堂’了!”

“正是如此!仲甫先生有空给我题个堂名?”

“原来不是有什么瑰宝,那就算了,学府之中,开不得玩笑。否则那些老古董们又有话头了!”

“现在有话头的不光是老古董了。”傅斯年接过话说:“我们找两位先生,说得难听点,也就是想先诉点这方面的苦,请两位先生出面调解调解。”

“孟真指的是,国民杂志社的同学们对你们新潮社有些议论?”陈独秀问:“又告到蔡校长那里了?还需要我和守常先生出面?”

“大致是这样。不过到我这里已经是过了几手的道听途说了,而且又是主要当事人,还是让志希他们来说更合适。”

罗家伦苦着脸说:“我性急,就先说吧!本来很简单,那就是我们新潮社比国民社同学组织起来晚,成立会也晚了一个月,社员人数也少多了,只有二十一人,还不到国民社的零头。但校方对我们几乎全面支持——成立大会在图书馆这里召开,校长、文科学长、图书馆长、国文门和哲学门主任、《新青年》任编辑的文科教授们,几乎全部到会助兴,校方不但借给了我们一间办公室,而且还答应赞助我们开办费三千元大洋,由出版部负责安排楼下印刷厂优惠印刷出版等等,堪比校刊;而国民社成立大会被迫延期一周,改在欧美同学会借会场开会,本校仅校长及其秘书两位先生到会祝贺,而且社址只能到校外租用,还没有答应给任何赞助或优惠。这些当然都是事实。为此,听说他们已经串联要向校长和评议会投诉,要求赞助和优惠上的平等,一视同仁对待,最公平的上策是两刊社员按各有本校多少人头算,可接受的中策是两刊不计社员人数而同等赞助,下策五花八门就不说了。”

“怎么不说呢?”哲学门二年级学生徐彦之插话:“至少有一种应知会两位先生,据说是要罢课请愿呢!”

“子俊呀!这只是个别小同学发牢骚而已。” 国文门四年级学生杨振声劝道:“难听话多着呢!哪能都当真了?我与国民社许德珩等几位国学门同学还算熟悉,知道他们还比较稳重,对仲甫先生和守常先生一向也很敬重,也请守常先生当了顾问呢!”

“金甫说得对,国民社主干都很稳重。”李大钊表示同意:“孟真,德珩是你的同班同学,你们彼此应该很了解,你也可以直接找他说说吧?”

“说来本该是这样,其实我们还算半个老乡,因为我父亲籍贯就是江西,志希更是江西出生,都可以与他用江西话交流。可是,唉!”傅斯年叹了口气说:“志希,还是你来说吧!”

罗家伦仍苦着脸说:“好吧!我来说。孟真和德珩关系原来很好,但自适之先生到校任教后,两人对适之先生的言行开始发生分歧,后来到了几乎不可调和的地步,再加上其他误会,德珩现在对孟真可说视若寇仇了!”

“有这么严重?”一直没动声色的陈独秀大吃一惊,疑惑地说:“我早就体察到,德珩他们一些古文好的学生,对适之和我发动白话文运动颇为抵触,对适之主张学生不搞政治活动更为反感,但也看不出他们对适之有任何仇视呀!怎么还发展到株连追随他的同学呢?”

“那倒不是只因为适之先生如何。” 罗家伦解释说:“仲甫先生还记得去年初《新青年》发表了适之先生的八首白话诗歌吧?当时适之先生还在美国,孟真和德珩都不认识他,因此看了曾一起取笑,都说了很多奚落的话。”

“德珩后来疑心孟真把他的奚落话转告给适之了?这也不算很不寻常,适之肯定不会在意,德珩也不至于不了解这点呀!”

“问题还不在这里。那时我还没有进校,不知道之前这些细节。”罗家伦继续解释:

“适之先生是暑假中进校的,而我是九月入校的新生,听了他的课更钦佩了,同时也和孟真认识并交好了,还建议他去结识适之先生。于是孟真的看法就转变了,与德珩的分歧冲突也就越来越大了。我是新生,与德珩交往本就不深,也就无所谓冲突,但也能体会到他对我也越来越冷淡,显然是怪我拉走了他的老朋友孟真。”

傅斯年插话:“其实我那时一直力图保持与德珩的朋友关系,尽量不使我对适之先生看法转变,影响与他人的友谊。本来也大致做得不错,直到今年五月发生那次罢课请愿活动。当时,德珩他们拉我一起动员更多同学参加。我不同意,并以适之先生‘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理由劝说他们,何况基本可以肯定公府不会接受请愿要求,反而会有很多人担忧的风险问题。那就是,公府有可能要教育部压迫学校,处分参加罢课的同学,甚至开除为首的几位同学;蔡校长肯定拒绝,就会因此被迫辞职。这是他们肯定也不希望看到的后果。因此,我建议他们先请教蔡校长,看如何办合适。他们说那样更使蔡校长和他们处于两难,不如不商量,否则我可以自己去试,但他们的决定不变。我就去请教蔡校长,蔡校长认为罢课请愿不当,去学校大门口劝阻不果。后来果然发生了所担忧的风险,好在教育部既没接受蔡校长辞职,还给了他面子不强迫处分学生。”
“同时对蔡校长说明下不为例,但也答应不干涉学生在校内的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可算是皆大欢喜了嘛!难道德珩他们还责怪孟真事先请教蔡校长?”陈独秀表示不解:“不至于吧?蔡校长对他们仍一视同仁,甚至还更热心支持他们的活动,在校刊上还刊登国民社成立大会等启示呢!”

“蔡校长和徐秘书还应邀到会致贺词,” 罗家伦补充说:“使他们在外校同学面前很有脸面,本来还颇为自得。但仲甫先生及教授们参加新潮社成立会后,尤其是赞助新潮社的对比,又使他们很多人感到失落,于是纷纷扯回五月请愿那次了,说孟真是靠那次踩着他们肩膀攀上蔡校长,肯定在仲甫先生、适之先生甚至守常先生等教授面前也如此做作,因此才导致如此不同的待遇。”

“唉!”陈独秀叹了口气,对李大钊说:“守常啊!看来还是我们交通不够了,一碗水没有端平,结果学生不怪先生,就怪同学了。”

“还是我忽视了,”李大钊自责说:“本来我和怀中先生答应当国民社顾问,也都要去参加成立大会的,同时我还能代表《新青年》致贺。后因法科礼堂要维修,把会场改到校外的欧美同学会,又延期一星期本也没有问题。不巧那个星期六回家,内人和儿女也都患了伤风,我想第二天是去不了,有怀中先生到场也行,就只找人传话给德珩他们道歉。哪知怀中先生在那天下午就觉不适也告假了,还以为我总会去的。这个误会后来也解说清楚了,但却漏了一点,我当时又急又忙,就忘了通知仲甫先生,即使怀中先生按计划去了,《新青年》也应有个代表到场致贺才好。”

“他们后来就抓住了这点,”罗家伦接话:“说连校外两家报纸都有来宾,《新青年》在本校那么多编辑都邀不去一个,还都是本校教员,肯定是孟真和我挑拨适之先生,说国民社反对白话文运动,使先生们都有了亲疏之分,结果新潮社成立就几乎都到场致贺。”

“唉!”陈独秀又叹了口气,也自责说:“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们当先生的,当然也免不了根据学生是否追随教导,产生亲疏之分,哪里需要挑拨?这是冤枉你们了。我会找他们为你们解说的。我当时只是因为《新青年》连着几号拖期,忙得有点焦头烂额,就对他们一再邀请都回以歉意了,但却忘了为人师表上的轻重缓急。否则连职责上隔得最远的蔡校长都去了,那么文科学长、国文和哲学两主任,按理都该应邀到场祝贺。说明我们还是太重文人之气味相投,作为教育家,以有教无类而论,远不如蔡校长合格。这事主要怪我忽视了,秋明先生子女太多都未成年,周末很难也不宜抽身外出,因此本该是我找适之先生商量,确定我们至少去一人,否则也要另找一人代表文科,一人代表《新青年》。”
“仲甫先生倒不必自责,” 杨振声安慰说:“其实国民社几个领头人如德珩、克嶷诸君对此差别还是理解的,也解说教授们在周末休息多有儿女家事缠身,而新潮社成立会在星期二下午开就都可利用在校时间到场,只是对适之先生无儿女拖累却也推托未去略有微词,但主要还是归结到孟真的挑拨,因志希毕竟是英文门的,被说成二传手。”

“这还真是更冤枉你们三人了,” 陈独秀解释说:“适之先生虽然新婚仅一年无儿女拖累,但夫人却正值孕期之中,看来那天是因此走不开,另词推脱显然是不好意思对学生们提此事,哪知倒连累到孟真和志希受猜疑了。这应该不难澄清误会。”

“适之先生有孩子了!太好了,太好了……”几个学生欢呼起来,罗家伦接着说:“难怪我这些日子下课后找他,他总是说空余时间不多,要回家赶稿子。”

“呵呵!”陈独秀笑着说:“也没错,胎儿就是父母的稿子,要等出生了,才算脱稿。”

“好了!我们缺席国民社的解说也脱稿了。”李大钊接过话头:“看来主要问题还是在赞助方面,这又怎么能怪上孟真的挑拨呢?”

“各种怪论,只说其中最伤人但似乎最让他们几位主干相信的。那就是不知什么人说起,看见孟真在那次罢课请愿前告诉蔡校长后,还去了教育部甚至公府告状,因此获取了政府官方的好感,甚至很可能成了‘学生密探’。于是作为经费和报偿,教育部就以批准学校赞助学生办杂志的申请,拨款给他专用了。” 罗家伦转头向陈独秀说:“还有谣传说,仲甫先生也曾怀疑过孟真是这种人。”

“呵呵!”陈独秀又笑了:“倒也不是完全无中生有地造谣。不过我怀疑的性质根本不同,因孟真本是专与我们新派作对的黄季刚先生高徒,我自信没有这么大法力吸引他反水,就曾疑他是黄先生派来找碴供做笑料的细作,问过守常先生等几位熟悉他品性者。无论如何,这种‘细作’与当政府密探还是有根本差别。”

“哈哈!”李大钊笑道:“是啊!我当时就说,孟真自视颇高,性格直爽,连那些国学大师的课也不耐久听,往往自到图书馆看书,去课堂听课提问,常让讲课先生答不上来。因此即便真当细作,也会大叫一声:‘细作在此,言者当心!’与仲甫先生禀性倒颇像。哈哈哈哈!”

“哈……哈……!”大家一阵笑后,陈独秀问:“‘密探经费’当然是无稽之谈,那么你们自己是如何理解这么大的赞助差别的呢?”

傅斯年答:“我们自己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差别,新潮社筹备在后,社员又只有国民社的零头,正如很多同学想不通的,即使可能后来居上,但国民社怎么就丝毫没有先入为主的优势,以致于校方赞助差别大到零对百分之百呢?其实稍微了解点情况就明白了,国民社当初根本就没想到校方会给赞助,因此无意中就把先入为主的优势让给我们新潮社了,他们在知道我们申请成功后才后悔,当然已经晚了。否则,结果很可能就正好相反了。两位先生看是否如此?”

“是啊!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两位先生笑了,陈独秀补充说:“当然不至于倒过来为百比零。新潮社比国民社还有些该后来居上的理由,因此我估计结果倒可能这样:国民社若占了先入为主,大概会得到一半赞助,因其社员多而不难自理另一半;新潮社后申请仍可至少得到相比照的一半,而且由于考虑你们社员少而太难自理,我们仍会设法帮你们争取到另一半。”

罗家伦点头说:“对有些同学认为公平赞助应根据本校社员人头算的说法,我们一直就反驳说没那个道理。因为办刊费用都差不多,与社员人数无关,反而人越多越显示自筹经费的能力大,倒更不容易想到求助学校,却并不等于办刊效果更符合学校赞助的条件。孟真曾对质疑我们的同学有过很合理的解说,还是你来吧!”

“好吧!”傅斯年接过话头:“那是因为有些同学问到:为何不能求同存异参加国民社,却要标新立异办新潮社。我解说:办新潮社虽不排除确有标新立异之动机,但却不是起意要唱对台戏,因此对于国民社‘四大宗旨’之三‘研究学术’就无对立,只是具体强调‘批评中国现代学术上、社会上各问题为职司’,如此确可求同存异,但国民社决定不采用白话文的缺憾,却是我们旨在文体改良的根本所在,无法调和。此外,国民社另三大宗旨强调教育改造国民和提倡国货,立意很好,但都属于全社会的公益甚至政治责任,目标虽宏大,但却无我们大学生办刊应偏重学术和文艺的特点,也非我们力所能及,因此我们就只加了一条具体职司为‘介绍西洋近代思潮’,简称‘新潮’,是志希的建议,子俊则建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取其‘新生’之意,当然如其通译‘文艺复兴’,内容侧重文艺。只是‘复兴’者,非 ‘国学复古’也,乃‘西洋新潮’尔。校方决定全面赞助新潮社,想必主要就是看中我们相对国民社的这两点‘标新立异’之结合——以白话文推动‘文艺复兴’,作为一项学生课余实验的新活动,就这么简单,是吧?”

“是啊!其实也就是这么简单!”两位先生又笑了,李大钊又补充说:“这里还有一点差别。我作为你们两个社团的顾问本没有亲疏之分,但国民社成立在先,我与他们几位主干接触还多些,图书馆既可提供办公室,怎么没给他们而给你们呢?这个问题你们双方怎么想的?”

杨振声答:“这个我听国民社社的同学议论过。有些同学为此抱怨校方,包括守常先生,都有亲疏之分,就好像新潮社才是北大亲生嫡子,国民社虽是长子,却只是继子、养子或庶子……”

“呵呵!等等……”陈独秀笑道:“这几子的形容有点意思,这些区分还有点说头吧?我来猜猜,‘嫡子’的意思是指新潮社算是我们《新青年》白话文运动亲生,‘继子’是指国民社的高年级学生,在我和适之先生去年进校前入北大的,‘庶子’是指他们的一、二年级新生,而‘养子’是指外校学生吧?”

杨振声笑答:“是这样!还有蔡校长也是去年初到校的。因此,据说主要是蔡校长不但不答应借办公室给国民社,甚至限定必须设在校外,以尽量减少校外人员为此进校,给本校师生增加不便。照说,我和孟真也是高年级,该算‘继子’,于是就又扯上孟真告状的传说了,我作为他手下书记沾光了,都成了‘嫡继子’兼‘密探’,哈哈……”

“喔?”陈独秀眉头一皱,严肃地问:“这就是说,不仅是算五月的旧账,还因此怀疑孟真继续探报?”

“就是这个问题呀!” 罗家伦接过话头说:“还算了我一份呢!我是孟真手下编辑,本是适之先生弟子,他又反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而你们两位先生不反对,因此就有人推测是我报告适之先生,然后他就更促成了蔡校长的决定。这种推理本合乎逻辑,如果我们不是当事人也会相信,但问题是我们都非这种小人,相反还真希望学校也能同样支持他们。因此找两位先生,也是想请两位找蔡校长说说,在校评议会重新讨论赞助问题时,也在校内同样借给他们一间办公室,可以吗?”

陈独秀点点头说:“可以!你们这种态度很好,不管蔡校长最后如何决定,我和守常先生也会帮你们向国民社的几位主干解说的。不过,刚才守常先生问你们双方对蔡校长决定的想法,你们还只提到他们的猜疑,没说你们怎么理解的。”

杨振声说:“是的,我还只讲了一半。我们的理解是,蔡校长当然是信守他五月那次对教育部的承诺,不支持学生把结社办刊等活动发展到校外。记得许德珩那时转告大家,蔡校长也对他提出过这个要求,他说当时答应转告并保证不给学校添麻烦,但没有作类似的承诺,因此国民社发展到校外应不属失信。”

“是这个样!” 陈独秀又点点头说:“当时我和适之先生都在场。蔡校长在德珩离开后还赞赏他老成有主见,虽谦恭得好像所有要求都已接受,但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具体答应,只是应该会比之前慎重些。因此,蔡校长对他们还是尽量支持的,不过他们到底是政治经验少得多,一成立社团就大张旗鼓到对政府而言仍属于敏感地区的南方去串连。蔡校长本来就属南方阵营,当然也不能不为此避嫌了,何况教育部里当权的北洋派没事还一直找事呢!”

“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问题,” 杨振声又说:“尤其国民社还公布了在上海设京外经理,其一还是对北洋抗命的瞿善化的公子,而孙中山先生也正在上海。对了,子俊还听说了有关他们社名的议论。”

徐彦之接话:“我听到有些上海同学议论,说救国会的会刊不用‘救国’本名,恐怕有纪念民国二年在上海被刺杀的国民党创建人宋教仁先生之意,当年上海和东京的国民党党部为此创办党刊,据说都取过《国民》之名,不过都只出了几期,不够知名,又是五年前的事,因此同学们无人见过。仲甫先生在上海和日本都办过报刊,或有所知吧?”

“我还真看过那两份杂志,” 陈独秀笑道:“原因是我和张继等曾助章行严先生在上海办过一份《国民日日报》,前后出了整整四个月,那还是民国前九年即光绪二十九年下半年的事。因此后来对同名‘国民’的报刊自然就留意了。不过这两份更有点特殊,我就借此多绍介点?”

“好啊!” 徐彦之高兴地说:“我正打算考证呢!听说上海那个创刊号上有孙中山和黄克强先生的祝辞?”

“是的,” 陈独秀回忆道:“宋遯初是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被刺,两日后不治,当时我在安徽柏文蔚的都督府任秘书长。那年五月初,湘、赣、粤、皖四省的国民党都督联名通电反对袁项城‘善后大借款’,我们在月底就收到上海的《国民》月刊,由国民党上海交通部创办。编辑主任邵翼如,十三岁中秀才的神童,二十岁就考上法官任庭长,次年辛亥去日本留学,再过一年返国,就任上海《民国新闻》总编辑。”

“就是那位大名鼎鼎的邵元冲先生吧?去年出任孙中山先生大元帅府的代理秘书长,才二十七岁。”

“就是他!翼如是其字号,当年还不甚出名。该刊总主笔王亮畴先生则早已名满天下,既是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时的外交总长,又在袁项城接任后转司法总长,可谓非同一般的‘三十而立’。他也曾是个神童,十四岁就考入北洋大学堂法科预科,五年后以第一名成绩本科毕业,获钦字第一号考凭,为我国内高校首份文凭。次年,民前十一年,他到日本留学,参与立宪派自立军流亡将领秦力山为首发起成立的国民会,任会刊《国民报》英文记者。那份月刊才是已知以‘国民’冠名之首了,不过只出了四期,且主事的秦力山诸君过世较早,也就被国民党刊的大名掩没了。”

“王亮畴先生?”罗家伦插话说:“想起来了,就是本校新来的比较法律学兼任教授王宠惠先生,几个月前调京出任修订法律馆总裁。听说他是香港人,又是美国耶鲁大学法学博士,用地道的英语讲课,因此我去听了课,受益不浅。真是人不可貌相,王先生长得又瘦又黑,初看起来真不像当过大外交家和大律师总管的样子,但学问和风度都真好,令人肃然起敬。还听说国民党初建时海选九大领袖,他得票第四,仅次于孙中山、黄兴和宋教仁。”

“是的,”陈独秀接着说:“宋遯初后来当选代理理事长,组织能力在革命党人中公认第一,说服了国会六党合一为国民党,成立大会共有代表三千余人,选举九大理事,王宠惠得九百多票排名第四,分别少孙、黄不过一二百多已属不易,仅少宋四票就更为难得了。再说出党刊的国民党交通部,职能不同于政府交通部,是在上海、汉口等几个交通口岸各设的中央联络部门,高于一般地方党部,当时上海交通部长居觉生曾任孙大总统代理内务总长,副部长是前沪军都督陈英士。宋遯初去世后几日,孙中山从日本返国,黄克强和王亮畴本已在沪,所余八大理事到前三,就以上海交通部代行中央本部职责,遂创《国民》为首份党刊。柏列武时任国民党中央三十参议员之一,也就很快收到了创刊号。记得刊名为中山先生题签,内有孙、黄各一《国民月刊出世辞》,宋遯初头年起草发布的《国民党宣言》,王宠惠的《中华民国宪法趋议》,戴传贤以天仇为笔名的《约法与宪法》,无作者署名的《宋遯初先生遇害始末记》,等等。后因‘二次革命’速起速败,《国民月刊》只出了第二号就告停。”

“东京那份是国民党人‘二次革命’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续办的吗?”

“不是,” 陈独秀答:“东京的《国民杂志》创办得更早,第一号在四月中就出了,比上海还早一个多月,是国民党驻日各部共同之机关月刊。社长夏之时是东京支部推出的辛亥元勋,曾任重庆镇抚府总长,时年二十五岁,他实际在出刊前已随中山先生回上海。副社长吴作镆是神户交通部长,也是一位奇人,浙江宁波华侨,到日本发展生意仅二十多年,就已成为关西著名财阀,曾名列日本富豪榜十三名。这份杂志共出了五期,前三期总编辑为邓泽,后两期是桂念祖。那桂先生是佛教居士,为旅日著名经学家和词人,老友苏曼殊大师与其交好,后来曾为引介,因此略有所知。据说,中山先生一行于那年八月上旬经台湾流亡日本后,当月中旬还出了一期,九月就停刊了,原因是中山先生对党事另有打算又一时难定,其他各派意见不一,驻日各部无所适从,也就难以为继。我是次年七月才重新流亡日本的,守常兄早我半年,或许了解更多?”

“几期杂志倒是在华侨会馆里都浏览过,听说已停刊就没有探访那几位主事人,因当时一心只是学日语和英语,准备考学。不过,那位夏社长当年春末又流亡到东京,不久就流传出他的故事,原来他在二次革命失败后遭通缉躲避期间,在上海演出了一场落难英雄救美的悲喜剧,带了一位年轻他一半的太太到日。后来他夫妇到我们住的基督教青年会打听考学的事,见面交谈过那一次,倒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都很豪爽。他太太董竹君虽只十四岁,曾流落风尘两年为卖唱女,竟有志入读日本女教最高的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当年九月还真考进去了。更厉害的是,那夏太太次年生了女儿,夏之时年底被中山先生派回国内策动武装反袁,她仍只用了三年按期毕业,然后带着两岁女儿回国团聚,归位四川靖国招讨军司令兼川东宣抚使夫人,年不满十八,岂止巾帼不让须眉!”

“真是当代传奇!”陈独秀感叹道:“想我等男子汉大丈夫留日者不知凡几,最后能获高校文凭者恐不到一成。我没有见过夏之时夫妇,只听曼殊讲过,将来可以此为素材写篇小说,或曰《新红拂记》。我到的那月,中山先生刚正式成立了中华革命党,其党刊为五月创办的《民国》杂志,内定总编辑是该党政治部长胡汉民,公开发行兼编辑人东辟是党务部长居觉生的化名,上海《国民月刊》的邵翼如、戴传贤以及中山先生的多位幕僚皆以化名为编撰,倒可算得上是两份《国民》的调名续刊,还确有些人混为一谈。我对那新刊略知内情也是曼殊相告,他因与居觉生等多位主干相熟,从创刊起就以笔名‘三郎’为之撰稿,将《燕子龛随笔》修订重发,还有小说《天涯红泪记》二章,每期都赠我一本。可惜他今年五月竟以不足三十四而早逝,唉……,真是天妒英才!”

“唉……,真是可惜!”罗家伦跟着叹道:“他的民元长篇《断鸿零雁记》,我看是民国以来最佳文言小说,可惜《天涯红泪记》只有两章,如果能完成会有更高社会价值。仲甫先生知道他为何几年没有再接续?”

“我也问过曼殊,”陈独秀答:“那是一年后他的首部短篇《绛纱记》成稿后,答曰:以长篇一炮打响,本望再接再厉,但两章后即感笔力和经验难以为继,因此决定先以短篇练笔,多则十篇少则五篇后再续。岂料天不假年,这才四篇就撒手而去,终成遗憾哪!”

“那四篇也都是佳作,” 杨振声接话:“我们国文门同学几乎人人喜欢,尤其喜欢文言的国民社同学,听说他去世失声痛哭者众。”

“唉……!” 陈独秀叹道:“我们越扯越远了。回到刚才你们提起两旧刊同名‘国民’,意指或许也在蔡校长顾虑的避嫌中。我之前倒没有如此联想,而是忆起更早的同名日报,心说也算后继有刊了。这样一回顾,想来无论蔡校长是否有类似顾虑,对于那些仍忌讳国民党者自然是太敏感的刊名。不过,现在也不宜劝改名了,否则成了此地无银三百两。你们也不要再跟着如此传猜,就算成是日报影响为好,我和行严先生都沾光了,正巧也有曼殊,为国民社员所喜。那时曼殊是译员,根据我的建议,从英文版翻译了法国嚣俄的《惨社会》,以苏子谷的笔名在日报上的连载,两个月后报纸被封时刊了十回半。”

“我看过十四回单行本《悲惨世界》。” 罗家伦又问:“译者还多个陈由己,应是仲甫先生吧?”

“我做了些润饰而已。” 陈独秀先答后问:“你是学英文的,看过英译本吗?”

“还没有!知道中文都只是些节译,原书是长篇巨著,但目前要看英译还功力不够。”

“喔!忘了你刚上二年级。其实那只是节译了原书第一部第二章,占全书篇幅仅过半成而已,远不足以体现原著精神之万一。曼殊那书的译笔,不足为训,主要是大量乱添乱造,对原著很不忠实,后半从第七回至十三回,更基本是加以穿插的自编故事,因此与其说是翻译,不如说是改编,把法兰西理想主义的罗曼司巨著,改成隐射晚清社会的写实主义政治小说。原作突出的是平等自由博爱的人道精神,译编则重在侠义反抗报仇的革命情怀。至于我的润饰,更是马虎到一塌糊涂。”

“仲甫先生太过自谦。”李大钊插话:“曼殊大师当年才十九岁,你也只二十四,能半译半创到那个程度,也属难能可贵!”

“哈哈!” 陈独秀笑道:“承蒙谬奖,真是惭愧。无非初生牛犊不怕虎,其实幼稚莽撞,甚至狂妄,不过也就有点鼓动作用的即兴政治宣传之作,哪能真胜任翻译大师巨著!倒是希望后来者能以此为鉴。不过,是否涉及政治宣传和社会活动,倒也正是这两社的一个根本区别所在。”

“明白了!”沉默已久的傅斯年突然插话:“仲甫先生的意思是,国民社其实算是接续先生们学生时代的政治革命宣传之路,而我们新潮社则是另走先生们现在以《新青年》为阵地的文学革命启蒙之路。适之先生认为这两种路应只是同一条路的两个阶段,先文学启蒙再政治宣传,如同欧洲那样,而两位先生则是主张这两个阶段正好相反,如同美国那样,先革命再建设,方才能迎头赶上,甚至后来居上吗?”

“那倒不是!” 陈独秀解释道:“我认为这两条路可以并行无误,不过于介意孰先孰后。蔡校长主张‘条条大路通北京’,每个青年皆可依各人之理想、兴趣及特点,选择成家立业与济世救民之道,不过学生当以学为主,因此他更倾向支持你们的选择。我作为过来人,当然知道这更合理,既有利个人,也有利家国。不过正因为是过来人,也知道其实难以强求学生如何选择,只能因势利导。因此,我今天刚与守常先生商量好,我们当先生的也要再办个政治周刊,专谈时政,刊名为《每日评论》,也欢迎你们投稿。”

“好!”四个学生都拍起手,罗家伦说:“我学的是外文,其实对时政、文史哲、教育等诸方面,乃至社会活动,都有些兴趣,不像他们几个是要做专家学究的,更信自古华山一条路。先生们决定了出刊日期吗?”

李大钊答:“还没有,等过几天开成立会再商定。你们定的创刊号是明年元旦出,我们可能会早点吧!你们刚才说的那些误会,尤其什么密探细作的流言蜚语,我和仲甫先生会找国民社的几位主干解释清楚,他们也都通情达理,会在他们社内设法消除影响。不过,你们还是需要平时多点联系,不要因为这类误会有了隔阂就不相往来了。尤其是像志希这样与他们还有些共同兴趣的,更是应该找机会多多交通才是。正好这个月本校借协约国胜利纪念举行平民大学演说,下星期五、六两天在中山公园再次开办,我的演说排在下星期五,国民社热心平民教育者众,大多都说要到会,你们有兴趣者也最好能去,彼此有了共同话题就容易相处多了。”

……

九、和平会议 中国争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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