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67）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20）
关于改变政治信仰，《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在解释苏联党国精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这样写道：
改变自己信仰的惟一障碍就是意识形态。那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要实现这一转变是不容易的。当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在1991年下半年垮台的时候，一些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由于他们所献身的事业的失败，因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而自杀或者从此一病不起。但是，这毕竟只是一小部分人。大多数注重实际效益的人就像他们早年一样，很快就改变了信仰。在20世纪80年代末，当苏共的纪律完全涣散，已经出现政治逆流的时候，党国精英就不得不为自己打算了。事实证明，为了获得那些可以感觉到的个人利益，他们是有能力实现这种信仰的转变的，就像他们的前任们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有能力转向对上级领导惟命是从。
1991年6月，一位美国的苏联问题专家对苏联精英分子的意识形态进行了研究。大量的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精英分子转而支持资本主义。下面就是研究的结果：
资本主义者：76.7%
民主社会主义者：12.3%
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9.6%
其他:：1.4%这次研究中，研究者把莫斯科的精英分子包括一些个人划分为知识分子，而不是把他们作为党国精英。尽管如此，结果仍然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幅令人惊讶的图景：在苏联上层社会中几乎没有人支持社会主义制度。只有12.3%的人被划分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即支持努力改革和实现民主化的社会主义的人。不到10%的人被划分为“共产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这与保守派的概念是一致的，虽然他们也是对苏联体制进行改革的支持者。而当时的民意测验表明，与这些精英分子完全不同的是，民众总体上是拥护社会主义的，只有一小部分人赞成资本主义。
苏联精英分子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这一过程，是怎样被人们认识到的呢？早在1987年，许多党国精英就开始离开自己的本职工作而变成了资本家了——也就是说，他们建设的或者说为之奋斗的是新的私人企业。作为这一进程的一部分，各种各样的国有企业、社会主义经济被它们的管理者不动声色地、偷偷摸摸地转变成了私人的有利可图的企业。这一做法在进行了好几年后，又变成了官方的政策。这一进程的另一方面是由党国精英来完成的，在1989年到1991年之间，他们从得到戈尔巴乔夫的支持到最后得到叶利钦的支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他们声称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有了新的觉悟，他们认为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是俄罗斯惟一的前途。
50多年前，中国官方开动宣传机器大力批判“苏联修正主义”。其中一个主要论据就是当时的苏联存在着“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毛左分子根据列宁所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武断地认为在从小生产盛行的农业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和国家机关工作中也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还认为，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国际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影响的存在，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政治思想根源。而资本阶级法权的存在则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的经济基础。由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和条件，因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一旦篡权上台，就很容易复辟资本主义。
当时“四人帮”手下的御用文人宣称，在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商品制度、货币交换，价值规律还在发挥作用；工农之间、城乡之间、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仍然存在；资产阶级法权在所有制方面还没有完全取消，在人们的相互关系方面还严重存在，在分配方面还占统治地位，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如果要求巩固、扩大、强化资产阶级法权及其所带来的那一部分不平等，那就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的现象，即少数人在分配方面通过某种合法及大量非法的途径占有越来越多的商品和货币，被这种“物质刺激”刺激起来的资本主义发财致富、争名夺利的思想就会泛滥起来，化公为私、投机倒把、贪污腐化、行贿受贿等现象也会发展起来，资本主义的商品交换原则就会侵入政治生活以至党内生活，瓦解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会产生把商品和货币转化为资本和把劳动力当作商品的资本主义剥削行为，就会在某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的部门和单位改变所有制的性质，压迫和剥削劳动人民的情况就会重新发生。其结果，在党员、工人、富裕农民、机关工作人员中都会产生少数背叛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新资产阶级分子。而当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力量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它的代理人就会要求政治上的统治，要求推翻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公开地复辟资本主义制度。新的资产阶级一上台，首先要血腥地镇压人民，并在上层建筑包括各个思想文化领域中复辟资本主义，接着，他们就会按资本和权力的大小进行分配，“按劳分配”只剩下一个外壳，一小撮垄断了生产资料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同时垄断了消费品和其他产品的大权。——这就是今天在苏联已经发生的复辟过程。
上述似是而非的内容集中到一点，就是民众不能自由劳动致富，只能由官员垄断经济运转，否则国将不国，民不聊生。对于苏联发生的“资本主义复辟”行为，他们深恶痛绝，扣上一大堆帽子，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那么，当时苏联这种“资本主义复辟”具体表现如何？如何评价这种现象呢？
《来自上层的革命》对当时苏联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有比较详尽的评述。在转载这些评述之前，我先引用一篇文章作为社会背景的铺垫。
1989年2月26日的《莫斯科新闻》刊载了阿尔查姆•塔拉索夫口述、记者根•扎沃龙科笔录的一篇采访: 《一位苏联百万富翁的自白》。全文如下
原编者按：阿尔查姆•塔拉索夫来到编辑部说：“我是百万富翁”。他并不是停滞时期的地下商人，而是我们时代的百万富翁。一位科学硕士，合作社创办人。是一个极端诚实的人。没有人强迫他向各界声张自己的财富。另外几十个人都一声不吭，而他却作了以下独白：
第一，我是一位特殊的百万富翁，同别的富翁不一样。比方说，银行就拒不支付我的工资所得，理由很简单：银行没有那么多现金。但是，这却不妨碍我们合作社的同事缴纳9万卢布的党费(我不是党员)。当这一事实被报刊披露后，这种行径在莫斯科引起了极其不良的反应。
对于自己的收入我们并不张扬，但也不打算隐瞒。尽管合作社法写明，工薪所得，不施加任何限制，然而人们却都相信通过合法途径是挣不到很多钱的。正因为如此，许多合作社员就隐瞒自己的收入，而这么做一点也不困难。只需要把一百万分散到二三十人身上，数目就不那么吓人了。几乎每一个合作社都开上众多岳父岳母、叔叔婶婶的账户名字，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希望奉公守法，因而第一个宣布我们实有的数目。我们的合作社是由一些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组成的，他们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使自己的创造发明得到实际运用。事例无需多举。我在科学研究所工作了18年，头三年我就获得29项发明证书，但在以后的15年内却只有一项投入生产。我们这些命运相同的人从莫斯科全市聚集到一起。
接纳的标准只有一样：其发明在世界市场上能居优先地位。例如，等离子喷涂工艺，泡沫金属(可使任何结构重量减轻许多倍的一种新材料)，可使液体对应加快10一20倍的化学工艺装置，癌症早期诊断方法，超过日本样品的普通缝纫机等。我们准备生产这些新产品！这将有助于缩短我们同西方的差距(上述各项发明都能胜过西方的设计)。
在公布自己的收入之后，我们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去年年底一个委员会进驻我们的合作社，但没有查出我们有任何违法行为。为了推翻这个委员会的结论，财政部和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财政局的代表、人民检察员、人民代表委员会现在又来审查我们。我们被传到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去进行“友好”谈话。
几百万是从哪里来的呢？报刊指责我们从事非法投机活动，说我们只要大笔一挥就能获得金钱。事实并非如此。请想像一下：锯屑、废料、呆滞材料堆积如山，弃置一旁，无人加以利用。我们把这些材料利用起来向西方出售。我们获得的不是通货，而是现代化设备，特别是计算机。同西方伙伴签订合同的不是我们，而是对外经济联络部的有关单位，它们因此从我们的收入中取得10%一12%的利润。
我们已经运进苏联一千万美元的设备。合作社按许可证成套供应进口的计算机，还加上我们编制的程序，这些程序可以使计算机进入任何苏联企业工作。我们是按最低市场价格出售计算机的。国家供应局的价格是9.6万卢布，而我们的价格是4.8万卢布。要是在“黑市”上，一台计算机价格为17.5万卢布。连检查监督委员会也对“如此罕见的廉洁”感到吃惊。
有人会责难我们：要知道，你们还什么也没生产呀！然而，开工生产商品意味着要去租赁工厂，或者需要自建工厂。为此，我们就需要几百万卢布。眼下我们要通过贸易来取得这笔资本。
有人说我们的资本是通过几千人的经营才取得的，对此我要加以反驳。我们从事贸易业务工作的只有20人(全合作社总共才241人)。对外贸易的国家垄断，导致我们的国家在世界市场上出售工业优质产品每年不过几十亿外汇卢布。而我们经营低端产品的合作社的出口额，到今年底就将达到5000一6000万美元，如果使我们有可能花费我们所拥有的几百万卢布的话。而这也就是把这里谁也不需要、必然扔掉、而且还会给周围环境造成相当大危害的东西变成出口商品罢了。
那么，在我们的行动中，究竟有什么会使得社会大吃一惊的呢？原来只不过是把我们自己获利很少的一部分转换为工资收入。然而却不让我们得到它——因为据说没有现金，而没有现金，我们在全国任何数目微小的业务都办不成。今年第一季度我们预计获得7000一8000万卢布利润。这些利润已列在银行账户上。其中一部分用来支付全体工作人员的工资，此外，我们自己也分到728万卢布的工资。我作为合作社主任，得到300万，商业经理能得到300万，执行经理得到100万，会计师得到20万。
为什么这么多？这是试图建立自己的货币基金，使用这笔基金，我们便能自由地进行贸易。要知道什么是企业家吗？企业家就是能迅速分析经济形势并作出能赚钱的合理决定的人。然而就在作决定时，我们的口装却没有钱——这实在是荒谬之极。
合作社法明确规定，合作社员有权自由使用金钱，不论此钱来自何方以及作何用途。然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权利。他所花的每一个卢布都遭到仔细的检查，兑现时都遇到种种阻碍。
不过，请向我说明，把法律修正到只允许每月支付给合作社员一百卢布现金的地步，合作社员们又怎样生活呢？
我理解立法机关。它们现在处在非常困难的境地。如果承认我们的行为同法律不抵触，那么就会产生如下严重危险，即所有的合作社员都会奔向银行提取拥有的全部资金。不过要知道，掩盖收入也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舆论需要塑造，而不要把矛头掉转过来反对合作社。在匈牙利，为什么就没有人对于鲁比克是百万富翁(他的魔方积木备受儿童喜爱)感到大惊小怪呢？为什么那里没有勒索恐吓？为什么那里没有这样庞大而花钱很多的控制合作社活动的国家机构呢？
我们对苏联人能挣到一百万感到恐惧是没有必要的。该是我们学会害怕失掉的、没有挣到手的几百万的时候了。
上文显示，在苏联，真正按照社会主义“按劳取酬”原则行事并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整个社会弥漫着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红眼病”。毛左分子当时公开叫嚷说，“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为了保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必须在一切领域实行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
毛左分子给苏联扣上一顶“修正主义”的大帽子，认为“苏联的经济已经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其理论依据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虽然保留着国家所有制的形式，但是，由于苏联党和国家的性质、管理企业的路线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苏联的国有经济已经由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蜕变为由一小撮官僚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占有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
有什么依据能证明苏联由社会主义变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了呢？毛左分子认为，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篡夺了党政大权，使无产阶级专政变成了资产阶级专政，政权性质的这种改变，决定了苏联的国家所有制经济只能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由于苏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是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蜕变而来的，所以它有自己的特点：“这就是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代表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运用全部国家权力，更直接、更全面地垄断着整个经济命脉，控制着所有社会产品的生产和分配，因而它是垄断程度最高、控制最严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
这是在说谁呢？其实信奉“科学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实行高度垄断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毛左分子讨厌赫鲁晓夫的做派，于是把这种垄断经济说成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经济”。但只要把这面镜子反过来照一下当时的中国，就会看出这副嘴脸都是一样的。非要说有区别，那就是俄国人的鼻子高一点，中国人的鼻子低一点而已。
那么，毛左分子说资本主义在苏联已经复辟，有没有具体事实依据呢？有的。“四人帮”在上海的党羽曾经出版了一本《摘译(外国哲学历史经济)》月刊，其中1975年第11期刊发了一篇名为《仓库管理员和蔬菜》的文章，揭露了苏联基层的“资本主义复辟”现象。“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这里把这篇短文转载给各位，让大家了解评判当时的苏联社会面面观之一二：
莫斯科列茨水果蔬菜营业处仓库管理员卡纳希娜多年来连续放弃规定的休假。她以生活困难为借口，请求领导发给她不享受休假的补偿费。大家都同情卡纳希娜，并且满足了她的要求。
同情卡纳希娜的人很少有人知道，这位生活困难的仓库管理员雇用了一位名叫萨雷切娃的私人会计。这个会计管理秘密账目，每月工资是70卢布。大家也不知道，这位收入微薄的卡纳希娜还有私人司机。司机在规定的时间把出租汽车开来供她使用。她还有一个私人警卫员，经常陪她去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会面，这些人老是想敲诈这个“无力自卫的女人”。
水果蔬菜营业处的经理菲林没有叫穷；相反，他养活着老婆和两个孩子，经常想方设法弄到各种高级商品，开支很大。经理的家里过着如此阔气的生活，靠的是什么办法，很多人都觉得这是个谜。
有一天，卡纳希娜给菲林打电话：“你神经正常吗？”这位下级厉声地问经理。
“好像还正常。”这位下级忐忑不安地回答。
“那你为什么在清点我的仓库的决定上签字？”
“我想得不周到。”经理认错了，随后取消了检查。
莫斯科市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内务总局“反盗窃社会主义财产和投机行为局”的工作人员怀疑莫斯科列茨水果蔬菜营业处有一个盗窃集团在活动，但是需要证据。于是，侦查工作便开始了。
有好几次，侦查工作人员似乎发现了私货的踪迹，但是他们每次检查汽车时，司机都能出示货单。货单上准确地写清了货物的数据。
于是，工作人员来到莫斯科列茨区食品商业局第66商店，开门见山地向经理科拉宾和副经理林金提出问题: “为什么四箱黄瓜和一箱香蕉没有记在进货单上呢？”
“哪里有什么香蕉？”经理大吃一惊。
“从来没见过什么黄瓜。”副经理肯定地说。
“好吧！那我们现在就给你们看一看。”工作人员说。
检查人员拿出几张照片给经理们看，照片上清楚地可以看出，莫斯科商业运输局第20汽车场司机兼发货员戈尔基因科怎样把私货运到商店，科拉宾和林金是怎样收下这些私货的。
财迷心窍的菲林和卡纳希娜组织了一个盗窃集团，并通过在商业部门的同伙把他们盗窃来的蔬菜和水果销售出去。下面是几个事实：
莫斯科列茨区食品商业局第43商店经理阿拉比娜伙同两位副经理，在汽车司机戈尔基因科等人的帮助下窃走了43250卢布的蔬菜和水果。
莫斯科列茨区食品商业局第57商店经理丘洛娃、第65商店经理斯杰潘诺夫等人都经手出售过脏物。
菲林不仅使卡纳希娜免受检查，而且帮助她把盗窃走的蔬菜和水果作为损耗货物予以销账。会计员科马罗娃长期接受卡纳希娜的贿赂，没有任何理由就把大批水果蔬菜“注销”了。
商店另一会计员耶麦利亚诺娃也坐在被告席上。她根据假单据给卡纳希娜注销了96吨苹果，并且用这种办法帮助卡纳希娜隐瞒账目14.2万卢布。耶麦利亚诺娃为此收到的“感谢”是500卢布。
法院查证核实，这个盗窃集团共盗窃公共财产18.3万多卢布。此外，由于卡纳希娜工作不负责任，仓库的商品数目短缺，价值20多万卢布。
苏联的社会主义蛀虫真是遍地都是啊！他们为什么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呢？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10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