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鲁耐克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因为是同行，谈得多，也了解的多。我喜欢他，因为在他的身上，我可以看到自己，以至中国人的许多弱点。应该说布鲁耐克是我赞赏的一种性格和人生。有这样的性格和这样的生活态度，实是幸运。如果其为大多数人所接受，那么这将是一个健康而有希望的社会。如此，人和人类还是有光明有意义的。
布鲁耐克不是一个特殊的人，而他好也好在他的普通。人类也好，社会也好，还是普通人的，他们是人类生活的主体。、健康的普通的人生是人类的意义所在。二十世纪是一个极端的世纪。思想、行径、生活。人都被挤到极端。人除了发疯找不到别的道路。中国一向是中庸的民族，而这一世纪也被逼到极端的尽头。真是上帝死了，各样的人便赶出来充当上帝。向前、向前、再向前。而我想，人退后一步或许更好——退到人正常的生活。这或不是真理，却是常识。
布鲁耐克的父亲是立陶宛人——波兰的几个重要诗人，密茨凯维支、米洛什都来自立陶宛，因此他算是波兰的少数民族。但布鲁耐克把自己当作波兰人，站在波兰的立场谈论世界、历史。只有当他隔于生活的具体事物时，他才划分和波兰的限线。比如他要到外交部去工作，他就不愿意去立陶宛，因为立陶宛人会把他当作波兰人，而波兰人亦把他当作立陶宛人，两边都不信任。他说我可以到驻立陶宛大使馆工作，但晋升不了大使，因为我是立陶宛人。他说这些事时，有些怅憾。我理解。我见他和立陶宛语教师用立陶宛语谈论的时候，更亲切些，像兄弟，但在平时，看不出他和波兰人的区别。
布鲁耐克不是民族主义者，电视台报导在德国一家土耳其人被杀，他非常气愤，“为什么？他们为什么杀人，还有孩子？因为他们是外国人吗？”
我问他这样的事在波兰会发生吗？他说：“不会”。我相信，如果有，他也一定同样气愤，他不喜欢英国和德国，说他们是欧洲的的两个流氓，他认为英国没什么文化，但他始终不理解德国，“德国是很有文化的国家，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不懂。”
当然，布鲁耐克亦反感俄国，他不能原谅俄国对波兰、立陶宛及其它斯拉夫民族的伤害。苏联的解体，他很高兴。但他亦很同情俄国人现在的生活，“怎么办，他们怎么生活？什么都没有。”
布鲁耐克反对社会主义，讨厌共产党，他说：“这是不好的制度，不给人们自由。它最坏的地方就是培养坏人，只有那些坏人可以作官生活得好。”他的话有些绝对，但大体如此。
布鲁耐克喜欢当警察，他说：“警察可以帮助人们做好事，惩治坏人。”他最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就是公安部定期向全国公布的疑难刑事案，通过电视请求民众提供线索，每有这样的节目，他便停下谈话“对不起，我必须看这个节目”，他说：“我可以做一个好警察，可惜那个时候（社会主义）好人不能做警察，现在我老了，什么都完了。”我想他说的是真的，他是行为的人，他的性格适于那一工作。无论是作军人还是做警察，他都会有作为，他有行为，正直，热爱公正的天份。
他毕业于华沙大学中文系，那时他可以找一份有实益的工作，像外交部，或报社、电台，但他不愿为当时的共产党政府工作，于是他去了博物馆，管理东方文物。那是一份有价值的工作，但是清冷、寂寞，没有实际的好处，他的性格去外交部、报社、电台更合适。他对我说：“你看我是不是傻？我的同学那时参加了共产党，于是他去了报社，以后他又退了，现在他长驻中国，写中国方面的文章，是中国问题专家（算是飞黄腾达了）。”“我没和他们合作，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是”。他不是投机的人，自然捞不到需要投机的好处。
前年他去了一次印度尼西亚，作汉语翻译，那里的风景很美，语言也很好听，但他很悲哀，他不能接受那个社会，“有钱的太有钱，住的像宫殿。但是没钱的太多，到处是住在街上的穷人，他们没有工作，没有食物，靠乞讨生活。”他每上街，即换一大袋零钱，挨个发放。他不满意这样的社会，我告诉他：“中国如果成为一个自由社会，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党之所以在中国成功，就是固为中国的穷人太多，他们完全没法生活。”
我们都很悲哀，我问他喜欢什么样的社会，他说是“北欧”，实际上他还是有社会主义色彩，他不能接受大多数人的贫穷和不幸，去年立陶宛大选举，共产党取得了胜利，他很不满意，那时他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兼职——波兰一家电台对立陶宛的广播，他说他要利用他的工作来影响立陶宛，我最终不知道他对立陶宛说了什么。
布鲁耐克是热情的人，喜欢社会生活，他住在华沙，却是我的大学校委会的教师代表。系里有事，他总是帮着张罗，例如选择系主任，他会自动地帮助组织，发选票。这样的事在知识分子中，少有人愿意干，那日他跟我借了一件短半截袖子的西服，打着领带，穿着牛仔裤到大学生参加大学校长竟选投票，回来，他兴奋地告诉我他们赢了。为此事他和所长商议了多次，如果他们支持的人当选，那对我们部门大有好处，大学的教师生活很糟。
我问他：“学院为什么不做一点事情，赚些钱帮助教师”。他认真想想，说“可以”我说：“如果你是领导，你有办法改善教师的待遇吗？”他说：“有”，他确适合做领导，有公务热心，有能力，又为大家欢迎。人们有事愿意找他，将他做为朋友，他有原则，有性格，但通情达理——这像中国人。更主要的是他公正，但他没有当领导的欲望。他更热爱个人的自由，我在波兹南，有事即找他，办成办不成，我都愉快，他真心帮助你，替你设想，为你奔跑，这里没有所求，亦无对你的的怜悯施舍之感，他天生的热情，与人平等。
布鲁耐克精晓立陶宛语、波兰语、俄语。前两种均是他的母语，他的德语说得跟德国人一样好，他亦通英语，法语他能阅读。而中文是他的专业，他告诉我在他会的几门语言中，汉语是最差的。他说：“汉语真的太难，要学好得用一生的时间。”进大学，教师问学生为什么选择汉语专业，学生们做了回答，教师说：“可惜，没有一个人因为汉语是最难的语言而选择它“。
布鲁耐克告诉我，他选择学汉语真的是因为它最难，只是当时他不好意思这样讲。他学了十多年的汉语，到中国呆了一年，他从博物馆调到大学，即是因为可以去中国。布鲁耐克的汉语可讲、可读，一般应用没有问题，但难为汉语学者，他不像搞了十多年汉语专业，每提至此，他都有愧意。他不是学者类型的人，那个时代——中国于封闭中，汉语是一门死学问——远在欧洲研究汉语，确是难为他。我想他当初的选择是个错误，但当时，波兰也是“社会主义”，他又不愿同流合污，他能选择什么呢？选择汉语或许是个体面的逃避。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大多逃避于文化之中，谁曾想到以后的变化呢？如果是现在，他未必这样选择，这个问题布鲁耐克也许还没反省过。
像波兰大多数知识分子，布鲁耐克喜欢拉丁文化，在欧洲也就是法国、意大利、西班牙文化。谈起时总是充满赞叹，对之他有些自卑，他以为波兰文化不如它们，这也是波兰一般知识分子的文化态度。他瞧不上英国文化，认为他们没有个人文化传统，他们也只是在政治上强悍，英语英语没有美感又生硬、又单调。德国有文化，但他不喜欢它的极端性。俄国，他只承认其文学，从普希金到二十世纪初，他大体把俄国作为一个非文明的野蛮国家。布鲁耐克尤其看不上美国文化，“那也是文化吗，他们完全没文化。”但他喜欢美国的黑人音乐，尤其喜欢他们的爵士乐，有时他来便带一盘爵士乐磁带，边听边摇晃，神采飞扬，他赞叹黑人，“他们真的有音乐天才”。
对现代文化，他大体是保守的，他不喜欢足球狂热，不喜欢成千上万人狂呼乱喊的流行音乐，还有各种的披头士、雅皮士、崩克……。他理解不了女权主义，同性恋“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这是谁发明出来的？”他反对妇女堕胎“为了自己五分钟的快乐，就把另一个生命杀死，为什么？只是五分钟的快乐。”我的爱人和他争辩，说：“美国现在也在修改法律，允许堕胎。”“那是美国，我不应该管他们，受他们的影响。”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堕胎是社会的一大问题，议会为之反复辨论，先是准许了，以后又推翻了，那一阵整个波兰为之争论纷纷。
布鲁耐克尊崇中国文化，“中国文化，世界第一名”。他翘起大姆指，他赞赏中国古代对文化的敬重及给予的崇高地位，古代中国是他理想文化圣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是他理想的文化楷模。但是对中国当代他甚是失望，他不满意中国的权力和社会，他说：“中国的文化在古代，而中国当代没有文化，也许台湾有，但我没有去过。”他在中国一年，大是失望，其最大的收获是进修了武术，他练了十多年的八卦、行意拳，到中国算是拜了真佛。他说：“中国的青年现在学习拳击，不学武术，真可惜。拳击怎么能跟武术比？”中国的开放使他最高兴的就是武术直接到了波兰，过去在波兰中国的武术只有日本、朝鲜或越南人教，另一个波兰汉语教师从中国带来了崔健的磁带，想在波兰介绍崔健。他听了带子对我说：“我要告诉你实话，他的歌真是不行，向西方学的，太简单，太低等，像中学生。波兰人不会有兴趣。”反之，他对中国古典音乐却很有兴致，我从中国带来了十盘中国古典和民间音乐，他均翻录了，他说：“很了不起，完全是东方的。那么安静，是另一个世界，欧洲没有这样的音乐和文化。”布鲁耐克颇有音乐天份，他的母系是一个音乐家庭，音乐是他的第一爱好，他遗憾他没有学音乐。
布鲁耐克很羡慕我认识繁体字，可以阅读旧书，“我退休之后再好好学汉语吧，也许八十岁我可以阅读古文。”他说：“中国当代最不好的就是改革了汉字，为什么要改，改了就没有中国文化了。”这是太复杂的问题，我无法应答。“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恢复繁体字，你们一定要恢复”。他有时教学生写繁体字，但我知道他实际不认识多少。文字简化方便了现在，但中断了中国传统文化，他的这个看法倒是对的。
布鲁耐克不是文化专家，许多问题他未必深入想过，他的许多看法亦有偏颇，但他身上自然地体现了一种文化倾向，这就是对传统和文化的崇尚和尊重。他只有32岁，在西方这大概还是一个造反的年龄，波兰和西方不同大约即在这里，波兰在欧洲是受欺凌的弱民族，近两百年受制于异族。波兰在强凌之下能顽强地存在下来，唯依传统和文化，没这两点，波兰早即消亡了。文化属于弱者，人由于在自然界中的脆弱而创造了文化，文化是居所，是生命的秩序。
布鲁耐克尊崇文化，但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那种知识分子清高不食烟火，他不要求知识分子的精神特权，亦没有不谙世事的呆气，他是立于现实生活的人，不赞赏那种闭门不出隔绝于世的学问生活。他对当博士、教授没兴趣，虽然这对他不是困难的事，只需要时间，他的博士论文拖了六年，仍没写。“为什么要写？就为了一个学位吗？要真正地研究治学，需要一生的时间，什么也不做，而我不能这样。”他尊重真正的学者——例如我的邻居耶热，但他瞧下上图慕虚名，现代社会博士、教授往往转为虚名之事，他清楚真正的学者需要贡献一生，而现代社会一个知识分子首先是一个独立的自谋生计的人，其不能要求社会特权，亦不能要求社会供养，他首先是一个于现实中自食其力的谋生者，在这上他不以为他和普通的工人有什么区别。他活得真实朴素，波兰变革，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都受到影响，许多知识分子对之抱怨，牢骚满腹，像是受害者。布鲁耐克对之不以为然，“不要相信他们，他们可以离开大学，为什么不？他们有别的工作，有办法赚钱。”
布鲁耐克对家庭，他是男人，是家长，是父亲，是儿子，是丈夫，这是他做人的首要责任。他可以为之放弃知识学问，大学的工作，以至他的兴趣和爱好，但他不能为后者放弃前者，为了生活他去打零工作翻译，译文稿，他不断地找工作，有一阵他甚至准备离开大学，他为没有时间研究专业遗憾，但并不以为有什么不对和不能，他首先是承负生存责任的人。去年，他终于找到了一份稳定且让他满意的兼职工作——华沙电台立陶宛语广播，二份工作，每月三百多美金，不是很多，但是够了。他说：“我不爱钱，但痛恨贫穷，贫穷使人丧失一切，但是一生只为钱，没意思，几百万，几千万……有什么用？”布鲁耐克没有汽车，亦不准备有，妻子——银行职员，两个孩子，还有岳母，五口人挤于一居室的住房，他的生活不是很好。
家庭是布鲁耐克生活的核心。32岁，两个孩子，有岳母，还有老父，他活得不轻松，他比他的年龄显得成熟，也显得苍老，他的妻子不漂亮，胖得异常，文化也不高。我去他家，他为之有些不好意思，他们是普通家庭的普通夫妇，责任多于情感——或许这就是情感更深入更稳定之处，他们是尽责的夫妻、父母。他的岳母，一位善良的老人，虔诚的教徒，操管家务，家庭的中心是两个孩子，女儿7岁，儿子3岁。孩子是布鲁耐克的寄托和希望，他生活的主要意义。他每次到波兹南都要给孩子带回去礼物，节日或孩子的生日更是如此，他的生活不富裕，但孩子们的所需什么都不能缺少，他每日抽出时间陪伴孩子，或游戏，或教育。我去他家，他亦不耽搁，“对不起，现在我要陪女儿去滑冰”。谈到孩子，他便有些愉快、宽慰，他一直注意女儿的音乐教育，他觉得她有这个天份，今年她的女儿考入了华沙音乐小学——在波兰很不容易，他非常高兴，一下子年轻了许多，他为此事做了许多努力。明年他有机会到中国进修，但他不准备去了，因为他要辅导女儿音乐。他过去也曾有可能去新加坡、立陶宛，都是很好、待遇很高的工作，但他没有努力，他不能离开他的家庭，他不理解中国的两地分居，“这怎么可以？政府怎么可以这样？这还是家庭吗？”他瞧不起不负家庭责任的男人。“他们不负责任，为什么要结婚？要有家庭？”
布鲁耐克一米八十还要高一点，强筋强骨，大步地走来，大步地走去。他不卑不亢，说话沉稳，握手有力，两撇斯拉夫人的胡子使他显得老练。他热爱中国武术，每天练习，几乎可以算一个武术家，他批评波兰人不喜欢锻炼。布鲁耐克是天主教徒，但不虔诚，他有时去教堂，有时亦不去。他尊重上帝，但不把教会的事全当真。他喜欢和男人一起喝酒，开玩笑，谈政治，谈女人。喝多的时候，话多也兴奋，那时便显得年轻，大约这是解脱了家庭的束缚与责任，他能不断地开玩笑，使人们捧腹大笑，眼泪不止，他自己亦然。他最擅长的玩笑是关于家庭、婚姻、岳母的。想是他大有苦衷，以之消解，布鲁耐克喜欢女人，他神秘地对我说：“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离开大学？大学总是有女孩子，她们围着你……啊……啊，你也可以……啊，……啊……”“我喜欢夏天，姑娘们穿的很少……”，我们大笑。布鲁耐克喜欢维夏——我们的年青同行，见了她就高兴得说不出话，走不动路。“啊，维夏……维夏……。”他们过去在复旦一起进修。我想，他们曾经可能是情人，我和他开玩笑：“干脆离婚，娶维夏吧，她还没男朋友。”“哼，结一次婚已经够傻的了，要维夏就更傻。”这不是心里话，但也是现实的人。他不拘小节，丢三拉四，亦不注意穿着。像许多波兰人一样，他办事没谱，说好的事情象是没有，约好我们一起和秘书谈话，我等了他一个多小时，见不到他的影子。下次我问他：“噢，我是坏人，我是不好的人，我完全忘记了。”他不断拍打自己的胞袋。我托他给华沙大学送去三篇论文，但他只给我带回来两篇，而且也拖了大半年，那一篇是没了，我两个月的工作。有时他下课忘时间，上课亦忘时间，待他想起赶去，学生早已走光了，“走吧，我们去喝酒吧，没有了学生。”一家公司请他去一趟印尼做贸易翻译，这是好事，他可以观光，亦可挣一笔钱，但他却在那里丢了他的相机和钱袋。他不断地告诉我：“啊，我要有新的工作了”，国防部、外交部、某大公司，某报社……，他说得兴奋，神秘，但终无踪影，唯到电台兼倒是实事。布鲁耐克是现实的人，但这些事又让人觉得他是孩子，人的确还是年青人。布鲁耐克是可爱的人，他身上的种种弱点都可以原谅，那是他的生动光亮之处。和他在一起你会真实，年轻，快活，健康。真是很愿意和他在一起。
对于中国人，他有两点可贵的，一点是对中国人的，一点是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中国人不欠缺中庸和家庭责任感，但是中国人太老于世故，失去了人性的天真爽直热情，亦缺社会的正义与正直，是国家太大，还是我们的历史太老？中国的百姓向来是小民，没有社会权利，亦不能参预，连自身的生存都不能得到保障，任其自生自更，社会对之没有公正，其自然也没有正义感。而中国的社会没有公正的原则，法律，社会生活也即异常残酷，人不极心竭力即不能存活，这即发展了中国人自私与世故——人与人斗，我不能谴责中国的历史的人，事物都有局限，但到了近代现代各种矛盾交激，人就变得越发猥琐，活不好了。倒了皇帝是好事，但一盘散沙即变成了一潭烂泥。中国人自得于老于世故，一人一条龙，但整个社会都不堪救要了，杀来砍去，小至阿Q革命，大致军阀混战。于是来了“救星”——共产主义宗教，志于世故无用了，玩世不恭也没用了，几亿人都被押上了祭坛，自私变成了献身，世故转为大脑白痴。真是大颠大倒，“大乱达于大治”，像是命定的轮回惩罚。道理很简单，如果一个社会没有民众的自觉公义，那么就靠强暴维持，其程度恰成比例。我们谴责毛泽东，但其源正是中国社会的腐朽，中国人世故得已结不成社会。固此没有一般民众的正直与正义，即不能有稳定良好的社会，而不给民众权利不对负责，其社会公正感也无从建立，一个社会没有公正的法律、道义，那即谁也活不好——大多数人活不好，人群如同兽群，其结果不是暴乱就是暴政。我看欧洲各国，对他国他民不说，就其自身，一般民众是有一般的社会公正、正直、道义感的，没有暴徒当众抢劫强奸女教师，而人们观而不管（中国报纸报道）的事情。社会到了那一步，大体应该解散了——或自行崩溃。我观在外华人，志于世故，奸狡溜滑在国内如鱼戏水，到外便成了缩头缩脑，鬼鬼祟祟，对手不是依靠算计便能对付的了，其也只能欺负华人。反之那些简单些而有专长的人，如医生、科技人员活得倒好些，舒展些，也踏实。世故生产不出大米，做不了手术，世界的创造多出乎几分天真，李鸿章可谓志道，权谋纵横，左右逢源，以夷制夷，但其挡不住坚船利舰。世故是对社会的依附和利用，但人最终要靠自身的独立和能力。人大概没有了能力，不能自立便要算计了，但现代社会不买这份帐，否则西方社会便不会有志年问题。
中国的知识分子传统上的权力结合相一，读书入仕，士是官僚的后备队伍。故此中国知识分子，依靠权力，也渴望权力，这是传统，我没有道德与价值上的肯定与否定。近代中国巨变，但中国知识分子的独立自力的人格与精神却未培养起来。“五四”少数激进知识分子人格唯新，形成一支传统，但有了抗战，新中国到五七年便一网打尽。之后便是知识分子全盘尽忠，这里虽有权力的强暴，但也确有自愿之成份。扬绛的小说《洗澡》，那些知识分子确没有持异见的，这里有人格的懦弱——不敢，由不敢而回避，也有文化变革中的盲目，也有缺少独立精神——个人人生观、社会观、哲学观，也有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的愚忠。比如那个想去卖花生米的教授，看到其工作生活有保障，且有地位，也就转而拥护了。现在知识分子对那个时代有各种控诉，但缺少严格的自我反省。由知识分子而言，其大约有两个欠缺，一是人生的独立，二是精神的独立。中国知识分子大多至今没有学会自谋生存，也不能把自己降为一个善通的自食其力的谋生者。当然这有前题，就是社会允许，比如在奥斯维辛就没有这个可能。现在中国有这个可能了，这要看中国知识分子有没有这份能力和勇气，精神的独立就有个人的人生观、社会观、哲学观，对事对物有个人之见解，不屈服不放弃，不为潮流、权力、政治、团体、他人所左右，这是我们的教训，也是我们的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