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五点钟，俄国列车员敲门叫醒了我们。要到满州里过关了。天黑着，车厢渗着寒气，我感到了西伯利亚的气味。西伯利亚，让人想到俄罗斯的寒冷，阴郁和残酷。我想到玛丝洛娃，想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想到大批赤脚押送的囚犯。西伯利亚，俄国社会与政治听阴影。
一个小时后，列车停了下来，车厢的气氛显得紧张。这辆列车上的中国人，大部分是去匈牙利的“倒爷”。他们带着大批的日用品：皮夹克、旅游鞋、运动衣……这显然是违禁的。即使不是“倒爷”，去苏联的中国人也要带些物品以换零花钱。苏联正经济严重的物品短缺的危机。虽然海关检查是象征性的，但谁也说不清会把谁扣下，没收谁的物品。我们自然没事，但“倒爷”被扣下就损失惨重了。
边检人员上车了，发了出境报单。其中有印刷品一项，我顿时紧张起来，心突突的。我箱子里有一批非公开的文学资料——手抄的，油印的，其文字自然没有什么，但它们的形式和一些作者的名字是危险的。这批材料，检查人员发现即使说不出什么，但只要稍有疑惑或便会被扣下。这还不要紧，关键的是我有一部批评手稿夹在其中。对他们来说这是彻头彻尾的“反动意识”。文稿的第一页就提到“毛泽东的专制统治”。我有些恐惧，如果查出这部手稿，我可能会被送进监狱。我疑惑我该不该带这部手稿出来。现在想是不该，但如果不带这部稿子就等于消失。让别人带，他人也有危险。把这种危险推给别人是极不道德的，甚至是卑劣。这宁可烧掉它。眼下想这些是没用的，现实是是它就在我的箱子里。我必须在很短的时间里把它处理好。我爬上上铺，拖出沉重的皮箱，解开一道道绳带，把头扎到箱内翻找我的手稿。我要做得随意，不能让同厢的人疑惑。我知道中国的海关一般是不搜身的，我把我出的文稿放在里面的衣袋里。现在，我稍稍定了心。手稿在我的身上是一个安慰，在危险的时候我或许还有把它丢掉的可能，当然那使我太痛心了。
边检开始，人们被吩咐不准下车，不准走出车厢。先是防疫，之后是边防——收护照，之后是海关。工作人员的脸铁青，牢头一样打量每一名旅客——他们的囚犯。这是他们的职业习惯。他们把每一名旅客都作为审判的对象。对于他们，人——首先是“敌人”。当然，这些小职员们也是通过先例他们的权力，通过他人对他们畏惧而获得自己的“尊严”和优越感。在中国人的尊严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权力的特许——因此这不是尊严而是势力，因此人每掌握一点微小的权力都把它扩张到极点，以站在他人的头顶。本来我就有着担忧，加之边检的喝斥，我有些慌乱，以至把我的讲学邀请信也一同递了过去想证明我是好人，当然邀请信又被训斥地递了回来。事后，我很反感我的这一举动。无疑，这有些低三下四。我不能原谅自己。人是怎么丧失人格与尊严的？怎么变得怯懦与猬琐？人的生存体现于人的权利。剥夺人的权利，使人时时处于惩罚的恐惧和犯罪心里的状态中，这是集权统治的特征。用一术语说这就是恐怖统治。在丧失人权的恐怖中，人也同时丧失其人格与尊严，而变得怯懦猥琐。人犹如申棍下的狗，它存在的唯一的注意是如何顺从不被处罚，而其它的一切都在恐怖中消失了。可怕的是这种统治不仅来自最高统治者，而且渗透到生活的每一细节。制度已经成为生存形态。这些边检小职员可卑的目光来自他们可卑的心理。在社会权力结构中，他们首先是权力、人格和尊严的丧失者，这培养了他们的仇视心理，当他们把这种仇视转稼给他人——对他人进行蔑视与支使的时候，使自以为获得了他们所丧失的“权力”“人格”和“尊严”，他们愿意，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弥补自己卑下的心理。他们丧失得越多，使具有越多的对人的凌辱与支使欲。卡夫卡的“流放地”表现了这种残酷状态，施刑者的价值就是施刑。在集权统治的恐怖社会中，人的存在就是在巨大的恐怖中抓住微小的权力与机遇实行恐怖。前者是人不可逃脱的现实处境，后者是人在这一处境中唯一可找到的生存意义和方式。并不只是边检小职员是这些，这个社会中的每一分子都是如此，只是程度不同。这不再仅仅是政治、制度，而是一种确实的无处不在的生存形态。在这样的形态中人一方面是怯懦、猥琐的受虐者，一方面也是凶狠残酷的虐待者。想一想我们生活中的具体细节，让人不寒而栗，我不再谴责他们，我想到的是这个制度中所有人的不幸，我想到是整个民族的变态和退化。我感到异常的悲哀。
人们充许下车了，我不知道海关的检查是否已经通过。我想着那批资料。好在文稿在我口袋里，下车我可以随情况处置。下车时，我拿了一本《圣经》把文稿夹在里面，这或许可以遮掩一下。车厢里的人空了，我想是否可以把文稿藏在列车的某个角落，例如车顶或地毯下面，或者是藏在车站的某处，等检查后再取出。我怀疑自己神经过敏，有些荒唐。这是我第一次出国，经受边防检查。终于我还是把文稿留在了身上，这使我更踏实一些。握着我的文稿，我有些暖意。
满州里是一座干净的小站，一座俄式建筑，棕色的门窗，红屋顶、四周空旷辽阔，浸着寒意。站上的大兵穿着棉大衣，样子胡和，这让我感到一丝人的气息。去厕所，买东西，翻着杂志，修车室整洁，高敞，舒服，这里已经有了俄国的气息。在站台上漫步，了望远方的旷野和天空。我的几个朋友到这里来过。我想到一个朋友诗中的桦木栅栏，向日葵，小木屋……。我努力寻找这些诗的印征。我看到了新翻松的土地，小屋、桦木栅栏，但是我没有看到向日葵，许是季节不对。对了，我还看到了飞鸟，单调的飞鸟。在辽阔的自然和天空中，飞鸟总是显得那么孤单。在青海高原，在藏北高原，云贵高原，山东区，我都久久注视过飞鸟，它们的单调几乎是一样的，但我的朋友没有写满州里边境的飞鸟，也没有写这里辽阔的天空。我有些遗憾。
寒意使人们蹁着脚向一块聚拢。人们说海关检查已经过了。我感到放心。一个大兵持枪走来，他咕我的名字，我一惊，他翻开手里的护照看着我对了对像片，说“跟我走。”我沮丧之极，坏了，我肯定被扣下了。走前一个朋友告诉我，某作家赴欧临上飞机之前被扣了下来，有人写了他的匿名信。这是什么事情，但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经验告诉我，事情只要发生，就无理可讲。我沮增地跟着大兵后面向列车相反的方向走去——这是向回走，我沉得我由边境线被赶了回来。沮丧，沮丧，怎么地朋友说？怎么对帮助我的人说？我的手插左裤袋里，紧紧握着我的文稿，我的手心渗出了汗。短短的时间里，我仔细想着各种可能。是因为资料手稿吗：不，边检没有检查，是护照手续吗？护照、签证……手续都是完备的。是匿名告发？可能，我知道在文学艺术界有些人给完全局做事，甚至在熟知的人中也有。是谁？我不知道。但告发我什么呢，我知道我这样的人本该是不允许出境，办下护照是个侥幸。告发者是不是提醒了官方的疏忽，如果是这样还不算最坏，我顶多是被赶回去。但愿他们千万辊搜身，别发现文稿。搜身估计是不会的，他们没有理由。一些人知道我写了这篇文章，但没人知道我带出去。我踏实了些，做了被扣下的准备。我算计着被扣的时间中我还有机会把文稿处理掉。我跟大兵默默瞳进了候车室后面的边防站。一位微有点职务的年青军人，询问了我的身份，态度通常，没有特殊的疑惑，敌意。我稍稍放了心,他告诉我,我的答证不完整,少一份材料。我大大的放心了，这与我担心的没有任何关系，我向他做了解释，给他看了我的讲学邀请书，邀请书使他对我有了信任，他告诉我：回车厢等着吧。我知道我通过了，我很感谢他，虽然我的答证手续是完整的，但只要他疑虑就有扣留我的权利，这没有什么道理可讲，也不会有什么过失的道歉和补偿。权力永远是对的，我轻松地走了回去，向列车前行的方向，人们好奇地围拢，向我询问，这不是关心，只是好奇，我不想表示我的舒心，告诉他们还没有结果，要我等待，后面的车厢有几个人被扣了下来，他们提着行囊跟着边捡人员走下列车。
我回到包厢轻松地整理我的物品，一一的捆好，放回原处，一场虚惊，什么也没有发生。躺在铺位上，我反省自己，为什么这么紧张？其是否正常？这种心态是不是病态，我怀疑自己。但是没有这种紧张，是否又是自欺，是真实与现实的丧失？中国政治的残酷是铁一样的现实，难道应该忽视它吗，但是必竟什么都没有发生，我想不明白，我无法确定我的生存态度，真实得使人病态，放达得使人虚幻。无论是前者或后者都不健康。的确，我们无法式获得更无法选择健康的生存，心理。在一个残酷的畸形病态的社会中难道能有健康的生存和生命吗？我承认我的不健康，我悲哀。
列车缓缓地起动，向边境开去，我一点点看着它开过旷地，开过中国的哨卡，铁丝网，一直开过中苏两处的交界线……啊，再见，祖国；再见了，年老衰弱的母亲；再见了，我的妻子，儿子；再见了，我的姐姐；再见了，我的故人，朋友；再见了，辽阔的江山，土地；再见了，对此卑劣的面孔；再见了，那些恶拙的管制、言词、谎话、无耻……！再见了，我的可爱的，灾难的、不幸的、悲哀的、让人痛楚的祖国……！再见了，再见了……！
列车向西伯利亚驶去，辽阔、空旷、荒芜，无边无际的西伯利亚。我不知道将来的命运，我不设想幸福，希望，越过那道边界，在一片新的空旷，荒芜中，我有一种自由的解脱之感。
19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