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于赵紫阳先生有所了解，是从他1987年年初担任总书记，也就是反自由化运动期间才开始的。在一批知识分子党员被开除出党之后不久，赵紫阳就委托主管意识形态的芮杏文找首都一批知识分子谈话。假如意在做些抚慰和表态，开个会就够了。可是这回是每次只找一个到两个人谈话，可见是真要听取意见和探讨些实质性的问题了。这种事1949年以后还没发生过，所以我印象很深。接着，赵紫阳在五月十三日讲了一次话，就把声势浩大、令人难以乐观的反自由化运动实际上给结束了。
接着，就是他着手扩大新闻自由了。人们未必记得，正是在八十年代三次反自由化运动之后，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达到一个新高峰。《人民日报》1988年两会期间关于三峡问题的连续报道，明显地是为反对三峡工程的社会力量助威。苏晓康的那篇把长期以来的禁区─公检法的腐败赤裸裸揭露出来的报告文学《自由备忘录》，在1987年以前是不可能发表的。《河殇》的问世引起王震震怒，下令电视台停播，而赵紫阳出面制止，使王震第一次大丢弃脸，也使文化界的精神为之一振！在1987年以前，像何家栋和高瑜那样把一个《经济学周报》在几个月内改造成另一家《世界经济导报》那样的事，恐怕也难以想象。
但是赵紫阳更加重要的政绩，我以为还是对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改造。可惜1988年年底我已经出来，对于那次全总代表大会了解不多。但是明确规定工会就是保护工人利益的，以后工人罢工，工会只许站到工人一边，而绝不准和党委、厂长站到一起。这就从根本上恢复了工会的本质，将会把工人阶级有名无实的领导阶级地位真正变为现实。赵紫阳还改变了保守派让前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担任工会主席的主张，把刚刚因胡耀邦失势而被贬的朱厚泽推到全总实际上的一把手的职位上。我们很多人当时认为朱厚泽将会是未来中国的戈尔巴切夫。
我原以为赵紫阳是只抓经济改革而不关心政治改革的。事实改变了我的看法。应该说，他在1987-1989年不到两年半时间里在政治改革方面取得的成就，绝不比胡耀邦更少。正由于此，他就难逃胡耀邦的命运了。但是那也不是命定的。1989年天安门运动期间他的表现证明，他是有能力击败反动派的阴谋的。历史证明，六四并不是无法避免的；天安门运动有可能成功，赵紫阳的存在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可惜当年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未能和他配合，太令人失望了。还有一件事不应忘记：赵紫阳是中共领导人中因正确而失败者中坚决不肯认错的唯一的一位。猜想他曾对六四后中国形势的发展和中共党内同道寄予期望，不幸他又一次失望了。但愿像赵紫阳那样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在中国不是最后的一个。
04/10/15(10/19/2004 14: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