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4年6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思之口述自传《行者思之》。7月17日，在香港会展上举办了主题为“律师絮语：我的办案际遇”的主题讲座，嘉宾为张思之，主持人何亮亮。以下是讲座文字整理稿，有删节。
何亮亮：今天的主角是律师张思之先生。张先生的这本书希望大家都去看，因为读完他的书就会对张先生和中国法治建设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先提三个问：一，中国法制建设为什么一定要有律师参加？二，个为什么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律师的处境如此艰难？三，张先生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有什么期待及展望？
张思之：我是一个很不会讲话的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学问，因此有点紧张，有可能胡说八道，各位听的不愉快的时候可以离场。我准备了一个讲稿，我大体上按照何先生的指示来说一说。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此刻，我在自由的土地上讲话，但心有唏嘘，诸君恐怕难以体察。这证明我虽然立足于自由，但心存疑虑，甚至恐惧在所难免。此时，面对着各界的朋友，面对着复杂的局势，以及我很不熟悉的环境，首先感激书展的主办方给予我的荣幸和关爱。那么作为我，该和诸位怎样交流，讲些什么呢？从我自己的阅历当中，我感悟到作为社会的个体，要想解决问题有所作为，不考虑当时的形势，不搞清楚形势，会吃大亏，难操胜算。
在《行者思之》中有一个小故事，我高中就读一个西安的私立中学尊德中学，它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曾在那里罢过一次课，对手是英国的牧师。领导全校罢课将近一个月，最后英国人妥协了，收回了他们原先要开除一个毕业生的决定。从表面上看学生似乎是取得了胜利，我们相当的得意。然而我们那个时候太嫩了，思想非常单纯，对于对手的实力、意图、部署，统统缺乏了解，可以说根本没有认清形势，最后人家寒假时迫使我转学。那次教训让我开始明白，与人对抗不研究力量的对比，不摸清对手是用什么样的招数，你哪能不上当，不吃亏！
我们律师不仅是现实秩序的维护者，而且是和平秩序的推引者。律师与秩序，宛如鱼与水。我降生八十多年，由于长期认不清形势，在别人的愚弄、驾驭之下，曾经是那么的愚昧、愚蠢，在无数的政治运动当中，在恐怖的阴影中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我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律师这个行当，那时和以后的制度重建，我空有自由之身，并不能独立地履行职责，在实践当中会受到各种制约。甚至于受阻于法庭门外，法庭的门都不让你进。
有人说，在《行者思之》中为什么看不到死嗑？诸位，死嗑作为态度、方法，或者把它上升为一种策略，我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算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合理性。因为在具体问题上，死嗑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我认为如果把它看作一项必须遵行的原则，普遍适用于一切的讼事，那就太死板了？
我的律师生涯也许可以概括为：干正逢时。我的当事人李作鹏先生曾经说我只是“敲边鼓”的，我刚听的时候很不服气，但后来仔细想来，他的比喻确实有理。李作鹏是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告人之一，李作鹏是林彪的干将，当时是海军政委，副总参谋长。
关于“两案”，我这里只跟朋友们介绍两点具体情况。一个是与江青的会见，当时指定我去会见江青，让我为江青辩护。狱方设置了很得体的会见室。当时江青是缓步走到她自己的座椅跟前，很恭顺地微微地倾斜了一下上身，给我的感觉是在示礼，而后下意识地捊了一下乌发。我为什么强调乌发，因为很多人造谣江青的头发是假发，不是的，真的是满头的乌发，那个年龄一根白头发没有。然后就站立不动了，我举手示意说：坐下吧。她点了点头坐立，并不吭声，专注地听着我们对她介绍情况，显得很斯文的样子。之后不久，她对我说，你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我的耳朵有毛病，是在苏联用镭治病搞坏的，这时她还特别别跟我强调了一下，她说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用镭治病的人。
她说：我要控诉公安部，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搞绑架，把我扔在水泥地上六个小时没人管，六个小时！讲到这里可能说到她的伤心处，越说越激愤，这时候我只好打断她。她往下说：我请你们，是让你们跟他们辨，不是跟我辨，他们叶、邓立场跟我不一样，要是一样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我们话不投机，最后她把我拒绝了，认为我不可以做她的律师。
再说一下李作鹏的案子。在开庭的前一天，监狱方报告说李作鹏天天在写东西，说是写最后陈述，但是他很诡秘，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特别法庭的庭长，当时的参谋军长怕他写的内容涉及最高层，说到底是怕涉及到毛泽东。要求我们这些人去套取李作鹏的所谓最后陈述。于是我们去了，结果是李作鹏说写了，不过缝到棉袄里面了，谁也拿不走。
我们无功而返，但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做法太恶劣了。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律师生涯当中最大的败笔。按照法庭的意图，奉法庭之命，从被告人手里套取他的自辨材料上交法官，使法官能够预先策划对付的策略，这哪里还有公正，这哪里还有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更何况，事发于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1980年，是中国律师在全世界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丑事。
这里我不可以用中国特色来解释，我也不能用服从组织、顾全大局来辩护。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明我的忏悔，而是希望后人以此为戒。大陆社会的健康发展，急需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司法环境。如今是政治不民主，司法不独立，律师不正确履行职责，但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会一夜功成。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韧劲，操之过急反而可能产生欲速而不达的恶果，个案上的成功推进也许会产生量变的良好效用。
我们目前律师界也的确混入了一些别有用心者，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但从从实质上看，我们有一批很好的青年才俊，奋斗在维权的法治最前沿，他们因为有良知，纵有失败却从不失德，精神没有被击跨。基于体质的约束，大陆的诉讼中往往做不到言其所应言，辨其所当辨，但毕竟继承了先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
从目前实际出发来考察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讲话，鲁迅在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之后，有位优秀的记者劝鲁迅先生要善于自我保护，你讲的太尖锐了。鲁迅先生当时就回应了一句：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都讲过一句话：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如今我们的执政者也该有这样的豪气！
提问环节
读者：香港的读者都特别关心浦志强和高瑜，他们的近况如何？对香港民众要求公投，您怎么看？
张思之：他们的近况如何？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你想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他们的状况又能如何，又会如何？北京的看守所，我大概一年没有去，上周五去了一次。这一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押人的生活条件跟过去比好得太多了。他们每周一餐饺子，两餐面，两餐米饭，其他的日子一律是馒头。据狱方跟我讲，犯人绝对能吃饱。情况就是这样的。问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句话既具体又抽象，我不知道我应当怎么回答。总之要是让我在里面，我会非常不舒服。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我还是不回答为好，因为我对公投的事真的非常陌生，我仅仅是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对于道听途说的东西还是不要发表什么意见了，那样就太不严肃了。
读者：我是来自深圳的一名刚刚入行的青年律师。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第一，您对过去十年中国的法制进程是怎么评价的？您对未来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有什么样的期待？第二，作为一个青年律师既有职业的理想，但又面临着很现实的生存压力，您觉得如何很好地兼顾两者？
张思之：你的问题让我感觉到亲切，因为这既是你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我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从理智上考虑。任何地方，不管一个政党再好、再完美，只要它是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律师职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如果我是执行者，就得要经常地看到、听到大家的不满，只有不满才有进步。
中国律师这个队伍，还谈不上庞大，但已经非常复杂了。年轻的朋友，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但是你要随时警惕在你身边的律师，里面有多少坏蛋。我对我们律师名声不好，我不是感觉伤心，而是感到耻辱。不要怕人家讲你做事求生存。我们不生存怎么办，我怎么干事？要为生存而做事，但求生存的过程当中不能够胡来。
何亮亮：张先生书中提了多次提到中国律师受限，甚至连法庭的门都不让进，案件也不让看，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吗？
张思之：有。不过，毕竟我是德高望重，所以他们只能弄小手段，比如对我说：你参加这个案子太晚了，明天就开庭，我们已经指定律师了，你是不是二审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法院知道我来了，院长带队挂帅跑入深山老林开庭，说是就地审判，你能有什么办法？
读者：张老师，我看到书中提到了你在为王军涛辩护时，看卷宗时发现有位学运领袖将责任都推给了王军涛，说一切都是他指使的。你能告诉我们他是谁吗？
张思之：这个问题你为难我了。从我的本意来说，我想讲也敢讲。但毕竟过去了几十年，谁不会犯错误，他的毛病在于他目前还是没有认错。你可能了解的情况不多，其实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会知道他是谁。
读者：您在书中提到一个细节，有个地方律协曾经发了个文件，说因为这个法院太黑暗了，所有的刑事案件我们不代理了。我想请您就大陆律协的状况谈一谈？
张思之：我说的可能尖锐一些，我认为律协这样的组织在我们国家连花瓶都够不上，它不是不起作用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起好作用的问题。律协真的不能要，看它讲的天花乱坠，那是因为花了我们律师的钱。真正为律师办事的律协非常少。全国律协也只是司法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律协有党委会，这个我们能理解。但律协党委会的党委书记无一例外是司法部门的首长，问题不在于他是首长他不能做，虽然依法他是不能做，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律师资格。但是律协里边居然没有人敢吭一声。
最近北京市律师协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所谓的内部规章、规定，对于律师的限制，那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律师什么话都不能讲。很多律师在那儿抗争，但没用，这就是律协。这还叫我们的亲娘吗？恶婆婆吧。你提到的是湖南岳阳的律师协会，岳阳律协的那位会长是真正的会长，祝愿那样的律协万古长青，真的是好样的。
读者：假如不久的将来要公审周永康的话，如果官方请您做辩护律师，您会做哪些准备？
张思之：我会做实事求是的准备。那个时候我看周永康就是一个被告人，我作为一个律师就要维护他作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但人家一定不会请我，其实请我对他并不是坏事。
读者：您能谈谈浦志强的健康状况吗？
张思之：我说两句话，第一，蒲志强的身体状况不好。第二，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上周五，他告诉我说病情有好转。第三，狱方对他看病有优厚的待遇，有送他到友谊医院做体检。第四，具体来讲，我曾经发过一个消息说他的腿肿了，当时他认为是因为提审时间过长，一天提审12个小时而引起腿肿。后来我跟他爱人讨论了一下，他爱人是大夫，她说这是前列腺炎发作而引发的，后来就去医院治疗，现在腿基本消肿了。第五，他的糖尿病过去比较严重，他自己也不在意，所以病情一直是处于恶化的状态。从总体上讲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要求取保候审，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说案情，案情咱们以后再说，这个事情要看事态的变化，现在讲什么都是没用，不是我回避问题，我在大家面前没有什么好回避的。确实没有更多的可以向诸位报告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