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按:2014年6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张思之口述自传《行者思之》。7月17日,在香港会展上举办了主题为“律师絮语:我的办案际遇”的主题讲座,嘉宾为张思之,主持人何亮亮。以下是讲座文字整理稿,有删节。

何亮亮:今天的主角是律师张思之先生。张先生的这本书希望大家都去看,因为读完他的书就会对张先生和中国法治建设有更深刻的理解。我先提三个问:一,中国法制建设为什么一定要有律师参加?二,个为什么在中国法治进程中,律师的处境如此艰难?三,张先生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前景有什么期待及展望?

张思之:我是一个很不会讲话的人,既没有知识又没有学问,因此有点紧张,有可能胡说八道,各位听的不愉快的时候可以离场。我准备了一个讲稿,我大体上按照何先生的指示来说一说。说错的地方请大家指正。

此刻,我在自由的土地上讲话,但心有唏嘘,诸君恐怕难以体察。这证明我虽然立足于自由,但心存疑虑,甚至恐惧在所难免。此时,面对着各界的朋友,面对着复杂的局势,以及我很不熟悉的环境,首先感激书展的主办方给予我的荣幸和关爱。那么作为我,该和诸位怎样交流,讲些什么呢?从我自己的阅历当中,我感悟到作为社会的个体,要想解决问题有所作为,不考虑当时的形势,不搞清楚形势,会吃大亏,难操胜算。

在《行者思之》中有一个小故事,我高中就读一个西安的私立中学尊德中学,它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曾在那里罢过一次课,对手是英国的牧师。领导全校罢课将近一个月,最后英国人妥协了,收回了他们原先要开除一个毕业生的决定。从表面上看学生似乎是取得了胜利,我们相当的得意。然而我们那个时候太嫩了,思想非常单纯,对于对手的实力、意图、部署,统统缺乏了解,可以说根本没有认清形势,最后人家寒假时迫使我转学。那次教训让我开始明白,与人对抗不研究力量的对比,不摸清对手是用什么样的招数,你哪能不上当,不吃亏!

我们律师不仅是现实秩序的维护者,而且是和平秩序的推引者。律师与秩序,宛如鱼与水。我降生八十多年,由于长期认不清形势,在别人的愚弄、驾驭之下,曾经是那么的愚昧、愚蠢,在无数的政治运动当中,在恐怖的阴影中走了多少的冤枉路。我在上世纪50年代中后期进入律师这个行当,那时和以后的制度重建,我空有自由之身,并不能独立地履行职责,在实践当中会受到各种制约。甚至于受阻于法庭门外,法庭的门都不让你进。

有人说,在《行者思之》中为什么看不到死嗑?诸位,死嗑作为态度、方法,或者把它上升为一种策略,我认为是一种无奈的选择,也算是时代的产物,具有合理性。因为在具体问题上,死嗑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但我认为如果把它看作一项必须遵行的原则,普遍适用于一切的讼事,那就太死板了?

我的律师生涯也许可以概括为:干正逢时。我的当事人李作鹏先生曾经说我只是“敲边鼓”的,我刚听的时候很不服气,但后来仔细想来,他的比喻确实有理。李作鹏是1980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被告人之一,李作鹏是林彪的干将,当时是海军政委,副总参谋长。

关于“两案”,我这里只跟朋友们介绍两点具体情况。一个是与江青的会见,当时指定我去会见江青,让我为江青辩护。狱方设置了很得体的会见室。当时江青是缓步走到她自己的座椅跟前,很恭顺地微微地倾斜了一下上身,给我的感觉是在示礼,而后下意识地捊了一下乌发。我为什么强调乌发,因为很多人造谣江青的头发是假发,不是的,真的是满头的乌发,那个年龄一根白头发没有。然后就站立不动了,我举手示意说:坐下吧。她点了点头坐立,并不吭声,专注地听着我们对她介绍情况,显得很斯文的样子。之后不久,她对我说,你声音太低,我听不清,我的耳朵有毛病,是在苏联用镭治病搞坏的,这时她还特别别跟我强调了一下,她说我是我们国家第一个用镭治病的人。

她说:我要控诉公安部,他们对我搞突然袭击,搞绑架,把我扔在水泥地上六个小时没人管,六个小时!讲到这里可能说到她的伤心处,越说越激愤,这时候我只好打断她。她往下说:我请你们,是让你们跟他们辨,不是跟我辨,他们叶、邓立场跟我不一样,要是一样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我们话不投机,最后她把我拒绝了,认为我不可以做她的律师。

再说一下李作鹏的案子。在开庭的前一天,监狱方报告说李作鹏天天在写东西,说是写最后陈述,但是他很诡秘,没有人知道他写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特别法庭的庭长,当时的参谋军长怕他写的内容涉及最高层,说到底是怕涉及到毛泽东。要求我们这些人去套取李作鹏的所谓最后陈述。于是我们去了,结果是李作鹏说写了,不过缝到棉袄里面了,谁也拿不走。

我们无功而返,但问题不在这,问题在于我们这个做法太恶劣了。对我个人来讲,这是我律师生涯当中最大的败笔。按照法庭的意图,奉法庭之命,从被告人手里套取他的自辨材料上交法官,使法官能够预先策划对付的策略,这哪里还有公正,这哪里还有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更何况,事发于律师制度恢复之初的1980年,是中国律师在全世界的第一次亮相,我们居然做出了这样的丑事。

这里我不可以用中国特色来解释,我也不能用服从组织、顾全大局来辩护。我讲这些,不是为了表明我的忏悔,而是希望后人以此为戒。大陆社会的健康发展,急需良好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司法环境。如今是政治不民主,司法不独立,律师不正确履行职责,但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不会一夜功成。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韧劲,操之过急反而可能产生欲速而不达的恶果,个案上的成功推进也许会产生量变的良好效用。

我们目前律师界也的确混入了一些别有用心者,鱼龙混杂,真伪难辨。但从从实质上看,我们有一批很好的青年才俊,奋斗在维权的法治最前沿,他们因为有良知,纵有失败却从不失德,精神没有被击跨。基于体质的约束,大陆的诉讼中往往做不到言其所应言,辨其所当辨,但毕竟继承了先贤“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传统。

从目前实际出发来考察问题,我觉得关键在于要让人讲话,鲁迅在写了《为了忘却的纪念》之后,有位优秀的记者劝鲁迅先生要善于自我保护,你讲的太尖锐了。鲁迅先生当时就回应了一句:中国总得有人站出来讲话。毛泽东和邓小平先后都讲过一句话: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如今我们的执政者也该有这样的豪气!

提问环节

读者:香港的读者都特别关心浦志强和高瑜,他们的近况如何?对香港民众要求公投,您怎么看?

张思之:他们的近况如何?这个问题既简单又复杂。你想在中国大陆的监狱里,他们的状况又能如何,又会如何?北京的看守所,我大概一年没有去,上周五去了一次。这一年发生了不小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在押人的生活条件跟过去比好得太多了。他们每周一餐饺子,两餐面,两餐米饭,其他的日子一律是馒头。据狱方跟我讲,犯人绝对能吃饱。情况就是这样的。问他们的情况怎么样,这句话既具体又抽象,我不知道我应当怎么回答。总之要是让我在里面,我会非常不舒服。我觉得第二个问题我还是不回答为好,因为我对公投的事真的非常陌生,我仅仅是从电视屏幕上看到,对于道听途说的东西还是不要发表什么意见了,那样就太不严肃了。

读者:我是来自深圳的一名刚刚入行的青年律师。我想向您请教几个问题:第一,您对过去十年中国的法制进程是怎么评价的?您对未来十年的中国法治建设有什么样的期待?第二,作为一个青年律师既有职业的理想,但又面临着很现实的生存压力,您觉得如何很好地兼顾两者?

张思之:你的问题让我感觉到亲切,因为这既是你的问题,也是我们经常思考的。我不是从感情出发,而是从理智上考虑。任何地方,不管一个政党再好、再完美,只要它是一党专政,就不可能有司法独立。没有司法独立,律师职业就不可能健康发展。我觉得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但如果我是执行者,就得要经常地看到、听到大家的不满,只有不满才有进步。

中国律师这个队伍,还谈不上庞大,但已经非常复杂了。年轻的朋友,我相信你是个好人,但是你要随时警惕在你身边的律师,里面有多少坏蛋。我对我们律师名声不好,我不是感觉伤心,而是感到耻辱。不要怕人家讲你做事求生存。我们不生存怎么办,我怎么干事?要为生存而做事,但求生存的过程当中不能够胡来。

何亮亮:张先生书中提了多次提到中国律师受限,甚至连法庭的门都不让进,案件也不让看,这种情况现在还有吗?

张思之:有。不过,毕竟我是德高望重,所以他们只能弄小手段,比如对我说:你参加这个案子太晚了,明天就开庭,我们已经指定律师了,你是不是二审来?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法院知道我来了,院长带队挂帅跑入深山老林开庭,说是就地审判,你能有什么办法?

读者:张老师,我看到书中提到了你在为王军涛辩护时,看卷宗时发现有位学运领袖将责任都推给了王军涛,说一切都是他指使的。你能告诉我们他是谁吗?

张思之:这个问题你为难我了。从我的本意来说,我想讲也敢讲。但毕竟过去了几十年,谁不会犯错误,他的毛病在于他目前还是没有认错。你可能了解的情况不多,其实了解情况的人一看,就会知道他是谁。

读者:您在书中提到一个细节,有个地方律协曾经发了个文件,说因为这个法院太黑暗了,所有的刑事案件我们不代理了。我想请您就大陆律协的状况谈一谈?

张思之:我说的可能尖锐一些,我认为律协这样的组织在我们国家连花瓶都够不上,它不是不起作用的问题,而是根本不起好作用的问题。律协真的不能要,看它讲的天花乱坠,那是因为花了我们律师的钱。真正为律师办事的律协非常少。全国律协也只是司法部的一个附属机构,律协有党委会,这个我们能理解。但律协党委会的党委书记无一例外是司法部门的首长,问题不在于他是首长他不能做,虽然依法他是不能做,问题在于他根本没有律师资格。但是律协里边居然没有人敢吭一声。

最近北京市律师协会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所谓的内部规章、规定,对于律师的限制,那已经严重到什么程度?律师什么话都不能讲。很多律师在那儿抗争,但没用,这就是律协。这还叫我们的亲娘吗?恶婆婆吧。你提到的是湖南岳阳的律师协会,岳阳律协的那位会长是真正的会长,祝愿那样的律协万古长青,真的是好样的。

读者:假如不久的将来要公审周永康的话,如果官方请您做辩护律师,您会做哪些准备?

张思之:我会做实事求是的准备。那个时候我看周永康就是一个被告人,我作为一个律师就要维护他作为被告人应当享有的权利。但人家一定不会请我,其实请我对他并不是坏事。

读者:您能谈谈浦志强的健康状况吗?

张思之:我说两句话,第一,蒲志强的身体状况不好。第二,我最后一次见他是上周五,他告诉我说病情有好转。第三,狱方对他看病有优厚的待遇,有送他到友谊医院做体检。第四,具体来讲,我曾经发过一个消息说他的腿肿了,当时他认为是因为提审时间过长,一天提审12个小时而引起腿肿。后来我跟他爱人讨论了一下,他爱人是大夫,她说这是前列腺炎发作而引发的,后来就去医院治疗,现在腿基本消肿了。第五,他的糖尿病过去比较严重,他自己也不在意,所以病情一直是处于恶化的状态。从总体上讲他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所以我们要求取保候审,就是这个道理。至于说案情,案情咱们以后再说,这个事情要看事态的变化,现在讲什么都是没用,不是我回避问题,我在大家面前没有什么好回避的。确实没有更多的可以向诸位报告了。

来源:经济观察报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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