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哲、熊晋仁、阿钟（1997年）
枯守最后的诗意
熊晋仁/文
应该走出来，走进大地，独自一人，被击哑，即使只有一次。
――狄兰·托马斯
一、直面昏暗
上海是一个不夜城。灯火辉煌的上海的夜晚，阿钟固执地思考着他一生的主题――昏暗。对阿钟来说，这个主题不是堂·吉诃德假想的敌人――风车，而是他必得每日痛苦地遭遇的现实，也是他必得每日与之周旋、扭斗的功课。
人是不习惯黑暗的（睡觉和偷情是一种例外），因此人总是习惯地崇拜太阳。太阳总是要沉落的，于是月光也常常赢得人们的赞赏。夜晚的光明是不保险的，天空不会老是湛蓝湛蓝的，因此灯光和钱币的光芒便出奇地可爱而动人，它们是不会背叛人的；如果你有生活在文明城市的幸运，并且有许多钱的话。那么，科技崇拜和拜金主义有什么奇怪的呢？虽说这种光芒总是会显得昏黄，但它们不会太刺眼的，至少它们不象太阳那样容易欺骗或灼伤人的信任。
阿钟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
以将近八年的时间写一部诗，不是歌德《浮士德》那样的浩卷长篇，而是《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这样不算很长的诗稿，而且他绝不放弃对“昏暗”的“执着”，这就很惊人，很怕人了。到底为什么、为了什么这样痴迷，而不象追星族那样潇洒走一回呢？请我们走进他的“诗――思”的密林。或许，走出来的我们就不会再惊讶于他的枯守寂坐了。
阿钟对他生活于其间的这个城市、这个世界是疏离的，他忍受着也悲悯着：“人群的碎叶被风吹刮着”，“目光迟钝的民众如同泡沫/潮涌过我举起的酒杯”。他问：“这个世界还要继续腐烂下去吗/我还要继续来这里等候黑夜把我侵吞”？
人们总是会“从他们的目光里打量苦难的日子/他们指着天空冥想他们的往日温馨”，这个苦难的世界被慰藉了，被麻木地容忍了。日子是变得容易了，但苦难总是如影随形。敏感的诗人们拒绝这种安慰，于是他们问天、问地、问自己，灵魂盈满苦汁，生活变得艰难。“在这个坟墓一样的世界上/平淡无奇的日子追随着我们的踪迹/面对这条坎坷泥泞的小路/我的灵魂是不自由的”，“我会死得多么悲惨/因为我已经把微笑忘掉了”。诗人是不甘于这种命运的，他们要诘问，要反抗。他们试图以“幻象”（叶芝意义上的）的力量来点化“荒凉的岁月尘土”，“寻找真情”，“让灵魂象太阳一样重新升起”。
阿钟有一种幽灵般跳出来“看”的特质：看世界、看自己，绝不虚饰矫情，让生活就象生活本身那样呈现，让生命就如生命本身那样感受和言说。生生死死的惨像，自己的惨像，“虫蚁的世界/它们无声地搬弄岁月”，而诗人居然幻想极乐，对这个世界这是一种“冒犯”，对自己则是苛刻。由于光天化日下的世界惨不忍睹，阿钟喜欢傍晚、夜晚的“看”，这时的浪漫情调或许会舒解一下愤懑和绝情。“谁来感化我……我是一堆不会发芽的枯枝/在干涩的面孔中浸泡”，长期在昏暗的时光中“看”昏暗，昏暗便会浸漫你，好象你及这个世界本来如此。这是一个可怕的深渊，鲁迅的绝望（所幸没有绝情）是深有意味的，也是必须警惕的。“通向人性秘密的路途上/我无数次感到沉痛和困惑”，但自由和爱情是诗人的宿命，所以象波德莱尔那样洞晓地狱三昧的诗人还是禁不住要忘情忘思于小孩的纯真少女的柔情和老妇人的质朴。阿钟说“我要和你一起/用歌声把我焚烧/用歌声把我祭献”，这个“你”是他的女神，是他的作为女神影像的女人，“尽管情人会失去，爱却不会；尽管人身自由会丧失，良心和思想的自由却不会。而死亡也不得统治万物”（狄兰·托马斯诗句）。如果没有对于爱情的痴迷，我想，疯狂或自杀就是诗人的定命。
在昏暗的天空下，人们害怕真诚的交往――与别人、与自己的内心、与梦境、与上帝，但“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荷尔德林），所以阿钟就是要毫无保留地“看”，“看到那些苦苦挣扎的生灵……没有归宿感”，看到“我已如此脆弱”，而生命是应该崇高的，是应该超越于枯枝败叶之上的。“什么东西是我向往的/巴罗克式的建筑风格/巴罗克式的处世风格”。这是阿钟的古典情怀，是他枯守的最后诗意，“为伊消得人憔悴”啊，有哪一位诗人是脑满肠肥的呢？有哪一位诗人是如鱼得水般存在于这个世界的呢？
二、走过荒凉，走出虚无
“英雄没落了/人没落了”，这是“上帝死了”（尼采所谓贤哲的“上帝”――一种本体论虚设）的可怕结果。如果一切崇高的价值之源、价值理想再找不到依凭，沉入泥沼、堕进深渊便是不可避免的。
“广场上我听见人民在哭泣”，“仅仅一次歌唱/假象变得庄严”，“一座破旧屋子的周围/正在繁殖着某种凉意/某种渴望被表达的‘非存在’”，“我回到冬天/风雪的掩蔽所/孤零零的战车后面/寻找骸骨存放的洞穴”，“在世界的尽头，了望没有边缘的黑夜”。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现实，面对它“要么屈辱/要么不屈辱”，这是阿钟对人的“阶级”分析。
唯物论是人类的一种疾病，这种疾病的晚期症状便是“虚无主义”，机器的暴政和物欲的囚禁是唯物论的人类一手制造的。诸神已经消隐，现代的人们已经很难找到驻足之地。但希望就存在于“诗――思”的不断追问之中。
“混乱无序的世界/那个无时不在的作者现在哪/他用人群伪装自己他现在哪”。诗人透过梦幻、直觉和迷狂的精神体验，撩开了“摩耶”（这个世界）的面纱，因此诗人相信原始的生命河流还在我们不知晓处奔流，而“纯净如水的天空啊/纯净如水的诗篇/纯净如水的生之梦幻/纯净如水的旋律……”就不仅仅是幻想，只有重新拥有它们，诗人的屈辱、嚣张、自虐、挑战才是有盼望的，而不是“西西弗斯”的轮回。
“是谁/让我面对这个世界/是谁让我丑陋的笑声/象死亡一样/在这黑色的国土上/传扬”？面对这个世界及我们自己，诗人发现了“无辜”的深不可测，发现“在这个光明的岁月里/无声的狂暴”。
这个绝望的囚徒
正在生病
这个危险的罪犯
正在等待日出
是谁让我面对这个世界
作为目击者
是谁让我昏暗地了此一生
作为目击者，同时也是参与者的诗人并没有绝望，一个还在“等待日出”的人是不会绝望的，他相信“海洋在上升/伟大的人格在上升”，鲜花将在黎明前由内部绽放。
三、“我要你们用自己的手去撕碎你们的光荣”――阿钟对于这个世界的宣示
无辜的人类的罪恶，这好象是一个悖论，就如宿命论者其实拥有自由意志，只是表面上说不通而已。一个崇高的宿命论者在他洞悉了自己的命运时，他也就可以自由地决定拒绝还是顺从此命运；而如果命运不能被知悉，而只是好象有所谓定命，那么你就无法为你自己的堕落（假如你说这是命运）进行有效的辩护。
“我们阿谀，塑造了我们的青皮光棍；我们奉承，繁殖了鳄鱼成群”（叶甫图申科诗句），马克思说有几流的人民就有几流的政府。不是什么魔法，就是我们自己把这个世界搞得如此无法安居的。因此，阿钟的宣示是拒绝温情和媚俗的“狮吼”，他不要人们的廉价安慰，也不要廉价地安慰人们。这样，阿钟的诗句就有了“冷兵器”的特点。它们戳痛你、撕裂你，背对着你甚至咒诅你。这是一种“热肠冷眼”的自觉和对于诗人天命的勇敢担当，他要“自绝于大众”之外，虽然他打心眼里热爱着人民（他也是人民的一分子啊）。
我是忠诚的
在反叛中我保持着忠诚
在田野中我看着神灵的影子
基于这样的认识，阿钟放胆地使用他的“冷兵器”。阿钟的“冷兵器”首先是针对自己的，是他的自我解救的不二法门，这应该说是“残酷”而公正的：
我要看着你们和我撕杀
我要看着你们把我打败
我要月光照耀这片战场
……
我要你们拒绝我
我要你们的眼泪白流
把你们的同情留给自己吧
你们，博学的混蛋
……
从昏暗的暧昧的泥沼中拯拔出来，从现世的意义上说是流浪，是自我放逐，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漂泊实是一种归家的旅程。诗人永远在回家的路上，这是最重要的，至于荷尔德林说的“诗意地安居”则只能说是一种幸运，一个理想。
四、在“诗――思”的路上
一说到思想，我们就会想到逻辑、理性、辩证法，好象思想是亚里士多德、罗素这样一些人的专利。在理性主义丢丑之后的今天（这是由康德、休谟、卡尔·波普等哲学家敏锐发现的），人类越来越感觉到一种“无告”的焦灼，生活的意义、价值越来越暧昧不明，科学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乐观安慰不了那些心灵敏锐的人，“谁来感化我/谁来注意春天给我的动摇”。那么我们就会问，是不是有一种迥异于理性主义者那样的“思”？假如有这种“思”的话，它能不能澄明我们生活的昏暗、琐碎、荒诞，它能不能引导我们走向尊严意义的生存？
深入到文化史的内部，我们会发现有一种特别的“思”，它还没有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和重视，它还没有被很好地知道，这就是人们通常因梦幻、直觉、情绪而窥到的难以言表的“思”，而且是一直被诗人们自觉学习和实践着的。这里我所说的是广义上的诗人，因此我把这种“思”称为“诗人的思”、“诗性的思”，简称“诗――思”。
诗在本源上是与歌不可分的，古代的诗人在本质上都是行吟诗人。诗，从汉语的结构上可看出其源始意义，它是语言中的菁华，是语言中的语言，是人与存在（可说是神秘的超越世界）沟通的桥梁。这样，我们可以说优秀的诗歌便是存在的呢喃。一般人，由于生存的紧迫性和功利的压迫性，很难听到存在的呢喃；诗人们由于与存在的亲近而传达出了存在的声音，它是内在于生命的也是超越于一般声音的。优秀诗歌的普及，则是因为生命的感同身受，虽然对多数人仍然是模糊的，诗人正好使他们发现了一线光，发现了生命更本源更宏大的秘密深渊。
由于诗人们的敏锐的天性，他们都会感受到弥尔顿《失乐园》所描述的那种揪心的痛苦。当诗人们觉悟到被抛出的命运后，流浪――归家的尖锐性就进入了“诗――思”。如果诗人不窥见存在的秘密，哪怕只是深刻的一瞬，诗人不会有被抛出、被遗忘的痛苦，但没有这种痛苦，则就是“错认他乡是故乡”的非诗人了，因此可说诗人注定是痛苦地走在“诗――思”的路上。漫漫漂泊路是昏暗的，已经没有了存在的澄明；走出昏暗的可能仿佛存在，但道路是不可知的；诸神隐退了，只留下诗人莫名的“天问”。
面对此世的生存，时间是一个巨大而可怕的问题，阿钟感叹“我/仅仅是被遗漏掉的一段/日历”。孔子曾有“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的无奈，佛陀则发现了“无常、苦、空”的时间铁律。如何面对时间的严酷性呢？诗人不只对落花流水伤感，诗人也一直在努力寻找安慰这种伤感的力量。另一个同样严酷的事实是空间的冰冷、障隔和广漠，“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白居易诗句），诗人独憔悴啊。“在我梦想和真实的往昔之间/在我把鲜艳的故事编纂起来的时候/我只是你们的一个故人”，一个故人，每天的生命真实。可以说阿钟八年来的“诗思”具体而整体地呈现在他的《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之中，他的“诗――思”的内在结构和生命关怀正好是围绕着以上两个主题展开的。
回忆和想像是超越时空严酷性的一种力量，它们并非是虚幻的，而是实际地内在地支持着诗人的漂泊。而幻像和神秘的生命体验则更加坚定地引导着诗人归家的挣扎。诗人之走向神秘主义可以说是命中注定。西方中古时期的隐修士，其著作每每是以诗化语言写就，他们在描述神秘体验时则以非常感性化的爱情语言表达，这可从另一方面佐证诗人的神秘主义倾向和泛爱情结。昏暗的漂泊之路是阿钟一生的主题，但还有一种更加隐秘的主题，我称之为“爱情”，首先是对存在的爱，对“人诗意地安居”的执着。
有一种时间，还没有被我们充分认识；有一种世界，在我们的思维所可及的境界之外。这是阿钟切肤般感受到的，他这类的诗人一生都会耽于如此的“诗――思”，诗性的体验――沉醉、迷狂、孤独导致某种程度的结结巴巴甚至哑默。当人被一种奇异的境像震住时，结结巴巴是必然的，所以阿钟的这部诗与口若悬河的那类语词渲泄迥异；人声嘈杂，存在就会喑哑，对他来说，倾听庄生所谓“天籁”是第一位的，而写作主要就是这种倾听的传达。存在的呢喃与诗人的言说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张力，真正的诗歌技巧只有充满了这种张力才有意义。我们时代制作的诗歌太多了，被这种诗歌毒害的人也太多了，这是一个伪诗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阿钟的这部诗是有真正的抵抗意味的，这部诗是他的八年抗战的一部精神实录。
别尔嘉耶夫把时间分为三类：一是自然时间――宇宙时间，例如地球、月亮与太阳的运动周期作为地球人类的时间标准；二是社会――历史时间，例如以社会事件指称历史时期；三是生命――存在时间，例如诗人说永恒即是小孩灿烂微笑的一瞬，这是还不为很多人感知的时间。古人说“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这对无体验者无法言明。对于生命――存在时间，绝大多数诗人都有深刻的觉知，我们读许多诗人的自传不难发现很多例证，这种觉知一般出现在马斯洛所谓“高峰体验”之时或迷狂之时，阿钟则试图自觉地进行某种修持。他的精神体验有一种细腻、感性的风格，这种风格在他为纪念他的朋友、圆明园艺术家周瞻弘的一组诗中有充分的表现。由于这种努力，他的很多诗句很有些《奥义书》的神秘意蕴。《奥义书》反复申明的“动中之动者”、“存在中的菁华”，根本也是一种特别的“诗――思”努力所致的存在的呢喃或生命的妙音。
在“诗――思”的路上，是孤寂的、危险的，一切理性的安慰和功利的算计无效了，仿佛进入了昏黑的隧道，但舍此无从找到归途。所以荷尔德林说：“哪里有危险/拯救之力就在哪里生长”，这是存在的意蕴，也是存在之爱的奥秘。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重要的不是廉价真理的自明，而是不可遏制的冲破时空壁障的生命激情，在充满自由精神的歌哭中，诗人会迎来他的一次“存在的花开”（奥修语）。首要的前提是能象小孩那样敢于要天上的星星：
我要我的灵魂之泪
我要我的水中之水
我要我的血中之血
我要我的石中之石
我要我的肉中之灵
西方谚语说需要创造力量。阿钟所需要的，我想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那么还需要的就是互相鼓励着闯这个需要的“飞地”，而不是吆喝着上同一条路。
注：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引自阿钟长诗《昏暗 我一生的主题》。
97·7·18－28上海
文章来源：2015-11-12 阿钟诗专号（微信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