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戴晴对瑞典文学院的质疑

在北京的中国著名作家戴晴来信说,她读了我的文章《“鼹鼠”斯维拉娜与理想倾向──评二○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赞同我对斯维拉娜的高度评价。但她有一点不明白,问:“对照莫言作品,与此原理,不说南辕北辙,也真不可以道里计。到底怎么回事?”

颁奖机构沉默原因有迹可寻

戴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瑞典文学院既颁奖给中共官员莫言,也颁奖给以写作揭露反抗苏共的斯维拉娜?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只有一个,怎么会出现这种几近南辕北辙的现象?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颁奖机构来回答的,但瑞典文学院早有规定:“所有的评议和表决纪录都予以保密,有效期五十年。对于颁奖结果所引起的争议,各颁奖机构及其成员都不予置评。”

颁奖机构要保持沉默,不等于我们就没有途径或者证据去寻找真实原因。长期追踪诺贝尔文学奖的笔者希望能解答这个疑团。这个问题将涉及瑞典和俄国、中国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涉及瑞典文学院染上的“中国式病毒”,也涉及院士们的高龄和知识结构,还与莫言获奖后海内外自由作家的抗议有关。

地缘政治:瑞典对俄国的恐惧

在斯德哥尔摩海滨看历史遗迹,我们会发现,古大炮的炮口大都是对准俄国方向的。从十六世纪起,为了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俄和瑞典曾不断开战。即使到了今天,瑞俄两国还不断互派军事间谍。去年,瑞典发现有俄国潜艇潜入斯德哥尔摩海域。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没收了诺贝尔家族全部在俄资产,二战后,西方国家与俄国几十年的冷战,也使得瑞典与苏俄的关系长期紧张。近年来俄国兼并克里米亚、染指乌克兰冲突,更使瑞典人对隔海的邻居倍感恐惧。

历史上两国的战争与长期的敌对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了瑞俄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为了瞭解自己的敌人,不少瑞典精英精通俄语,成为“知俄派”。

斯维拉娜获奖后,瑞典人的反应之热烈,与一般外国作家获奖的情形大不一样。读了很多赞美性的评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瑞典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本国老敌人的警惕。

上个世纪以来在苏俄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瑞典人往往是有所知,却知之不详。斯维拉娜的作品令他们大为惊喜:终于有人那么细緻地挖掘出有关二战、阿富汗战争、核爆炸与苏联解体的真相。

由此我开始懂了,为何瑞典文学院对苏俄政权从来就不假辞色。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有五次颁给了苏俄的异议或流亡作家,如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和斯维拉娜。至于苏俄唯一的官方作家肖洛霍夫获奖,据说主要因为法国作家萨特影响了瑞典文学院的缘故。

中国:对瑞典“无害”的专制

颁奖给上述苏俄异议作家,鼓励更多的苏俄作家反抗共产党专制暴政,这毫无疑问是符合诺贝尔遗嘱精神的。诺贝尔对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之标准,就是要以人文主义去战胜野蛮主义。但是,对于同样野蛮专制的中国,瑞典文学院却不认为他们也应该这么做。

笔者记忆犹新,在二○○○年颁奖给高行健时,瑞典文学院发佈了一个文理不通的新闻公报,居然说高行健的剧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当权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运动。”为什么高行健“刺痛民主运动”这一点,会受到文学院的欣赏?

久居瑞典的笔者发现,这个小国的人对大中国古老文明有一种向往之情。由于地理位置遥远,语言隔阂,瑞典人对于陌生而神秘的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目前经济繁荣的中国,已经成了很多瑞典企业与个人的淘金胜地。

在某些瑞典人眼里,中共的专制并不像苏共那么可怕,因为中共只欺压迫害自己的人民,对瑞典和世界没有威胁,这似乎是一种对世界“无害”的专制。因此,瑞典文学院对中国的浩劫与中共的邪恶蒙上眼睛,不惜违背诺贝尔的遗嘱,把此奖颁发给专制政权精致圆滑的奴仆──中共文化官员莫言。

“中国式病毒”已在西方扩散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瑞典人不太瞭解中共几十年来镇压人民的专制暴行。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腥屠杀举世皆知,马悦然先生曾在广场和媒体上纪念六四。但一旦莫言获奖,厥功至伟的马悦然先生便忘了他的“与中国绝交”的声明,急急忙忙与年轻的台湾籍太太一道,手提收款机,前去中国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去了。

不把中共专制视为专制,不认为中共政权是人类的威胁,这并不只是瑞典文学院的盲点。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介绍他的新书《二○四九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时谈到:美国四十年来一直低估中国的野心,对中国有不切实际且一厢情愿的幻想,误认为中国迟早会“民主化”。但等到中国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向西方民主秩序挑战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正如某媒体人所说,这种“中国式病毒”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这种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的病毒,正在颠覆当今文明世界。看来,瑞典文学院这种文学殿堂圣地也未能幸免。

院士高龄化与中国异议者的抗议

二○一二年莫言获奖,笔者曾撰文谈到文学院陈旧僵化的“院士终身制”。为之悲哀的是:一些八、九十岁的老爷爷,早该在家颐养天年,却仍然担任世界文学的终审判官。

据说,莫言获奖是由瑞典文学院院士全体一致通过的。笔者为此不胜感歎: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对中国文学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高龄院士,还有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吗?

斯维拉娜很幸运。这不仅由于很多瑞典人瞭解俄国政治和文学,还由于文学院在近几年吸收了一些“新血”。例如,五十六岁的托马斯·里亚德,五十三岁的萨拉?丹尼斯。可见该机构已经意识到院士高龄化的弊病。

在莫言获奖后,大批中国自由作家与民主人士发出的批评与抗议之声,震动了瑞典文学院。就在莫言到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说的那晚,笔者在文学院门前,向听众散发题为《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的批评文章。

更惊世骇俗的是,为抗议支持中共言论审查制度的莫言获奖,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诗人贝岭和画家孟煌,于十二月十日,在举行颁奖仪式的斯德哥尔摩蓝色音乐厅前“裸奔”。其中旅居德国的画家孟煌连续裸奔了三年,据说还会继续下去。

从此每年颁奖日,瑞典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赤身裸体的中国人在雪地上奔跑,这对瑞典文学院来说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一些良知未泯的文学院院士,在灵魂深处多少有一点触动。这样,瑞典笔会一再提名的白俄罗斯异议作家斯维拉娜,就成为瑞典文学院获奖名单中的一道绚丽的风景。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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