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戴晴对瑞典文学院的质疑
在北京的中国著名作家戴晴来信说，她读了我的文章《“鼹鼠”斯维拉娜与理想倾向──评二○一五年诺贝尔文学奖》，赞同我对斯维拉娜的高度评价。但她有一点不明白，问：“对照莫言作品，与此原理，不说南辕北辙，也真不可以道里计。到底怎么回事？”
颁奖机构沉默原因有迹可寻
戴晴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瑞典文学院既颁奖给中共官员莫言，也颁奖给以写作揭露反抗苏共的斯维拉娜？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标准只有一个，怎么会出现这种几近南辕北辙的现象？
这个问题本来应该由颁奖机构来回答的，但瑞典文学院早有规定：“所有的评议和表决纪录都予以保密，有效期五十年。对于颁奖结果所引起的争议，各颁奖机构及其成员都不予置评。”
颁奖机构要保持沉默，不等于我们就没有途径或者证据去寻找真实原因。长期追踪诺贝尔文学奖的笔者希望能解答这个疑团。这个问题将涉及瑞典和俄国、中国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涉及瑞典文学院染上的“中国式病毒”，也涉及院士们的高龄和知识结构，还与莫言获奖后海内外自由作家的抗议有关。
地缘政治：瑞典对俄国的恐惧
在斯德哥尔摩海滨看历史遗迹，我们会发现，古大炮的炮口大都是对准俄国方向的。从十六世纪起，为了夺取波罗的海的出海口，沙俄和瑞典曾不断开战。即使到了今天，瑞俄两国还不断互派军事间谍。去年，瑞典发现有俄国潜艇潜入斯德哥尔摩海域。
十月革命后，苏联政府没收了诺贝尔家族全部在俄资产，二战后，西方国家与俄国几十年的冷战，也使得瑞典与苏俄的关系长期紧张。近年来俄国兼并克里米亚、染指乌克兰冲突，更使瑞典人对隔海的邻居倍感恐惧。
历史上两国的战争与长期的敌对关系，也是一种特殊的方式，促进了瑞俄文化的沟通和交流。为了瞭解自己的敌人，不少瑞典精英精通俄语，成为“知俄派”。
斯维拉娜获奖后，瑞典人的反应之热烈，与一般外国作家获奖的情形大不一样。读了很多赞美性的评论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瑞典人一直没有放松对本国老敌人的警惕。
上个世纪以来在苏俄发生的诸多重大事件，瑞典人往往是有所知，却知之不详。斯维拉娜的作品令他们大为惊喜：终于有人那么细緻地挖掘出有关二战、阿富汗战争、核爆炸与苏联解体的真相。
由此我开始懂了，为何瑞典文学院对苏俄政权从来就不假辞色。一百多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居然有五次颁给了苏俄的异议或流亡作家，如蒲宁、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和斯维拉娜。至于苏俄唯一的官方作家肖洛霍夫获奖，据说主要因为法国作家萨特影响了瑞典文学院的缘故。
中国：对瑞典“无害”的专制
颁奖给上述苏俄异议作家，鼓励更多的苏俄作家反抗共产党专制暴政，这毫无疑问是符合诺贝尔遗嘱精神的。诺贝尔对文学奖的“理想倾向”之标准，就是要以人文主义去战胜野蛮主义。但是，对于同样野蛮专制的中国，瑞典文学院却不认为他们也应该这么做。
笔者记忆犹新，在二○○○年颁奖给高行健时，瑞典文学院发佈了一个文理不通的新闻公报，居然说高行健的剧作《逃亡》“不但刺痛了那些当权者，也同等程度地刺痛了民主运动。”为什么高行健“刺痛民主运动”这一点，会受到文学院的欣赏？
久居瑞典的笔者发现，这个小国的人对大中国古老文明有一种向往之情。由于地理位置遥远，语言隔阂，瑞典人对于陌生而神秘的中国历史知之甚少。目前经济繁荣的中国，已经成了很多瑞典企业与个人的淘金胜地。
在某些瑞典人眼里，中共的专制并不像苏共那么可怕，因为中共只欺压迫害自己的人民，对瑞典和世界没有威胁，这似乎是一种对世界“无害”的专制。因此，瑞典文学院对中国的浩劫与中共的邪恶蒙上眼睛，不惜违背诺贝尔的遗嘱，把此奖颁发给专制政权精致圆滑的奴仆──中共文化官员莫言。
“中国式病毒”已在西方扩散
由于中国长期闭关锁国，瑞典人不太瞭解中共几十年来镇压人民的专制暴行。但一九八九年的六四血腥屠杀举世皆知，马悦然先生曾在广场和媒体上纪念六四。但一旦莫言获奖，厥功至伟的马悦然先生便忘了他的“与中国绝交”的声明，急急忙忙与年轻的台湾籍太太一道，手提收款机，前去中国推销他的两本翻译著作去了。
不把中共专制视为专制，不认为中共政权是人类的威胁，这并不只是瑞典文学院的盲点。曾任美国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的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介绍他的新书《二○四九百年马拉松：中国称霸全球的祕密战略》时谈到：美国四十年来一直低估中国的野心，对中国有不切实际且一厢情愿的幻想，误认为中国迟早会“民主化”。但等到中国壮大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开始向西方民主秩序挑战时，已经来不及阻止了。
正如某媒体人所说，这种“中国式病毒”已在西方民主国家大举扩散，而且势不可挡。这种用暴力控制、用谎言宣传、用利益腐蚀的病毒，正在颠覆当今文明世界。看来，瑞典文学院这种文学殿堂圣地也未能幸免。
院士高龄化与中国异议者的抗议
二○一二年莫言获奖，笔者曾撰文谈到文学院陈旧僵化的“院士终身制”。为之悲哀的是：一些八、九十岁的老爷爷，早该在家颐养天年，却仍然担任世界文学的终审判官。
据说，莫言获奖是由瑞典文学院院士全体一致通过的。笔者为此不胜感歎：一群不懂中文的评委，对中国文学两眼一摸黑，加上一个虽懂中文但自认缺乏文学理论修养的高龄院士，还有可能不是“糊涂官判糊涂案”吗？
斯维拉娜很幸运。这不仅由于很多瑞典人瞭解俄国政治和文学，还由于文学院在近几年吸收了一些“新血”。例如，五十六岁的托马斯·里亚德，五十三岁的萨拉？丹尼斯。可见该机构已经意识到院士高龄化的弊病。
在莫言获奖后，大批中国自由作家与民主人士发出的批评与抗议之声，震动了瑞典文学院。就在莫言到斯德哥尔摩发表获奖演说的那晚，笔者在文学院门前，向听众散发题为《瑞典文学院背叛诺贝尔》的批评文章。
更惊世骇俗的是，为抗议支持中共言论审查制度的莫言获奖，中国流亡作家廖亦武、诗人贝岭和画家孟煌，于十二月十日，在举行颁奖仪式的斯德哥尔摩蓝色音乐厅前“裸奔”。其中旅居德国的画家孟煌连续裸奔了三年，据说还会继续下去。
从此每年颁奖日，瑞典人都在电视上看到赤身裸体的中国人在雪地上奔跑，这对瑞典文学院来说是一件相当丢脸的事情。一些良知未泯的文学院院士，在灵魂深处多少有一点触动。这样，瑞典笔会一再提名的白俄罗斯异议作家斯维拉娜，就成为瑞典文学院获奖名单中的一道绚丽的风景。
文章来源：《动向》杂志2015年1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