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闷的“两会”有新声
今年的“两会”紧张、沉闷，正是近期中国政局的外在表现。但万马齐喑之际，却发生了一连串颇不寻常的政治事件：诸如政协委员蒋洪接受财新网采访大胆主张公民表达自由，财新网文章遭遇三连删事件，前新华社记者周方实名控告中共网络管理部门违宪违法侵犯公民言论自由事件，新疆官方网站无界新闻网刊登“忠诚的共产党员”要求习近平辞职“公开信”事件，新华社发稿误称习近平为“中国最后领导人”编辑遭停职处分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虽为偶然、突发性质，并无相互联系，但恰好在习近平视察三大央媒，宣布“媒体姓党”，亲自吹响最新一波个人崇拜升温、舆论管控收紧的集结号之后，赶在中外媒体云集、舆情高度紧绷的“两会”期间紮堆发生，则意味深长，引人遐想，或将对未来政局产生微妙影响。这说明，政治高压加剧之时，必有强力反弹事件滋生。而于此之前，最令人瞩目、发人深省的事件，则是来得快、去得也快的所谓“十日文革”事件。某种意义上，上述诸事件的发生、发展，正是“十日文革”的挫败所铺垫，所孕育，所派生。
“十日文革”由谁引发
所谓“十日文革”，是人们对官方媒体围攻批判任志强事件的戏称。满打满算，批任运动总共持续了十余天时间，来得轰轰烈烈，走得神神秘秘。此事件由习近平关于“媒体姓党”的“二一九讲话”直接引发。个性直率、口无遮拦的任志强先生因两条调侃、质疑习讲话的微博而捅了马蜂窝，闯下了大祸。任大炮一声炮响，“姓党”之徒万炮还击，一场上纲上线、来势汹汹的大批判运动立时爆发。一夜之间，出身革命高干家庭的任志强便由血统纯正的“优秀共产党员”沦为十恶不赦的“反党分子”、“公知推墙党”、“资本翻天派”、“西方敌对势力代言人”、“八千多万共产党员的耻辱”。
任志强虽非无名之辈，但相对于一场政治运动而言，则仍有小题大做、牛刀杀鸡之嫌。也许大批判另有更大的目标，若运动持续下去，势必发展到揭同党、打同类、追后台阶段，这是中共政治运动的一般规律。事实上，对任志强的大批判已经牵连了孙海英、荣剑等多名微博大V无辜受罚，并被别有用心者故意转向对王岐山的半公开化舆论攻击。
这场大批判运动虽然时间很短，目标很小，但它综合运用了多种文革元素：正宗的大字报文风，十足的语言暴力，标准的“批倒批臭”阵势，激烈的阶级斗争氛围，浓厚的个人崇拜意味，……凡此种种，无不令人产生时光倒流五十年的错觉。
任志强忘了去年刚刚颁布的“不许妄议中央”的“政治规矩”，也忘了习总书记的“系列讲话”早在一年多前就已经获得党内法规同等地位，只可“学习、实践”，不可批评指正，实际上也就是当代版的“最高指示”。任志强是个没有“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的不识时务的人，当个人崇拜逆流蓄势待发，蠢蠢欲动，当别人忙于写马屁文章、编阿谀歌曲、献“绝对忠诚”之时，当崇拜者官运亨通、被崇拜者怡然自得之时，他不合时宜批评“重要讲话”，挑战最高权威，岂不正好给那些政坛上的无耻小人与无良恶人提供了一个斗争的靶子？奉送了一次当众表演“绝对忠诚”、“誓死捍卫”的良机？
官媒藉批任志强紧跟表忠
官媒大批任志强，当然，首先就是批给习近平看的。在批任者而言，调门越高、帽子越大，骂得越凶、整得越狠，越表明对最高领袖跟得紧、看得齐、忠得铁、爱得深。五十年前的毛版文革就是这样一场竞相走向疯癫与暴乱的政治效忠比赛，今天的盗版文革，也脱不开这一模式。习近平最欣赏的小说家二月河在其帝王系列小说中着力渲染的“主忧臣辱，主辱臣死”的奴才意识、报效意识：谁敢对皇上不恭不敬，奴才必与他死磕死拼，这正是人们在此番批任运动中见到的丑恶情景。
没有人相信批判任志强是官媒不约而同的集体自发行动，正如没有人相信香港铜锣湾书商“被失踪”是集体自发投案一样。那么，是哪个人、哪个机构，基于何种动机和理由而组织、发动了这场令世人侧目、令国人惊悚的“十日文革”运动──是护主心切、容不得别人对“习大大”有一句批评、一语不恭的中共网信办（事实是，绝大多数批任檄文均由官办网络媒体首先推出）？还是居心叵测、欲以“高级黑”手法败坏最高领导人形象的敌对派系常委？抑或就是心胸狭窄、睚眥必报、“眼里揉不得沙子”（此为与习近平有姐弟之谊的耿飚长女耿莹评习语）的习近平本人？目前仍然是谜。
另一个更大的谜题是，“严肃处理”的组织程序尚待启动，任志强尚未低头服输、到央视聚光灯下痛哭流涕认错忏悔，以儆效尤的政治效果也还尚未达成，是谁、是什么原因导致当局紧急刹车，鸣金收兵，忽然叫停了这场来势汹汹的大批判运动？
人们认为，叫停者想必就是习近平本人。因为从情理上讲，任志强既然是公开质疑习“重要讲话”而触犯龙颜、惹祸上身才遭受官媒大批判，由别人来叫停，对最高领导人或有冒犯之嫌，是一件很犯忌讳的事情，谁来做都不合适；而如果这场大批判本来就是由习本人或其铁杆亲信亲自授意、亲自部署，由别人来叫停就不仅不合适，而且也不可能──除非习近平像当年的华国锋一样遭遇伏击，已经失势。同理，在习的权威和地位仍然稳固的情况下，直接叫停对习的个人崇拜，比如明文禁止播发歌颂习近平的阿谀文章和马屁歌曲，也都应该并只能由习近平本人来完成。
“习核心”未能在两会取得认可
问题在于，如果确实是习本人叫停了这场“十日文革”运动，那么，是基于对大批判始料未及的文革化倾向感到害怕──就像其父习仲勋那样──而幡然醒悟，主动制止？是因为大批判未建其功、反受其害，客观上促成了官僚、公知和商界精英“反习大联盟”的形成，而不得不有所妥协，有所退让？还是因为苦心孤诣的个人崇拜新举措只获得了一部分省级大员的响应，而在中共高层无人抬轿，遭到冷遇（事实上，“习核心”的新提法只获得了三分之二省份在省级“两会”时的表态支持，而没有任何一位政治局常委公开表态支持），后续动作难以为继，为避免尴尬而不得不主动叫停？抑或是识破了身边“奸臣”利用大批判运动对习近平搞“高级黑”，对王岐山放冷箭，以实现抹黑领袖形象、制造高层分裂、离间习王关系、扰乱“打虎”运动的“阴谋”？──这里的关键在于，“十日文革”究竟是不想搞了，还是实在搞不下去了，个中三昧，于十九大布局，于中国政治走向，不可谓不紧要。但无论如何，“十日文革”被叫停，这总是一件好事，是大不幸中之万幸。
四年前的“两会”刚刚结束，同为“红二代”翘楚但比习近平更具个人魅力、更擅长操纵群众、也更善于神化自己的薄熙来以戏剧化的方式身败名裂。当时，人们长舒了一口气，以为“新文革”的阴云已从中国的政治天空被彻底驱除。但是，这三年来，人们听到了许多薄熙来当初想说而不便说或不敢说的话，比如“两个（三十年）不能否定”，“毛泽东思想须臾不能丢，丢了就会丧失根本”，“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对西方价值观要寸步不让”，“刀把子要牢牢掌握在党和人民手中”，“媒体姓党”等等，人们看到了许多薄熙来当初想做但来不及做或没有条件做的事情，比如清网络，整大V，扶持“自干五”，驱逐“砸锅党”，整顿地下教会，恐吓媒体和高校，清洗涉外NGO，越境绑架香港书商，召开新文艺座谈会、新古田会议等等，在回归毛泽东的道路上，俨然比薄熙来更极端、更激进，即以去年大张旗鼓抓捕维权律师为例，便令薄熙来、王立军陷害李庄律师一案相形见绌，不值一提。如果说习近平被人“高级黑”、“极左化”、“文革化”，那也很难说是别人的“阴谋”，在更大的程度上，倒是他自愿的、自找的。
警惕另一位薄熙来式领袖
薄熙来事发之后，曾经有两种舆论：一种认为，时代已变，政局已变，人心已变，不必担忧文革再现，毕竟如薄熙来般精明强干的政治能人中共并不多见，薄熙来办不到的事情，其他人亦休想得逞；另一种认为，一场整死几百万、株连几千万、让偌大国家陷入史无前例巨大灾难的所谓革命，虽已被邓小平、胡耀邦、陈云、叶剑英们定性为“十年浩劫”，却仍然被薄熙来之流公开招魂，且于光天化日之下局部复辟，说明某种形式的新版文革、变相文革仍有重返中国的可能。如今，“十日文革”倏兴忽灭，再次勾起了人们的回忆与反思，也再次激活了薄熙来事件之后的两种舆论。看来，毛泽东阴魂不散，中共进步有限，国人、世人对习当局仍需保持警惕，严阵以待。
二○一六年三月二十五日
文章来源：《争鸣》201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