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一戈:不同政见者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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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谈政治改革

访问:陈一戈 整理:王若望

《九十年代》编者

前言

在去年初反自由化中被开除出党的三位知识分子中,方励之、刘宾雁先后获准出国,并在今年八、九月间来香港分别卷起旋风,唯独王若望颇有予人“斯人独憔悴”之感。今年三月,设于美国加州的中国民主敖育基金会颁给王若望杰出民主人士奖,但因中共不予放行,使他未能赴美领奖。他默默地居住在上海。外界既无他的近况消息,又不见他的文章发表。直至十一月初的文代会,才见他到北京参加会议,公开露面。

就在王若望去北京参加文代会之前的十月中旬,本刊作者陈一戈去上海访问了他,并就中国当前的局势作了长谈。王若望年多以来,蕴籍于心中的想法很多,他对中国政治前途仍然极为关切,而物价问题所引发出来的政治体制问题更使他联系自己思考已久的意见,作广阔的发挥。长谈后,王若望自己把当天的谈话整理了出来,交给陈一戈带来香港发表。

作为一个被开除出党、并且在中共当权者眼中的“不同政见者”,王若望对一党专政的批评是极为尖锐的。他的彻底的政治改革的意见,相信短期内也不会被中共接受。然而他的想法,却很能反映上了年纪而仍有救国救民思想的干部舆知识分子的心声。

访问在十月中旬进行,地点在王若望家中。

[一党专政“必亡

口问:在中共公布你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中,有一条提到你在一次演讲中,曾讲过政治改革应实行多党政治,你对这个问题,能不能说得详尽些?

■答:这是个大题目,而且是极敏感的题目,在我们这儿,对所谓敏感的问题,往往是使党的领导人不安和发怒的问题,谁谈了不同的看法准倒霉。另外一点:越是不让接触的问题,倒是越重要、越带有紧迫性。你提出的问题,正好就是不让触及的问题。

我们所说的“政治民主化”,除了直选、普选、三权分立、议会政治等等内容,还有一条就是准许各个政治组织——政党和民众团体进行平等的自由参政和竞选,简称政党政治。各国宪法上写着,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这儿的“结社”,就包括政党在内。这是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项重大胜利果实。它经历了一两百年的实践和浮沉起伏的过程,各国都积累了正面和反面的较量和成败,有许多著作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我读了这一类著作,得出了如下两句话:

无产阶级政党以反对专制和一党专政兴,最后以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亡。

口问:这个结论是怎么求得的呢?是不是有点危言耸听呢?

■答:时至今日,不用虎狼药恐怕不行了。如果真能起了危言耸听的功能有何不可?问题在于:“危言”必须立足于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分析上。

毛泽东时时耽忧一部电影、一部小说会亡党亡国,他两只眼一直盯着文学艺术和文教宣传部门。他虽然也说过共产党有朝一日也会灭亡,但他不知道,恰恰是因为他的一意孤行,君临天下,用暴力消除一切不同意和反对派(幻觉中的阶级敌人),将偌大一个党名存实亡了八年,并使国家面临开除球籍的威胁。

回头本世纪的世界史就昭然若揭了:资本主义国家实行多党政治,也允许共产党合法存在,第一国际、第二国际的首脑机关都设在西欧国家。无产阶级政党在西欧国家夺取政权的斗争都末成功。凡实行一党专政或把共产党打入地下的国家,前有俄国,后有中国,这两国共产党发动的夺取政权的革命倒是成功了。这两国共产党的取胜当然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但这两国在经济发展上还是处在前资本主义阶段,缺乏民主政治的传统是他们共同之处,正是在这里,推行一长制的个人专权有其有利的条件。(在汤因比和费正清教授的著作中,都讲到了这一点。)

从上述的鲜明对比中,可以看出:资本主义政权的民主化,不愧是一个聪明的高明的政治领导体制。它有调节不同阶级矛盾的功能,它赋子各个政党自由竞争、自由活动的平等权利。这一优势在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偏偏是没有的,并把它看作是反动的东西,深闭固拒的。

二十世纪的历史总结里,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占了七十年光景。非常奇怪的是,社会主义阵营在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斯达林和希魔结盟,东方则与日本军阀握手言欢,先后签订了与虎谋皮的互不侵犯条约。斯达林是不是看中了“国社党”标榜社会主义的旗帜,把它当做自己人?目前缺乏材料证明这一点,但在两国的政治结构方面,皆排斥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皆实行个人称霸的独裁政治。中国的毛泽东也步其后尘,在统治格局上与希特勒、斯达林的相近。这样就发生了复杂的可悲的历史现象:在苏联,人们在清算斯达林的惨无人道的凶残行径,把他与希特勒划到一类去了;在中国,则把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称作“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

破坏捕鼠器,放出野心家

口问:为什么社会主义取得胜利后,就一定要走个人专政的道路呢?

■答:无产阶级革命胜利的最初几年里,苏联和中国都是现出朝气勃勃、欣欣向荣的上升现象。当工农政权刚刚站稳脚,就把革命的矛头针对国内党内的功臣老帅,以及知识分子、农民中的富裕阶层了。这是历史上农民造反取得成功后无可避免的轨迹。共产党领导层在执政后也循着祖先走过的老路奔驰。

除此以外,更重要的一点,还在于马列主义理论里有这么一条:抛开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了一百多年已证明行之有效的民主政治体制和法治原则,提出什么彻底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另起炉灶建一个全新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模式。有谁主张保留和吸取西方国家民主政治中好的东西,便给扣上叛徒、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阶级调和等等可怕的帽子。

马克思最早用了无产阶级执政的语汇,是在谈到巴黎公社时说的。俄国的和后来的中国革命,其性质并不是无产阶级的,无产阶级在这两个国家并未获得主人公的任何权利,连工会也是官办的。为着人为地把俄国的、中国的革命归入无产阶级执政的范畴,就在概念上用共产党一党专政去套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框框——因为共产党党章上头一条就说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嘛。这就可以自圆其说了,说共产党的领导就体现了无产阶级的执政。再加上翻译家把“无产阶级执政”译成“无产阶级专政”,这就更有理由将共产党的一党专政偷换成共产党的领袖的个人专政了。借用毛泽东的政治术语,这叫做先破后立,不破不立,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破的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立的是个人集权的绝对权力体制,革命胜利的共产党人是现实中的人,他们被告知建造新的社会主义大厦,不得使用资本主义世界的任何建筑材料,那就只能从沙皇的死囚牢和西伯利亚的冰雪中挖掘绞刑架和十字架,中国人只能从北大荒和青海的沙漠中去发掘滚钉板和老虎櫈了。上述的先破后立说,刚巧造成了历史的错位与脱节,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与法治原则尽管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它在制服个人专断、防止作出祸国殃民的决策,制止残民害民侵犯人权方面,具有一物治一物的针对性的强有力的功能。就好比先破坏了专门惩治昏君昏官的电动捕鼠机,便给鼠窃狗盗的野心家和贪官污吏开放了胆大妄为的无法无天的乐园,这种错位和脱节酿成历史的大悲剧。

搞平均主义,需铁腕政治

口问:能不能说,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是造成共产党一党专政走下坡路的根源?

■答:是原因之一,但不是全部的原因。主要是经济政策上实行的工商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推行这种脱离现实的平均主义理想化措施,需要有一个高度集中的铁腕政治(或称强权政治),这就形成了双管齐下、以强迫命令和严刑峻法残害良民为唯一行政手段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名义上叫做无产阶级专政的本质内容。经济上的破坏引起贫困化和社会的倒退衰落,又由于一党专政,加上领袖任期的终身制,只能听任独裁者蛮干到底,阵痛变成了长痛,必须等其寿终正寝才露出一线生机。对人权的践踏和人民的贫困化,必然激起不满和抗议,又驱使独裁者神经紧张,在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下企图清除一切表达民意和不满情绪的文化艺术和新闻出版物,甚至查究到街谈巷议日记信札上。在斯达林那里就惊呼“阶级斗争更趋激烈尖锐了”,于是兴起了草木皆兵、处处有人民公敌的惨无人道的肃反运动。在毛泽东身上则以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制造骇人听闻的文字狱和寃错假案,不断发起打倒知识分子和党内老干部的政治运动。这样,加深了人民与执政党的对立。

口问: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的首脑,只有等他去世以后,才露出一线生机,像斯达林、毛泽东去世后,是不是就是起死回生的转折点呢?

■答:我说的是一线生机,斯达林死后没多久,赫鲁晓夫便利用这个时机上了台,抱着改革的雄心壮志指望有个大转折,但是他执政没多久又被斯达林的余党打下去。这一挫折说明了,如果不从政治体制上进行大手术,仍旧保留一党专政的中央集权,甚至还让克格勃的系统照常运作,只是枪毙了贝利亚和总检察长,结果推翻赫鲁晓夫的就是克格勃特务系统。可见个人的抱负和开明的局部解冻政策,至多是昙花一现,并不能阻止腐朽的反动的政治势力卷土重来。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也是等待前任首脑逝世以后所赐的机遇。他从赫鲁晓夫的失败的教训里,悟到必须从改组高层领导班子,大大发扬民主着手。至于中国,只有毛死后才有利于改革派人物的执政,如果不从根本上改变一党独霸政权以及无产阶级专政的系统,碰巧出了个明君与清官也难以改善总的局势。事实上,毛泽东的极左死魂灵还在到处游荡,近两年已出现了反方向的转折。因此说,执政党首脑一死,开始露出了一线生机的机会是存在的,但如何抓住这个良机,真正挽救党于危亡之中,仅从中国目前的情势而论,还不能这么说。

高棉、缅甸:亡党的先例

口问:你所说的坚持一党专政就会亡党,是一种危机感的警报,或者是一种预测呢?

■答:我不否认是发出危险的告急信号,但这是从考察中国的现状得出来的看法,共产党灭亡决不是危言耸听,已经发生在我们的邻国,不能算是一种预测了。

你该记得:柬埔寨共产党在一九八二年改了名字,改称“柬埔寨国民军”(简称“民柬”)。他们的电台宣告:今后再也不搞社会主义了。“四项原则”在柬埔寨已亡掉了一大半,你说,柬埔寨共产党是不是亡了?至于柬埔寨共产党怎么亡掉的,大家都知道,不去说它。我要补充说明一点,波尔布特干出的一系列蠢事,如宣布取消货币,把金边的所有知识分子强迫赶到山区去“自食其力”等等,都是紧跟毛泽东路线的结果,毛泽东路线已经“左”得可怕了,而波尔布特则把他的极左发展到肉体毁灭的极端。

我还可举缅甸的社会主义纲领党为例,这个连续执政达二十六年的纲领党,经过二十余天全民的声讨与诅咒,已经处于死亡前的昏迷状态。

口问:奈温建立的党,并不称呼共产党吧,它的灭亡也不该记在共产党阵营的名下。报刊通行的说法,奈温组建的这个党,是军人执政的一党专政。

■答:你的异议是因分类法不同。我的分类法是这样的:从其一党专政,实行一切归公的社会主义,人民处在无权的任“党”宰割的状态,在统治结构上实行一切权力归奈温,以上种种是跟所有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相同的特征。至于不属于共产党的阵营,这一点并不重要,就像它不称共产党而叫“社会主义纲领党”一样,该党产生于六十年代,乃后生小子,还没来得及加入社会主义大家庭,所谓社会主义阵营早就四分五裂了。你以为缅甸不在阵营之列,它可是中国阵营中的非正式成员呢。毛泽东时代给予奈温无私的援助,这是举世皆知的。奈温推行的政策基本照搬毛泽东模式,比如说,他在没收私营企业方面甚至比中国还走得远。中国实行国有化,还给私方人员发定息,缅甸的老板则一元不给。

至于奈温是军人执政,靠发动政变上台,正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实践者。

上个月缅甸人民为社会主义纲领党敲响了丧钟,等于告诉人们:排除异党,实行军人独裁的一党专政,只会把国家与民族导向死路一条,使民穷财尽,民怨沸腾,最后在一片诅咒声中,独裁者埋葬了自己。第二:又给实行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此路不通增加了一个生动的例证。

中共曾“死亡”了八年

口问:经你这么一说,我还联想起奈温的统治跟斯达林、毛泽东的统治方式也有相同之处,简直可以说是殊途同归了。

■答:亚洲还有一个共产党灭亡的例子。

口问:我想不起还有第三个国家。

■答:就是我们中国。也许你在香港,不知大陆的情况。我告诉你吧,中国共产党于一九六七年至一九七五年间,这个党确实死亡了。共有八年光景,党组织解散,所有党支部停止活动,所有区委县委以上的党部负责人,直至中央委员都当作敌人和可疑分子。你说这个党是不是死亡了?外界也许不知情,只是由于宣布解散共产党的竟是该党的领袖,这个行动确实是史无前例,匪夷所思。国外想象力最丰富的未来学家都不会相信世上竟有这种怪诞的奇事!

这正应了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开头所说的:“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我们则公开声明,恰是为着促使这些东西的消灭而创设条件,而努力奋斗。”

只要回顾一下毛在建国以后给中国现代史留下的创伤,就会同意,他所干的一系列的倒行逆施的行为和决策,确是在为埋葬中国共产党准备了条件。

口问:你所说的“亡党”在亚洲的两个小国已成事实。但在苏联和中国就不至于发生,是不是这样?

■答:作为一个追随共产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来说,看到党从死胡同觉醒过来,露出一线生机,心里充满着绝处逢生的喜悦。我对这几年所进行的经济改革,曾为它作了鸣锣开道的工作。但在这十年的切身经历中,看到了新的中央领导保护和纵容了极左的保守势力的猖獗,以打击知识分子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坚持了“阶级斗争不断革命论”的连续性,实际上实行的是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路线。另一个顽症就是不去触动毛时代的只适应一党专政;一言堂的政治体制,这就有利于经济改革的成果被一群贪官污吏、官倒爷和损公肥私的干部侵吞中饱,形成极不合理的分配上的不公正。这两个根本性的错误,才使知识分子和城乡居民激起了对党和政府的普遍的怨恨,大失人心已经表面化:而物价飞涨又在原来的基础上增添了新的火药。

改革面临空前危机

普遍的群众的埋怨忿怒,党中央已感觉到了,空前的危机也认识到了。“问题越来越清楚,这些问题如不解决,不但改革的深入不可能,甚至十年改革的成果也不能保持。”(赵紫阳语)[这些问题]归结为通货膨胀、物价高涨、腐败现象泛滥,党纪政纪松弛,令不行,禁不止等等。中央采取的措施便是从严治党,从严治吏,加强监督,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总的方针便是:“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但偏偏不愿接触前面提到的政治体制的要害问题。

赵紫阳总书记和李鹏总理在几次传达三中全会精神的听取政协委员的意见的座谈会上说:“我党欢迎你们畅所欲言,陈述己见。”我愿在这儿陈述两条意见:

㈠单独搞物价改革,已认识到是“孤军深入”;仅仅从治理经济环境着手,不去改善原有的一党专政的政治制度和组织系统,在经济圈里解决经济问题,岂不也是一条腿走路的“孤军深入”?其后果甚至比物价改革的孤军深入更糟,试想:依靠腐败的推不动的组织(令不行,禁不止)去惩治腐败现象,管用吗?经济环境的概念,是全方位的三维空间,它是多元化的综合的,而且大多与政治体制和管理的民主化有关,如解决体力、脑力劳动报酬的倒挂,科技成果的推广,劳动者的心情舒畅,享有一个公民的权利和自由,物价平稳,财富分配较公正,心里没气没烦恼,官吏和干部是公仆,不是官气十足和霸气横秋的等等。

㈡腐败现象为什么泛滥?整党整了五年都未见成效,依靠毛时代的派工作组、调查组、督察员、物价检查员等下去,就能克服腐败现象吗?作为临时性任务,发现哪里出了贪污分子,就大张旗鼓抓出一二大案要案严办重判,不去根治滋生贪污贿赂、浪费渎职的基地,就难免产生以下三种不景气的情况:一是雷声大,雨点小,风头上暂时收敛,等大雨初歇又故态复萌;二是整下不整上,抓几个活靶子做典型,或砍掉一些手续不完备的公司,为非作歹的有权有势的大户却溜之大吉,逍遥自在;三是检查员和调查组中也有人卷入盘根错节的关系网、人情结中,在调查报告里以白作黑,是非颠倒,又制造一批新时期的寃假错案。制造错案的钦差大臣是以中央名义下来的,即使寃枉了好人,谁也不能提出非议,这种情况历来如此,谁能保证这次派下来的人员个个都是明镜高悬的清官呢?

忠言逆耳,一个被黜的党外人士的这些肺腑之言,估计上头是听不进去的。只要不指责我又在这儿煽动学生闹事,就感激不尽了。

公开说假话,造成人心涣散

口问:你讲了“根治滋生贪污腐败现象的基地”,这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途径。你能不能把贪污腐败现象说得具体点?

■答:对这个问题可说是一言难尽,可以写若干本书。但因中共的一贯爱听歌颂,反对暴露和批评黑暗,记者和作家如实地写了腐败黑暗的事件,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击和删削。例如:刘宾雁就因为写了若干篇揭露腐败、违法、残害良民的事件,导致开除党籍,这就在国内外给人一种鲜明的印象:中共领导层似乎是保护腐败和贪污分子的,不喜欢知情人揭露丑恶。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反而没有好下场。这样就助长了坏人的气焰,使人民对党的威信大跌。正气不伸,邪气当道即指此。这不仅是党的失策,而且是党的高层领导在奖掖腐化分子。一九八五年以前,所有报刊禁用“腐败”的形容词(只可用于资产阶级和台湾、香港头上),就想见其讳疾忌医到何等地步了。

人民是从瞻前顾后来评判你现在的行动的,在腐败刚萌动时期,有人发出警报,你置若罔闻,还要给发警报的人飨以老拳;直至腐败的脓疮长到额角上,已深入肌骨,这时才忽然大声惊呼:腐败现象诚党国之大害也。这种号召还有多少份量呢?

人民中的牢骚很多,仅仅集中解决物价问题,只是解决了一个紧迫的问题,何况两年内是否能做到,还难以逆料。我再讲一条牢骚,属于极重要的牢骚。

口问:你讲的都是高级牢骚。

■答:人民极不满意的一点,就是党的领导说话不算数,就是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就以今年的国庆社论来说,它的中心思想已认识到脱离群众的严重性,它的题目就叫做《我们的力量在于群众》,这是见诸报端的“言”。恰恰在十月一日同一天,公安局却进驻大专院校,设立派出所或公安处的常设机构。这一行动表明了,当局竟把学校师生看作专政对象了,连学校里的师生都不是可依靠信赖的力量。这就是发生在眼前的言行背离的明显的事实,一打革命的纲领就被自己的一个行动冲垮了。

新华社在国庆前数日宣布了这一警察行动,那理由这样说:为了加强治安,保护同学的安全,保证有个安定团结的学习环境。这明明是打官腔,说假话,说穿了是为了预防和弹压一触即发的学生运动,这才是路人皆知的真实动机。如果说“社论”的“言”已与公安局进驻学校的“行”称作言行相反,那么对照新华社的“理由”则叫做言行不符。这二者只会使人民对党的领导威信下降。我国的人心涣散,还因为民众已听够了许多次的公开说假话。大家总还记得,去年一月发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公告,宣布总书记胡耀邦的下台是“自己请求辞职的”,世界公众也不会相信是真话。

现在最使党中央国务院头痛的,是“令不行,禁不止”,这是党政组织开始呈现瘫痪症状了。考察这个症状的病源,就因党的领导言而无信、政策多变在先,下边“不知其可”,于是报之以“令不行,禁不止”,这是自然之理,能怪谁呢?依我之见,令不行,禁不止,并不一定是坏事,在相当多的场合,它是下边对错误指令的抵制。

“安定团结”,搞得万马齐喑

还有一条高级牢骚,是针对流行的政治术语:“安定团结”的。对于报纸常用的十安定团结“的口号,我们不能从字面上解释它,应该看出滥用这个口号的实质,是代表着保护旧秩序、旧政治结构的一个武器、一种借口。安定团结,是与”国泰民安“同义的吉祥语,安定团结可以包容完全对立的政治内容,连一切反动的统治者和帝王将相,也都乐意接受这个吉祥语的祝福。比如说:万马齐喑,人民躭惊受怕,不知何时何事忽有横祸飞来,酷吏贪官有团结,下边的公民无安定,这是一种”安定团结“。还有一种:连我们的校园里也不再是一片安乐土,必须由军警保镖,日夜监护,就像羊群在羊圈里那样的安定团结。斯达林整整统治了苏联三十年,斯达林时代一直维持着歌功颂德,红旗如林,莺歌燕舞,无比伟大,正确光荣的形象,被屈打成招的老干部在临刑前还须写下称颂领袖皇恩浩荡的遗言。这不也是一种安定团结的局面吗?在我国近十年中,往往推出反民主、反人道、反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措施,在开始时总忘不了高呼”为了安定团结“,把安定团结的重要性放在一切任务的首位。去年一、二月间,邓力群的一篇大作,题目就叫做”没有安定团结就没有一切“。于是,一篇报告文学。某人讲话讲出了人民的心声,报纸上的一个标题,学生们提出民主的基本要求等等,都以”破坏安定团结“、”搞乱安定团结“的惊堂木打下去,并创造了”不安定因素“、”不安定分子“的帽子,扣在忧国忧民的敢言直谏之士头上。”安定团结,多少坏事借汝之名以行!“吉祥语开始变成灾难临头的报凶语了。

不走阳开道,偏走独木桥

口问:上述的种种牢骚,是不是表明中共领导层还没有真正找到解决危机的道路?

■答:现在存在着两种情况:一个是急切找不着解决办法;一个是有办法不肯走,不肯做。前者比较好办,后者就困难重重,首先碰着的暗礁,正是促成了危机的制造者本人。这就好比阳开大道他不走,偏要走他的独木桥,这真叫人干着急,很有点“皇帝不急,急煞太监”的情绪。

口问:你所说的“阳关大道”,是指什么呢?你再说说,为什么“皇帝不急”,而且不肯走出他的死胡同呢?

■答:这就叫做“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认识论原理。“当局”是执政党有权的官员,坐在这把金交椅上,可以说要啥有啥,这就决定了他们的立场、观点和视野,表现为“迷途而不知返”,不肯交权放权,也就是不肯还政于民。

在改革的初级阶段,喊出了打破铁饭碗的呼声,经过七八年,许多地方的铁饭碗并未打破;关键就在于没有打翻官本位的“金交椅”,但当改革进一步深入,必须改革掉金饭碗的较高阶段,障碍就大了,也改不下去了。为了保卫金饭碗,“当局”就宁愿走他的独木桥,太监们着急,由他去急得上吊,皇帝兀自巍然不动,就觉着这是安定团结的理想境界了。

这里就点明了为什么“当局”回避变革陈腐不堪的政治体制和领导格局的心态。也指明了开会研讨呀,广泛征求民主人士和专家的意见呀,想出来的对策不是文不对题,就是隔靴搔痒的舍本逐末之举。

口问:你所说的“阳关大道”是怎样的构思?

■答:阳关大道明摆着,问题是许多旧观念加上对金交椅特权的爱不释手,他宁愿在作出决策上穿小鞋走老路。

学者、专家、咨询智囊尽管将“阳关大道”设计得头头是道,若是不改掉旧的封建帝王或毛泽东式的政治模式,即使有贾谊的《治安策》、辛稼轩的《美芹十议》、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都会束之高阁,批上个“已阅”就算幸运了,徒然给后人留下几篇叹为观止的“古文观止”而已。何况本人既非策士,又非学者,户口入了另册,这儿的真理是按等级名号为标准的。我又何必自讨没趣呢!

不同政见:社会主义的产物

口问:你认为中国政治上的当务之急是什么?

■答:当务之急,就是要批判毛的政策和思想,批判穿小鞋走老路的以党营私的立场、观点。不扫除掉这些障碍,阳关大道也就走不通。

再来分析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这现象也可说是社会主义的特色之一,就是持不同政见者的存在。既然对持不同政见者如此歧视、敌视,也就反映了党的每项决策和措施不可能是科学的、民主的,更不能说党的决策是经过缜密考虑的。比如苏联的沙哈罗夫只是提了个不同的看法,反对出兵阿富汗,正因为是一党专政的政治格局,勃列日湼夫决定一意孤行,盛怒之下就公开惩罚沙哈罗夫院士。历史证明勃列日湼夫的一言堂作出的决定是祸国殃民的。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形,毛时代只以五类分子、右派等政治帽子把持不同政见者打入地狱(其实很多人并没什么不同政见)。在邓小平执政时期,则又发明出资产阶级自由化来代替右派的称呼。地缘的对比何等凑巧,正当莫斯科宣布给沙哈罗夫恢复名誉,欢迎其重返科学院,同时又释放流放在西伯利亚五百余名持不同政见者时,北京恰恰在这时广播新产生了三名持不同政见者。

如果说以上的决策错误是去年的事,经过近两年的变化,各方面的危机更恶化了,这时我党的首脑是否有幡然悔悟之心呢?从刚才我举了今年下半年的一两个众所周知的言行不一、言而无信的事例即可窥见一斑,现在再介绍一篇内部讲话的两小节,它提供了高层领导的思想活动的生动的材料:

“学生闹事,对发展起了不好的影响。总结国际上的经验,可能有这么一条规律性的东西,凡是发展较快的国家,都是政治上比较稳定、集中与民主发展较好的国家。只有在社会稳定的环境下,才能发展经济。战后,一些发展成功的国家,都是与社会稳定分不开的。例如西德、日本,从战前的军事经济转为战后的市场经济,就是在盟国军队占领下高度集中统治之下实现的。再如亚洲的四小龙,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和台湾都是在政治上高度集中统一,保障了社会安定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起飞的。土耳其的艾弗赛搞军事统治,实现了经济起飞。巴西也是如此,它是在六十年代军人政变统治下发展起来的。智利在皮诺切特的统治下实现了经济起飞。皮诺切特下台后,现在又提出要建立一个没有皮诺切特的皮诺切特政府。所以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言论,既不利于经济起飞,也不利于建立民主政治。一定要维持政治上的统一和社会的稳定。”还有一段如见肺腑的话:“知识分子待遇问题和物价问题,这是个永恒的问题。过去对新闻界管得过严,一旦放开,表现很敏感,知识分子和舆论界对这些问题看得过于严重了,会使人感到社会一团漆黑、灰心丧气。”又说:“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说苏联的新闻比中国自由,这也不见得。”

这段话是中共最高领导的代言人内部传达的。政策观点,讲的话是实在的,毫不掩饰,更增加了它的权威性,从这里看到了他们从横向联系中拿来的都是时代的渣滓和反动的政治经验,无非是为了抵制政治民主化,给坚持个人独裁和高度集中的军管或军人统治找来了一篓筐的左证,这种奇谈怪论还美其名曰二条规律性的东西“。我在前边批驳了关于安定团结的提法,也讲了他们不肯走出死胡同,偏要走他的独木桥的顽固保守思想。这篇坦率的自供又一次证实了我们的批判决不是无的放矢。

自甘和皮诺切特相比?

口问:我在香港报刊上读过你发表的《驳胡乔木、熊复的横比有害论》,看来,这位代言人罗列的横向对比还是没能跳出胡乔木设计的那个框框。

■答:你说的完全对!这就叫做“没有胡乔木、邓力群的胡、邓文化系统”。君不见,智利不是还有“没有皮诺切特的皮诺切特政府”吗?我们也有“没有毛泽东的毛泽东专政”咧。

皮诺切特在统治智利十六年,他赤裸裸地用暴力消灭合法的民选总统阿连德,一上台即解散议会,实行戒严法,军人跋扈,随便可以杀人,大批被捕的良民和反对派放逐到荒岛和边远的集中营,连足球场和废矿井也改建成临时监狱,起初三年中被逮捕的人数就有十三万人,驱逐出国的近一万人。怎么把这样凶残无道的国家列入安定团结的光荣榜里呢?若不是出于无知,便是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感情,丧失了起码的良知和正义感。

口问:既然军人统治是暴虐的,人民无丝毫自由民主权利可言,为什么这个国家的经济尚能有繁荣上升的气象呢?

■答:发展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并不与独裁者的利益发生直接冲突。例如: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年代,所有生产部门还是照常运作,甚至还大大发展了军火工业呢!再如:在我国的蒋介石独裁统治下,弄得内忧外患、内战不已,但民族工商业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君不见:在劳改农场和集中营里,被剥夺了一切权利的囚犯,不是也能生产出精美的工艺品,还能出口赚外汇吗?所以说:经济好转,即使居民置得起彩电、摩托车、电冰箱等,并不等于他们是幸福的、自由的,成为掌握了自己命运的主人。

由此我还想起最近在大陆流行的两句谚语:“端起饭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前一句是指生活有所改善,差可温饱;第二句不满意,实际就是针对社会的不公正和政治不清明、缺乏个人自由而言;比如这次智利的公民投票,投反对票者(占百分之五十四)是骂娘的公民;投赞成票的(百分之四十二)大概是满足于生活上有所改变的公民。

这位代言人设想的优选方案仍然是在中央集权,军人执政下毫无民主自由条件下的经济起飞,一般用鸟笼经济来形容它(其实又是鸟笼政治)。它的涵义就是:我每天可以喂你青虫和小米,使你放声歌功颂德,也允许你在笼里可以振翅飞翔,但你休想飞出笼子去,你也不必羡慕外界的自由的天地。你还有什么不满呢?我恩赐给你的自由空间还不够你活动吗?你要不老实,我索性把笼罩布扯下来,让你在永恒的黑暗中憔悴而亡。

在我们这里观察政治大气侯,常用“收”与“放”区别之,其实,打开鸟笼的笼罩布,就是“放”,拉下巾罩的日子,就是“收”了。

整个国家民族要跟党遭殃

口问:这是一个精彩的寓言。

■答:你的赞许我不敢当,坦率地说,这是我剽窃抄袭来的。我在前边批评的那位代言人的发言的中心思想,其要点就是为建设鸟笼经济的模式做辩护。他就希望经济改革只能在一党专政和一言堂体制下进行,给笼子里的鸟享受足够生存下去的经济补给,如此而已。因为它多少反映了当今中央决策者的思想水平,而且还要作为指导舆论的口头指令,所以我们要仔细咀嚼,认真对待。

口问:这是不是意味着中国的前景不妙,共产党有灭亡的前途呢?

■答:我以为中共正在加速其消亡的过程,说它处于将死未生的危机四伏阶段,比较恰当。在你的提问中,还可以阐明一个新观念(在我国来说是新的):一个党蜕化变质了,为什么整个国家民族要跟着一同遭殃呢?若是在多党政治的国家里,一个党烂了,脱离人民,不得人心,党员星散,组织萎缩,并不影响国家民族政治、经济的正常运转;选民不投他票不让该党参政就是了。这就是党与政分离,宗教与政府分离的进步措施。当初这么做,就为的防止全国人民生命财产只拴在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个人喜怒和意志上。民国以后,全国人民将自己的命运系在国民党一个党身上,是错了,蒋介石失败后,中国人把个人的命运拴在共产党头上怎样呢?这是人民的命运让旁人(个人)摆布的危险的制度,事实证明后果都是不妙的。

中国共产党看样子目前还不至消亡,因共产党是个庞大的集合体,它里面不乏清醒的健康的力量,年老的一辈中也不是漆黑一团的。第二,实行了近十年的经济改革,涌现了有经济实力的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新的阶层。第三,中国周围的所有邻国,都在进行经脐的、政治的上层建筑的改革和革命,计有缅甸、南韩、菲律宾、台湾、苏联。而日本、新加坡则以全盘西化《经济上的资本主义,政治架构的议会制和民选政府》显示其示范的作用,对中华大国,也形成一种强大的压力和吸引力。

不妨请大观园里的三姑娘出来说话:“可知这样大族人家,若是从外头杀来,一时杀不死的,这可是古人说的:”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必须先从家里自杀自灭起来,才能一败涂地呢!这是探春的异兆发悲音,但她讲出了历史的辩证法,即内在的质的变化是物质运动从发展至死亡的动力。那些执i衷于搞自杀自灭的号称马列主义者,还不及二百年前一个小姑娘的认识水平。我这个也是”异兆发悲音“呢。

口问:照你这么说,党是不会亡的,即使不死不活也能拖它若干年,是不是这样?

■答:如果长此以往,妄自尊大,固执己见,还在表面文章上做功夫,不思进行根本性的改革,消亡就不可避免。只有大彻大悟,真心实意把国家民族的利益置于一党之上,先从党本身的蜕化变质大动手术,这个党还有廷年益寿的指望。

连改革目标都没弄清楚

口问:你所构思的党本身的改革,应该做些什么呢?

■答:首先,要明确为什么要进行改革,连这个目标都没弄清楚,就只能实用主义地“摸着石头过河”了。

从事改革仅仅是为了人民富起来,或一部份人先富起来。或称做“到二十世纪生产达到翻两番”吗?这个目标就限制了我们的改革的幅度只限于经济领域,种下了错误的偏狭的一条腿起飞的根源。再问:我们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和马列主义的纯洁性去进行改革的吗?这个观念又是大错特错。除了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外,就不能有一党一派的派性的利益。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改革的目漂,有它积极的意义,但脱离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造和重组,发展生产力岂不成了一句空话?退一步说,如果发展生产力需要克服“四项基本原则”的框架,你愿不愿意把它扔掉呢?坚持不肯扔掉,那理由是一旦扔掉了,共产党就没有思想与信仰的规范了。如此说来,还是以一党的私利为重,国家民族的兴亡则可置于脑后,这样的党就将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你将何以自解呢?

既然提出党政分开,建立廉洁有效的政府,那么,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中央的开支,不应在财政收入中支付,应该从党费收入和政府限定的每年给予政党的定额补贴中解决。过去,党的活动经费和预算由政府包下来,不仅是不合理,而且滋生了一批不廉洁的党官,并使党机关成为人事臃肿的官僚部门。要实行这一点,还须先从建立多党政治入手,所以,共产党人享受特权啦,官本位的入党做官论啦,也将迎刃而解。它的更大的利益,还在于大大减轻人民负担,有利于消灭财政赤字。

另一条改革,就是选举党组织的领导机构必须是直接的,按民主原则,不能指定候选人,在县以下的党组织的选举,也不宜采取等额选举方式。

至于政治改革的阳关大道,我主张博采众长,“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法。

口问:“近水楼台先得月”是甚摩意思呢?

■答:那就是向周围的邻居拿来他们那里的好东西,照搬照抄也不坏,只要对发展生产力、建设政治民主有利,我们都应“拿来”。例如:苏联一家报刊,载文说可采纳瑞典的模式;北京的《半月谈》有这么一条消息:深圳特区可以照搬香港的模式。这就是一种方法论,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意思。深圳可以照搬香港模式?

口问:对这种方法论,是不是可行呢?

■答:目前尚未付诸实行,不过我赞成诸如此类的试点和建议。它们具有两个大胆革新的构思:第一,干脆抛弃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凝固模式,因为这个模式实行到哪里,那里就民生凋蔽,国家落伍,天怒人怨。我们就要有勇气把这种害人的模式扔掉;即使在一小块土地上开始这么做,总比“按计划的商品经济”式的鸟笼经济好得多。第二,根据中国大陆的国情来说,不幸排在世界序列后面的贫困大国,只有向先进的民主制国家学习,现成的榜样就在你左右,而且照搬人家的管理制度和政治模式,不付一文专利费用,只须放下两个架子:一个是共产党领导完全正确的架子:一个是社会主义好得很的架子。如果仍然坚持这两条,那就先在思想上筑了两道篱笆,学不到任何有益的东西。

口问:能不能深入探究一下深圳照搬香港模式的问题?

■答:这一设想,如果真要付诸实施,就会遇着许多想象不到的问题。加之只是听到一点传闻,深入探究目前似乎言之过早。大概由于你是香港居民,所以对此特别感兴趣吧。

我最关切的问题,是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方面,深圳彻底跳出大陆现行体制,完全仿效香港模式,当然是个好主意。试问最根本的一党天下,它能跳得出吗?香港是一国两制的天外有天,深圳如果划入另一制度下的天外有天,它跟香港的竞走的起跑点就差了一大截。加之,仿效香港的决策、监督、税法、文官等等系统,而它的上层建筑的最高权力机关,将由基本法来产生,而基本法尚处于众说纷纭之际。这是香港模式中的一大空白,也是关系身家性命的重要大问号。一国两制是受人欢迎的,但港人对香港未来的政治领导体制将如何运作,疑虑重重,纷纷作外迁之计。这一动态又给我上述的“经济上的改善,并不等于有了幸福,有了掌握自己命运的权利”的论点增加了一条证据。只要这个空白还是未知数,香港人的见异思迁风就很难抑制。深圳学香港可以做到形神兼备,但只要它的顶头上司是一言堂的,或者虽不是一言堂,而是有权指手划唧的众位公公婆婆,那么,不论是文官制度,廉政署制度等等都会大打折扣,变成有名无实非驴非马的东西。这不是我说泄气话煞风景,实因大陆曾引进种种先进国家的民主制度和企业管理方法等等,却由于执政党的领导意图的繁琐蛮横的干预,往往弄得是非颠倒,众人遭殃,效率不高,徒有虚名。选举制度和审判制度是如此,连评定职称,提级加薪也是如此。

因此可以说,划出一块地方进行某种革新的试点和实验,想跟近在咫尺的香港展开竞赛,开辟特区本是个好主意,只为改脚而没有改头,前后两次开发海南,皆落了个功败垂成,雷声大雨点小的结局。深圳、珠海、厦门等地也有类似的厄运。其病源就在于我刚才说的政治中枢的综合症造成的。比方说:海南岛打算办个民办报纸,中央就不予批准,特区就竞赛不过香港。

不改头,先改脚,这也是个方法论问题,方法论表现了左支右绌,施展不开,又是认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所致。

苏联改革战略值得效法

我把话又扯远了。回头再谈博采众长吧。

我以为苏联戈尔巴乔夫进行改革的战略步骤就值得我们效法。首先因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制度,它过去的历史曲折跟我国也有相同之处,它的政权结构与中国又是一母所生,该国的官僚系统里的干部的僵化,领袖神化,极左思想贪赃枉法远比我国更严重,格外的根深蒂固。苏联的改革,难度比中国大得多,改革的起步又比中国晚了六、七年,要求在三、四年中的改革,在经济上立见成效,谈何容易!但戈氏战略部署有了良好的开端:一是在思想上先讲明道理,亲自执笔言明改革的必要性紧迫性,并鲜明地指出保守分子的存在和他们用各种手法阻挠改革的图谋,这就在理论上舆论上明确了改革的目的和不可避免的思想斗争。第二,他是整上不整下,先从首脑机关动手术,跟我们的整下不整上,改脚不改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第三,它强调了政治公开性和鼓励公众的参与政府决策。无拘无束的批评和论争,首先依靠知识分子,使禁锢中的报刊、电视电影、文化艺术获得大幅度的自由。第四,彻底批判和清算斯达林的大量杀害老布尔什维克的暴行,平反了所有的寃错假案。(至于在国际活动中的功绩,此处从略。)我国也平反了寃错假案,这一功勋不容抹煞,但我们却保护了制造寃错假案的直接发动者,也不惩诫制造寃错假案的惨无人道的帮凶(当然盲目执行作恶轻微的可不予追究)。这样就留下坏人依然一贯正确,干侵犯人权的罪行不感到可耻的后遗症。再加上中共讳言保守分子(也就是极左分子)的存在,理由是为了安定团结。结果这两股反改革势力就引起了好几次地震,最后一次地震惊动了海内外,反而推迟了改革的时间表,成了阻碍改革进程的绊脚石,倒形成了既不团结又不安定的乱糟糟局面。

今年九月,戈氏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改组了最高苏维埃与政治局,让僵化的保守人物下台,为了彻底改组意识形态的领导部门,宣布利加乔夫靠边站。(在三个月以前,叶利钦与利加乔夫在党代会上面对面的论战,戈氏的发言似乎是站在利加乔夫一边的。他比叶利钦稳健,衡量出席会议的代表中,追随利加乔夫的人还不少,时机尚未成熟。)

利加乔夫的靠边站,那意义与中共十三大上,邓力群的彻底输光有点相同之处。但两人的下台有本质的差异,原来邓力群之落选是违反领导层的意愿的,是无意识无思想准备的,他的下台是自下而上,反映党内外公众对极左分子的厌恶情绪。这两位要员下台的区别,也就是戈尔巴乔夫和中共从事改革大业的理论指导思想的差距。明乎此,也就能理解几乎在同一个时间内,一方借鲁斯特驾机闯入莫斯科红场,苏共抓住这一事件将军队中的保守派的长官赶下台;在这一边则借学生游行,反而将主持改革运动的总书记赶下台,并惩诫了几名直言敢谏之士。这两起突发性的政治事件,可算是东西辉映,但两者的历史意义,却是南辕北辙:前者为改革运动扫清道路,而后者是给保守势力登场挂帅做准备。在以后的事态发展中,这两国的差距还会拉大。应该看到,戈尔巴乔夫的经济改革中,也采取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方法,向中国的经济改革吸取了某些好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向苏联吸取他开放言论、先改首脑机关等等好经验呢?

戈尔巴乔夫有惊人之举

口问:我看,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大刀阔斧的,但也有一定的限度,是不是他也有几项原则?

■答:每个政治家,包括所有的人吧,都受着他所处的地位、历史、文化水平的时代的局限;一个政党的成员,还受着该党的纪律,党纲和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的制约,一个政治家要成为青史留名的杰出人物,就因为他能突破既定的已陈旧的条条框框的束缚,力争飞出先人为他设置的鸟笼子和铁链子。从目前的材料提供的情况来看,戈氏也有其遵循的几个原则,比如说:列宁的旗帜和社会主义的体系他是必须维护的,但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其特色,他是准备随时变动、更新,也许只剩下社会主义的躯壳和门面为止。辩证法里有一条,叫做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我们从苏共中央书记梅德维杰夫上任后的一篇谈话中,就透露了这方面的消息,他说:“未必有人怀疑,社会主义正面临新的历史挑战,需要进行深刻的质的更新和增强活力,这并不贬低新社会制度取得的成就。”请注意“深刻的质的更新和增强活力”,便包含着彻底的根本性的变革的意思。(引自塔斯社十月四日电)。

口问:坚持一党专政是不是苏共坚持的一项原则呢?

■答:目前还没有迹象表明苏共会改变一党执政,变为多党制。不过戈氏也没用“坚持”的绝对化的动词。我们从戈氏执政三年多的政治活动中,了解他的作风:在条件尚未成熟时,他是隐而不发的。现实的情况是:苏联公众、特别是广大党员干部不会同意放弃共产党的领导地位。一旦时机成熟,什么样的大跨度的惊人之举他是干得出来的。

不过,在苏联也传出了有一些公民开始另组新党的信息,这个党取名“民主联盟”,其成员中有人权活动分子、持不同政见者,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里加、托木斯克、阿尔汉格尔等其它城市的成员,在莫斯科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一百多人,会后警方拘留了十九名苏联公民。(路透社五月九日电讯)

这条消息说明组织新党是对外开放、进行社会改革必然会出现的新事物,可以说是大势所趋,正像波兰的团结工会压不垮打不烂一样,它将发展为与波兰共产党相伯仲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它又说明苏共不承认另组政党是合法的。不过也没给他们扣上反苏、反共、资产阶级自由化等等大帽子。

我国有句成语,叫做“近水楼台先得月”。香港是“近水楼台”,经我的研究,那里的月亮的特色,是在经济模式、工商管理方面,可以先拿来。苏联也是“近水楼台”吧,它原有的计划经济,集体农庄,一党制的僵化政治系统等使苏联成为失去了光泽的白矮星。应该承认,大放异彩的戈尔巴乔夫在着手改革的两个战略步骤的“月亮”,诸如新闻、文化艺术的解禁解冻,彻底清算过去历史上的阴暗面等等,倒是我国紧缺的亟须借光的革命措施。中国进行改革历史早了六、七年,由于避开了这一领域的老大难问题,不免走了弯路,错过了宝贵的时间,对这个“近水楼台”,我们从那位代言人的一句话,是不把它放在眼里的,他说:“苏联《真理报》总编辑说:苏联的新闻比中国自由,这也不见得。”中国的新闻和电视广播最是禁锢单调,举世闻名,何必在事实面前打肿脸充胖子呢?他那篇口头指令,岂不就是中国新闻何以不自由的现场证据吗?

总之,我主张孙中山提出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目前实现这一理想的步骤,就应该采纳英、法、德、美那样的多党并存,而不是一党垄断的局面。这样做还有利于跟海峡那边洽谈合作,因天下为公既是孙总理提出的,他们当不致拒绝。拒绝实行多党制,也就是使自己处在以党的利益为重的地位,也就是使自己处在以那些老、大、难的弊端和综合症,包括党的腐化变质在内。多党制是实现现代化的现代政治模式,这已形成一股汹涌澎湃的世界潮流。

口问:占了你这么多时间,太谢谢了。

原载《九十年代月刊》一九八八年十二月

文章来源:王若望纪念馆

【编者注:为纪念王若望先生,本站特转此文。文章的观点,并不代表本站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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