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到四十岁还没有自己正常人的性的体验的劳改犯,只有在文字里幻想性的光和影,这是怎样凄凉的“情色”?又何“不健康”之有?

半月前的9月16日,台风“海鸥”到来的那天上午,我收到了样书——朋友寄来的《中国杂文·当代合集》之五,看目录,第一位是“张贤亮”。印象中他是不怎么写小文章的,禁不住先读为快,因为好久没有见过他的文字了。

他的“小说家杂文”让“吃评论饭”的吾侪汗颜。不引经据典,不拿腔拿调,不义正词严,完全是在说话也。例如《中国土著的廉政观》,写于20年前,却是把他称为“土著”的西部群众的廉政观写的活灵活现。他说“土著”对于廉政的看法有几类,一是“廉”与“政”分开论者。官员只要自己“廉”——吃家乡饭,穿补丁衣,不沾钱的事,哪怕“办多少坏事,糟蹋浪费了多少人力物力”,“土著”们都会认为是“好心办坏事”,可以原谅。二是“倒过来”的分开:“妈的!只要这个官儿把咱们的生活搞好,把经济搞上去,他坐啥‘奔驰’,哪怕他坐‘桑塔纳’呢(这个土著以为‘桑塔纳’比‘奔驰’贵)!他要高兴,咱们还愿意用八抬轿子天天抬着他去上班。”三是压根没有“廉政”的概念:受害了不知道去哪里申诉,甚至还不知道已经受害。张贤亮评论说:“我们国家是最最重视‘政治学习’的,四十多年来全国花在有组织的‘政治学习’上的时间和金钱,肯定超过全球其他国家的总和,但我们‘学’的东西跑到哪里去了呢?”。四是不信清廉反倒对不清廉官员“感到亲切”:“他连自己的亲属子女都不顾,还会顾咱老百姓吗?”——真是接地气,活活是从“土著”生活里捞出来的生活。而《排泄与喧嚣》一篇,则是从吐痰吐口水说到《红楼梦》与《西厢记》里的“啐”,进而进入论述的重点“唾”字:“‘唾’是中国女性特有的撒娇方式,在外国文学作品中从来没见过外国女人也向爱人‘唾’过,不然,到情人节满世界都是口水了。还有句成语叫‘唾手可得’,也令我拍案,因为我揑了22年锹把子,口水能增加摩擦系数,我是深有体会的。 到了‘反右’和‘文革’,口水更具有武器的威力,那时盛行这样的口号:‘我们六万万五千万人民(当时中国的人口数字),一人一泡口水就能把美帝国主义淹死’。看看,口水已经超过导弹原子弹了。我在劳改时,口水、痰和鼻涕还能代替粘合剂,与胶水一般。可能有读者会问,为什么不用面汤米汤粘东西呢?对不起,有面汤米汤的话早舔得干干净净了,哪舍得糟蹋那样珍贵的命根子!”“我于1958年在宁夏投入劳改,我母亲住在北京,去世于1969年,我和母亲在长达10年间的通信,我的信封一直是用上述三样东西封口的。请读者别恶心,那个年代就是这么恶心人。口水虽没把美帝国主义淹死,但还是可以唾到知识分子和‘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身上。那时,把这些人拉出去‘游街’,沿街的人向这些‘牛鬼蛇神’挥拳的同时大吐口水及痰,一路上拳脚与唾沫同飞,蔚为壮观。对了,还有一句成语叫’唾面自干‘,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极度智慧!我们正是靠这四个字才活到今天的。口水吐到脸上,连擦都不擦,你奈我何?我看,中国人丧失掉自尊心大概就是从‘反右’和‘文革’开始的。‘唾面自干’四字大有学问,生命力极强。”

控诉之具体之深刻、口语之随意与笔法之犀利结合的如此天衣无缝,果真是大家风范。

哪里知道半月后张贤亮驭鹤而去,所有作品均成了遗作。

说起来,笔者与张贤亮有过一面之交,但回忆起来已经有点模糊。28年前的1986年,暑假,接到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的通知,到上海(记得是复旦大学主办)学习。为的是提高青年教师的素质。当时主讲当代文学的就有张贤亮、王安忆与北大谢冕教授。彼时张贤亮的大名如日中天,因为他已经三次获得全国优秀小说奖:1980年的《灵与肉》,1983的《肖尔布拉克》,1984的《绿化树》。那时候的小说奖不像现在的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变成了几个作家、“准作家”和专家圈内的事情,与大学师生不沾边,更与社会青年无关。当时官方还没有开评,大学校园里早就自觉传阅,自发研讨。因为当时的文学真叫贴近人生,与时代,与自我,与我们的阅历情感息息相关。

记得讲台上的张贤亮长头发,脸黑黑的,一支接一支抽烟,说他的写作过程。当时我的感觉是他有点像郁达夫,小说基本上都是“自叙传”,不少细节都不差分毫。例如《绿化树》里的那本《资本论》,在小说的二、十五、廿七、廿八、廿九、三十、三十二、三十五都提到它,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的故事。他说自己的文字功夫大半来自《资本论》,虽然有几分夸张,但是他的文字里的逻辑性与生动性,常常可以用“雄辩”二字概括,显然是经过理论思辨的培养。送给他《资本论》的西北某大学的哲学老师的话——“你还能从那里面知道,我们今天怎么会成了这个样子”——其实就是张贤亮自己对于中国当代史的“深刻体会”。

讲完课,我们还问了他一些问题,例如“反思文学”的意义、作用之类。他说:“我除了没有享受过死刑,基本上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反思是建立在经历之上的。”他告诉我们:“现在是文学最好的时代”。后来,他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专论《中国文人的另一种思路》中说得更明确:“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倡导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乃至中国整部20世纪史上,其规模及深远的社会影响,我认为大大超过‘五四运动’。那不是启蒙式的、由少数文化精英举着‘赛先生德先生’大旗掀起的思潮,而是一种迸发式的,是普遍受到长期压抑后的普遍喷薄而出;不仅松动了思想上的锁链,手脚上的镣铐也被打破,整个社会突然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张力。从高层和精英人士直到普通老百姓,中国人几乎人人有话说。更重要的是那不止于思想上的解放,一切都是从人的解放开始。没有人的解放,便没有思想的解放。所以,人们才将那个时期称之为‘第二次解放’,并且我以为那才是真正的‘解放’”。其实,这段话应该是理解其全部作品的一把钥匙:“自有是不自由中的一颗心”,他的写作首先来自于渴望自由的囹圄之中,一旦手脚上的镣铐摆脱,那些个文字完全是一泻千里地从心底“流”出来而不是挤牙膏一般地“写”出来。

从《邢老汉和狗的故事》、《灵与肉》、《肖尔布拉克》、《土牢情话》、《龙种》、《河的子孙》,到《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习惯死亡》、《我的菩提树》,张贤亮反反复复诉说的只有一句话:这是一个在劳改农场蹲了22年的“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幸存者的苦难记忆。

尽管他的那支因为写诗而罹难的笔很善于渲染与抒情,但是你仍然能够读出“俱往矣”的悲剧的喜感,例如《绿化树》里写主人公的发烧:“我终于被干渴烧灼醒了。窗外,呼呼地刮着西北风,用钉子钉着的报纸有节奏地扑扑作响,就像拉风箱一样……头颅仿佛比正常情况下大了许多,头颅里的血显得很稀少,很稀薄,就像只有一点点水在一个大罐子里晃荡一样。”“当然不会有一人给我到一口水来喝……我发现,我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耐力都偶遇相当大的潜力,只有死亡才是一个界限”。那主人公就是他自己:“一米七八的个子,只有四十四公斤重,可以说是皮包骨头。劳改队的医生在我走下磅秤时咂咂嘴,这样夸奖我:‘不错!你还是活过来了’”——他是车夫,他的马与他本人“交相辉映”:“瘦骨嶙峋的大脑袋安在木棍一般的脖子上,眼睛上面都有深窝。它们使劲时,从咧着的嘴里都可以看到被磨损得残缺不全的黄色牙齿。有一匹枣红马的嘴唇还被笼头勒出了裂口,一缕鲜红的血从伤口涔涔流下,滴在车路的沿途,在一片黄色的尘土上分外显眼”……我们立即会想起“总得叫大车装个够它横竖不说一句话”臧克家笔下的“老马”,那是中国农民的象征,更是所有苦难记忆的标志。

那是一个非常的年代,那种时候“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报纸上的谎言倒成了圣经”,那时候有泪只能往肚子里流,高兴时也只有“在被窝里做一千次鬼脸”!

不过,研究作家之际,我常常发问:个人经历的描写究竟有什么意义?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才有意义?面对“唐留丝麻宋留瓷”的浩瀚历史,我们究竟能够留下点什么?即便我们把著作送进了图书馆,它们是不是徒然增加了管理人员运送的劳动?是张贤亮告诉我们,当自己卑微的身影一不留神变成了时代的缩影,当我们的痛苦或快乐上升为历史不可或缺的“沧海一粟”,我们便悄然取得了存在的理由:“一个人在青年时期的一小段对他有强烈影响的经历,他神经上受到的某种巨大的震撼,甚至能决定他一生中的心理状态,使 他成为某一种特定精神类型的人……如果这个人恰恰是个作家,那么不管他选择什么题材,他的表现方式,艺术风格,感情基调,语言色彩则会被这种特定的精神气质所支配。”

是的,读张贤亮需要喝着苦丁茶咀嚼,需要按住尚未愈合的伤口咀嚼,需要一颗粗粝的、沉重的、滴血的心。

好久不见张贤亮的作品重印了,好久没有博士、硕士论文研讨张贤亮了,我们莫非就只需要小时代、小苹果、艾丰6、骑马舞、成功学、EMBA而不需要张贤亮了?

重要的是,张贤亮不是絮絮叨叨陈述自己苦痛的祥林嫂。

陈思和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选评的作品是《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标题为:“苦难民间的情义”。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邢老汉分得了田地,四十岁娶到了老婆,但是,原本充满希望的小日子被妻子的病故截断。天灾没有让老汉绝望,他要重新存钱,再建家庭,无奈“大跃进”不曾给他“共产主义”,几乎打消了他所有的希冀。是七十年代的大饥荒给他带来一个逃荒的女子为妻,但因祸得福的酸楚的温暖也无法持久,女人出身不好,私自逃跑,在当时罪莫大焉,于是妻子又悄然离开。老汉只有与一只黄狗相依为命。最后,农村的政治运动落脚为“打狗运动”,狗被枪杀,老汉凄然老去。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早于彭建明的《那山那人那狗》,两部作品写了两只会流泪的黄狗,为中国当代文学留下了温情的一页。只是前者是凄凉的挽歌,后者是接力的壮歌。

综观张贤亮的苦难记忆,《绿化树》里章永璘与马缨花,《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里章永璘与黄香久,《肖尔布拉克》里的李世英与巧珍、徐师傅、叶娟……留下的是一段又一段艰难而又温馨的岁月,底层的挣扎中的温情,无奈却又始终放不下的同情。是劳动者粗矿而原始的心灵美,构建着张贤亮的人物画廊。

写自己的时候,他的抒情难免有一丝夸张——这是“倾向性外露”的“席勒化”,会遭到专家批评。但是,一旦写到周边的人物,他的笔触总是自然而亲切,因为他是过来人,明白没有身边的普通人就没有自己的今天,这也正是他从2010年开始,每年捐出人民币150万-180万元补助不属于、或超出医保范围而病人家庭又无力承担的医治费用的“救生行动”的缘起,他要感恩,要反哺社会。

他在《满纸荒唐言》里说,自己的作品总是要告诉人们:“那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再不要重复了,那些摧残心灵的悲剧不要再重演了,让劳动者之间的友谊、同情、爱恋、滋润着、温热着每一刻政治善良的心吧!”

网上有人专论“张贤亮的‘灵与肉’”,不是张贤亮小说改编的那个让朱时茂出名的电影,而是张贤亮小说的性描写,乃至作者的“N多个情妇”的私生活。

的确,评论张贤亮是绕不开“性描写”三个字的。这一点也恰恰是他的作品在彼时迅速流行的原因之一。在他写马缨花、黄香久的时候,刘心武刚刚写了《爱情的位置》不久,原本是一个不必阐述的伪问题,却成了小说的“大主题”,现在想起来不免失笑。但是,在当时,那也算是“文学”,还能够轰动。刚刚经历了“首长治下臣民服装一律灰蓝”的岁月,披肩发喇叭裤都要剪掉,“性描写”当然是洪水猛兽。张贤亮于是稀里糊涂地背上了“诲盗诲淫”的恶名。殊不知比起后来的几乎个个有二奶的贪官的真实生活,张贤亮的描写真是比空气清新剂都干净。

试看其对于黄香久的描写——

“她也不敢到排水沟中间去,两脚踩着岸边的一团水草,挥动着滚圆的胳臂,用窝成勺子状的手掌撩起水洒在自己的脖子上、肩膀上、胸脯上,腰上,小腹上……她整个身躯丰满圆润,每一个部位都显示出有韧性、有力度的柔软。阳光从两堵绿色的高墙中间直射下来,她的肌肤象绷紧的绸缎似地给人一种舒适的滑爽感和半透明的丝质感。尤其是她不停地抖动着的两肩和不停地颤动着的乳房,更闪耀着晶莹而温暖的光泽。而在高耸的乳房下面,是两弯迷人的阴影。”

一个到四十岁还没有自己正常人的性的体验的劳改犯,只有在文字里幻想性的光和影,这是怎样凄凉的“情色”?又何“不健康”之有?而且,即便是以上纯美的描写,也并不是孤立的,一味渲染的,而是激发主人公情爱的必要细节——比起《红楼梦》、《金瓶梅》、《董西厢》,真真是干干净净的皮毛的描写而已。

早在1922年,周知堂评论郁达夫的《沉沦》之际,就引用了美国评论家Mordell《文学上的色情》里的话,指出,所谓“不道德”的文学共有三种:一是“反因袭”的改革者,一是自然的、反禁欲的“不端方”,三是真正的不道德。而《红楼梦》与《沉沦》恰是第二种。套用此理论来评价张贤亮的“性描写”,可以说,其丝毫没有逾出“反禁欲”的规范,反倒呼应了上世纪八十年开始的思想解放,同样有着“突破进取”的意义。看到后来北京的“天上人间”,郑州的“公园一号”,南方的“莞式服务”,恐怕张贤亮应该申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奖”了。

同时,把作者与人物混为一谈也一直是“狂欢”的时尚。贾平凹的《废都》里庄之蝶有接二连三的女人,于是与贾平凹画上了等号。蒋子龙的《蛇神》里邵南孙有一群女人,于是又与作者成了一回事。原因的“没有生活如何写得出来?”鲁迅说,真不知道写杀人或者强奸该怎么办。

至于其他,似乎张贤亮还没有以权谋色让情妇做部长、局长、董事长的资本,不说也罢。

9月29日,新华每日电讯说:张贤亮一生中有“六个第一”,说不断突破禁忌是他的“成功之匙”。曰第一个写性。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评价文章加起来有200多万字,是小说体量的10倍多。第一个写饥饿。说《绿化树》男主人公拿废罐头盒盛稀饭——利用炊事员的视觉误差,每次可以多得一些稀饭的细节举世罕见。第一个写早恋。说《早安,朋友》出版后很多教师强烈抗议,说应立即予以查封。作品一时间被搁置而暂未发行。第一个写劳改队。“我虽然在这里度过了那么艰苦的生活,但也是在这里开始认识到生活的美丽。”第一个写城市改革。代表作《男人的风格》,再现了各种不同的生活态度和道德风貌。第一个“出卖荒凉”:代表作“镇北堡西部影城”,《大话西游》、《新龙门客栈》、《东邪西毒》等一部部脍炙人口的电影,创下了中国影视界的奇迹。

可惜,评论者忘记了:张贤亮对于一代文学青年的示范与激励绝对功不可没。那种力量非经亲身经历很难描述。笔者这种感觉,似乎能够用72年前傅雷先生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之际的“译者序”来表达:“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医治我青年时世纪病的是贝多芬,扶植我在人生中的战斗意志的是贝多芬,在我灵智的成长中给我大影响的是贝多芬,多少次的颠扑曾由他搀扶,多少的创伤曾由他抚慰,——且不说引我进音乐王国的这件次要的恩泽。除了把我所受的恩泽转赠给比我年青的一代之外,我不知道还有甚么方法可以偿还我对贝多芬,和对他伟大的传记家罗曼·罗兰所负的债务。表示感激的最好的方式,是施予。”

这正是笔者再次阅读张贤亮之际的感觉。

他的文字曾经给了我大学攻书的热情,给了我直面磨难的坚韧。他走了,他的文字没有走,我们的记忆不会走。

张贤亮,一路平安!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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