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局内人的看法

在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陆学生游行运动一年后的今天,我认为我们应当对这次运动的缺陷或教训进行认真的反思。事实上这也是对1978年民主墙以来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反思。这种反思集中到一点,就是,我们必须研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推进自求民主的策略和方法。

去年冬天,当我刚刚得知大陆学生上街游行的消息时,我的反应是忧和喜参半。喜的是这批青年学生追求自由民主的可贵追求,忧的是上街游行这个武器十分沉重(对于现阶段而言)它势必会招致当局的惊恐从而引来高压,而面对着当局的高压,社会的民主力量还不曾成熟强大到可以有效抵制的程度,因此,它很可能导致反动,以后事态的发展,非常不幸证实了我的这一忧虑。

争取自由理应积极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从1978年以来,我们曾不止一次地获得过大好的机会,去稳步地推进自由,可惜,由于一些人的缺乏想象力和另一些人的缺乏耐性,我们始终未能得到本来可以得到的全部东西。作为一个民主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我常常遗憾地发现,在我们的队伍里,尽管有着不少积极的人、勇敢的人,有着不少对自由民主持有正确的见解和坚定信念的人,但是很少人对“我们应当如何争取自由]这个显然是重要的问题进行过较为深入的思考。大多数人的言论或行动似乎都缺乏一种通盘设想,然而讽刺的是,偏偏是这些缺乏深谋远虑的言词行动,能得到一般学生(包括海外学生)的最大关注与支持,这就更助长了我们民主运动中华而不实、追求戏剧性效果而忽视实质性突破的倾向。

不错,大陆的民主运动仍有着广大的基础和深远的潜力,但我们应当了解的是,在一个不算太短的时期内,我们所可能拥有的机会已经是不多的,不要忘记,在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曾经出现过蔚为壮观的民主运动,这些运动在持续了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先后陷于沉寂,假如我们不愿意重蹈覆辙,我们则有迫切的危机感。

在这一点上,我很难赞同方励之先生所说的“普朗克效应].按照这种说法,随着保守的老人们的自然淘汰,新观念就会占据上风。问题在于,政治领域不同于知识领域,它涉及到太多的利益、权力。革命成功已过七十年的苏联,目前在向自由化方面的转变的可能性决不比其它更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共、波兰、匈牙利、捷克)为大。时间本身并不能自行解决我们面临的困难,相反的是可能使这些困难凝固化,从而变得更难克服。

目前大陆的制度正在进行大规模的自我调整,假如不抓紧时间努力去影响这种调整,我们不久就会发现我们的处境将比今日更困难。

学生运动环境使然

和不少人的想法相反,去年的学生运动并不是在政治气氛格外压抑,上下关系特别紧张的条件下发生的。它本身恰好是大陆内部政治活跃、宽松的产物。和78——79年间民主墙时期的自由化气氛相类似,这种活跃、宽松的局面也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极其微妙而脆弱的。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当时局势的脆弱性认识的很清楚,一种过分乐观的急躁情绪正蔓延着。在秋天的政治改革讨论热潮中,已经有调子越唱越高的趋势。造成这种趋势的一个原因便是许多人喜欢采用的所谓“打擦边球]战术,即在当局许可的范围内在最大限度的发挥,从而不断地扩充那个界限。这种战术的最大缺点是它忽略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工作,好像一个不高明的棋手,只知道抓紧时间四处布子而不知道”做眼]保活,而群众的注意力也只注意于一个又一个的“突破]而不注意自己的脚下是否已经坚实。

同时,这种战术,按照它固有的逻辑,总是不撞墙不回头的,也就是说,它总是要引来当局高压后才停步的。由于缺乏可靠的根据地,一退就很容易退得太远。当然,在这一进一退的拉锯过程中,总会有不少东西保留了下来,至少,人心的变化是不可逆的。但是,既然人们没有一个真正独立的自由基地,他们在高压面前充其量只能以消极的方式抵制而不能以积极的方式子以坚持和抗争,所以权力总是照例能取得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是很表面的、形式上的)。可是我们要知道,在政治上,表面的胜利、形式上的胜利常常就是真正的胜利。

正因为如此,这种反复的拉锯过程会使很多人产生沮丧情绪和无力感。极权统治是靠着人们的热情信仰而建立的,但它的巩固却并不需要人们继续保持他们的热情和信仰,它可以借着人们普遍的灰心失望而巩固,在每次高压之后流行起来的犬儒主义思潮固然对于妄图恢复极权统治的强硬保守派极其不利,但它对于努力推动真正的自由民主也是十分有害的。

许多学生说,他们游行是为了推动改革,推动民主化,“唤醒下层,震动上层].这表明他们对当时的政治改革的进度缓慢感到不耐烦。这种不耐烦是有道理的,因为自从发展政治改革的讨论以来,半年多的时间里,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具体步骤来实施政治改革。然而这种不耐烦又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们远远还没有把已有的机会予以充分的利用。因此,在脚跟尚未真正站稳之前,就去”震动上层],那是很危险的。应该说,大部分学生、知识分子,对当局实行民主化的决心都并不抱过高的幻想。可是,他们对于当局在感到其地位面临挑战时要全力予以压制的决心却显然估计过低。

正像方励之后来所说的那样,现在的中国大陆还没有到“谁也不怕谁]的地步。不过依我之见,所谓”害怕或不害怕]和人们面临什么样的问题也大有关系。同样是当局试图阻止的事情,有些人们就因为害怕而不敢反对,另一些却是,同样是人民敢公开站出来反对的。此外,众所周知,人们的勇气也是逐步增长的。假如人们能在一两次公开较量中获胜,他们的勇气就会比原来增大一些。勇敢和成功是互为因果的。这就触及到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战略问题,那就是,在从昔日的恐惧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最初几步,在争取自由的最初几步,我们一定要选准目标或突破口。它既要有真正的实质性突破的意义,同时又确能使人们敢于公开坚持一种韧性的抗争而取得鼓舞人心的胜利。

应先确立民主共识

这就是为什么我多年来始终强调言论自由的原因。我强调,争取言论自由和运用言论自由还并不是同一回事,这好比确立比赛规则和投入比赛不是同一回事一样。遗憾的是,许多人对确立比赛规则的工作缺乏执着心,而只是热中于投入比赛。民主是需要争取的。在我看来,争取民主,首先是寻求建立有关自由民主的最起码的共识。假如我们能采取那种使一般人——毕竟,我们还不好说他们都是专制主义者或专制主义的帮凶——也容易接受的方式,从而把那些可能站在我们对面压制我们的人缩小到最低限度,岂不更好?

我向来不赞成同“改革派]、”保守派]这种概念去看待中国大陆问题,没有比这种概念的流行更能说明一般认识的肤浅性的了。关键在于:在政治领域中,最重要的一点不是你对各种具体的政治、经济问题持什么观点,而是你对解决各种政治问题的基本方式持什么立场。自由民主并不包含着对各种政治、经济问题的具体答案,它只是一种中性的框架,使得持有不同政见的人们可以在其中以一种较为文明的方式解决他们的问题。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愿意和你讨论问题的人,另一种是不和你讨论而要用暴力封住你嘴巴的人。除非我们牢牢记住上述原则才是最重要的。否则我们就依然还是在专制主义的概念系统中打转。而我们争取自由民主的第一步,也还是要让广大的人民真正懂得这一点。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于哈佛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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