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街头常常见到这样的标语：为了您的安全，请不要违反交通规则。我常常对朋友们说：为了您的身体健康，请不要读穴人民日报锣。为什么不要读？因为读了要惹您生气。医生说，怒伤肝，对身体不好。
出国后，不时自己就要“违戒”，读一读《人民日报》。没办法，大陆只有官报没有民报，你要想知道一点大陆的消息，不看它还不行，尽管你明知上面谎话、假话连篇。
万分不幸，今天又读了《人民日报》（四月九日海外版），果然又惹了一肚子不痛快。赶快提笔写成一篇文章，试着在《中国之春》发一发。能不能刺痛那帮说谎话、说假话的人，我不知道。起码总能给自己出出气，用心理医生的话来说，这叫做“自我疏导”，有利于身心平衡健康的。
《人民日报》上登了一篇报导，题目很动人，叫“再造中华民魂”，副题是“访人大、政协会上的三代知识分子”。文章的中心思想无非是说我们的改革事业既伟大又艰巨，我们人民必须要有艰苦奋斗做牺牲的思想准备。
按照这篇文章：
中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国民素质低下、社会空气不好”（中国社科院美国所所长李慎之语）。引导中国走出困难，再造民魂的最大希望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趟复三语）。现在我们必须要做的事就是“发扬一种民气，勒紧裤带干现代化”（李慎之语）。
这些话说得真是岂有此理！
中国（应该说是大陆）搞得这么糟，老百姓的日子过得这么苦，到头来还是我们自己的错，一棍子打到十亿人身上，那些几十年如一日地搞整人害人【现在还在反什么自由化，把“有远大的理想、无私的奉献精神和现代意识”（范曾语）的杨巍们抓进牢内，方、刘、王们逐出党外】的人们反倒一身轻松。岂止是一身轻松，据说我们要“再造中华民魂”还非得靠这帮人领导哩，放眼世界，炎黄子孙遍布天下，凡是没有“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地方，咱们中国人干得都还不错，这说明了什么，难道还需要解释吗？
“勒紧裤带干现代化”，这条口号真可怕。《人民日报》真是思想解放了，连这种话都敢登。可以与这句话相媲美的还有中国社科院院长胡绳的一句话，他说，“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我们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艰难时期”。好家伙，“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文化革命”整死了几千万人，闹了半天都还算不上“最艰难”，苦日子、难日子还在后头呢，这怎么能不叫人不寒而栗呢？
不错，我们知道，在新旧体制转轨期间，会引发较多的社会矛盾，这是难以避免的。比如说搞经济改革，搞市场经济，一段时期内难免会有些东西涨价。像胡绳说的“坚决加快改革”以缩短这种痛苦的过程，我们也并非完全不同意。但是，我们必须指出：
第一，所谓“旧体制”，并不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或者什么“几千年的封建传统”留下来的，而是共产党一手创建的，换句话，由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祸害，只能由共产党来负。
第二，由于共产党领导集团依旧坚持极权专制、压制人民的政治权利，这就使得他们可以把改革所引起的巨大痛苦完全转嫁在广大人民头上。最明显的实例莫如上次调整工资。谁都知道，在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十分稀缺，而不学无术的干部则太多太滥。按照市场经济的特性，前者的身价就该大大提高，后者就该大大贬值才对。但是工资调整的结果却刚刚相反。这能够叫做“改革的必要阵痛”吗？叫苦了三十几年连气也没喘过的老百姓（包括知识分子，中国的中年知识分子死亡率之高，举世皆知）再去“勒紧裤带”，去为那班官老爷们交学费、付代价，岂不是太不公平了吗？道理很简单，只要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只要没有真正民间的组织和活动，权势集团就一定会毫不留情地把改革带来的沉重负担压在普通老百姓的身上，同时他们也一定会把本来就少得可怜的财富毫不客气地抓在自己手里。看到这一点，你才会懂得为什么普通老百姓竟然会越来越不支持经济改革，懂得这中间的道理，一个主张经济自由化的人就再也不会同时去反对政治自由化了。
这两年来，许多人，包括主张经济改革的一些领导人、幕僚智囊们，一直在呼吁人民作牺牲、要人民付代价。他们总爱指责老百姓光想“现得利”，似乎深化改革的一个主要障碍就是“社会（指老百姓）缺乏对改革代价的必要承受能力”。经济学家童大林说得更妙，他说，在这二十世纪最后一段时日里，“我们要全民奋起，仅仅领导层有紧迫感是不行的。”事实却是，大陆的主要问题恰恰就出在这个“领导层”上。名不见经传的嘉兴市女副市长范巴陵倒说了一句中肯的话：“没有一个廉洁的政府，怎能有一个奋起的民族？”
中华民族的素质的确在下降，而我们的“领导层”就是促成这种下降的最大力量。八六年冬天，几十万学生上街游行；海内外人士见了无不振奋：这不是垮掉的一代，不是只知道吃喝玩乐的一代，不是没有理想、没有热情、没有勇气、没有正义感的一代。但是，全世界人民都高兴的事，偏偏就是中南海的几个人不高兴，还说要“不惜流血”，又抓又打又开除。到后来，一些参加过游行的学生颓唐了，不问国事，只管吃喝了，于是乎，“领导层”也就放心了。一批一批的中国人，让共产党整的寒了心、破了胆，在“领导层”看来，这就是“思想改造好了”。
共产党掌权不到四十年，其腐化的速度之快实在惊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化”，这句话可是一点不假。时至今日，共产党“领导层”还不赶快顺应潮流，实行分权制衡、承认人民的基本权利。老老实实在人民的监督下弥补以前的过失，恐怕将来想改人民也不肯给你机会了。
再过十二年就是二OOO年了，到了二OOO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就成立五一周年了。当初毛泽东说，假如我们这个社会主义，搞了四、五十年，还比不过一个英国、比不过一个美国，那还有什么优越性？到了那时候，我们就被开除球籍。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上说，到本世纪末，我们要建成是有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邓小平则说，到二OOO年，我们要达到小康水平。标准是越降越低（实事求是嘛），早知道到最后中国共产党只打算在二OOO年弄到人均八OO美元的水平，当初那批革命烈士抛头颅、洒热血又是何苦？
听说前些年，当邓小平提出他关于本世纪末的“宏伟”（？！）构想时，一位西方专家就提出：按照这个构想，到本世纪末，中国将进入第四世界（意思是说会比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还落后）。这话越来越不像是吓唬人。《人民日报》四月七日一篇文章，引用了上海《世界经济报导》披露的几个数字，看起来不能不沭目惊心，兹抄录如下：
一九五五年，我国国民生产总值占走界份额是百分之四点七，而一九八O年下降到百分之二点五。一九六O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一九八O年只占日本的四分之一，至一九八五年下降到五分之一。一九六O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我国四千六百亿美元，而一九八五年超出额达到三万六个八百亿美元。
几年前，甚至仅仅一年前，许多人都还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十分乐观，但到了去年，特别是十三大之后，乐观派几乎绝迹了。前不久，经济学家刘国光撰文宣称，从现在起，用三年时间搞调整，再用五年时间完成改革。呜呼，八年功夫又“弹指一挥间”地下去了（记住这八年还只是现在计划所需要的时间，根据以往的经验，实际上一定还要用得更多）。八年一过，就是一九九六年，离二OOO年只有十四年了。改革与调整时期既是最艰苦时期，自然不能指望人民生活有多大提高，能不下降就谢天谢地了，最后四年功夫，坐火箭也来不及现代化。如此看来，二OOO年，这个曾经使亿万中国人心神向往的时刻，带给中国人民的，将是一片黯淡。
几年前国内时兴过一阵子“改革文学”，里面的改革家都动不动“军令状”。这倒不坏。可惜的是共产党从不立“军令状”，毛泽东那句“开除球籍”或许可以算个军令状，但他没讲明到时候该由谁来宣布这个开除令。因此更可能的情况是，一旦发现社会主义的无比优越性兑不了现，赶紧搞“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堵住别人的嘴。引咎辞职？共产党从来没这个习惯。共产党只是不断地说大话，却从来不说要是大话落不了实它将何以自处。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它越是搞得一塌糊涂，它越是要拚命强调它的领导，似乎是越错反倒越有理，越错别人越不能批评它反对它。
说来也是，天下哪有不能反对的党？当今世界，政党多如牛毛，有几个像中国共产党这么无能而同时又像中国共产党那么霸道？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英国的保守党、工党，日本的自民党，还有台湾的国民党，这些党的执政纪录谁个不比共产党强？可是它们都可以反对，它们都承认别的党可以和它们竞争，要是自己的票数没有对方多，自己就老老实实下台。共产党凭什么要逼着别人喊自己“万岁”？这难道不是欺人太甚了吗？
今年是一九八八年，离二OOO年只有十二年了。共产党一定要抓紧时间，赶快改正错误。怎样改正错误？那就是赶快实行民主，赶快制定一个时间表，先承认人民的言论、出版、结社等基本自由，然后再承认反对党的正当存在，全面改革权力结构，把中国大陆变成个真正的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非如此不能建立起最起码的信任，不能建立起最起码的团结，而没有最起码的信任和团结，任何事情都决不可能成功。
中共领导人的幻想是，赶快把经济搞上去（所谓搞上去，自然不是奢望搞得多么出色，只求陡混得下去而已），以便回过头来好好打击打击那些搞自由化的人。去年邓小平就说过，等到改革成功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更明显了，就能更“理直气壮”地反对自由化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一手狠压政治民主、一手猛搞经济改革的原因，但是这个幻想注定是要失败的（现在败象就已经很多了），那么，中共领导人是否决心要专制到底呢？它是不是要为了保持住手中的绝对权力而不惜把中华民族拖入破产、混乱和崩溃的深渊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假如他们真是要继续：一意孤行，同时他们又极其幸运地维持到了二OOO年的话，那时候，中国人民讨论的问题就再也不会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经济与政治改革等一类问题了。那时候，摆在每一个中国人面前的问题必然是：
要中华民族，还是要中国共产党？
一九八八年五月于纽约
出处：《北京之春》
日期：2003年9月21日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