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再论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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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郑义、曹长青

在这次反思八九民运的讨论中,我的朋友郑义和曹长青分别发表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批评。细读之后,我发现他们的批评仍未超出我在《反思》一书中所论述的范围;不过我还是愿意再花一些篇幅作出回应。毕竟,这不是一场纯学术讨论,有些道理是需要反复申明的。

一、重读赵紫阳五·一七讲话

争论的焦点之一是,“见好就收”。郑义和曹长青坚持认为,在八九民运的六周期间,中共当局从不曾对学生的要求作出任何正面的回应。不是我们一点不妥协,而是中共半点没让步。我以为这种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

事实上,在八九期间,民运曾经取得了不止一次的大好机会,例如五月四日赵紫阳在“亚银”上的讲话,五月十四日李铁映、阎明复、尉建行与学生代表的直接对话,五月十六日阎明复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真诚表态,还有五月十七日、十八日官方媒体对民运的正面报道,也包括五月十八日李鹏与学生代表的对话以及对全国的实况转播。在这里,我要全文引用赵紫阳五月十七日讲话。这篇讲话在五月十七日凌晨由电台播出,并刊登于五月十八日的《人民日报》。现据五月十八日《人民日报》抄录如下:

同学们:

现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学们讲几句话。

同学们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对腐败、推进改革的爱国热情是非常可贵的,党中央和国务院是肯定的,同时也希望同学们能够保持冷静、理智、克制、秩序、顾全大局,维护安定团结的局面。

请同学们放心,党和政府绝不会“秋后算帐”。

我还要告诉同学们,中央对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见和要求非常重视。我们将进一步研究同学们和社会各界的意见和要求,提出和采取加强民主和法制的建设,反对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增加透明度等实际措施。

同学们,建设四化,振兴中华的担子最终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们为国家和民族做贡献的时间还很长。中央希望同学们保重身体,停止绝食,尽快恢复健康。这样,中央就放心了,你们的父母、教师和广大群众也就放心了。同学们回去以后,中央和国务院的同志还会继续听取同学们的意见,同各方面多层次多渠道的座谈对话都将深入进行下去。

我再次呼吁同学们,停止绝食。祝愿同学们尽快恢复健康。

请大家认真读一读这篇讲话。注意,这不是赵紫阳一个人的表态,而是他代表中共政治局五常委的集体表态。在六年之后重新阅读这篇讲话,难道我们还能说在整个八九民运期间,中共当局没有作过任何让步或妥协?难道我们还能说,如果我们当时接受此一呼吁——停止绝食,撤离广场,“后来的情况也不会有什么两样?”

郑义写道,在绝食期间,他曾经“征得绝食团指挥部意见,托人与赵紫阳接触,寻求妥协之途。听从赵紫阳劝解,给赵一分,算是支持改革派;赵对学运表个说得过去的态度,给我们一分,以胜利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但赵已下台。我为结束绝食所作的努力毫无成效。”不难看出,郑义提出上述建议已是在五月十九日。然而问题是,在五月十七日赵紫阳已经表了个很说得过去的态度,那时候绝食者为什么没做出正面的回应,胜利结束绝食呢?

我注意到,在郑义描述八九民运的所有文字中,他都不曾提到中共政治局五常委五·一七讲话。郑义很详细地写下了他在绝食期间的各种思绪与感受,唯独没有告诉我们他在听到五·一七讲话后想了些什么。郑义说,作为“胜利结束”绝食的行家,他一直期望着当局作出“哪怕仅仅是部分”的让步,那样,他就可以设法说服学生鸣金收兵,平息绝食;可是,“中共死硬得寸步不让”,于是使绝食陷于僵局。我认为这话说得很不客观。当局分明作出了让步,分明是我们没有对当局的让步及时地作出正面的回应,怎么能反过来否认事实,硬说当局“寸步不让”呢?

二、面对事实

有些朋友对“见好就收”的策略不以为然,其理由是什么算好“难以测定”。然而我敢断言,当听到赵紫阳五·一七讲话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清清楚楚地测定出那就是好。问题不在于我们由于未能认出“好”故而坐失良机;恰恰相反,我们是让一个个的“好”冲昏了头脑,我们嫌它们还好得不够,我们还指望着再加一把劲去得到更好的好。这就是应了一句西方格言:“更好是好的敌人。”我们未能及时作出明智的妥协即“见好就收”。这就是我们失误之所在。

我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对赵紫阳五·一七讲话还感到不满足:共产党既然不是靠自由选举上的台,执政四十年来又犯下那么多错误以至罪行,就是要它集体下台也不为过。我也完全理解为什么在当初绝食者不肯鸣金收兵:一场天安门运动唤起了全国千千万万民众,我们凭什么不乘势追击,争取更大的胜利?换句话,我们当年的失误实在是太情有可原了。但不幸的是,那终究是一个失误。我要强调的是,在六年后的今天,我们应该认识到这个失误,坦率地承认这个失误。这表明我们的成熟,表明我们的坚强,表明我们对历史的高度责任感,表明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退一万步讲,你可以继续坚持你当年的主张,你可以认为在当时“不撤”比“撤”还更高明;但是,无论如何,你不可以否认五·一七讲话的存在,因为它是一个直接的事实;五·一七讲话虽然没有明文否定四·二六社论,然而它实质性地改变了四·二六社论对学生运动的一切错误指控。我不以为在这一点上还有什么争论的余地。

三、关于承诺的效力

接下来,我想,反对者所能提出的唯一的一条反对意见就是:尽管中共当局表面上承认了学生追求民主的爱国热情,公开作出了绝不秋后算帐的承诺,但是,难道你相信他们会说话算数吗?

对此,我在《反思》中作出了详尽的回答。我专门写了一节讨论秋后算帐的问题。我承认,人们关心秋后算帐的担心是有道理的:“不过我们还要充分考虑到事件的另外一面。”假如有人问,难道你以为中共的承诺是有用的吗?“对于这个貌似有力的反问,我们正可以提出另一个反问:假如你们认定当局的承诺没有用处,那你们为什么还要求他们作承诺?你们为什么要当局公开否定四·二六社论?为什么要当局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民主运动?为什么要当局宣布高自联是合法的组织?难道它们不会是同样毫无用处?倘若如此,我们何苦要提出它们?而当局又何苦不满口应承(这后一点尤其值得大家深思)?当百万民众雄踞广场时,当局何不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全部条件,骗得大家满心欢喜地撤离广场,然后再来个分而治之,”秋后算帐“?显然,我们需要考虑得更深入一些。然后,我进一步分析到承诺的效力问题。我指出,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抛开其有无诚意不谈,其效力的大小取决于以下三个因素:1、承诺的公开性;2、承诺的确定性;3、承诺的被动性。这第三个因素尤其重要。只要统治者是在群众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承诺,那么这种承诺的效力就会很大。

郑义对我的分析不以为然。郑义说,即便中共在群众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承诺,可是一旦群众撤离广场,压力便不复存在,因此中共又可以翻脸不认帐。

郑义的这种看法包含了两个错误。第一,郑义以为,只有当群众聚集在广场上才能构成压力,一旦撤离,此压力即告消失。其实,只要群众是在迫使统治者作出让步的承诺之后主动地撤离广场,那就不意味着压力的消失,而是意味着压力的固定化。道理很简单,能够胜利地结束一场抗议,便意味着使下一次同样的抗议成为可能。否则,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群众性的抗议斗争又如何还有过取得稳固成果的先例呢?第二,郑义以为,当统治者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作出让步的承诺后,它手中的权力并不因此而有所削弱,它还具有和原先一样大的权力。倘若这种承诺果真只不过是郑义所说的“空头支票”,统治者干嘛不随便开呢?可见统治者深知这样的支票决不是“空头”,它有着相当的兑现能力。我可以同意,如郑义所说,“在统治权威受损和食言失信之间,统治者肯定选择后者。”但我要说的是,一旦统治者在反对派的压力下作出了公开的、确定的让步承诺之后,它的权威就已经受到了损害和削弱,从而也就失去了食言失信的大部分能力。我在《反思》中提到:“东欧各国共产党在群众压力面前作出了让步的承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片面撕毁的。未必都是出于不愿,实在出于不能,出于不敢。”郑义讲到中共过去食言而肥的例子,但由于那些承诺都不具有足够的公开性、确定性和被动性,故不足为证。

需要指出的是,郑义的观点前后并不一致。在八九民运时,郑义相信只要当局作出让步的承诺,我们就可以“胜利结束绝食,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可见在那时,郑义是相信这种压力下的承诺是有效力的。可是现在他又说,不管当局作出何种承诺,只要示威一结束,承诺就会失去效力,统治者就可以随心所欲地反攻倒算;因此,什么“胜利结束”,什么“巩固已获得的民主成果”,统统都是天真的幻想。在这一点上,我当然站在八九年的郑义一边。

四、结构与人

郑义认为我对八九民运期间中共上层的决策过程的分析是有价值的,不过他又认为我“整个的论说建立在对具体的‘个人’的政治行为模式的分析上,而忽略了抽象的‘结构’”。这种批评很难令我信服。众所周知,民主的目标不是人事的变换而是制度即结构的改革。我参加民运这么多年,总不至于连制度的重要性都不明白。在我看来,问题不在于我忘掉了结构,而是郑义忘掉了结构也是人造之物。当郑义说“结构一旦建立,往往就会变为有生命的自为的活物”时,他是把霍布斯用过的一个比喻和那个被比喻的现实混为一谈了。

制度是人造之物一话的意义有二:一、制度是经由具体的个人而建立的;二、建立之后,制度并不能自动地起作用,制度总是通过具体的个人来运作来维持的。制度对人的制约不同于自然对人的制约,后者是不变的,前者却有很大的弹性。秦始皇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制度,在其中,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可是,同样一个制度,当它原封不动地传到秦二世手里时,事情就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中国古代实行君主制,它规定了皇帝一人独揽大权。可是一部二十四史,真正做到大权独揽的皇帝还不到一半。既然如此,我们怎么能说制度是有生命的自为的活物呢?

郑义说,极权社会的结构是一人对抗全体。这话本不为错。平时我们也说专制权力是绝对权力、无限权力。但是我们切不可忘记,上述这些命题只不过是一种简单化的概括,它毕竟和事实本身还有差异。由于专制者只有假手于他人才能进行统治,因而他的权力在实际上仍是相对的、有限的。平时我们说专制者享有绝对权力或无限权力,那仅仅是说他不受各种有形的或被明确界定的硬制衡,但决不等于说他可以不受任何无形的或者缺乏明确界定的软约束。一个成功的独裁者无非是善于利用软约束的巨大弹性而将自己的权力扩充到最大限度而已。反过来说,正因为软约束富于弹性,搞不好,那个身居独裁宝座的帝王或总书记很可能倒比民主制度的总统更难以贯彻自己的意志,甚至连位子都坐不稳。古今中外,这样的事例还少了吗?郑义说中共政治局不过是极权君王的办事机构,“政治局通过的决议,只是在符合君王旨意时才可能生效。”这话不是毫无道理。但反过来,说君王的意旨只有在和政治局或中央委员会的大多数成员的意志不发生直接而明显的冲突时才能得以贯彻,也是有道理的,而且还更有道理。

五、理论与现实

当代研究极权主义的政治哲学家卡尔·波普(Karl Popper)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写道:有人假定,掌握权力的人几乎都能够做他所要做的事情。尤其是能加强他的权力,并使之达到不受限制或不受制约的权力。波普说:“我要指出,有重大的理由不赞成轻率而真心地接受这个学说。不管它有什么思辩性优点,它肯定是一种极不符合事实的假定。任何政治权力从来都不是不受制约的,而且,只要还有人类(只要‘勇敢的新世界’没有成为事实),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和不受限制的政治权力。只要一个人不能在他手里积集足够的物质力量来支配所有其他人,他就必须依靠他的助手。甚至最有权力的暴君也依靠他的秘密警察,他的亲信和他的刽子手。这种依赖性意味着他的权力,不管多么大也不是不受制约的,他必须作出一些让步,并挑拨两派对立从中渔利。这就是说,除了他自己的权力之外还有别的政治力量;他只能利用和安抚他们才能执行其统治。这就表明,甚至最极端的统治也不是绝对的统治。从来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一个人的意志或利益(或者,如果有的话,一个集团的意志或利益)能够直接实现他的目的而不必放弃其中一部分以召集他不能加以征服的那些力量。政治权力有所限制的情况要多得很多。”

我在《反思》中写道:“倘若人们拒绝服从掌权者的意志,掌权者又怎么能强迫他们服从呢?靠军队,你会说。然而,军队也是由人所组成的,倘若组成军队的那部份人也拒绝服从,谁又能强迫这支军队呢?”郑义认为我这段话不适用于共产极权国家,因为共产极权国家自有一套“消解反抗,强制服从的权力结构”。可是在《反思》中这段话之后,我紧接着就举了一个共产极权国家的例子——“齐奥塞斯库的灭亡,不正是军队造反的结果吗?”郑义在引述我上面一段文字时偏偏省掉了这最后一句,然后他又回过头批评说这段话不适用于共产极权国家。这种反驳没有认真回答,而是刻意避开了对方论述中最有力的论证,因此是没有说服力的。另外,郑义还引用霍布斯的理论来反驳我的上述观点。其实,我这段话恰恰就是脱胎于霍布斯。正是霍布斯告诉我们,如果元首能够迫使他人服从自己,那仅仅是人们自愿向他表示服从。这就是“义务”或“责任”的概念,它构成了权力的基础。如果没有人自愿地服从元首,元首就无权力可言。在《贝希莫特》一书中,霍布斯这样说过:“倘若人们不知道他们的义务,有什么东西而能够强迫他们去服从法律呢?一支军队,你会说。但是,又是什么能去强迫这支军队呢?一支受过训练的队伍不就是一支军队吗?不久以前,奥斯曼被杀死在君士坦丁堡他本人的宫殿里,杀他的人不就是他自己手下的土耳其兵吗?”

郑义一再告诫人们不要迷信理论,要尊重常识,尊重直觉,不要脱离实际。然而,以上的分析表明,恰恰是郑义自己犯了迷信理论的毛病。迷信理论的一般表现就是把概念当做事物,把索引当做正文,把地图当做版图。郑义的失误在于,他把某些本来只是简单化概括的理论命题加以绝对化的理解,以为那就是现实本身,因而得出了“极不符合事实”(波普语)的结论。像“极权主义是一个人对抗全体人民的格局”这句话,把它当作认识事物的一个提示是可以的,也是有益的,甚或是必需的,但倘若把它当成了事物本身,以为人世间真有这么一种一个人可以任意支配和控制全体人的现实,那就大谬不然了。

六、是没用好,还是没有用

郑义对八九民运的全部讨论,都是立足于他那套简单化、绝对化的理论之上。按照郑义的理论,因为中国是个极权社会,因为在这种社会结构中一人可以对抗全体;所以,只要中共最高统治者一个人不喜欢民主并且下决心要镇压民主,我们的民主运动就注定了失败的宿命。在郑义笔下,共产党无恶不作,但同时又无所不能。郑义热情地歌颂人民反抗暴政的奋斗牺牲,但同时又用他的理论证明了这种奋斗牺牲绝对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除非是出了戈尔巴乔夫。

我在《反思》中指出:六四屠杀所导致的一个最严重的消极后果就是,“它使得不少人对非暴力抗争方式失去了信心。”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地论证八九民运的失误在于未能见好就收,其目的也在于证明八九民运所奉行的非暴力抗争这一基本原则或基本策略仍是正确的、可行的,也是完全可能取得成功的。换句话,不是非暴力抗争没有用,而只是我们没用好。郑义的观点相反,他认为不是我们没用好非暴力抗争策略,而是这种抗争方式本身没有用。在郑义看来,用非暴力的方式向中共争自由争民主,不管它在道义上多么光辉感人,但却是建立在对中共极权制度的结构本质的无知与幻想之上,因而是愚蠢的,幼稚的,是不可能成功的。这无异于对八九民运的基本策略进行了整体的否定。在反思八九的理论探讨中,我和郑义的争论焦点实际上是,非暴力抗争究竟对中共有没有效用?在《反思》一书的第六章,我专门讨论了如何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的问题。我希望郑义以及其它持有类似观点的朋友们不妨再对这个问题进行一番思考。要注意,某些激进的观点,固然能够表达出你强烈的愤慨和拼死抗争的决心,但由于它暗中包含着巨大的无奈或无力之感,许多读者反而会由此沦入悲观与消沉。我们必须运用高度缜密的理性分析和严肃准确的语言表述避免产生那样的效果。

七、不是批评的批评

曹长青的观点大部分与郑义相似。对此我不打算再作答复。不过针对曹长青的另外一些观点,我以为有必要说上几句。

曹长青的有些观点似有前后矛盾之嫌。或者说,有时候他好像自己也不大清楚自己到底在批评什么。譬如说,曹长青在未经分析的情况下就否定了龚小夏关于八九民运是“泄愤运动”的观点;可是在“关于不撤离广场导致民运失败”一节中,他又同样不加分析地认定:“整体上看,它(八九民运)基本上是表达人们长期积蓄的对社会现实的不满与抗议。”曹长青显然没有意识到,“泄愤”和“表达不满与抗议”原本是同义词。事实上,龚小夏在不是接受《联合报》记者口头采访,而是提笔为《北京之春》撰文时,就明确讲到八九民运“是一场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北京之春》七月号第46页)。要么,曹长青收回批评,转而赞同龚小夏;要么,曹长青修正关于八九民运是抗议运动的观点,转而和我一道讨论八九民运的成败问题。

再举一例。曹长青认为,“关于恐惧造成民运低潮”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远非准确”。他认为,“中国大陆这六年来没有发生过有规模的民主运动”,“主要的原因是没有机会和高压太强”。可是,“恐惧”和“高压太强”难道不是同一枚铜币的两面吗?施加高压的目的正在于制造恐惧,恐惧则是高压的结果。所以,曹长青就不是在反驳我的观点,也不是对我的观点进行重大的补充。他只是把我的观点用另一个词汇重新表述了一遍而已。至于“没有机会”,我们知道,“没有机会”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高压的严密性,因此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入“高压太强”,也就是可以归入“恐惧的强化与广泛化”,所以他并没有讲出什么新东西。

曹长青讲到“突发事件”对引发大规模民运的作用。这是正确的。我把这种突发事件的作用称为信号作用,在《反思》中曾有所论及。不过,倘若说这六年来中国没有发生大规模民运是因为没有出现这种可成为集体行动的公开信号的特殊事件,那也不尽然。譬如陈云的去世,陈希同的下台。事出之后,当局也紧张了一阵,唯恐有人“借机闹事”。确有人以陈希同下台一事为理由,呼吁政治体制改革,但很快被压了下去。你可以说这两件事的信号作用不够显著,故而未能引发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不过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六四屠杀造成的威慑效应。

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常常(但并非“必定”。谨注)是发生在专制统治相对松弛的时期。这一点在两百年前就被托克维尔指出来了。我在讨论八九民运时也不止一次引用过这个观点。可是,曹长青试图用这一点来反驳我提出的“见坏就上,见好就收”策略,那却是文不对题。因为前者是民运发生的大背景,后者是民运在具体斗争的策略应用;所以前者并不构成对后者的否定。举个例子,我们都知道,革命战争常常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但是我们也都知道,革命者想获胜,他们必须力图在每个具体的战斗中以多胜少,以强胜弱。这两者并不矛盾。曹长青是把不同的问题混淆在一起了。

八、讲求策略是无谓之举吗?

类似的混淆还见于曹长青文章中“关于激进”一节。在那里,曹长青提到民主墙运动。他认为魏京生批评邓小平要搞独裁的大字报是正确的,因此便断言我和刘青以为魏京生激进是错误的。其实,我们说魏京生激进,不是说他的观点不正确,而是说他在当时发表这一观点不策略。想当初,波兰团结工会的领袖何尝不明白对波兰自由化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来自那个使波兰依附于苏联的华沙条约组织;可是,他们并没有一开始就提出退出“华约”的口号。因为他们知道那么做只会立即招致对方的武力干涉,所以,他们宁肯暂时地避开这个问题,先给自己赢得生存发展的时间和空间再说。正因为我们不相信邓小平是个主张自由民主的人,所以我们才耽心魏京生的大字报会立即招致报复,招致对民主墙这块尚未巩固的自由阵地的封杀;所以我们才不赞成那张大字报(《反思》第四章,十九节)。我一再强调,“政治的艺术就是下棋的艺术,所以问题不在于我们说什么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先说什么,先做什么。”本来,曹长青写明是批评我的“策略理论”,可见他完全知道我所批评的激进是指的策略而不是指原则。可惜的是,他一旦着手进行具体的批评时,又把这层区别给忘记了。

曹长青说:“那些当年主张讲策略、不象魏京生那样尖刻的徐文立、刘青等,并没有因为他们的温和,不直接反对共产党而躲过十余年的铁窗生活。”此话甚不公允。

首先,没有理由说,只要讲策略、温和,就等于“不直接反对共产党”,就等于“不深刻”。在民主墙时期,我和许多民运人士都大力鼓吹言论自由,试问,这难道不是直接针对共产极权制度的要害发起有力的攻击?其深刻性和针对专制者个人的批评相比又何尝逊色?

其次,民主墙最后被封闭,但那决不表明讲策略是无谓之举。事实上,正因为我们注重策略,才使得民主墙运动发展成一个全国范围的、持续一年之久的群众性民主运动。如果我们都不注重策略,民主墙运动绝不会发展到如此规模,也决不会留下如此丰厚的积极成果。我在八八年写的《民主墙:十年后的反思》一文中曾对民主墙运动的结局进行了相当细致的分析,刘青、刘国凯也撰文讨论过民主墙的成败得失。建议曹长青在认真考查我们提出的各种论点和论据的基础上再作出批评。

徐文立、刘青等人后来的入狱,各有其背景和原因。以刘青为例,众所周知,刘青并不是因为自己发表的观点而遭当局逮捕,而是为了救出被当局拘押的同志,为了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而主动地跨入监狱的大门。刘青此举为中国民主运动树立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光辉道义榜样。曹长青以刘青为例,试图说明讲策略也同样躲不过牢狱之灾,这是对刘青入狱一事的缘由及其意义作出了完全错误的诠释。另外,包括我在内的若干民主墙参与者并未遭到镇压,试问曹长青又作何解释呢?

按照曹长青的观点,只要你起来争取自由民主,你就一定会遭到残酷的镇压,不论你怎样讲求策略避免流血,到头来都是枉费心机,自作聪明,都是“对共产党一厢情愿的梦幻”。显而易见,曹长青不是在批评我的策略理论有什么缺失或不足,实际上,他是在全盘否定策略的意义。曹长青赞颂民主英烈“以牺牲捍卫了尊严和自由这些神圣的原则”,但同时他也暗示,为了捍卫尊严与自由,你就必定会流血会牺牲;否则便是“下跪”、便是屈从。在这里,曹长青恰恰是犯了一个我早就指出过的错误,他以为人们“在强权面前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舍命反对,要么任随摆布”。我在《论言论自由》一文中指出:自由的秘诀是勇敢,“人类为了进取,勇敢是第一个品质要求。”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依赖勇气。“我们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必须,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善良、具有常识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怀有正义却未必甘为一种信念献身的人们,提供一个原则立场,使他们能够成为维护民主的长城,而不致成为专制的帮凶,也不仅仅是满足于做一个台下的看客。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么一种原则,少数优秀人物的孤军奋战不过是一出出壮烈的悲剧,民主的实现只能靠偶然的契机,而且势必经不起真正的风浪。”换句话,如果我们不能为一般民众找出一条风险较小的抗争策略,从而吸引和鼓励更广大的民众和我们一起奋斗,我们的事业就绝不会成功。

九、澄清几处误解

曹长青的有些批评是出于对别人观点的误读与曲解。

例如,曹长青写道:“胡平认为‘当时,几个学生领袖从特殊渠道获悉军队要强行清场的消息。’……‘但却不把危急情势告诉其部属’……”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广场上是个开放的场地,学生领袖和群众共同分享各种信息,因此上述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曹长青这一批评有三个问题。首先,我要指出,在任何群众场合中,人们占有信息都不可能是完全均等的。有人得到的信息多,有人得到的少;有人得到的快,有人得到的慢;有人是直接得到的,有人是间接的、几经转手得到的。在八九民运中,当局方面发出的许多不便于公开传播的信息,通常都是找一些有特殊背景的人单独告诉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在这种情况下,接受信息者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考虑决定如何转告他人,转告到什么范围,在什么时候转告,等等。我们还必须承认,有时候,不把某些信息立刻对外传播出去甚至是一种负责任的行为。

第二,我原来提到的那件事,是特指五月二十一日发生之事。正是几位学生领袖自己在事后的回忆中讲到,当时他们“从特殊渠道获悉”军队要在当天晚上强行清场的消息,而他们没有将此消息予以公布。曹长青只要查一查有关材料便可确认此一事实。

曹长青严厉指责了“把最后当局武力镇压造成的流血,说成与学生领袖隐瞒消息有关”的观点。天知道有谁曾经发表过这样的观点。在逻辑上这叫“稻草人战术”。

曹长青说我把学生不撤离广场“归为柴玲等人的固执也不符合当时的事实。”因为那是广场上广大学生的意愿,柴玲只是顺应和代表了这种意愿而已。

没有人把“不撤”仅仅归于几个学生领袖。我明确讲过那是一种普遍的激进思潮。顺便一提,“不撤派”并非总是广场上的多数,否则,吾尔开希就不会讲出广场上是“多数服从少数”这样的话来了。问题在于,激进派学生领袖是激进学生中最坚决、最活跃、最能干的一批,他们正是因此才成为领袖,而一旦占据了领袖的位置,他们便具有了比普通成员更大得多的影响和作用,因此他们比一般激进的学生群众负有更大的责任。这一点应是无可争辩的。在曹长青笔下,激进派学生领袖不是激进派学生群体的主动的带头人,而只是身不由己的充当了激进学生群体的尾巴。这种描述的真实性倒是大可怀疑的。

十、加强分析避免武断

曹长青对专制的痛恨和对民主的热望,我一向深为赞赏;不过他在文章中偶尔表现出那种近乎武断的态度以及令人想起共产党话语方式的观点和主张,却是我难以苟同的。

曹长青写道:“任何对学生不撤离广场导致屠杀的指责都等于是为共产党的残忍开脱和找理由,不论你怎样强调我首先否定共产党杀人,但是,如果学生……。这里没有但是,因为不管学生‘激进’到什么程度,有枪的就不能打没枪的,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规矩!”

我对你说,如果你不是下车时没锁车门,窃贼就不会把你的车偷走。你却勃然大怒,说不论我锁门不锁门,不是自己的东西就不能拿。这是做人的规矩。对于这种不切题的回答,别人还能说什么呢?这种观点完全抹煞了责任概念:天下的坏事既然都是坏人干出来的,按照曹长青的观点,对于这些坏事,好人岂不是毫无责任了吗?坏人负有做坏事的责任,好人则负有未能防止和避免坏人做坏事的责任。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笔帐。曹长青好像一直没弄清这两种不同责任的概念。他好像也缺少理解对方观点的意愿,只是满足于对别人发出愤怒的道义声讨。这很难说是一种理性讨论的风格。

曹长青断然宣布:“共产党的本质永远不会改变,改了它就不叫共产党。”这句话,一望而知是“阶级敌人的反动本性绝不会改变”一话的翻版或曰替换词练习。有趣的是,在全世界绝大多数共产党都已经改弦更张(有不少也改了名字)之后的今天,曹长青为什么还要讲出这样的话?我不认为曹长青存心否认事实(何况还是令人愉快的事实)。这或许提醒我们,在讨论问题的时候,要加强经验性的分析,避免绝对化的武断。□

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12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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