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七十五周年。
前人有言：“革命者或许会成功，革命却从不会成功。”证诸中共七十五年的历史，可说是为此话作了一个冷峻的注脚。
其实，对共产革命而言，不成功倒未见是坏事。想当初，共产党也曾认真地推行过它那套革命理想，结果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糕。改革开放十余年来，共产党把它的主义、原则扔掉了很多很多，老百姓的日子反而有所好转。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但是，倘若我们要把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共产党，那仍然很勉强。一位山西老农讲过这样一句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候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这就决不是用“走弯路”三个字可以轻轻一笔带过的了。因为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万人的生命和整整几代人的青春。
回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酿成半个多世纪的红色灾难的诸般因素中，目标的虚妄、观念的谬误均属其次。譬如第二国际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热烈地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笃信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教条；但与此同时，他们尊重个人自由，认同宪政民主，拒绝暴力革命，尤其是反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随着自身的成熟，他们也逐渐地克服了若干不切实际的教条，从而使得自己成为二十世纪中一支不容否认的正面力量。毫无疑问，本世纪的红色灾难，主要导因于无限制的暴力革命，特别是导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实践。假如说在起初，某些狂热的共产党人在施行专政的铁腕时，他们还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替天行道。他们的过错，正如哈耶克所言，是出于“理性的狂妄自信”；那么，越到后来，这种自信愈见降低。许多观察
家都注意到，在八九年的“苏东波”中，面对民间的民主运动，各国共产党当局几乎都没有认真地采取镇压措施。他们几乎是不战而退，有的甚至还扮演了某种主动顺应的角色。其中道理并不复杂。既然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绝对真理的唯一化身，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容挑战呢？
但是，唯独中国是例外。在中国，共产党内仍是强硬派或曰顽固派主政。我称他们是顽固派，绝不是说他们还在顽固地迷信马列教条。不。例如邓小平，单从他那白猫黑猫的格言便可看出，此公对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早就不信了。然而他仍然对民运，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也包括党内温和派人士，展开了无情的屠杀与清洗。或许，有的历史学家会对那些具有狂热信仰的专制者们，姑念其主观上的真诚，而对其犯下的罪行有所宽贷；但是，当统治者分明已经失去了昔日狂热的信仰，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仅仅是为了一己的权力而对人民血腥镇压，那就绝对得不到任何辩护。尤其是，在六四过去七年之久的今天，中共当局非但没有作出任何退让和解的表示，反而更进一步地妄图将自由民主运动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它的罪恶就更加不能原谅。
不要相信所谓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欺人之谈；因为持此论调者自己就不相信这套说词。像言论自由，中国古人叫言者无罪。说到底，自由原则无非是防止侵害原则，防止暴虐的原则。因此，它当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原则——除非我们拒绝文明而重归野蛮。
在中共统治的鼎盛时期，报纸上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时候他们大约是真信的。不错，今天的中共专制似乎还很强大，可是它早就失去了人们的真心信仰，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方可维持，它的末日已经为时不远。末日审判并不一定要等到世界末日，因为它每日每时都在进行。一切不甘于专制压迫的人们，应该为早日结束共产专制而共同努力。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