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七月一日,是中共建党七十五周年。

前人有言:“革命者或许会成功,革命却从不会成功。”证诸中共七十五年的历史,可说是为此话作了一个冷峻的注脚。

其实,对共产革命而言,不成功倒未见是坏事。想当初,共产党也曾认真地推行过它那套革命理想,结果是把事情搞得更糟糕。改革开放十余年来,共产党把它的主义、原则扔掉了很多很多,老百姓的日子反而有所好转。历史的讽刺,莫过于此。

但是,倘若我们要把如今中国经济的发展归功于共产党,那仍然很勉强。一位山西老农讲过这样一句话:“俺们村原来就有一个地主,两个富农,那时候少数人已经先富起来了,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这就决不是用“走弯路”三个字可以轻轻一笔带过的了。因为中国人民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几千万人的生命和整整几代人的青春。

回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在酿成半个多世纪的红色灾难的诸般因素中,目标的虚妄、观念的谬误均属其次。譬如第二国际时的许多社会民主党人,他们热烈地追求共产主义乌托邦,笃信生产资料国有化的教条;但与此同时,他们尊重个人自由,认同宪政民主,拒绝暴力革命,尤其是反对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在政治上发挥了积极的建设性作用;随着自身的成熟,他们也逐渐地克服了若干不切实际的教条,从而使得自己成为二十世纪中一支不容否认的正面力量。毫无疑问,本世纪的红色灾难,主要导因于无限制的暴力革命,特别是导因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血腥实践。假如说在起初,某些狂热的共产党人在施行专政的铁腕时,他们还真诚地相信自己正在替天行道。他们的过错,正如哈耶克所言,是出于“理性的狂妄自信”;那么,越到后来,这种自信愈见降低。许多观察

家都注意到,在八九年的“苏东波”中,面对民间的民主运动,各国共产党当局几乎都没有认真地采取镇压措施。他们几乎是不战而退,有的甚至还扮演了某种主动顺应的角色。其中道理并不复杂。既然他们意识到自己并非绝对真理的唯一化身,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坚持自己的绝对权力不容挑战呢?

但是,唯独中国是例外。在中国,共产党内仍是强硬派或曰顽固派主政。我称他们是顽固派,绝不是说他们还在顽固地迷信马列教条。不。例如邓小平,单从他那白猫黑猫的格言便可看出,此公对共产主义的那一套早就不信了。然而他仍然对民运,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也包括党内温和派人士,展开了无情的屠杀与清洗。或许,有的历史学家会对那些具有狂热信仰的专制者们,姑念其主观上的真诚,而对其犯下的罪行有所宽贷;但是,当统治者分明已经失去了昔日狂热的信仰,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仅仅是为了一己的权力而对人民血腥镇压,那就绝对得不到任何辩护。尤其是,在六四过去七年之久的今天,中共当局非但没有作出任何退让和解的表示,反而更进一步地妄图将自由民主运动扼杀于萌芽状态之中,它的罪恶就更加不能原谅。

不要相信所谓自由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欺人之谈;因为持此论调者自己就不相信这套说词。像言论自由,中国古人叫言者无罪。说到底,自由原则无非是防止侵害原则,防止暴虐的原则。因此,它当然也是全人类共同的原则——除非我们拒绝文明而重归野蛮。

在中共统治的鼎盛时期,报纸上天天讲“无产阶级专政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那时候他们大约是真信的。不错,今天的中共专制似乎还很强大,可是它早就失去了人们的真心信仰,唯有靠赤裸裸的暴力方可维持,它的末日已经为时不远。末日审判并不一定要等到世界末日,因为它每日每时都在进行。一切不甘于专制压迫的人们,应该为早日结束共产专制而共同努力。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

《胡平文库》时政·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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